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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论1966年(3)
(博讯2005年11月19日)
(七) 

    
     1966年的确没有出现“自由”这两个字,但是我们若还以此而断定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没有自由的意义,那就全盘的错误了。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们往往会认识那些已经被证明是自由的自由,对于那些有待证明的自由或者已经是自由但还没有人们承认它是自由的那些东西,就完全的失去了辨认的能力。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高唱着“自由之歌”的场合就认为有可能存在自由,在那些没有出现“自由”字样的事件中,我们就发现不了自由或者不愿意发现自由,有的时候,我们即使被自由的东西绊倒了,也不一定认识它。1966年的自由就属于这一种。 (博讯 boxun.com)

    
    在写作《66运动论说》的1985年,我在向我的“圈子”内的人讲到66运动的自由问题时,能够听进去我的意见的人显然不多。在这些人的看法中,似乎他们并不反对1966年的民主(运动中有“大民主”这样口号),但是,对于66运动有没有自由的问题许多的人都持怀疑态度。也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在《论说》的书稿中才列出了“论66运动的自由”一章。
    
    多少年过去了,我发现上述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很多的人的看法中,1966年就没有自由。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的看法呢?我想除了官方有意的封锁1966年的研究而外,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上存在着许多的错误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海外民运人士感觉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就成立了许多的组织,其中也有不少的政党组织的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们认为是自由的,原因在于参加这类组织的人已经有了“结社自由”这样的观念。由此而推论,如果参与结社的人如果没有自觉的“结社自由”的观念,我们就不可能认为他们的结社行为是自由的。情况到此并没有结束,而是这样的认识又会导致出以下的问题:即如何评价和评估人的“结社自由”的问题,或者一个有“结社自由”观念的行为和没有这样的观念而实在地结成了自由团体的行为的区别又当如何的建立?如果说在我们中国,1966年以前的“民主革命”的一个最主要的缺陷是“革命者”只具有民主的观念而缺乏自由的思想的话,那么1966年运动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不但是民主的,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是自由的。从这样的情形着眼,我就可以说1966年是近二、三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上最伟大和最有价值的一年。所以我把这一年所发生的运动也称之为“自由化运动”。我认为在这一年中,普通中国人所学习到的自由的知识和其行为的自由性质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年或者几十年的总合还要多。在这一年中,几乎是参与运动的所有的人都在精神和思想上经受了自由的“洗礼”。
    
    1966年的自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它是发自于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是“灵魂深处”所“爆发出来的一场革命”的结果。所以在运动当中它被人们叫做“第一生命”。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上,的确是仅此一例。人们可能要说到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不过最多是一场伟大的市民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在农村虽然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往往可以在最偏僻的农村地区发现革命的死角,但是在1966年的中国,就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死角地区”,或者说这样的地区极其少有。人们也可以说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但是在十月革命中,俄国的农民还基本上是一个存在于革命之外的阶级,在革命中,农民是消极的,而反革命的大本营却大都存在于农民居住的农村,这和1966年的中国政治现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我们对于以上两个运动所做的对比性研究就会就发现,中国的66运动在世界上是开辟了先例的。 
    
    1966年,中国社会是典型的无神论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发掘自己的潜力的时候,竟然从容不迫的运用了宗教的语言,如此这般现象的意义如果不能够被我们解读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对人类宗教以及近似宗教的现象采取否定的态度了。庶几,我们若还能够在类似于宗教的语言的运用过程中发现人的“内心深处亟需要表达”的那种情感在一种非常的环境下如何以一种非人的力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理解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为什么会在一个突然的时间内变化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开展“造神运动”的社会。可见,当社会中存在的那些非人的正常人的能力所不及的事情在强烈的需要表现时,表现的方式和模式的宗教化就成为一种“谁也无法阻挡的趋势”。就这样的意义来理解1966年,诸位的看法就会改变的。1966年政治对人的压迫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人不自由就不能够存活!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时候的政治压迫同国民党时期或者同清朝的压迫相提并论(民运中的某些人就是这样看的),你就完全是错误的。这样的压迫是以社会教育、道德灌输和政治强迫的“三管齐下”的方式施加于人的,所以任何的人(包括国家主席在内)都不能够轻易的逃脱。因此当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在不断的迫使人们“革命化”时,政治控制的“极限”就被“突破”了。
    
    1966年的自由,也就是出现在这个“突破”之中。就以上的情形来看,我们发现1966年的自由是解放性质的自由,同人类有计划的争取自由的行为所争取到的自由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研究这样的一类自由时,就一定要把它同后一类自由分开,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在后一种自由中,人们在没有争取到某些自由以前已经对争取中的自由有了一个大概的筹划,所以这样的争取自由的行为有一个可以把握得比较准确的目标;但是在解放性的自由的当中就不存在类似的情况,人在受压迫、压制的情况下对于暴政的反抗有着一个“爆发”性的力量,而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能不带有“释放”性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自由在争取自由的人的身上就会以非凡的形式表现出来,在1966年,当人民情不自禁的说出把“毛泽东思想要溶化到血液中去”的话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在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思想”好象是政治上的一个“客观的存在物”,接受它的人是一个政治上完全被动的“主体”。其实呢?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那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一个要认识它的“主体”对它所投入的情感和情绪的一种总合。所以,是认识和行为的“主体”把自己的东西(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被看成是“私”)投放到“合法”的事物上去的一种产物。结果是不“不合法”的东西取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
    
    只有了解了上述的现象,人们才会把握住1966年的中国事变的核心,若不是这样的话,仅仅在1966年话语和语式的圈子里打转转,一辈子也寻找到1966年的价值。要知道,1966年的价值没有“现成”的,全都是“毛坯型”的价值,不在寻找中努力之或者寻找的方式不对头就找不到它。就拿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吧。
    
    1966年,我17岁,初中刚刚毕业,手中能够有多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呢?说实在的,那时我没有读过哪怕一本马克思的书,也没有看过一本列宁的书,至于说《毛泽东选集》甲种本和乙种本的某些文章倒是读了一读,就这么的一点点“老本”,有谁能够阻止我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一位“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哩!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中,我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们不妨去读一读。在1966年,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革命者的自己表态”的问题,与这问题有关的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一旦“自信”自己掌握了它的话,那么,他个人就获得了一种同共产党当权派在政治上的平等,而这种平等恰恰就是1966年政治自由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在共产党的社会中,如果“马列主义”真正地被人民所掌握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共产党统治的基础就会立即的发生动摇。1966年的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伟大的1966年没有人把“马、列、毛主义”的问题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看待,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当一个立足于造反位置上的人认为自己的手里握有“马、列、毛主义”的“真理”的话,他自己就感觉到他已经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了。就这意义去认识和思考什么是“马、列、毛主义”,你就不会被历史的假象所蒙蔽。如果说1966年的“政治市场”实行了“大开放”,那么在这样的“政治市场”每一个人都享有“贩卖”自己“私货”的权利的话,那么我们那一代人的“马列毛主义”就是如此的东西了。自由--人的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以及所有这些东西的表现的自由,都已经变成为生活中的事实了。也许自由在1966年是这样存在的,所以它不需要“自由”这个词来表示自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的自由、示威的自由、罢工自由、罢课自由、抗议当权派的自由和没有拘束地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自由--谁人没有经历过呢?在这个意义上,你去回味一位哲学家所说的话:“自由有待于发现和体验”,就有“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受。
    
    虽然红卫兵组织不是在“结社自由”的口号下被组织起来的,但是,谁又能够否认它的结社行为的自由性质呢。这样的自由已经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事实上它是超越了一般的法律,被一般的法律意义还要高的在西方被称做“高级法”的“上帝的法律”的自由。今天我们在回过头去重新研究这样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样的自由发出内心的敬仰而不是对它嗤之以鼻。在我们的中国,自由到今天还之于我们这中国如同“雾里的花朵、水中的月亮”原因就在于我们轻视了普通法之上的那个“高级法”上的自由。如果人的“心板”里刻上了“高级法”的自由,那么普通法的那个有关的自由的条款就有了“兑现”的可能性。1966年,中国人民争取的恰恰就是这个“高级法”上的自由,也许是这样,所以人们的行为的意识面上就没有“法律”的字样,但是谁能够否认这是现实的生活中的“法律的复活”呢?在潜意识的层次上,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自由的认识是百分之百的肯定,因此,在结成了组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要让别人来“批准”。这样的组织少则三、四个人,多则数以百万计,它一宣布成立就变成了如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样老练的组织而开始了自己的行为。如此这样的自由,到今天为止它还被我们这个极端缺乏自由的社会所拒绝,说起来真是咄咄怪事!如果说到1966年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方面的教训,那么法国文学家记德的一句话就很重要:“善于争得自由不算什么,难在于善于运用自由”(《背德者》)。
    
    我前面已经说到了1966年的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自由,但是人们在认识上却又把这种自由千方百计地想同毛泽东个人联系起来(用基督教的观点解释这是人对上帝的背弃,在上帝面前人总是忘恩负义的),所以这种的自由的宽厚性质就不会被人们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对自由的最狭隘的解释和最狭隘的运用。在“高级法”的体系中惟独上帝是绝对正确的,除此而外的任何的属人的东西都被当然地搁置到有可能错误的位置,所以自由之于人就不可能只去追究人的错误,它仅仅是保障人的行为不违背人的本性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在有自由存在的地方,就完全不存在人的“正确”与“错误”之问题,与此相应的是所有的围绕自由而展开的争论都应当“超越”“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分析范围和框架,可是1966年的人民没有达到这样的境地,没有对已经“上手”的自由形成如此的看法,他们还停留在传统的一元化时代的对问题的一元化认识中。可见,1966年的人民行为是矛盾的,他们的脚已经走上了新路,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在原来的老路上徘徊。在这里,我可以说,1966年人民争取自由的行为是惊天动地的、可歌可泣的,但是人民保持自由的行为是愚蠢的、错误的。弄清楚了这样的意思,人们研究1966年的事件的行为就等于为自己明天的行动在“铺路”。一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说道:“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一个过程”。
    
(八)

    
    造成1966年政治运动伟大意义漂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全中国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定义的1966运动的意义就是“铁案”,所以反对毛定义中的1966年运动就无形中的变成了反对66运动本身。于是,一个正确的反对行为却导致出了对不应该反对的东西的错误的反对。正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才认为中国社会上许多自认为反对1966年运动的人的并不是非常坚定的反对者,在这些人的意识层面中,他们是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在他们的反对行为一旦越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毛的门槛时,又好象是伪装的。
    
    为什么要这样的说呢?我无妨在这里做以下的虚拟: 在1989年5月19日这一天,停放在“毛泽东纪念堂”内的毛泽东僵尸突然“复活”了,他“老人家”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大学生之间,站在了赵紫阳总书记所站立的那个地方,并拿着赵紫阳曾经拿过的那种手提喇叭,对着大学生们喊:“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又虚拟他在此以前读了“4、26社论”,非常生气,采用自己的一贯的训斥邓小平的口气说:“什么动乱?我看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1967年,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此刻为毛的行为叫好,认为毛应该这样做,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1966年的毛的反对者,相反如果你认为“复活”了的毛不应该“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应当支持北京的大学生,那么,你就是真正的邓小平式的“铁杆反对者”了。不过我个人认为象这样的“铁杆人物”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总归是凤毛麟角。 
    
    站在学术研究的观点上,毛把1966年的中国社会大事变意义用毛主义的包袱包裹,不是不应该或者不可能的。事实上在1966年的事变中任何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都不可能同毛相比较,因此,用毛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来解释1966年并不构成一项学术上的错误。,但是我以为这样的话的意思绝不是说毛的这种的行为就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撇开学术的观点,毛的行为在政治上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人民的功劳记在了他自己的帐簿上,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话说,这种行为的罪名叫“贪天之功为己有”。既然是这样,我们在讨论1966年问题的时候就会在批评毛的政治错误的同时,发掘出1966年的真正的意义。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就应该知道1966年事件最难把握之点就在于我们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必须要抱有客观的态度和必须具备公正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伟大事件的迷宫中迷失方向。 
    
    在1966年,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这样的东西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政党、不同于国家和不同于社会的个人的体验,这样的体验所造成的后果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是不会得到正确的评价的。因此,我认为1966年值得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研究的话的意思也不过如此而已。表面看邓小平等人为首的“复辟派”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们所推行的那种所谓的“新政策”原来却是专门的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地要符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的中国人的心理和意识的”。在这个时刻中,毛用“政策来造就人”的时代被迫结束,“政策要适合于人”的时代却接锺而至。所以,经过了1966年伟大事件“洗礼”之后的中国人的时代--也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悄然的来到了。
    
    把这个情形同1966年那样的“大轰大闹”的场面比较一下,我们就懂得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了。的确,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常常发现的是平凡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人和事物的变化是要用“显微镜”和“放大镜”(66运动的流行语言)才可以发现得了的,但是,在为数极少的那些年代,我们发现变化之于社会和人来说竟然是如此的急剧,甚至生活中的分分秒秒都可以读出来变化着的指标。196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要知道我们中国社会,在以前被某些很有权威的西方人看做是“静止的社会”,这样的看法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提醒我们中国人在分析我们自己的社会时,就应当特别的注意变化的因素和变化的东西。
    
    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却对于发生于1966年的大变化持抵制的态度,在我们的一些“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的观察下,它却是一场无意义的“瞎折腾”,似乎我们中国人民在这一年继续做中国共产党的奴隶才好。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处于何种状态最可怕?造反、斗争、张狂或者疯狂--这样的状态当然的不好,但是,我看比这更糟糕的就是它生活在不疼不痒的环境中而又自己不觉之;在这样的状态中,她麻木不仁,你鞭打它,她不叫苦,针刺它,又不出血……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民族那才是真正可怕的。而目前我们的中华民族就处在了这样的状态的边缘……你叫它造反,她说“不敢”,你叫她斗争、反抗,她说他“没有力量”,并且还会用先见之明的口吻对你说:“斗争和反抗必然会失败”。也许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民族对于1966年的造反的怀着反感的情绪就十分的自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1966年,我们民族的性格、品质、道德和精神才面临着一次伟大的“再造”。在这个非凡的“再造”时刻中,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头上长出了角,身上长出了刺”,所以别说是什么人打他,欺负他,就是一句不对口吻的话,也会引起冲突。在许多的情况下,人们之间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冲突也不都是为了一两句话的缘故。因此,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现象在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中可谓独树一帜。 
    
    在1966年以前,我们认为人的价值最后的维系在那些“决定”人的“终极问题”的人类重大事件上,所以,当普通人在把自己的生存的意义同这些的东西挂起了钩的时候,似乎才可以形成自己的价值。1966年的变化改变了这一切,人的价值--人世间如此重要的东西--竟然同人在偶然的场合中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有关。我在《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通过对自己参加“中造司”(中学生造反时令部)的前后经过的分析才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的确,在运动中,那个被看得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的观点,原来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中的一次匆匆忙忙的“表态”中给一下子铸成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时间中,什么马列主义啊,毛泽东思想啊,全都是骗人的,真正不骗人的就是我们的爱好、偏好或者我们的怪癖。自由在这里宁可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我们之“手”的,不如说是以密尔的方式被我们所接受的。在《论自由》的书中,密尔曾经就人的“怪癖”谈过自由的问题,并且在自由的意义上维护了人的“怪癖”。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1966年的人,即是赤裸裸的人,是活生生的人,当然也免不了要暴露“缺点”和“怪癖”,人--一个脱掉了政治和道德的伪装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现出了真正的“我”的面孔。因为每一个人的“我”都被突了出来,以至于“我”字托起了人的全部的价值。在运动中最响亮的话是“我字头”的话,比如,“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见解……”等等,没有现在那个拖泥带水的“我们”话语。同人们的理解刚刚相反,在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真正起作用的是的“我”字,所有的东西无不“落实”到一个“我”字上。可以这的说,这是从来都很少见的一个“我”的“顶天立地”的时代。要不然的话,一个10多岁的少年人,在“革命”的问题上非要“上升”到毛泽东的高度--不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了吗?所以,我在理解这个时代时看出了它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在政治上人的上升!所以我对这个时代中我们那一代人的行为做出了这样的解读:“上升到毛的高度!” 
    
    有了以上的看法之后,我认为1966年中国人真正地接受了一堂伟大的政治教育之课,别说是在今天,就是在一万年之后,你去分析它,其意义也还是存在的。我这样说不是没有原因的。孔多塞在阐述人类进步问题时,把社会或者政治的革命“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么效果”当作“人类进步整个链锁的最后一步”的观点十分的重要。他强调“把一切最联系到这样的最后一步的这一观念,乃是被正义和理性所决定的”(见《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1966年的事件如果接受这样的一种解释那岂不更好。我也承认在这一年,作为同时存在着的共产党运动(这样的运动是从5开始到8月结束的)的确伤害了许多的社会上一贯受害的无辜的人,这些人是当时被称之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人,他们在这个诱发了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共产党运动中所遭受的灭顶之灾的确令人鼻酸,现今某些二流小说所描写的“整人”的野蛮场面大多与此有关,所以一些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在批判这个现象时给人所造成的错觉就好象是批判1966年,其实这种批判如果揭露了1966年共产党制度的“残暴”性质,那么66人民运动的解放价值也就有了一种文学的脚注。
    
    在解放的年代,如果说不存在压迫或者过度的压迫的话,那么解放之于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谁又能够说清楚呢?因此,我作为一个一直为66运动正名的人对王玉琴博士所建立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地”的做法并不反对,但是我以为这样的“纪念园地”若不能够给那些“世世代代”需要我们中国人“纪念”的精神和行为点着一柱香火,岂不可惜!
    
(九)

    
    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十分普通的问题也可以引起哲学家的遐想,比如,我们走路通常要穿鞋,而每一个人都希望穿合脚的鞋,于是,就产生了《当鞋合脚时》的哲学著作。就以这个话题来说吧,如果1966年的中国人穿的不合脚的鞋走路,那么我们如何的评论这段路程呢?我们是否因为走路的人没有穿上合脚的鞋,就断定这样的路程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由此而类推的话,人类历史上那么长的路程中研究又有多少是可以值得纪念的呢?最流行的看法是1966年的中国人穿的是“毛泽东”号的鞋,这样的鞋走出来的路是“邪道”。事实上这样的看法不但在普通人中间普遍存在,在中国的民运人士中间也大有市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些人对于自己走过的路的看法必然地会导致他们重新的寻找路径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已经形成的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就必然的要被他们当成“错路”而离弃之。
    
    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现在中国海外民运队伍把民主运动的历史追溯到了1989年的“民主墙时期”,这固然是一个成绩,但是,如果我们对“民主墙”这样的事物有一个准确的看法的话,那么它不是产生和形成于1979年,而是在1966年——事情又当如何的解释呢?在这里篇文章中,我不说那些捕风捉影的话,我就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想说一下我最早接触过的“民主墙”的时间。那是在1966年的5月中旬,我所在的学校——兴平县于阡中学——出现了学生们写大字报的热潮,学校当局为满足同学们贴大字报的要求,建立了我们学校的第一堵“民主墙”——那是用木桩做支架,在上面钉上新买的芦席,长度达20、30米的“人造墙”,同学们就把自己的大字报贴在上面。到了11月,这样的“人造墙”在我们村子——小南村也出现了,我记得在小南大队部前面的空地上就出现这样的“建筑物”,它可能有10多米长,是社员们专门张贴大字报的场地——这样的事情在小南村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在后来的时间中被叫做“民主墙”的东西其实是在1966年产生的。当然,如果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再长远一点,也可以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时发现它的起源,只是,在1966年它已经变成了“全民”“全面”的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了,和1956年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上层参与的情形完全不一样。
    
    66运动失败之后,造反派组织被左毛派人物所取缔(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反对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人),造反的山头被削平,惟有“民主墙”这个东西被保留下到了!
    
    70年代末,当邓小平需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时候,“民主墙”再一次地焕发了青春,人民对毛定义的“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邓的“翻案风”,于是,出现“民主墙”的风气。正是在这个重要而有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们突然发现“翻案”的行为在人民中间有可能引出被毛泽东生前压制的1966年政治大造反精神的复活时,“民主墙”就最后的被“取缔”了。所以“民主墙”虽然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历史上构成了重要的一页,但是,他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可以供我们探究,它是1966年未竟运动的“尾巴”。我们也正是抓住了它,对于1966年伟大政治运动的了解才有可能最后地突破毛的藩篱。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做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来看待,我们起码连“民主墙”这一代人的“出身”也不解释不了。
    
    1979年在“民主墙”上表现出了英雄气概的那些人,谁个没有在1966年运动中出过风头呢?1966年造就了“民主墙”的一代——这就是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没有66运动所造就的人,就没有“民主墙”,更不用说66造反事实上也是“民主墙”上的造反!话虽然如此说,但是1966年运动本质上是多元的,所以,对它的理解不可能是一元的。因此,我退上一步说,如果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中出现一些对66运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人,情形又会怎么样呢?在这里,我只是说民主运动应当有自己的历史,但是我并没有说对历史的认同也应该是一律的或者一元的。我的意思是:那些在看待1966年问题时持着和邓小平一样的“否定”观点的人,只要他们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运动中的确受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这是共产党的观点),而这样的“内伤和外伤”到今天为止还在“折磨”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和肉体”,那么他们在寻找中国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就不会找到1979年。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要寻找民主的认同的话,那么,我看我们之间的分歧就有调和的余地。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假设:我们民运人士把1966年看成是中国人民用政治上“自己解放自己”的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话,那么“民主墙”运动就是对这个运动行为的自我反省和反思。在建立了这样的观点之后,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路标上就会写着:1966年——1979年——1989年的字样!这样的路线上走出来的中国民主道路就会是伟大的,否则,民主就伟大不起来,民运人士就只配作灰姑娘。2004-11-30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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