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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故事——没有笑声的节日/言信
(博讯2006年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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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者:姚科平 2005年2月7日
     (博讯 boxun.com)

    原作者:言信 发表于2006年1月30日《汉网》
    
    新春佳节,但并不总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有朋友从北京回到湖北的家乡,给我讲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我查阅了前两天在北京地区发行的有关报纸,想从中找到详细的旁证材料,可是新闻管制是如此严密,我查不到有关贫穷、下岗、无钱过年的任何片言只字的材料,因此,不是作为新闻,而是作为故事讲给你们听。
    
    北京为全中国的首善之区,据报刊上介绍,北京市郊的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1700多万,用不了多久,将要突破两千万的人口大关。这还都是由正式户口的新老北京市民,那些近十年来在北京专门购房居住的外地大款、富商、高官、煤矿老板、甚至新发了不义之财的医生、教师,还有在北京漂泊的,没有户口的自由职业者,以及进北京打工、卖菜、做小买卖的农民工、小商贩、做家政服务的保姆,至少还有五六百万人。
    
    这几年来,北京市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层层拔起,市容繁华似锦,北京的公务员们,率先在全国实行“3、5、8”工程,即每个普通公务员的月工薪是3000元,处级干部5000元,局级干部8000元,公务员们,堂而皇之地进入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中高收入者的阶层。
    
    在另一方面,在奢华的背后,北京确实有数百万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之中。不算那些进城来务工的外来农民工,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当地人,因工厂倒闭、企业精简而下岗失业的贫困人口不下二三百万人。你走进北京市区,在宣武、崇文、东城、西城这些低矮破旧民房集中的贫民区里,到处是破败不堪的凄凉景象,现在时临寒冬,为了保暖,居民们在玻璃窗户的外面蒙上了一层透明的塑料布,屋里的煤炉烟灰四起,光线阴暗,那些没有钱住进高楼的居民,他们同样是北京市民,一家家蜗居在窄小的平房里,好像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丝毫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把他们推向失业和贫困的边缘。
    
    在北京市宣武区的陶然亭地区,也是这样一片穷人们居住的贫困的地区,这里距著名的永定门国务院上访接待站和高法、高检的上访接待站仅有两站地之隔,周边的工厂大都陷于极不景气的状态,濒临倒闭,大批的工人下岗多年,再无人过问,保留下来的少数幸运的干部和工人靠卖厂房和设备为生,但让然可以从中冒出几个“卓越的”企业家成为暴发的富户,坐着专门配备的小轿车,住着繁华地段的高楼,每日有应付不完的酒楼饭局,一天到晚春风得意,哪管下面失业工人的死与活。
    
    常秀荣是一名下岗女工,从十六岁进厂学徒,在这家距陶然亭公园北门不远的皮件厂里干了整整二十二年,三十八岁时处于半下岗状态,美其名曰“在家待命”,有活就干,无活休养,当然“休养”只能拿半薪。常秀荣在岗时每月的工资收入是720元,半薪就是360元,她的丈夫,一名返城回来的“知青”,早已下岗,孩子在上小学。下岗补贴不能无限的“享受”,只能“享受”三年,三年后要自力更生、自谋生路。当年,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180元,也就是说,他们一家三口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应该是540元,所以,在她拿半薪的时候,每个月还要在街道上享受180元的“低保”补助。
    
    比起那些早早就被轰出厂门的前几批下岗职工,她还算是幸运的,从进工厂以来,常秀荣所受到的表彰奖励连年不断,每年都要荣获厂级和车间级的劳模和先进生产者的称号,她从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厂团总支委员的位置上入党,一度成为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直到生产不景气,这个车间被解散撤销。工厂的上级机构是公司,公司因为不景气,先一步被撤销了,公司的干部被下放来到各个工厂,执掌各工厂的领导大权,大批的工人被下岗,由此开始。看在常秀荣是多年的先进生产者和基层干部的面上,她得以暂时保留下来,享受“待岗”而不是“下岗”的待遇。
    
    在这个高峰时达到1400多名的工厂里,眼下仅保留了300多名工人。不用细说你也可以知道,在这300多名的工人和干部中间,除了像常秀荣这样因过去的光荣资历而照顾留下的对象,其他的工人和干部被留下来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在私下向领导上送钱送物,有的向领导上送去了自己温软的身子,还有的干脆与厂领导有亲属亲缘关系才进来的,当然,同社会上工商、电力、税收、轻工业局有某种过硬关系的,也都可以避免下岗之苦。
    
    常秀容“待岗”的半死不活的景象维持了四年,在她四十二岁时也遭遇下岗,劳动关系被退到街道上,党员的组织关系也被转到街道上,现如今,北京市的最低生活标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不断前进,已经上升到了每个月人均280元,比起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的中小城市里那些人均七八十元、顶多百余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北京市的贫困市民已经够幸运了。常秀荣每个月精打细算,因为这人均280元的生活费不能全都吃掉,还要用于孩子的上学、穿衣、房租、水电、以及意外的生病之用。至于逛公园、看电影这些奢糜的消费,她们全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为了谋生,她们什么都尝试过。在早市上摆地摊,卖点鞋垫、袜子、手套、毛巾什么的,挣得钱一算,除去每个月四百多元的地摊费,余下的钱所剩无几。常秀荣的丈夫曾经在永定门火车站的货运场找了一份当搬运工的活,干了三个多月,这个高强度、重体力的活可不是他这个五十岁年纪的人干的,每月一千三百多元。直到铁路上找到了更年轻、更廉价的外地农民工,把他给顶下来了。他随后也蹬过三轮,像当年骆驼祥子一样载游客做“胡同游”,因为活少,经常是一天都没有收入。
    
    你要问穷人怎样才能过年?那就要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上级政府部门的领导来“送温暖”了。在每一年的两大节里,凡有正式户口的北京市贫困市民,都可以享受到市、区、街道领导组织的“送温暖”活动。一次是在中秋前(含国庆节),一次是在春节前(含没有被遗忘的元旦),领导上照例要给每家贫困户送一袋米或面(10斤装),200元钱,有时的运气好,由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来登门慰问,还会在嘘寒问暖之时,送上一盒月饼,一提兜苹果,一桶食油(5升装),甚至一床棉被。
    
    只是近几年来,某些社会上的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对下岗工人和贫困家庭的不利言论日渐增多,什么“改革的阵痛”是正常的;什么“跟不上改革形势的社会需求”,被淘汰下来也是正常的;最气人的,是说什么改革下岗是“优胜劣汰”,鬼才相信这套谎话。就是你下岗了,处在城市的贫困之中,还有精英在说下岗人员其实“并不贫困”,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灰色收入”。要基层政府部门在贫困救济上严格把关,你看,只有那些良心被狗吃了的人,才会发出如此丧尽天良的言论。
    
    笔者悄悄说一句题外话,以免下岗职工听到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整个亚洲国家,无一例外都停留在二次大战之后的贫穷阶段。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经济一马当先,持续起飞,使原来贫穷的日本面貌一新。亚洲的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也争相使自己本国本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注意,问题在这: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均衡在了每个国民的身上,虽然各个阶层的经济收益有所不同,但是全民无一例外都享受到了经济收益的结果,他们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普遍都得到了提高。
    
    反观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经济起飞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整个社会的经济收益逐年积累,是巨大且成果斐然的。但改革的最大成果却只落在了一小部分国人的头上,成为暴富,约半数的国民维持在小康,算是沾到了部分利益。而相当部分的国民,反倒处在“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悲惨境地,他们有的下岗,有的身负深重的税费负担,在劳累和贫穷中艰难度日。更何况,你还是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还在去年初冬,常秀荣遇见几个过去同一工厂的职工,大都是女工,过去的生产骨干,党员干部,很早以前就下岗了,现在靠吃救济为生。虽然都住得不远,但穷人心境不佳,相互往来很少,谈起来,都是几年没有交党费了,按照党章上的规定:连续六个月不交党费,按自动退党处理。她们个个心酸,靠每个月的政府救济,只能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平,将够吃饭,还要从中挤出房租、水电这些非交不可的费用,老人的药费,小孩的学费还在发愁,还拿什么去交党费呢?
    
    大家伙站在街头,唏嘘一阵,过去,共产党靠穷人打天下,不知道那时候,穷人用什么去交党费?现在,党组织在资本家、大款、大腕中去发展自己的新党员了,他们一定是交得起党费的。唉,现在是越来越搞不动了。
    
    回头再看今年,2006年的春节“送温暖”活动开展得格外晚,常秀荣这些登记在册的贫困户们眼巴巴地盼望着,直到一月份过去了大半,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送温暖”的队伍才走了下来。今年如同往年,又好于往年,每一户没有再送米面,但人均100元钱,另外送了两提盒大红鲜艳的“旺旺”、“乖乖”的零食糖果大礼盒。穷人过年,以吃饱肚子为准,是不需要什么糖果大礼盒的。常秀荣将两个礼盒随即提到街口的杂食店里,换了五十元钱拿了回来。
    
    要过年了,家里还没有食用油,常秀荣骑着她那辆摇摇欲坠的破自行车,向城郊的粮油批发市场赶去。不为别的,就为了省下两元多钱。家门口的超市里有卖油的,那要37.2元一桶,在城郊的粮油批发市场,同样牌号的大豆色拉油只要34.6元,可以节省下两元多钱。穷人过日子,就是要精打细算。买完了油,常秀荣把油桶放在破自行车的前车筐里,骑着这辆想快也快不了的破自行车,拼命向家里赶去。眼下,时间已经临近傍晚,许多人家已经做完了晚饭,可她家也许还没有开火,正等着她回去拿主意呢。
    
    近些年来,北京地区,无论在富人聚集的住宅小区还是在穷人居住的贫民区,社会治安同样恶化到了极点。只不过在富人区里,刑事犯罪是在暗处进行的,入室盗窃、入室抢劫、甚至杀人越货,都不在明处。而在贫民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明偷明盗者以至拦路抢劫,也并非什么稀奇之事。据北京地区的报载,在魏公村、明光村(可不要真的当成什么村子,这可是在繁华便利的闹市区呀)、增光路、六里桥、广安门、陶然亭、永定门等等等等一带,那些毒瘾发作的新疆人、找不到工作因饥饿急眼的外地民工、游手好闲的街头混混、想急于发财的江湖团伙,都会成为抢劫的主体,在街头徘徊,寻找要动手的对象。
    
    你看,这就是富人与穷人的不同之处。富人的钱都放在家里,穷人则不同,仅有的一点钱都带在身上。要不有一句笑话来描述穷人,说是穷人不怕家里着火,就怕自己掉到沟里。因为全部家当都在身上随身带着。
    
    常秀荣骑车经过陶然亭公园北门外的路口,天色已经蒙蒙黑了。北京的街头有个特点,在高楼林立的闹市区和主要的街道干线,你可以看见一串串的路灯连在一起,组成最美丽、最豪华的造型和图案,可是在偏僻阴暗的街头巷尾,你的头顶上往往只有一个昏黄的灯泡,惨淡的灯光有气无力地照耀着你周围巴掌大的地方。
    
    四五个十七八到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从街头的一家小饭馆打打闹闹地走了出来,旁若无人的从便道摇摇晃晃走上马路,眼看着要从她前面过马路到对面去。常秀荣绕道这几个小伙子的后面,紧贴着马路牙子慢慢骑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在便道上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大小伙子,一伸手抓住了常秀荣的胳臂,身子凑了过来,用手在她的裤兜里摸索。按常理,一般人都是把钱放在裤兜里面。
    
    这个大小伙子方头方脸,穿着上下一身蓝布棉衣,力量非凡,一只手把常秀荣抓得牢牢的,使她无法动弹。常秀荣的裤兜里没有一分钱,身上的全部十五元钱都放在上衣的左衣兜里,小伙子当胸抓着她,距离她衣兜里的十几元钱一寸之遥。此时呼人呼救都是没有用的,在这个街头混混横行霸道的傍晚,人们都装作看不见,匆匆而过。
    
    常秀荣满怀悲愤地说:“你有良心吗?你竟然连我这下岗的工人都抢,我的工厂就在这旁边百来米远,你不怕我去喊人来吗?”
    
    小伙子混不讲理地笑了:“你看看那些工厂,大白天都空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出现,现在到处都黑着灯,能有人吗?我不怕你去叫人。”
    
    “我都穷得叮当响了,你还要把我最后这一点钱也抢跑吗?”
    
    小伙子的眼睛瞪起来了:“看你说的,大春节前夕,有几个上街兜里没有钱的?你就是下岗了,你还有个政府救济,那钱也是白来的,你心疼什么?我们倒是想进工厂,可惜进不去。我们想吃救济,可惜政府不给我们。我们也是人,也要活下去,不抢你们,我们吃什么?吃谁去?”
    
    一个消瘦的半大小子也上前来帮忙,上下硬翻常秀荣的衣兜,他们终于发现了常秀荣上衣兜里的这十几元钱,看到再也翻不出什么钱了,他们骂了声“晦气”,大摇大摆奔下一个目标,气势汹汹的扑了过去。
    
    常秀荣转身刚要回家,突然发现她放在前车筐里的那桶大豆色拉油不见了,这可是她辛辛苦苦了一整天,骑车奔波了好几个小时奋斗的结果,家里还有两个亲人,眼巴巴地等着她带着油回去做饭。她再也不顾自己的安危,愤怒地扑向这个抢劫的犯罪团伙,可是她找不到那个曾经抢劫过她的大个子小伙,也找不到那个大个子的帮凶消瘦的半大小子。
    
    身边的行人告诉她,不要忙,那个小伙子经常在这一带出现,他还会露面的。
    
    常秀荣紧绷着脸,一句话不说,来到她效力近三十年的工厂。工厂在晚间看大门的是两个残疾人,按国家政策必须要照顾的特殊人员,都是当年她手下车间的工人,一个独眼,一个瘸腿。看见常秀荣敲门进来,他们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因为常秀荣现在是下岗工人,已经丧失了任何往日的权威,出于多年来的尊重和同情,他们没有阻拦常秀荣。常秀荣一句话不说,直奔她当年离开车间时的地方,在一个人所不知的角落里,她取出了自己使用多年的那把皮刀。
    
    皮革工人的皮刀,在外观上犹如《水浒传》中鲁智深的月牙铲,一边是锋利无比的刀口,一边像是方方正正的小锤。常秀荣将自己熟悉的皮刀拿在手里,在案台上的磨石上荡了几下,然后端详了一下刀锋,小心翼翼地用一块旧皮子包好,揣入怀中,扭头二话不说,又回到陶然亭的街头。
    
    晚上九点多钟,也许十点来钟,正当常秀荣的家人,她的丈夫孩子焦急地四处寻找她的时候,常秀荣窥见的目标出现了。大个子小伙子,身后跟着那个消瘦的小个子,出现在陶然亭的街头,
    
    常秀荣大步迎上前去,一下拦住大小伙子,大声问:“喂,你把我那桶油偷到哪儿去了?快还给我。”
    
    小伙子比常秀荣高出一头,斜眼一瞥,不屑一答:“还?大爷我从来拿到手就没有再还的。”
    
    “你说你缺德不缺德,我们下岗工人已经够苦了,你还要从我们身上抢东西。你的心也太黑了。”
    
    “我心黑?你的老板刮够了你,到头来用不着你了,把你从工厂里踢出来。你去摆摊,工商、街道、税务,谁不从你身上刮钱,他们的心黑不黑?老子花了你这点钱你就不乐意了,真是驴打横——臭拧!”说这小伙子的肩膀一顶,将常秀荣拱在一边,打算扬长而去。
    
    说时迟,那时快,常秀荣从怀里掏出皮刀,过去的劳动工具,现在的杀人凶器,手腕一抬,熟练的一比划,来回一抖,嘴里叫着:“你还我油,你还我钱。”这个熟练的动作,常秀荣过去在木制的大案台上比划了二十多年,切割的皮子数都数不清。现在,就这个一抖,小伙子的蓝棉衣完全被划开了,人们看见,白花花的肠子流了出来。
    
    小伙子最后是死是活我没有打听,总之,他今后是永远无法再去抢劫他人去了。人们说,常秀荣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法医的鉴定,使她免去了承担随后的法律责任。
    
    人们常用一根稻草压垮一头强壮的骆驼,来形容任何人和动物的忍耐力都不是无限的。人们知道压垮常秀荣精神上的那根稻草是这个年轻的恶棍,却很少有人追问这些沉重的稻草常秀荣究竟在背上驮了多少?又驮了多么长的时间?
    
    如今,常秀荣住在精神病院,我不知道这笔住院的费用由谁负担,但我知道,在神志错乱之后,常秀荣反而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常秀荣在精神病院里高兴地对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说:“我又可以上班了。”她用手指着宽敞的医院大厅,高兴地说:“这就是我工作的车间,有多么宽敞亮堂。”
    
    我听了,默默无言,我的心在哭泣。我希望,人的本性不再自私,那些衣食无忧,家境优越,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不少实际利益的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处在贫困中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尽自己的力量,多少帮他们一把。
    
    
    遥望冥天,天堂里,上帝正在严厉地训斥几个犯了错误的接引使者:“你是怎么搞得,糊涂了?怎么把他们这些人接进了天堂?”
    
    接引使者极力在为自己分辨:“他们都是领导干部,也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干部,他们在位时没有卷巨款逃到国外去,他们不是贪官,他们——”
    
    上帝愤怒地打断了接引使者的话:“可他们让大批的工人下岗,将巨额国有资产变卖一空;用层层捐税杂费盘剥农民,借着改革的名义夺去大批农民祖辈赖以为生的土地,他们有什么资格上天堂来。立刻把他们赶出天堂,送到地狱,交给魔鬼撒旦,不要轻饶了他们。那些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不就像在地狱里一样吗?让他们也尝一尝地狱的滋味。”
    
    上帝又向人间低头望去,用手指着常秀荣对接引使者说:“提前准备好天堂里最好的生活区域,准备接待这个不幸的女人,只有他们,这些为国家奋斗了大半辈子而至今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们,他们才是我们天堂接纳的对象。”
    
    网友评论:
    丁香空结雨中愁:人们只能把公正的希望寄托到上帝那里了吗?
    燕怛:现在的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穷人被逼到走投无路时,只能学陈胜吴广了。到了那个时候,死的就不是一小混混了,公正是无法由别人施舍,工人阶级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才能争取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些话,只能意会,不便说得太明。好文!血泪辛酸!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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