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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反伪科学”(1-2)
(博讯2005年9月03日)
    检讨“反伪科学”:(1)科学问题政治化
    
     (原标题为“关于反伪科学中的几个问题”,首发:博客论坛—社会关注:http://forum.blogchina.com/p692876.html现在,略作修改发表) (博讯 boxun.com)

    
    在我国已进行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反伪科学运动,反对的主要对象是“人体科学”(国外叫“超心理学”),后来又和反所谓“封建迷信”和“邪教”纠缠在一起,逞现出复杂状态。这场运动创造了一批反伪斗士,对国民的影响很大,一些急功近利的青年、中年、老年,把他们看成是时代英雄,仿效他们的行为。现在,网络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反对中医,要把中医打成“最大的伪科学”,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想借机清理一下这场运动。开篇是概说,谈谈在反伪科学运动中,出现的整体性错误,即把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提出这个失误,决不是说真正的“伪科学”不应该反,而是说应该不违反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并且符合国际上学术界的惯例,吸取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 案例:怎样反对“伪科学”
    
    有个古老的传说:天上会掉下石头来。
    
    但是,在西方, 主流学者们坚决认为:天体运行是稳定的、不变的,不会有石头从天上掉到人间。
    
    “聪明的”科学家认为,老百姓拾来的陨石,是龙卷风或火山抛到天空的石块,也有人认为是雷电打出来的。最糟糕的是,提供陨石文字记录的,大多是宗教人士。不是吗,在西方,首次陨石的科学记录,正是1751年主教法庭作出的,他们报告了这年在南斯拉夫从天上掉下两块陨铁的事实。当时的法国,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启蒙运动,那些启蒙思想家恨透了教会,正向“宗教迷信”猛烈开火。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宗教人士写这份报告,正是自讨苦吃。幸运的是,那些启蒙大师,不管是乱骂宗教的伏尔泰,还是无神论者卢梭,都没有就这件事大做文章。
    
    1789年7月14日,法国革命成功。近人指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有个相同的特点——要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后的第二年(1790年),巴黎科学院接到儒里亚克的市政府送来的一份记录,上面有市长带头、共300名市民的签字,说是在7月24日晚上9点,有块大石头从天上掉到城里。科学院的院士们认为报告荒诞,所有签字的人,包括那位市长,都是些疯子!后来,由著名科学家贝尔托隆提议,巴黎科学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市长的愚昧和迷信表示遗憾,决定今后要和这种迷信思想作斗争。(沃隆佐夫-维利亚米诺夫:《宇宙概论》 第264页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年7月)
    
    这是我知道的、在科学史上第一个由科学家做出的,反迷信、反伪科学的决定。
    
    我们能够理解法国科学院的做法。不是吗?说天上会掉石头下来,违反了已知的科学原理,不能重复地被观察,而且提供证词的人,大多迷信,不懂天体力学,单凭“眼见为实”。这些特点,都符合何祚庥们要寻找的打击对象。
    
    法国革命虽然要改造人的思想,但革命后马上发表了“人权宣言”,承认人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公民权利平等。所以,这次反伪科学,没有政治和政治人物参加,没有被用来作为教材,教育法国的每个公民,向他们宣传无神论,普及科学精神。因此,也没有产生伟大的政治意义,成为历史上的大事。只是那些主张 “伪科学”的民间人士和科学家在各说各的,然而又是激烈地争吵。在我们看来,这当然不过瘾。
    
    1803年4月26日,科学家毕奥在法国科学院作了一个报告,宣布了他对法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陨石降落的调查。他询问了几百名目击者,其中有个目击者还拾到正在冒烟的陨石块。这次报告以后,科学家承认了“陨石来源于天上”的民间看法。
    
    这是一场早期的科学争论,出现在刚刚得到民主、自由的法国。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不能轻视“民间科学”,认为它们不合符科学研究的规范,就断定为“伪科学”。科学史表明,“民间科学”常常是科学思想的来源。
    
    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与伪科学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伪科学可以变成科学,反过来,科学也可以变成伪科学。
    
    前苏联提供了后者的实例。孟得尔是奥地利的传教士,他利用修道院里的一小块土地做试验,提出了遗传基因学说。这个学说本来是科学,但是,它在苏联却变成了 “伪科学”。苏联的农艺师李森科,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学说的发明者是宗教人士,利用斯大林急于解决农业问题,利用斯大林具有“内王外圣”的病态心理,促使苏共中央做出决定,把孟德尔的遗传学定为“伪科学”,而李森科的学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科学。
    
    但是,在支持李森科的政治因素消失后,情况完全改变:李森科学说成了伪科学,基因学说又变回去,成为科学。从这里,我们得到一条元科学规则:“科学”与 “伪科学”只能有一条模糊的界线,不能绝对分开。非科学可以反对,但必须宽容。特别是在条件不成熟,逻辑和实践还无法肯定对方是“伪”的情况下,更要手下留情。
    
    在苏联,还有很多类似的实例,他们批判相对论、批判量子力学、批判控制论、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横扫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把许多西方科学家发现的理论打成“伪科学”。资料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十几次的反伪科学,没有一次是反对得正确的。苏联的做法也传送到我国,伤害了不少科学家,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例如解放初期,我国农业科学界也模仿苏联,批判西方遗传学,结果逼得青年遗传学家李景均“投敌判国”,出走美国。在当时,这件事震撼了世界,也震惊了中南海。后来,李景均“因祸得福”,成为世界级的遗传学家,一度担任“美国人遗传协会”主席。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总结了历史上反伪科学的教训。在学者中,于光远、龚育之等,是这次总结的倡导者也是积极分子,对打破学术的冰冻有很大的贡献。当时得到的几个结论是:
    
    (1) 对科学中有争论的问题,要百家争鸣,让人说话。。
    
    (2) 科学中的问题,应该由科学家自己决定;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家不要从外部进行干预
    
    (3) 科学研究没有禁区。
    
    学者总结这样的经验,是为了在我们国家,以后不再发生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事件。但是,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这说明,这类事件的发生,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以学者们的意志为转移。
    
    
     二、胡耀邦从争论中解脱出来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有个名叫唐雨的儿童,能用耳朵识字。在西方,这叫“超感视觉”,是一种特异功能。
    
    这个消息一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拉开了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热潮。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学科,在国外称为“心灵学”或“超心理学”。我国的研究者觉得,“心灵学”这样的名词,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敏感,同时为了把这个研究跟气功、中医联系起来,把它称为“人体科学”。
    
    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但还是招致揭露和批判。
    
    有一大批科学家、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支持人体科学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钱学森教授。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接触过心灵学。可能有过神秘体验,所以,钱教授从来不去看特异功能的表演或实验,但坚决认为有特异功能,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做各方面的工作,支持人体科学的研究。
    
    反对人体科学的领军人物,是于光远先生,后面也有一大批人。于先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对科学哲学也有兴趣,特别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研究。他和钱学森一样,也是从不看特异功能表演的一位,但坚决反对人体科学的研究。他的理由是,世上根本没有人体特异功能,所谓特异功能的表演,就是变魔术,是作伪。所以,人体科学是“伪科学”。
    
    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口水战打了十几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事往往会涉及高层的领导。
    
    那么,中央领导的看法怎样?
    
    上层领导对特异功能,有不同的看法。借用于光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党中央负责人中对这个问题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何诈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35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在中国,一谈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往往被认为是分裂党中央。其实,我觉得,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经常高度一致,才是不正常的。
    
    不仅不同的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同一个领导,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胡耀邦同志, 1979年4月24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认为特异功能是“荒谬绝伦的笑话”,并指示党报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报道。中宣部根据这个批示,发出文件指明:特异功能是封建迷信活动,各地报纸要清理思想,认真整顿。
    
    这个文件起着“地震源”的作用,全国各地的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形成一股反对特异功能的大海啸。许多报刊编辑、甚至省市领导,原来支持或报道过人体特异功能,现在纷纷作检查。
    
    但是,在关键时刻,原来反对特异功能的记者周文斌,反戈一击,改为支持特异功能。更由于北大教授陈守良,利用在严密控制下对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的检验,得到正面结果。胡耀邦开始感到,这是个科学问题,自己不宜明确表态。在1979年11月8日,他在一份特异功能的测试报告中批示:“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
    
    后来,他又促成中宣部在1982年6月15日发出通知,宣布对人体科学和气功研究的“三不政策”,即不争论、不宣传、不批评。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解决。
    
    以后有不少人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取消“三不政策”,他不为所动。而且自己从这个旋涡中走出来后,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
    
    在胡耀邦刚接任总书记的时候,我在一次电视转播中,看到他发言时手舞足蹈、一动一动的样子,觉得他面对媒体,在全国人民面前,毫无领袖风度。现在,在我看来,在媒体面前不加包装,这正是他为人的率真。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自始至终,并不相信特异功能,更不相信神秘主义。但是,他能改变自己的表态,消除产生的影响,很快地接收当时学术界的讨论成果,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处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和官僚有个恶习,认为自己是“金口玉言”,对讲出的话,明知错误,死也不承认,也不设法改正,认为只有这样才够“伟大”。胡耀邦对人体科学态度的改变,说明他已摆脱这个恶习,具有现代领袖的风范。我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怎样看他,怎样看这件事。但是,正是由于这件事,我觉得他才真了不起!
    
    至于有人说,“三不政策”妨碍了双百花方针的执行,应该取消。这个看法,我完全赞成。但这不能怪胡耀邦,它的实质是邓小平发明的“不争论”的具体应用。所以,在邓小平逝世前,即使有人建议取消“三不政策”,决不会得到明确的肯定。
    
    “不争论”的政策,是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不被争论耽误时间,采用的权宜之策。试想,如果我们的放弃“共产”(指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产阶级入党、公务员大幅加薪等事件,作为问题可以公开争论、可以公开批评,也可以在党报上刊登,那不闹翻天,当局能这样顺利进行改革吗?
    
    当然,由于“不争论”政策有不民主的特点,也使许多不成熟的政策,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拍卖国产、高薪养廉,轻易在社会上铺开,又无刹车装置,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规范一旦成为政策,就必须执行。反“伪科学”的战士,往往以对方没有遵守“三不政策”作为理由,证明自己违反这个政策是合理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和别人杀人自己也杀人,别人犯法我也犯法,属于同样的逻辑。有人违反政策,可以通过有关部门制止嘛,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修改政策。反伪战士中,很多是党的高级干部、人大委员、政协委员,要做这样的事是很容易的。怎么能自己去违反党的政策呢!
    
    再说,现在事实上已经取消了“三不政策”,但是,进行过百家争鸣吗?还不是一家独唱!
    
    实际的情况是,有了“三不政策”,没有争论,谈不上政治的介入。
    
    
    
     三、关于“要不要政治干预”的较劲
    
    1995年5月26日,党的核心领导,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利用舆论工具和其它有效形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2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在同一天,《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等谈张宝胜的表演”。翻老帐,揭发七年前功能人张宝胜的所谓“作弊”丑闻。看文章的标题,好像是记者对何院士的专访。其实不然,一般的记者和编辑,不知内情,还没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文章是何祚庥自己执笔写出的。文章写得很好,情节像小说,对读者有吸引力。
    
    后来,何院士把文章的题目改为“‘超人’张宝胜走麦城”,在好几个地方发表。文章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得到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杨振宁和其他几位诺贝尔获奖者的赞扬。
    
    从此,开始了一场对人体科学的讨伐。国家科委的申漳先生,是具体管理人体科学研究的负责人。后来,他对这个情况作了如实的描述:
    
    “1995年5月份起,一些人体科学的坚定反对者,以批判伪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体科学发起不适当的批判,将人体科学定罪为伪科学。有些人、有些媒体,采用大批判的方式,给人体科学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申漳继续写道:由于声势浩大,惊动了国家的上层领导,“在此情况下,伍**并没有退缩。他在上层领导询问有关情况时,上书申诉自己的观点。有关领导认真听取和研究了伍**的意见,于10月份制止了不恰当的大批判,于年底重新肯定了人体科学工作。”(申漳:《天惑——特异功能与气功探秘》 第28页 华夏出版社 1998年1月)
    
    伍**对这位领导说了什么意见呢?
    
    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从伍**后来的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申诉内容广泛,与本文有关的,有下列几个关键点:
    
    (1) 科学争论,应该实行“双百方针”,由科学家共同讨论,争论应该在学术刊物上进行;不要弄到群众中去。
    
    (2) 制造舆论、群众公决是政治领域的事,只能解决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只能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判别。
    
    (3) 任何科学结论,包括有没有特异功能的问题,不要由政治家去拍板,要由科学家去定夺。
    
     一句话,就是“桥归桥,路归路”,不能用政治手法,解决科学问题。
    
    老实说,这些意见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是常识性的观点。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反对者拿出像样子的反驳理由。
    
    伍**和反伪人士的争论,实质就是,要不要政治干预的争论。后来何祚庥院士讲,伍**的做法是保护“伪科学”。这话不假。因为没有政治的介入,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只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打倒人体科学的。
    
    有趣的是,何祚庥院士在保卫自己信仰的项目——“层子学”时,也赞成这样的意见。1996年,有七位记者联名向有关部门提出:“基本粒子无限可分”是哲学命题,不是“实证科学”的问题,冒充科学,就是伪科学。他们建议对这个“研究”项目不拨款或少拨款。
    
    何院士知道后,气急败坏,马上纠集了连自己在内共108人(后被外界戏称为“一百零八将”),以专家自居,发表呼吁:“‘外行们’少插入专业领域内的争论,——应该让专业工作者们通过自由争论去解决,——因为‘外行们’往往弄不清楚学术领域的复杂性。轻率的干预只会影响正常的科研程序,在广大的读者中造成困惑,甚至造成错误的决策。” (《中国科学报》1996年11月25日)
    
    这段文章写得不错!
    
    但是,轮到人体科学,不仅自己干预,还要求媒体、政治、有兴趣的人,大家来反对。
    
    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成功呢?
    
    也是活该“人体科学”倒霉!
    
    原来,这门“科学”不像物理学等经典科学,积累了大量深奥的理论,想涉足的人,必须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以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才能进入殿堂,才有发言权。人体科学“一穷二白”,连个像“浮体定律”这样的理论都没有,更不要说深奥的理论、难懂的公式。所以,只要能识字,不要任何知识上的准备,任何记者、杂文家、离退休干部都能插上一脚,耍点小聪明,还能发表高论,赢得阵阵掌声。更不要说那些退休的院士、有高学历的政治人物了。
    
    所以,伍**的讲话肯定得罪了不少的人。那些高官和有地位的科学家会想,我解决了无数“难题”,现在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不是天大笑话!
    
    应该说,在一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有不谈“怪力乱神”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接触到了一个很难缠的问题——人类的心灵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介于实证科学和信仰之间。
    
    按照一般的看法(恩格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人类的科学认识,是从容易了解的问题开始,进而解决困难的问题,是从认识简单的现象,到认识复杂的现象。按问题的难、易来分,物体的形状和数量关系、机械运动等最简单,以后的序列大致是,天空现象、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地球变化、生命变化。所以,数学、力学、天文学最早产生,后来,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相续出现。
    
    社会与思维是两个最复杂、最难研究的领域,相应的研究,至今很难形成全世界公认的理论模式。按照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观点,这类研究成果,因得不到公认,不是算作“常规科学”,充其量,只能算“前科学”,说白了,就是非科学。例如,拿马克思主义来说,许多人肯定它是科学,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许多国家(中国、古巴、越南、朝鲜)取得成功,就是实践证明。当然,也有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正是人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但是,这个见解,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不承认。上述几个“成功”的“实践证明”,也像特异功能的测试“成功”一样,不同观点的人,对“成功”会有不同的解释,不能算是理论真理性的证明。
    
    当然,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大多数理论,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全世界同行的公认。
    
    对于思维科学,包括心理学,就更复杂。学派林立,没有一个理论得到一致公认,成为科学“范式”。例如,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梦,就有十几种理论,心理学家也无法设计出“判决性实验”,重复观察,把可能正确的理论选拔出来。至于暗示、催眠及其它涉及人的深层心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更不妙。所以,心理学离严格的实证科学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情况,和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差不多,处在前科学阶段。
    
    顺便说一句,在我国,心理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在图书馆和书店,心理学摆在宗教旁边。
    
    超心理学,也叫心灵学,涉及人们的心灵,属于更深层次的心理,很可能处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实证领域与神秘现象之间。我认为,现在很难回答,它能不能成为实证科学。它的复杂性、困难性,甚至诡异性,可想而知。
    
    在上个世纪,我读书的年代,那些中学成绩好的学生,统统去读理工科。成绩差些的去学社会科学或文艺,以为后者容易学成。(其实不然!)现在到好,许多会识字的人,都去谈论人体科学(超心理学),他们傲慢地认为,特异功能是江湖人士混饭吃的工具,以为只要有常识性的知识,就可以深入这门学科的前沿,发表独出心裁的见解。
    
    超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宗教中的神秘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意识薄弱,士大夫以不相信“怪力乱神”为荣。特别是“五四”以来,不管是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总有“先进人物”把“宗教迷信”当作是攻击目标,隔三差五地骂几句。这给一些科学工作者和政治人物造成一个印象:从政治上批判封建迷信,绝对不会有错误。他们并不了解,近一百多年来,由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打击了宗教,“杀死”了上帝,原来以为,打倒宗教后造成的社会空缺,可以用道德、科学、哲学上或政治中的“主义”等“代替物”填补。但是后来发现,这些 “代替物”临时用用还可以,但时间一长,根本不能起原来宗教的作用,不能整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更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形而上”的信仰,因而造成全社会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经过一、两百年的折腾,西方社会终于认识到,宗教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子系统。于是在各国出现了一浪接一浪的宗教热,与之相应的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宗教的热潮。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神秘现象,包括特异功能现象,也引起了哲学家、宗教家、心理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的注意。
    
    遗憾的是,我们的反对伪科学战士,绝大多数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更没有宗教修炼、神秘体验的经验,许多作者甚至连做气功的经验也不具备。往往是凭着常识和直觉,最多加上被他们曲解为教条的“科学精神”,一口咬定人体科学是伪科学,是封建迷信。
    
    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曾嘲笑大陆学者总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认为,没有精湛的(国外输入的)学理,和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可惜,这股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反伪科学的浪潮,被那位国务院的高官压下去后,不到三个月,到1996年2月,政治热情被重新燃起。大量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加入反对伪科学的阵线,“反伪派”力量猛增。伍**依赖“三不政策”与那位高官的指示,苦苦坚持。但是,败象已露,他的行动,只是打后卫战而已。
    
    
    
     四、要搞政治干预的几种理由
    
    正如龚育之先生指出的,伪科学和迷信活动,不是现在中国独有,而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世界性现象。
    
    在西方学术界,伪科学用pseudoscience来表达,不是所有的pseudoscience都那么‘伪’,特别是“超心理学”,不是那么令人厌恶。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仅仅“冒充”了一下科学(而且还不能落实是真的“冒充”),就引起了巨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媒体同声谴责,导致政治的干预和最后解决?
    
    碰到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思路,就是用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解释。
    
     让我们粗略地检查一下这些解释。
    
    一种解释是,迷信现象触目惊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科协联合主编的《用科学战胜迷信》一书所说,是“一些地方”封建沉渣泛滥。也就是说,迷信现象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整体性的(原书第22、24页)。
    
    从反伪科学战士编的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美国人的迷信也非常严重;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郭一中也认为,台湾的民间迷信更为猖獗。但是,我弄不明白,他们在支持中国大陆反对伪科学后,为什么不在美国和台湾也露一手,来场反伪科学的运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世界上,中国是极少数几个无神论占优势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迷信份子”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能嚣张,最多只是局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迷信现象决不会比世界其它地方,例如,台湾、香港、美国,更严重。但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除了前苏联,人家为什么不搞反伪科学的政治运动呢?
    
    还有人说,反对伪科学,主要是针对“宣传迷信、进行诈骗”的行为。这就对了。对这个问题,所有的上层领导,包括伍**和作者本人都是一致的,认为应该对这类行为依法打击。我国对这类犯罪有较完善的法律,例如,诈骗罪的两个要素是:一是被骗者不知情;二是被骗者付出的大大高于得到的。要打击他们,只要收集证据,证明他们的行为具有上述两大要素,就足以把他们作为刑事犯,送进监牢。这是个法律问题,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的!
    
    现在,社会上,诈骗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各领域,例如,在官场上,就有歌谣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但是,中国没有一个骗子,能像“神医” 胡万林那样“出足风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关于胡万林事迹的书,光我看到的就有五本,更不要说,还有大量散见于报刊上的长长短短的文章。
    
    可见,这次反对伪科学的运动,决不只是为了搞掉几个骗子,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否则只要启动法律程序就够了,不必麻烦高层核心在科学界反复进行政治动员。这就像毛泽东完全有权下道命令,解除刘少奇的一切职务,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震动中国每个人呢?原因是,打倒刘少奇的背后,还有政治任务: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改造每个人的思想,使中国以后不会再产生所谓的“修正主义”。
    
    那么,在政治上,“反伪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呢?这是问题的实质。
    
    一种最普通的说法是,要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这倒是个大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条战线,后者远为落后,措施不力,效果更差。以道德滑坡为标志,“礼崩乐摧”的局面似难阻挡,这种情况导致无数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好形势,搞得灰不溜丢的。这样,当局想通过某个具体问题,打打“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客气地说,想通过反对伪科学,实际上就是反对“超心理学”,再加上反对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精神,抓精神文明建设,持这种想法的人,脑袋深处,一定有个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万能的思想在作怪。它的潜台词是,科学精神是第一位的、主导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最多再花点小力气,精神文明自然会跟着上去。
    
    但是,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首先,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只能用在科学领域,不能用在非科学领域,特别是,不能用在价值领域,例如用在人才选拔的问题上,也不能用在宗教领域。在现实生活中,上级领导为某研究所、某公司选副所长副经理,最后选了张三,没有选李四。这种选择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的差别。正是因为没有真假,所以不能应用科学方法检验它的真理性。尽管有关领导在事后会用理性、用“科学”证明,他选择张三是合理的,甚至会借用科学的名义,说他们的选择是科学的,是唯一的真理;选其它人都是错误的,反科学的。当然,在中国,能对你进行解释,比暗箱操作好得多。但是,这种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他的选择不是根据科学规律,而是根据社会规范。规范也是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差别。选择可以是好的、善的,但决不会是“真”的。
    
    科学精神也是一样,很难用在非科学场所。例如怀疑主义是一种科学精神,只有在别人认为没有疑点的地方,发现疑点,才能提出科学问题。但是,在非科学领域,运用这个精神必须十分小心。胡适,这位一辈子提倡科学方法的学者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如果有人把怀疑精神用于为人处世,那就完了!他一定会以“自我”为中心,疑神疑鬼,发现对自己的不利,先下手为强;到处看到敌人,搞得自己不正常,别人也难过。
    
    第二,科学精神除了积极因素外,也有消极的因素。许多西方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库恩等,以充分的证据说明,科学作为指导人类实践的纲领,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结构系统,必须能抵抗被实践“证伪”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人的心理上,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的理论作为精神归宿,厌恶新奇思想和变革。所以,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常规科学中,存在着对批判和创新的抗拒,存在着对“不断革命”的反抗。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需要保守、稳定,需要权威、独断、教条,需要顽固者的“垂死挣扎”,一直到这个理论的全部潜力消耗干净,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保守性、独断性、顽固性,也是真货价实的科学精神。
    
    何祚庥院士认为,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条件下,没有被狭义相对论推翻,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理论”的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正代表着科学精神的保守性、顽固性。
    
    第三,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除了科学精神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文精神。它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身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认识和捍卫,是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勇气。这种以人为中心,围着人转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也叫做人本主义精神。而科学精神,以认识事实和规律为目的,是跟着事实走、围着事实转的精神。两种精神显然有差别。
    
    而且,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比,人文精神是主导角色,处于支配地位。道德高于科学。
    
    是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例如,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不爱说真话,对天花乱坠的假话、大话、空话自己不去实证,也痛恨别人去证实。谁想去实证,就会被骂成是“秋后算帐”派。所以,高扬科学精神的旗帜,这是不错的。以后在科学教育中、在科普宣传中,还要高扬这面旗帜。按理,反伪勇士都是讲究辩证法的,不会走极端。但是,由于政治激情,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更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们把科学精神的作用跨大、神化,说成是“第一精神力量”,动不动就要在价值和信仰领域里,宣称要使用科学方法。
    
    在他们那里,科学方法(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神圣的、万能的、高于一切的。在他们反伪科学反得最起劲的时候,谁要是敢说科学和科学精神不是万能的、神圣的,敢说科学精神有消极性,敢说道德才是神圣的,高于科学。那么,这个人势必被反伪斗士当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是颠覆分子。
    
    由于无产阶级的感情高涨,他们恨不得每个中国人,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七、八十的老头子、老太太都接受科学精神,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以为把它的地位抬得越高,说得越神圣,就越能使读者口服心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把精神文明搞上去。
    
    全民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没有?
    
    中国的精神文明跟着上去了没有?
    
    我们请君入瓮,用他们自己宣传的“实践检验”,检验一下这次反伪科学的成果。
    
    
    
     五、精神文明带上去了没有?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作为个人,花很大的精力,在国民中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他说:“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上册〉 第444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他的学生顾颉刚先生,就是受到他提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启示,创立了“疑古派”的历史学派,改写了中国的上古史。这个实例,成为提倡科学方法取得成果的光辉范例。
    
    何祚庥等宣传科学精神,利用的材料是特异功能的研究,比胡适利用“水浒传考证”来宣传科学方法更有吸引力,前者还有“保卫派”和“反伪派”的矛盾,具有 “戏剧性冲突”,更能吸引读者眼球。后来,由于“中国式”的不让批判对象讲话,这个“老毛病”发作,而且文章写得像文革时期,党八股猖獗。这些缺点使“看点”大打折扣。
    
    虽然如此,总的说来,何祚庥们提倡科学精神,条件比胡适更好,且有政治力量支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握有“尚方宝剑”的。
    
    但是,效果却不同,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无法相比,白白地糟蹋了好材料!
    
    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不知是舆论导向“导”得不好,还是对象素质太低,结果是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其中有些左派想学日本人的右派,也修改历史教科书!他们要向上面讲的“疑古派”挑战。
    
    我们的爱国主义者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疑古派”偏偏认为:商朝的历史由于有甲骨文,有实物的证据,可以成立。但是,商朝以前的夏(朝),没有实物证据、也没有文字记录,只是一些神话和传说,是伪史。这样,扳着指头数,中国的历史最多也只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较短的一个。这个情况,搞得一些民族主义者说话也不响亮。在1996年5 月,他们提出了一个“凝聚力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把中国最古老的三个朝代开始和终结的年代搞清楚。这个课题能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给中国人争光,不像人体科学,“丢中国人的脸,让外国有识之士嘲笑。”(老学者叶圣陶、周建人语)1999年,“夏周商断代工程”通过了所谓的“验收”,成为这一年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可惜的是,后来很多人揭露,这个耗资几千万元(是人体科学耗资的几十倍)的科学成果,是个伪科学的成果。例如2002年6月16日“文摘报”刊文指出,这个工程有严重问题,就是:
    
    1. 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 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 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 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 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 学风: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
    
    这几点揭露的正是科学精神上的问题。据说,这期“文摘报”由于刊登这一丑闻而脱销。当然,不能说这个伪科学成果的出现,和反对伪科学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它出现于“反伪科学”的高潮中,顶风作案,最少说明:这个带有政治情结的运动,没有起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作用:提高民族的科学精神。
    
    这种政治运动,也不能够带动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知道,近十几年来,由于拜金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的猖獗、贫富差矩的扩大、道德的沦丧、三信(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古老中国的人文精神接近崩溃。
    
    我一直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面临两大问题:政治改革和道德重建。政治改革的问题,看上去很难,但只要高层领导,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下定决心,十几年,最多二十年,就能够解决问题。道德重建、人文精神的建设远为复杂,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想急功近利,用政治手段,用快速的方法是不能重塑精神文明的。事实说明,这场反伪科学运动,并没有提高我们的精神文明的质量。
    
    反伪科学(即反“超心理学”),对整个社会来说,即使对科学的整体而言,也是小事一桩,它承担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正如有人形容:一粒菜籽是能榨点油出来,但决榨不出一斤油来。所以,这场大规模地反伪科学的运动,对科学精神的树立,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实际上,由于使用的方法不正确,还败坏了精神文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
    
    要知道,用政治宣传、政治批判的方法打击伪科学,向大众灌输科学精神,是很不妥当的。为什么呢?
    
    想当年,波*普尔指出:科学讨论和宣传不一样。科学研究是易错的,所以进行科学讨论的人,地位是平等的,讨论的双方,除了要讲道理以外,还必须时刻准备承认错误;宣传不同,宣传虽然也要讲道理,但是,它预先认定自己在学识上高于宣传对像(读者),同时,认定宣传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宣传者和宣传对像之间是不平等的,宣传者不会认为自己可能有错误,也不允许别人怀疑宣传的内容,更不能让反对者说话。
    
    另外,发生的场所也不同:学术讨论是在学术界的同行中进行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宣传、政治运动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面对的不是科学研究人员,而是大众。宣传者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群众的接受心理,往往用加大分贝,多次重复的方法,达到宣传群众,运动群众的目的。
    
     反伪斗士,大都依仗着论战的有利的话语背景, 禀承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套:在文风上,义愤填膺,毫无宽容精神,说话走极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喜欢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把人往绝路上逼;口气很大,有打倒之意,无商讨之心……
    
    用这样的宣传方式,而不是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精神,不能解决科学问题,包括伪科学的问题,当然,更不能真正提倡科学精神,建设精神文明。
    
    当年,胡适也卖力宣传科学方法。他老人家做学问,养成了“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以,在宣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时,也是这个习惯。这里只说一个 “和”字,胡适说:“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做考究,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同前,第459页)
    
    口口声声说要给每个中国人民普及科学精神的反伪战士,不妨找胡适的文章看看,和自己写的东西对照一下。我们写文章要学好的,千万不能学范文澜、学姚文元,虽然他们的文章看上去也不错。但是,他们的文章能通行无阻,全靠政治作后盾,而不是学理上的正确。
    
    这种依赖政治优势,不让人讲话,不考虑别人的理由和困难,虽然能把对手一下子压倒,得到一时的痛快。但决不能持久。
    
    
    
    从世界角度看,尽管“超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在催眠和濒死研究方面,但它太“特异”了,使人难于把握,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但是,就目前积累的材料,集“反伪派”的全部理由,绝对不能做出定论,说特异功能不存在,更不能说“超心理学”是伪科学。即使人们依仗权势,下这样的结论,其它国家的学者也不会答应。科学毕竟是超政治、超国家、超民族的事业。他们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国的科学和文化。
    
    我相信,所谓的“伪科学”被压制是暂时的。“特异功能”作为学术问题,对许多人有很大的挑战性,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只要人类的好奇心并未泯灭,科学探索的激情尚在,在没有得到结论前,总有人去研究。当然,如果它没有成为常规科学,也总会有人会对它持批评态度,甚至说它是伪科学。这是正常的。
    
    在科学争论中,出现不道德的事也是正常的。正如一位西哲所说:“什么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本来就有丑恶的一面,科学家也不例外。在科学争论中,科学家也会弄虚作假、欺骗、诡辩、做秀、拉帮结派、走上层路线,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但是,只要坚持科学的实践检验标准,坚持同行评议的制度,遵守科学共同体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不引进外来的、非学术的政治力量,就能把人性丑恶这个因素对科学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这种学术交锋,是积极的,能推动科学的正常发展。
    
    那么,政治和政治人物能起什么作有呢?
    
    它的作用是,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气氛,让科学家自己解决本专业的问题,不让非专业的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从外部干涉科学问题的解决。
    
    至于有人违法犯罪,例如,利用封建迷信进行诈骗,如果能够落实,完全可以启用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打击。犯不着搞政治运动(或变相的政治运动)。
    
    实践证明,政治运动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全文完 作者: 艾瑛)
    
    
    
    
    
    
    
    (原创)检讨“反伪科学”:(2)指控“伪科学”不要证据!
    
    
    
    一个多月前,2005年7月23日《新闻晚报》报道: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绝食骗局官司”中,一审取胜;被告“北京科技报”被判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
    
    
    
    原来,去年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雅安碧峰峡宣告,成功“绝食49天”。但是,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反伪斗士认为,这是商业抄作,是场魔术表演的闹剧,是伪科学的表现。后来,“北京科技报”把绝食事件选为“2004中国十大科技骗局”的首恶。
    
    
    
    陈建民一怒之下,把“北京科技报”告上法庭。现在,老中医胜诉。事后,陈建民的律师宣明说:“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质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北京某报在报道中毫无根据地把老中医绝食行为归结为骗局,对老中医是有污蔑意思且是贬义的。我们是针对这提出损害名誉权的诉讼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绝食说成是骗局,说成是伪科学,但是,要有证据。
    
    
    
    按理说,这是个很明显的道理,但是,偏偏在反伪斗士那里,碰到麻烦。因为他们制定了一套理论,可以避免自己出示证据,但是,却可以无休止地向搞“伪科学”的人索要证据。虽然是歪理,但讲起来振振有词,头头是道,骗了不少青年人。
    
    
    
    早在十年前,何祚庥院士就证明了,指控别人搞伪科学,是不用提供证据的。不信,且看他在1995年3月15日,在《中国科学报》上的文章,“关于‘伪科学’问题的一段有趣对话”,这篇文章第三节的标题是“科学并不适用‘无罪推断’的原则”,其中,有段对话:
    
    
    
    作者:……要知道,从某个伪科学里找出方法上或所依据的“事实”上的错误并不容易。我还有比“核实他的错误”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反对者:那么你就不应该批评它!
    
    作者:是吗?如果一个人带来了关于永动机的设计,你会否定这一设计吗?
    
    反对者:那应该指出他错在何处。
    
    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是位认真的科学工作者,他应该自己去找出他的错误。(本文作者加一句:否则,就是伪科学家!)
    
    
    
    法律上有“无罪推定”的原则,就是谁起诉别人,谁就得提供证据。如果原告没有证据,被告就是无罪,被告没有必要另外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据。但是,按照何祚庥的上述意见,如果反伪斗士指控你的设想或行为是伪科学,那么,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伪科学,并且得自己寻找错误;否则,就不是“认真的科学工作者”,而是伪科学家。
    
    
    当然,这样的话不能经常讲。反伪斗士像那旧式衙门的讼棍,经常做的是,自己没有证据,但是,却无休止地向被告人索要证据。他们的理由是,法律界的规则:谁提出一个观点,谁就得为这个观点提供证据。这样,他还是把“提供证据”的皮球,踢给被告。应该说,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搞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这和何祚庥要求对方承认是伪科学并自己找错误,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是,他们把科学研究中的同行评议,说成是打官司中的对立两方,势不两立,是为把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张目,用心险恶。
    
    在科学史上,一个科学思想(假设)刚提出的时候,往往证据是不完善的。新思想需要相当长的喘息期,例如,1540年,哥白尼学说刚刚提出的时候,除了形式简单外,没有一个客观证据。而且,当时人们直觉地感到,地球自转的学说违反常识,十分荒诞:每个人只要从地面向上跳一下,不是落在几百公尺远的西方,而是落在原地,这就可证明地球是不动的,没有自转。你也许会用惯性来为哥白尼辩护,但是,不行!当时还没有惯性定律哩。这个定律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后,由伽利略发现的。事实上,哥白尼学说刚刚提出的时候,处在反面证据的汪洋大海中。科学家花了整整一百八十多年时间,才一个个地克服这些反面证据,到1725年,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雷,发现了恒星的周年误差,才算找到全面有利于哥白尼的证据!这时,科学家才能为哥白尼提供较完善的证据。
    
    这样,如果按“谁提出(假说),谁举证”的原则,向哥白尼索要站得住脚的证据,哥白尼只好闷死。所以,科学界在同行评议时,有一条宽容性原则,允许坚持己见,允许他们继续研究。让新观点有机会接受时间的考验,不至在襁褓中就被扼杀。不像反伪斗士,把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到科学事业中来,把反对者当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动用政治的、舆论的、司法的手段,利用一般群众厌恶反常识的保守心理,扼杀新的、看上去荒谬的思想。
    
    中国的反伪斗士在方法上、理论上,固守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不用证据,想方设法自己逃避提供证据,无休止地要求对手提供证据。这种做法,不能和西方的“科学警察”,如美国的“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做法相比,即使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无根据地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也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这是因为西方是个多元社会,“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不过是个民间组织,他们的指控最多只是自己信仰的表达,不会给别人的行为、信仰自由,包括科学研究的自由,造成限制。
    
    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反伪斗士已经确定,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结盟,而伪科学是冒犯科学,也就是冒犯中国共产党,这是政治问题。所以,在中国,在党的新闻媒体上,指控别人搞伪科学,搞科技成诈骗,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当事人不死也得脱一层皮,没有证据是万万不行的。
    
    最可笑的是,反伪斗士方舟子,起来为自己人不提供证据辩护,他说:“绝食49天是不是骗局,人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多少科学知识,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泸州市纳溪区法院藐视科学、不顾常识去支持一个骗局,不仅不能保护造假者的名誉,反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北京科技报》 2005年7月27日)
    
    这里有个漏洞,方舟子说的“常识”,是科学原理,还是想当然?有证据吗,在什么地方经过严格的实验证实?
    
    答案是否定的!反伪斗士在制造伪证。
    
    再说,不用事实,只用常识否定“特异”事件,在逻辑上也有缺陷,因为“特异”本身就意味着在常识、常轨的视线以外。
    
    1995年6月20日,伍绍祖先生,为了反对把“人体科学”政治化,写信给李鹏和朱容基两总理,说“何祚庥等同志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上讲也是欠妥当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原则不是出发点,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显然是错误的。”
    
    正是两位总理同意了伍绍祖的意见,才把何祚庥院士掀起的反伪运动,暂时压下去了两三个月。后来,何祚庥得势,这样反驳伍绍祖:“这里要提出质疑的是,‘何祚庥等同志的文章’,在什么地方曾经说过如伍绍祖信中所说‘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的话?如果有,请给出引文!相反我们之所以提出质疑,提出‘科学乎,抑闹剧乎?’的质疑,正是从我们在上面所掌握的事实,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实,是典型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作为出发点。”(上两段资料,见《我是何祚庥》 第344—345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产能力10月)
    
    何祚庥的这段话,是不是驳倒了伍绍祖,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主意的是,何祚庥承认,能证明没有特异功能的证据,不能是常识、原理,只能是事实。读者一定要记住这点。
    
    看来,何祚庥等反伪斗士有两手:一手是,认为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不要任何证据,或者仅以常识为证据;另一手是,不仅承反对伪科学需要证据,而且不能用违反常识作为证据,必须以事实作为证据。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后一手是虚招,前一手才是“黑虎掏心”的实拳。
    
    在“绝食骗局官司”中,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官司失败后,由方舟子出面,说不用证据,“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这个举动,完全证明了作者的上述看法。
    
    人类能绝食多长的时间,视个人条件、绝食条件和绝食方法而改变,没有严格的界线。当然,应该有个上限,但是科学不能确定这个上限在何处。从资料中,我们知道,著名的弘一法师在出家前,在杭州虎跑寺就断食三星期;反伪斗士何祚庥自己编的书《反伪科学再曝光》中,第133页就明白地写着:“贵州几个学生游溶洞,迷失了方向困在洞里,最后一个女生获救时,已经饿了四十多天。此事说明:人几天、甚至十几天不吃饭,光靠喝点水维持生命,可以;饿个一二十天,也死不了。”
    
     何祚庥有健忘症,竟忘了自己书中说了什么?
    
    但是,在最后,让我们重复宣明律师的话:对所谓的“伪科学”质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要有证据,这个证据不能是常识、原理,只能是事实!
    
    作者:艾瑛
    
    转自世纪学堂 _(博讯记者:云宇)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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