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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需三代精英和谐奋斗/陈群
(博讯2005年8月29日)
    香港大公报/陈群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第一代精英把经验与创新相综合,第二代精英把西方文明与中国实际相综合,第三代精英把中国传统文明、西方科技文明相综合,和谐奋斗,中国才有希望。

     按西方第二现代化发展观,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必出现“精英治国”。有人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并形成一种“发展意识形态”。事实上,“精英治国”与“精英误国”两种现象都存在,所谓“精英规律”,大有商榷之处。如果说亚洲四龙崛起为“治”、苏东剧变为“误”,那么今日中国则为“治误并存”。主流观点之“现代精英”,大体是能“西天取经”,并诵“西经”办事的干才。但能否办好中国的事,另当别论。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引进,到“唯市场论”、“泛产业化”,不断强化资本主导、生存竞争、效率优先、忽视公正……形成一整套现代资本意识形态,不断为中国发展制造麻烦,干扰和谐,其中不少正是出于“精英”手笔。“精英治国”确有一论之必要。 (博讯 boxun.com)

    中国三代社会精英

    笔者以为,中国现代史大体可分为三代社会精英:

    第一代,是国、共两党及党外的社会精英,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为杰出代表,包括大量政治、经济、知识精英,成为新中国的社会中坚。他们反对“洋奴哲学”,崇尚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英雄。他们创造的历史,无论如何评说,终将以辉煌载入史册。第一代精英仍有许多人健在。

    第二代,是生在红旗下,长于改革时,大体迄今40至50岁上下的一批人。与第一代精英相比,相对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感情与了解,缺乏对中国革命与17年实践的切身感受,缺乏对下层社会和工农大众的接触与理解。从大学开始,受到的大体是西方第二现代化教育,大体是西方价值观熏陶,大体是西方文明浸染,成为西方发展观的支持者和意识形态信奉者。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学术带头人、企业领军人或政治中坚,形成经济、知识、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精英”层。

    第三代,目前处于“潜状态”。不便以年龄划线,而是分散在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当中。他们充分肯定第一代精英和新中国的历史功绩,对西方文明持肯定与批判的二元综合态度,既反对僵化,也反对西化,赞成马克思主义,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又认识到按西方第二现代化道路走不通,苦苦探求新的发展观,时称“中左精英”。俄罗斯从普利马科夫到普京,大体属于“中左路线”。第一代与第二代精英之间并非简单的“代沟式”分歧,其中多含有是非曲直。第三代精英与第二代精英在发展观、现代化等问题上的分歧,将越来越明显。

    第二代社会精英,构成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他们身上有许多现代化优势,大多数人的爱国、雄心与勤奋,使其成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中坚。但其中一些人也暴露出明显弱点。笔者以为,主要有三化:

    其一,比较信奉“西方化”。同经济全球化背景和所受教育等因素有关,一般笃信西方第二现代化发展观和价值观。大体主张以“物质财富”为价值观核心,信奉“私有化”和“个人主义”;其政治主张大体是西方政体,崇尚“民选”、“三权分立”。第二代精英不透彻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他们习惯于以西方标准为尺度,习惯于“接轨”思维,热衷“转制”,其“治国方略”大体是“只有西方化,才能救中国”。

    第二代精英的长短

    其二,比较习惯“分析化”。他们的哲学理念,大体是西方“分析”哲学,思维类型多为单一、线性方式。崇尚西方经济学、西方法学、西方政治学等西方理论。比如,主张“三权分立”和非大选的政权就“不合法”,很少深考中国为何不宜搞“西方民主制”;比如,崇尚“唯市场论”,不承认“计划也是手段”;比如,崇尚“私有化”,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比如,迷信“效率论”,认为牺牲“公正”是发展的必然;等等。他们实际是主张中国走西方道路,尤其推崇美国“自由主义引导型”经济,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其三,比较欣赏“唯我化”。第二代社会精英往往是高学历、高学位、西方知识较多、倍受推崇的群体。他们之中的领军阶层,往往容易偏重自我意识,喜欢以权威自居,其以西方为标准的思维定式,往往排斥符合国情但与西化相异的真知灼见。他们主张精英路线,推崇“二八理论”,对国情与下层民众相对忽视。

    社会精英的共同使命

    中国要实现特色社会主义目标,关键是造就第三代精英。在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大力发现、培养、提拔第三代精英。应以他们为社会中坚,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现代中国文明。决策层要有明确的战略与步骤,从政治(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干部)、经济(特别是经济指导思想、及职能部门、国企的中高层)、知识(特别是教育体制、教材设置、博硕导制度、学科带头人,新闻出版、影视网络等)诸方面,壮大第三代精英。李光耀资政使新加坡经济社会崛起,就是成功事例。否则,中国不仅将陷入西方化、全球化、现代化的“陷阱”,而且再过10年20年,“中国特色”将会变色。要大力实现第三代精英崛起,并要“从娃娃抓起”。否则,杜勒斯关于中国“和平演变”的预言,将比“中国特色”具有更大的可能性。笔者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第一代精英把经验与创新相综合,第二代精英把西方文明与中国实际相综合,第三代精英把中国传统文明、特色社会(马克思)主义文明、西方科技文明相综合,只有三代社会精英和谐奋斗,中国才有希望。

    作者为资深传媒人 _(博讯记者:张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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