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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胡锦涛不如马英九
(博讯2006年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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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25日下午在台湾嘉义市表示,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应该概括承受事件的责任,不能逃避,他愿意代表国民党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认错,并保证会全力推动和解,调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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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与台湾民主进程
    
    正当台湾人视国民党军政人员为解放自己的大救星而竭诚欢迎时,不料,他们换来却是比日据时代更加恶劣的“被征服者”待遇。经济的独占与垄断、官场的贪污腐化、民生的凋敝、大陆人士垄断权位、军警的作威作福……等等,无不造成民心的急速流失。人民从期望到失望、“由爱转恨”的心理,在国民党统治台湾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终于在一次不当的私烟取缔事件中爆发出来,掀起了震动全岛的1947年二二八事件。事件本身,以及随后的屠杀、清乡、白色恐怖等等镇压肃清手段,造成了无数人员的死伤(据《二二八大事记》)。二二八事件无疑是国民党统治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笔,它是国民党在大陆独裁统治的延续和发展。
    
    可喜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并没有消弭台湾民众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热情,更没有让一度有些残暴的国民党在镇压胜利之后继续推行铁碗政策。二二八事件既是国民党统治的暴力顶点,也是开创民主政治的开端。随着蒋介石的逝世和其子蒋金国的继任,台湾便逐渐迎来了民主自由的春天。和大陆文化一脉相传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走上了一条和中共统治的大陆完全不同的路线。
    
    二二八事件发生两年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政府因国共内战失败而被迫流亡到台湾,虽然“中华民国在台湾”实施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厉行“白色恐怖”统治,但台湾却也荣幸地避开了中共的暴力蹂躏,并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凭借台湾原有的海洋文化性格,发展壮大了自己的经贸工商,成就了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强区。随着社会的变迁,国民党所带去的大陆人和台湾土着民逐渐相处融洽,二二八事件时的族群对立也慢慢烟消云散。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历来的高压态势已经让台湾内部族群为了共同的命运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民主与自由是造就社会全面繁荣发展的必要基础和动力,经过了二二八事件的强烈阵痛,台湾社会,包括当时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都开始了全面的反思。在蒋金国统治时期,台湾政治虽然尚未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政治集团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为日后的多党竞选创造了必要条件。随着李登辉上台后的进一步开放言论,台湾的民主政治便初具雏形,在国际民主大潮的冲击和民众对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唤下,台湾社会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告别了国民党一党寡头的政治垄断历史,实现了真正的民主。
    
    国共面对血腥历史的不同态度
    
    海峡对岸的大陆相对于台湾来讲并没有那么幸运,在前党棍毛泽东的统治时期,虽然中国老百姓,甚至于中共的高官都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折磨,但在毛身赴黄泉之后,大陆社会的历史悲剧仍然没有停止重演,最为惨烈的当属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有人说,中华民族有着遗忘历史,麻木不仁的传统,其实,比照文化上一脉相传的台湾来讲,此论便很难岿然不动。共产社会的党天下看似强过封建社会的家天下,实际上,从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历史看,能够在中共党魁的位置上坐得长久的人无一不是嗜血的“暴君”,从毛泽东发动十年浩劫,到邓小平向广场上的无辜民众开枪,再到江泽民对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中共的罪恶血腥历史正不断刷新。李登辉的上任破灭了蒋家王朝千秋万代的神话,并在进一步的言论开放中打破了二二八的禁区,开始公开调查和允许民众讨论二二八事件。这种进步对于中共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即使是饱尝了毛时期运动之苦的邓小平,也缺少被中共视为"卖国贼"的李登辉的这种政治觉悟,在为文革受害者平反之后,邓小平对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评价便使得文革的罪恶一笔勾销。文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并没有因为他们无辜遭遇了苦难而得到中共的合理补偿,更不必说对在文革运动中作恶多端的党员干部进行彻底清算了。中共有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但绝对没有清算自己罪恶的勇气,所以说,一向把自己标榜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即使偶尔做了一些得民心的事情,但其根本目的却很难让明眼人解读为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充其量是为了维护它的独裁统治,就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不例外。
    
    李登辉的明智让国民党卸下了二二八的沉重包袱,挽救了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任和支持。虽然国民党曾在台湾的最高政治宝座上一度跌落,但却不至于被民众永远抛弃,在短暂的失败之后,国民党必将重整旗鼓,由现在的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引领台湾人民走向更大的辉煌。相对于国民党的自觉而言,中共的一切改革都显得有些被动,也许是中共对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存在疑虑,忧心政治改革会断送自己的统治,所以,邓小平虽然扛着改革开放的大旗,却只敢搞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跛足改革。他对民主运动的残暴镇压使得他本因经济改革而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的一点威望也消逝殆尽。六四之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有关此事的言论还可以在传统媒体上隐约看见,但一到江泽民登上中共党魁的宝座,踩着六四死难者鲜血上台的他便对有关六四的话题表现得格外的讳莫如深,历史的记忆在丧失灵魂的官方媒体上被无情地阉割。
    
    虽然在中共的喉舌发出的声音里国民党一直都以“腐败,独裁,专制”而着称,但是,两岸相去天壤的社会现实证明,主张“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仍然要比把“共产主义”旗帜举得比天还高的共产党要先进得多。国民党虽然做过一些对不起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事,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执政目的却不象共产党那样以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为己任。国民党当年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共产党当年农民革命的性质决定,两党在人性的大道上必然分道扬镳,即:一个不断走向仁慈和正义,一个却不断走向暴戾和邪恶。农民革命的恶劣社会后果再一次在中共的执政现实中被证明。
    
    胡锦涛和马英九相形见绌
    
    谈到“良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前苏联的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前苏联的提前土崩瓦解除了因为世界大环境的影响和其本身的制度落后之外,当然不可缺少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和前苏联不一样的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却盛产奴才,几乎每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继任人都喜欢对前任溜须拍马,惟有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属于这一类,所以被中途赶下阵来。可以见得,在中共的统治队伍里混,需要的不是才华和能耐,而是对上级投其所好,惟命是从的迎合。我想,苏联能不断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仅仅用“偶然”和“巧合”来解释是不够的,当然,也应该含有文化的因素。中共在不断加强其独裁统治地位时,更是时刻不忘用其独特的党文化对中国人洗脑,企图控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主张对统治阶级的绝对忠诚,中共在把古人对皇帝的忠诚一味地歪曲成“愚忠”的同时却极力强调对它的绝对拥护。胡锦涛在还没有完全接替江泽民的权力的时候,人们难免对他抱有一种期望,期望他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事实却是,他一点也不象戈尔巴乔夫,反而更象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从他上任后对异议人士的加倍打压和对言论自由的严厉控制丝毫不难看出。更为幼稚可笑的是,早就扔进了文化垃圾堆的马列主义竟然还被胡锦涛奉为《圣经》一样准备重新拿出来为证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服务,因为马列主义曾深深地迷惑过一代人,让很多人产生过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有人曾高声赞扬“胡温新政”的进步,其实照我看,胡锦涛不但不象是“新政”的积极推动者,而且更象是“新政”的绊脚石,他虽然很擅长扮演亲民秀,但我却没见过他象温家宝那样为老百姓掉过一次泪。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那是因为他坚强,但我看那多半是因为他铁石心肠。
    
    很多人会把中国的落后以及中共的独裁统治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假如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如今日的中国大陆,我确实还难以找到反驳他们观点的例证。不过,台湾的民主和发展经验已经给了那些扬言“民主不适合中国”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给了那些潜意识里认为传统文化掣肘中国走向民主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除了为国民党在台湾赢得了民意支持以外,更是在让海峡对岸的中共,尤其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脸上无光,马英九的坦诚显然是胡锦涛难以望其项背的。马英九因为正视二二八事件而做的一切明智举动是对国民党力倡的“三民主义”的践行,也是其个人良知和品德的具体体现。正在马英九为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低头默哀的时候,中国大陆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绝食维权运动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野蛮打压,多名自发参与绝食维权的公民神秘失踪,就在昨天,我还看到上海作家李剑虹被绑架的消息,针对一位弱女子下此狠手,上海当局的流氓本色实在令人惊叹!当然,实施绑架的虽然是地方,但作为中共党魁的胡锦涛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绑架行动,决不是一个地方的意志所能操纵,而应该是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人们巴望着“两会”能给中国民众带来福音,岂料,带来的却是一场席卷正义力量的大灾难。和马英九相比,胡锦涛的表现难免让人失望,谁要是把中国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希望寄托在胡锦涛的身上,岂不是于缘木求鱼?
    
    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今天,仅有GDP的狂升已经无法保证独裁专制制度的顺利延续,历史在赐予胡锦涛史无前例的政治机遇,平反六四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胡锦涛能把握得住吗?我看他不行,因为他缺少马英九的良知,更缺少戈尔巴乔夫的勇气!
    
    2006年2月26日
    原载《议报》第240期 _(博讯记者:刘逸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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