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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记“马克思主义工程”批评(下)/武振荣
(博讯2005年11月10日)

——宋保卓与胡锦涛: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1)讨论或谈论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我们中国人的经验与教训 (博讯 boxun.com)

    
    “胡记工程”的最大错误是脱离了我们中国人民在56年前已经被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因此,它在被“设计”时,就看不出“工程”与我们民族的历史的关系。既然是这样,那段历史中的许多的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事情就不会被“工程”的设计者们所了解和掌握之。因此,你如果是一个外国人,在观察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工程”好象是刚刚在中国开始“施工”的,根本就不会知道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种宣示哪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呢?
    
    毛泽东是“第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把马克思主义推荐给中国人民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工程”的人。起初这项“工程”是“强加”于人民的,但是,在人民已经忍受了中国共产党“17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夺之后,被迫起而争取自己政治解放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解放的旗帜”被“造反”的“亿万人民”高高举起,出现了一个人民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空前的狂热。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中,一个“设计”中的压迫人的主义,才在一个“解放的时代”和“解放的运动”中变成了“解放”人民的“武器”。就这个情况看,在1966年以前,说“马克思主义可以解放人民群众”的话是一种“理论”(同“教条”是一回事),1966年的人民解放运动使它变成了“事实”。
    
    但是在1969年,毛泽东曲解了上述的“事实”,把一个“解放人的马克思主义”又解释成为一个重新统治人、压迫人的马克思主义了,也正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被人民揭穿(原因很复杂,此处不能够论述),因此人民在抵制毛的这一套的时候,也就非常自然的迁怒于马克思主义了,认为它是一种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我们中国人民信仰的城墙就这样的一下子给垮了,胡锦涛今天想来第二次的修理它,就只能够在已经倒塌了城墙的废墟中去拣那些破碎了砖头块,这就是“胡记工程”“建设”时所使用的“材料”。
    
    (12)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我们中国人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
    
    “胡记工程”回避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够回避、民运人士更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怎么说,这是我们应该掌握的一个思想和政治的原则。中国民主化的内容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民主化和精神民主化,而这个内容的组成部分中,有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牵扯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若不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认真的,而不是敷衍了事的寻找出我们普通人的经验与教训,民主化的事业对于我们来讲就免不了会出现“空缺”。
    
    在这里,倘若我们采取果断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这样的认为:即在前、后毛泽东时代被剥去了“马克思主义画皮”的那些人就应当坚决地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当中除名,这些人就是我在第3篇文章中提到的:高岗、饶淑石、彭得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 胡耀邦、赵紫阳等等,历史地看,他们都曾经是“居住于庙堂之上”的人,因此,由他们推行的马克思主义也都是“统治人的”,而马克思——这个生活是19世纪的完全有资格参加西方社会阶级统治的人却一直是统治的不入流者。正因为他不是一个统治人的人,所以他老人家的一生才有可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来为“人类解放”事业写作了那么多的书,而在19世纪,“人类解放”的问题就象征性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理论”中得到了表现。可见,马克思是“不居庙堂”的人,因此,就这一点讲,世界上所有居住在“庙堂”的人列宁、斯大林、铁托、胡志明、金日成等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欺骗人民的家伙!
    
    在作了以上的排除之后,我认为:陶里亚蒂、葛兰西、萨特、马尔库塞、默克海姆、梅林、福柯、卡罗尔、阿多诺、不破哲三等等都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供给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掺进“统治成分”的,因此,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我个人就喜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时,以上这些人的书的汉译本一上市,我就购买、阅读,并且还作读书笔记。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民间社会也开始滋生马克思主义者了。于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品种”中就增加了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江湖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同我们上面提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净化掉了“统治因素”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也是“正宗、正牌”的。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我认为宋保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人。如果要在我们中国搞一个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投票选举的话,那么,我的这一票要投给宋保卓,而不会投给胡锦涛!在我看来宋保卓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胡锦涛给他系鞋带也不配!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却认为我在识别中国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上多少还有一点水平。
    
    (13)关于宋保卓的“第二种马克思主义”
    
    去年春天,我通过《民主通讯》主编洪哲胜先生的介绍和宋保卓有了通讯往来,虽然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但是,却产生了朋友间的友谊。在这期间,我接触到由他个人创立的“第二种马克思主义”,使我在中国社会终于看见了一个公开出现的与“庙堂上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江湖的、或民间的马克思主义”。到今天为止,我虽然对它了解的还不多,但是我已经领会到了它的精华。因此,我就敢判断它是我目前在中国社会看见和发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一。
    
    首先,宋保卓先生个人在中国的处境同马克思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对抗社会的统治。马克思对抗的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宋保卓对抗的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专制社会主义”和“专制资本主义”。他在前苏联留过学,所以在统治者召唤他入队的时候,他以自己的清高不屑与之为伍,依然地站在了被统治者的人民这一边。在这里,如果我们撇开学问而谈人品和人格的话,那么宋保卓要胜于胡锦涛100倍!十分明显,目前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宋保卓同靠着巴结上级而步步登高的胡锦涛根本就不是一类人,前者清高,而后者污浊!
    
    其次,宋保卓在理论上有自己个人的“贡献”,这种“贡献”同毛泽东的那个装摸做样的“集体智慧”是截然不同的。在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有许多重要的文章并不是出于他的手笔,其中不少的东西是陈伯达等秘书捉刀代笔的;和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同,宋保卓的马克思主义是他自己动手动笔写成的,而不是秘书从痰盂中拣出来的;至于说到与江泽民“3个代表”的“热昏的胡话”(恩格斯语)和胡锦涛的“执政7谋”那昙花一现的东西相对比,宋保卓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他辛苦写作的洋洋大作之中(马克思就是这样),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神的作品,所有欲作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进入一种“精神的状态”或达不到一个基本的“精神境界”那是进不了马克思主义之门的。因此,我有理由判定,宋保卓是进了马克思主义之门登堂入室的人,而江泽民、胡锦涛是蹲在马克思主义门外的人。
    
    宋保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4分法,并且把它贯彻到自己理论的全过程。除此之外,,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结合在一块,做到洋为中用,不失大家风范。另外他还在阶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经济、文化等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时代性质的问题,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但如此,他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批评学,在《训领袖》的卓越的系列文章中,为我们作出了一个中国人应当怎样评价和批评“领袖”的模范事例。我读了之后,不由得拍案叫好!
    
    最后,宋保卓在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运用自己的智慧把中国那一伙“庙堂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归类到“假马克思类人”中去,并且公开痛斥“毛、邓、江、胡”!别的不说,光就这一点勇气,已经是够人敬仰的了。试问:胡锦涛在林彪、江青走红的那年代中,他揭露过林和江吗?在邓小平坐阵时,他说过哪怕一句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吗?回答:“没有!”象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官场已经变成了“混混”,哪里会有马克思的那种骨气呢?在这个意义上,对比中的宋保卓是不失马克思骨气的。因此,我可以说他从骨头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别人拿马克思主义骗人的时候,他拿马克思主义唤醒人——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
    
    (14)结论:一个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工程”的
    
    如果,我们采取“撤坐”的方式来对待胡锦涛,就是“撤”去他屁股底下的那一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交椅”,把他同宋保卓放到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人——他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就是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任何的“贡献”,于这一发现有关的是,我倒是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从他的不拿稿子的讲话中,我们听不到任何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也从他的行为中嗅不出如何的马克思主义气味。到今天为止,中国书市上也没有出现一本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此,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来源”?如果我的看法正确的话,那么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来源于“总书记的交椅”。明天这把“交椅”如果被人挪动了,那么戴在他头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就会立刻被摔得粉碎。“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胡锦涛之于马克思主义,其意义也不过如此而已。
    
    说明了上述道理,我们就弄明白了“胡记工程”为什么注定要破产的原因了。靠一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去设计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程”——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悲哀、中国人民的悲哀和中国历史的悲哀!如果我们中国真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以为它决不是一种“工程”,而是象宋保卓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学说;又如果这种学说是存在于我们民族的“百花园”中的一枝的话,那么,它不会“霸道”到“一枝独放才是春”的程度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在这连续4篇冗长的文章之末尾,请允许我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作结束:“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评最近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
    2005-11-10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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