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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評中科院與楊振寧“趕英超美”說
(博讯2006年3月21日)
    (歐洲導報張英按) 漆家衫,江西作者,大學教師。指出“趕英超美”的大話還是少說點好,及時。中科院15年內“趕英超美”,猶如1958年的“10年趕上英國,15年超過美國” 的大躍進,又是假大空!其實,不必說15年,用楊振寧最近在廣州的《怎樣評價中國高等教育》話來說,“哈佛不如清華”,現在就已“超過美國”了,楊振寧還胡說諾貝爾獎是“酸葡萄”,“中國暫不需諾貝爾獎”。請參閱博訊3月16日發表廣州日報報道《楊振寧作報告翁帆台下靜聽:哈佛不如清華》、3月1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教授楊福家反駁楊振寧:中國需要諾貝爾獎》,以及本報安徽滁州作者賈如軍《楊振寧為何要將諾貝爾獎說成是“酸葡萄”?》、河南作者趙志疆《比諾貝爾獎更重要的是什麼》附後,供討論。
    
“趕英超美”的大話還是少說點好

    
     ●漆家衫
    
     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春禮20日表示,中國科學院計畫在2020年建成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科研基地,整體實力進入世界同類研究機構前三名。(新華社3月20日電)
    
     2020年,離現在還有15年。15年前,我不清楚中國科學院在世界同類研究機構中的排名情況如何,但可以肯定,這15年來,中國科學院雖然有所進步,但所謂的進步,遠未達到“驚天地泣鬼神”。中國還沒有一位諾貝爾獲獎者,甚至什麼時候才能出那麼一位,還遙遙無期。在這種情況下,誇下海口說要15年內進入世界前三,這與上世紀50年代的那場“趕英超美”似乎並無兩樣,最終只會落下笑柄。
    
     對於我國現有的科研能力,我想,作為中科院副院長的白春禮應該比誰都清楚。但是,白院長何以會大膽地講出這番話?我想也是有根據的,這個根據就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據報導稱,到2020年,中國全社會科技研發經費年投入總量將超過9000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投入水準居世界前列。
    
     我實在不清楚這個“居世界前列”是怎麼統計出來的。9000億元人民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看起來是有點嚇人。然而,坐井觀天不能說明問題。早在2003年,美國的科研經費就已經超過2800億美元,也就是差不多23000億人民幣。可是,我國目前的科研投入,只有區區1000億元人民幣,還不夠人家一個零頭。此外,我國現在科研經費占GDP的0.6%,可是,國外發達國家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是2-3%了。何況,科研能力也是積累出來的,憑這遠沒到賬的9000億元人民幣,就想混到世界第三,恐怕這個海口真是誇大了點。
    
     或許有人會說,錢不代表一切。那就拿學術能力吧。眾所周知,美國《Science》和英國《Nature》,是國際公認的代表人類最高科學水準的學術期刊。一般來說,能在這兩本雜誌上發表論文的,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科研人員。可是,能在《Science》、《Nature》上發表論文的中國科技人員又有多少呢?據統計,就是代表最高科研能力的“中科院院士”,90%都未能在這上面發文章。在2000-2002年兩年中,國內在這兩本雜誌上發文最多的是北京大學,共計9篇,而哈佛大學則發文431篇。中國科學院,則沒有記錄。
    
     我們在加大科研投入,在艱苦奮鬥,可是,別人也在不斷努力。這是一個動態的你追我趕,世界不只是中國科學院在前進,所有的科研機構都在前進。
    
     有決心、有信心當然是好事,但這種決心和信心應該以事實為基礎。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們曾說“趕英超美”,於是大煉鋼鐵,開荒種田,結果,煉出來的鐵全是廢鐵,放出來的“高產”全是虛無飄渺“衛星”。現在白院長在公眾面前說要15年內進世界前三名,也是要“趕英超美”,這個“衛星”放得就實在有點高了。恐怕,到時,一不小心摔下來,粉身碎骨是小事,還砸壞了花花草草。
    
    
     楊振寧為何要將諾貝爾獎說成是“酸葡萄”?
    
     ●賈如軍
    
     日前,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在廣州作了一場名為《怎樣評價中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報告。他稱,清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要比哈佛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平均素質高,而且提出創新可以分為愛因斯坦、杜甫、比爾•蓋茨、任天堂四種體系,以中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蓋茨這種會賺錢的人才,拿一兩個諾貝爾獎並沒有什麼用處。(3月15日《東南快報》)
    
     真是“老夫聊發少年狂”,80多歲的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繼去年拋出引發爭議的“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論後,又祭出驚人之語:“諾貝爾獎無用論”。楊振寧教授的高論是,一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對目前的中國並沒有多大的用處,現在的中國需要的是大量的年輕建設人才。他說,也許得一個諾貝爾獎能夠讓中國人很高興,但是這對時下的中國來說並不是最需要的,仍處於脫貧階段的中國急需像比爾•蓋茨、任天堂之類會賺錢的創新人才。
    
     楊振寧教授“諾貝爾獎無用論”的觀點,應該是他“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論斷的延續或者補證。去年8月楊振寧在烏魯木齊舉行的“中國科協2005年學術年會”期間一次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目前全世界對大學的責任看法已達成共識,即大學有教育年輕人、做尖端研究、為社會服務三項重任。他認為從教育年輕人和中國大學對社會的貢獻角度講,“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但他同時坦言,在研究領域中國大學與世界大學有很大差距。
    
     楊振寧“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的觀點,不僅遭到專家學者的反駁,而且絕大多數中國普通群眾也不認同。在中國青年報舉行的一項調查中,僅有2.1%的人贊同他的觀點。
    
     但楊振寧教授表示將繼續堅持這一論斷。但且不說大學辦的成不成功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且不說楊振寧教授認同的“兩點”是否客觀公正,僅就楊振寧教授認為的全世界大學的三個“責任”之一——“做尖端研究”——在研究領域中國大學與世界大學有很大差距,足以讓他的“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論斷存在致命的缺陷,也是楊振寧教授雖固執己見但卻日益心虛的地方。
    
     時隔七個月後的這次廣州演講,楊振寧教授終於可以有機會對他的這個“缺陷”進行補救了。但楊振寧教授為了證明他對“中國高等教育評價”的正確,竟然不惜犧牲他親自獲得的“諾貝爾獎”,說目前中國得一兩個諾貝爾獎(筆者以為楊教授這裏的“諾獎”應該指做尖端研究吧)沒多大好處。這一觀點大概又會遭到大多數人反對的。因為誰不知道諾貝爾獎是全人類科學事業中的最高榮譽?目前中國尖端研究與其他國家有差距,還不具備獲獎條件,這是大多數中國人能夠接受的事實,但說諾貝爾獎對中國沒好處,這大概又是楊振寧教授的“一相情願”了。
    
     楊教授的高論大體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中國教育要繼續朝著“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路子走下去;另一層含義是把“獲得諾貝爾獎”式的科技人才和比爾•蓋茨、任天堂式的會賺錢的所謂建設人才“割裂”開來。意思是我們急需創造一種環境,培育頂級賺錢高手,而不是急著去為獲得一兩個諾貝爾獎而創造條件。
    
     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和危機正在于它的“功利”性。丘成桐先生在《中國教育憂思錄》中痛陳,中國的教育凝固了學生的靈性,禁絕了創造性的天才。目前高校大行其道的實用主義、與錢權攀親,學生把非官即商作為人生前途。“中國的學生,做學問達到一個地步,足夠令他們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會停下來,他們追求的東西只此而已,對學問根本沒有熱誠”。錢學森曾經在病榻之上向國家領導人進言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等等這些因素,是中國“尖端研究”上不去的結症所在,也是中國始終不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結症所在。
    
     同樣,正因為處在這樣一種教育價值取向中,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搞了二十多年,按照經濟實力(GDP)來衡量也算是世界經濟大國,購買力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是中國目前仍然沒有一流的國際企業,沒有一流的國際品牌,中國仍然沒有能夠產生比爾•蓋茨、任天堂之類會賺錢的創新人才。
    
     因此,我認為培育一個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高等教育環境和培育比爾•蓋茨、任天堂之類會賺錢的創新人才並不矛盾。一個注重專業創新和人文精神的教育體制,一個屏棄實用和功利的教育理念,不僅可以創造一流的科技人才,而且可以創造一流的國際企業,可以創造像比爾•蓋茨、任天堂之類的一流企業家。相反,一個喪失創造一流科技人才環境的國度,也絕不會產生比爾•蓋茨和任天堂的。這一點楊振寧教授應該比我們清楚才對啊,中國雖然急需比爾•蓋茨和任天堂,但是中國更需要使比爾•蓋茨和任天堂這樣的人才脫穎而出的教育環境,我們總不至於到美國和日本去“克隆”吧?我們總不至於到溫室裏去培養吧?
    
     對高等教育問題發表看法不是不可以,任何中國人都有權利和義務為當前大學教育所面臨的困難獻計獻策。但是高等教育事關國家科技競爭力,任何非客觀和非理性的誤導,都會給中華民族前途帶來災難。像楊教授這樣有影響的人物,說話辦事的“放大效應”和“導向作用”超乎常人。因此楊教授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評判,就應該站得高看得遠些,就應該不帶任何感情色彩。不僅如此,如果本著對中國教育未來負責的態度,楊教授倒是應該對中國高等教育多提一些客觀中肯的建設性意見才對。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楊振寧在他那個時代的物理學上造詣很深,以至成了物理學大師,獲得了對他個人乃至中華民族來說都是無比榮耀和自豪的諾貝爾獎。然而,“教育學”和“物理學”畢竟不能相提並論。楊教授是物理學家,雖然也有教授的身份,但不同專業領域“隔膜”很多,假如一味縱橫捭闔談教育,難免有“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時候,像這一次楊教授把諾貝爾獎說成是“酸葡萄”就是典型的例子。
    
    
     比諾貝爾獎更重要的是什麼
    
     ●何楠
    
     3月14日上午,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在廣州作了一場名為《怎樣評價中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報告。他稱,清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要比哈佛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平均素質高,而且提出創新可以分為愛因斯坦、杜甫、比爾•蓋茨、任天堂四種體系,以中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蓋茨這種會賺錢的人才,拿一兩個諾貝爾獎並沒有什麼用處。(3月15日東南快報)
    
     實事求是地說,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諾貝爾獎並不重要"這樣的判斷是準確的,不僅楊振寧這麼說,很多人也都這麼說。2004年11月25日,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在外交學院演講時表示,"中國要真正成為科學技術的強國,重要的不是得諾貝爾獎。中國當前的任務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把科學水準提高。"
    
     楊振寧說"拿一兩個諾貝爾獎並沒有什麼用處"的話雖然沒有錯,但這並不代表他說這話的時間和地點沒有問題。實際上,2005年10月23日,楊振寧在上海交通大學演講中曾經表示,"我相信十年內會有華人科學家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比較有希望的兩個人是簡悅盛和徐立之。二十年內,中國大陸學者也有望問鼎諾貝爾獎。"
    
     剛剛預測過問鼎諾貝爾獎的人員名單,轉眼間又覺得"拿一兩個諾貝爾獎並沒有什麼用處",同樣是對待諾貝爾獎,為什麼短短幾個月時間之內楊振寧的態度變化如此明顯?答案也許恰恰就在時間的差異上——每年10月左右是諾貝爾各獎項揭曉的時候,而每到這個時候,中國人的"諾獎情結"就會被再一次點燃。如果楊振寧真的覺得"諾貝爾獎並沒有什麼用處"的話,那麼明知沒什麼用處還要去興致勃勃地預測得獎名單的舉動,就顯得有些多餘甚至是無聊了。
    
     徐匡迪院長認為諾貝爾獎並不重要的理由是,應當提高整體科學水準,成為真正上的科學技術強國。而楊振寧教授則認為,比起諾貝爾獎,中國更急需像比爾•蓋茨、任天堂之類會賺錢的創新人才。因此,最高速產生效益的創新才是"當下中國的第一要義"。如此一來,楊振寧的諾貝爾獎並不重要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正是因為諾貝爾獎無法"最高速產生效益",因此就變得"並沒有什麼用處"?
    
     不難看出,雖然同樣認為"諾貝爾獎並不重要",但徐匡迪和楊振寧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根本不同的,一個是為了促進基礎理論的創新,而另一個恰恰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摒棄基礎理論的創新。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無論"蓋茨式的創新",還是"任天堂式的創新",任何一項推動經濟發展的創新,都離不開基礎理論的創新作為基礎。兩種"諾貝爾獎並不重要論"對比至此,已然可見高下。
    
     行文至此,想起一段陳年往事。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學否決了沙烏地阿拉伯億萬富翁瓦菲支•塞義德向牛津捐款340萬美元,讓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級的工商管理學院"的提議。校監們決定:"有著古老傳統的牛津大學應該遠離沾滿銅臭味的教育"。
    
     牛津大學校長柯林•盧卡斯認為:"大學應該促進經濟發展,但這並不是大學真正的價值所在,大學更要推廣一種價值觀念,做一種知識的傳播。"相比之下,國內許多名校日趨明顯的世俗化、功利化傾向飽受詬病,這恐怕也是其為什麼屢屢自詡學生素質比世界名校更加優秀,而學校自身卻始終無法與世界名校比肩的根源所在。
    
     正因為如此,讓人不能不為楊振寧教授的此番言論表示擔憂,諾貝爾獎確實"並不重要",但重要的是說出這番話的態度和目的。大學作為高尚靈魂和獨立自由精神薈萃的象牙塔,究竟應該繼續與世俗保持距離致力"基礎理論式的創新",還是徹底撕下一切面紗全身心投入於"最高速產生效益的創新"?這些問題看起來似乎比"諾貝爾獎並不重要"本身更值得關注。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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