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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汉 — 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不可取
(博讯2006年3月22日)
    仇汉 — 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不可取(兼论孙文决不是大汉族主义者)
    
     曾 节 明 (博讯 boxun.com)

    
    
    刘宗正先生是一位主张基督教民主宪政的网上反专制斗士,近两年来十分活跃,发表了一系列可贵的文章。但是,刘先生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刘先生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一再竭力声讨“大汉族主义”,在其最近发表的《中山陵》一文中,更是对“大汉族主义”大张挞伐,把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批为“大汉族主义者”。
    
    何谓大民族沙文主义?大民族沙文主义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外侵略、扩张,贬低、歧视、排斥、强迫同化其他民族,发展得更极端则是种族隔离。大民族沙文主义是纳粹主义的基础,种族屠杀和灭绝则是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高形式。大民族沙文主义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民族)具有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
    
    先不论刘宗正给孙、蒋、毛三人扣上的这顶帽子是否合适,让我们先看看现在中国的大汉族主义的危害是否已经十分严重,到了非大张挞伐不可的程度?
    
    在台湾,当前不仅不存在“大汉族主义”的威胁,而且随着民进党已达六年的执政,本土政治势力成为主流;随着陈水扁实行的“去中国化”政策,汉族人(特别是“外省”汉族人),反倒有边缘化的趋向。
    
    在大陆,大汉族主义更是一直倍受中共打压,根本没有成长的机会。由于六四以来中共煽动反日仇美思潮,好些人就认为中共是一个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的政党,实际上大错特错。事实上,中共从来只是一个极端专制主义的政党,仅此而已,别无它性;中共煽动民族主义,从来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专制目的服务,别无其他目的;中共从来就不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建立和维持一党超级专制奴役制度,它叛族投苏、勾结日伪、支持蒙独、出卖国土、贱卖国土资源和人民血汗......这些真实的历史,现在终于再也掩盖不住了。
    
    中共更是从来没有代表汉族的利益。实际上,由于汉族人数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文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教育程度在中国各民族中最高,最容易萌生威胁中共专制统治的力量,因此成为中共统治集团最主要的压、榨对象。事实上也是如此,五十六年以来,汉族是在中国各民族中,死于中共专制最多,受奴役、受迫害最重的民族。在文革中,全国被破坏的文化古迹几乎全部是汉族的文化古迹,被迫害的文化人士几乎全部是汉族文化人士。从1949年至今,宗教信仰自由被剥夺得最彻底的也是汉民族。五十六年来,汉族也没有得到任何优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优待。
    
    相反,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倒是在中共体制保护下,在生育、入学、工作、提干甚至法律方面享有优于汉族的优惠待遇......当前的中共国,对少数民族的优待,一如既往,有的优待甚至到了过份的地步:根据中共的《治安管理条例》,汉族人在公共场合一律不准随身携带较长的刀具,但是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带砍刀匕首的“特权”,公安不会管。对于一般的盗窃犯罪,或者“扰乱社会秩序”(示威游行)少数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普遍能得到比汉人更为宽大的处理。比如,目前在很多城市,都有新疆人扒窃团伙,扒窃或持刀砍伤人(只要不是重伤)的新疆人被公安抓住后,按照民族政策,一般都是罚款了事,不用坐牢(汉族人被抓到就惨了,不刑拘也得劳教)。这也是内地城市里新疆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五十六年来,对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共并没有采取强迫移风易俗、强迫汉化的措施,相反,对少数民族文化还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比如,为壮族设立文字,在通婚上给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以保护,设置少民族语言教学课程等等。事实上,中共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比美国政府做的还要充分。
    
    当然,中共优待少数民族,根本不是出于文明的本性,而是因为少数民族居住分散,所生活的疆域广阔,地理复杂,且与多国接壤、民族相同,全面镇压有很大难度,容易引发国际关注,所以主要采取一种怀柔策略,以之笼络人心,欺骗国际社会,以巩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专制统治。
    
    1989年以来,中共确实对新疆和西藏采取了增加汉族移民和强迫汉化的措施,但是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是因为“三五”拉萨惨案和“六四”屠杀,中共“道义”完全破产,软的笼络方法渐渐不行了,就来硬的专政手段。中共这样做,根本不是要把汉族的利益置于少数民族之上,而是要巩固它自己在新疆和西藏的专制统治。了解西藏、新疆生活的人知道,在这两个地区,汉族老百姓所受的压制比当地少数民族更加严厉,处境更艰难。比如去年曾发起维权抗争的新疆建设兵团(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所受残酷压榨远超过当地少数民族,形同奴隶。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说,长期以来,中共国并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大汉族沙文主义政策。不仅如此,为了笼络少数民族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还采取了许多出卖汉族、损害汉族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做法,如:
    
    歪曲历史,刻意掩盖蒙古、满洲征服过程中对汉及任何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大灭绝罪行,把当年蒙、满两个外族入侵者偷换成现在意义上“中国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把当年中华为外族征服、亡国的历史真相扭曲为“民族大融合”;
    
    把满族的民族服装(长袍马褂)歪曲为“唐装”,定为国服;
    
    否定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传统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同时通过影视剧大肆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多尔衮等当年残暴的外族侵略者歌功颂德……
    
    近年来在大陆,宣扬汉族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网站——汉网,备受打压,去年更遭查封;而一些比汉网远为极端的少数民族网站,如“满洲八旗”、“满族线上”、“吉祥满族”、“满族吧”......公然充斥着“扬州屠杀杀得好”、“东北是满族人的东北”、“满洲应该独立”、“汉族是劣等民族”等等典型少数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喧嚣鼓噪声,却在网上畅行无阻。
    
    中共为什么要特别压制汉族民族主义呢?因为中共一贯出卖汉族的民族利益,汉族的利益它出卖的最多。汉族民族主义就象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中共——这吴三桂集团汉奸国贼的鬼脸,所以中共拼命地要把汉族民族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汉族的民族主义长期受到中共强力打压,基本上不能成长,而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就没有强烈的排斥其他民族的冲动,因此,从一个整体来讲,现在的汉族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汉族沙文主义”。
    
    社会现实也是如此,现在的汉族人,不象是哪个民族的人,而象是没有民族的人。现在的汉人,只知分“哪省人”,不觉是“汉族人”,南方汉人与北方汉人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往往要大过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和矛盾。
    
    自南宋以后,汉族先后为蒙古人、满洲人彻底征服,民族优越感受到重创,奴性大大加深。特别是满清入关,以大屠杀强迫汉人满洲化,“剔发易服”、“留头不留发”……几乎完全毁灭了汉族人传统的服饰和发式,两百多年下来,极大地消蚀了汉族人的民族精神,使汉族人丧失了民族人格和民族自觉意识,彻底沦为“亡国奴”。从这些历史罪行来说,满洲人倒是对汉族实行了268年的大满族沙文主义了。
    
    中共建国之后,基本上摧毁了汉族人的儒家信仰,消灭了汉族的灵魂。如今汉族人成为一个没有民族信仰、没有民族精神、没有民族传统、没有民族认同感、地域性差异远大于民族共同点的所谓“民族”,完完全全的一盘散沙!如今汉族的年轻人,普遍的不知、不辨自己民族的传统,普遍地崇欧亲美“哈日”、“哈韩”(我没有全盘否定的意思)。这样的一个民族不象民族。一盘散沙的“民族”,今后能不能作为一个整体存在都成问题,何来刘宗正先生所谓的“大汉族沙文主义”?因此,不能不说,刘宗正先生现在大力声讨大汉族沙文主义,是无的放矢、时空错乱。
    
    当然,作为行使言论自由权,刘宗正先生有权发表文章,痛批“大汉族沙文主义”,但是,这样的文章对中国民主化不仅没有建设意义,反而会被中共抓在手里,作为异议、民运人士“反华”的绝佳证据,用之迷惑国民大众,为中国进步设置障碍。
    
    让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是不是刘宗正所批的“大汉族主义者”。在《中山陵》一文中,刘宗正斥责孙中山先生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者,为此,他举出了哪些证据,证明孙中山主张、或者动用了政权的力量,对少数民族进行制度性的歧视、排斥、迫害了呢?刘宗正只举出了两个事例:
    
    一是孙中山在领导推翻满清的过程当中,提出的口号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字样;
    
    一是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拜谒过明朝朱元璋孝陵。
    
    但是这两个事例完全不能说明孙中山曾经主张、或者动用了政权的力量,对少数民族进行制度性的歧视、排斥、迫害,证明孙中山先生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者”。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早来自1894年孙中山领导成立兴中会的誓词,原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继而在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并为参加同盟会的同志主持加盟仪式时,曾在他亲自拟订的《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2]。可见,刘宗正先生对孙中山的口号断章取义,只抓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国),”而对孙中山同时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视而不见,试问,后三句话是大汉族沙文主义的主张吗??而且,孙中山随即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了明确的成文解释,即:“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这里意思非常清楚,孙中山要驱除的“鞑虏”,是满洲专制统治者[3]。为了消除误解,纠正激烈的排满歧见,孙中山多次对“驱除鞑虏”作过明确的解释──他要驱除的,不是满人和满族,而是满族贵族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且他还更明确地说过:“即便是汉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为,他所从事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而“要其一贯之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4]。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并且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其中明确地指出了: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汉族也不享有特权地位。由上可见,孙中山绝不是一个大汉族沙文主义者。杰出的历史学家辛灏年、杰出的人文学者黎民等人,也都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孙中山先生是大汉族主义者的观点。
    
    孙中山拜谒朱元璋陵,是出于对朱元璋推翻元朝,结束蒙古人对汉人民族压迫的崇敬。当年蒙古统治者对汉族实行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公然把汉族定位最低等民族,对汉人民间社会厉行法西斯式的保甲制度,汉人连拥有菜刀的自由都没有……朱元璋领导推翻蒙古人的民族压迫,难道不是正义的吗?而且,与当年蒙古人入塞后推行的种族大屠杀相反,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过程中,没有对蒙古人实行报复性的屠杀,1368年8月2日,徐达北伐军进入大都(今北京),封存库府,严禁扰民[5],与当年蒙古军攻占中都(今北京),烧杀抢掠一月之久对比鲜明[6]。朱元璋还亲自命令各路明军,对留居中原的蒙古等少数民族,要宽大为怀,视为本国臣民[7]。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朱元璋对待少数民族的做法不可谓不文明,没有多少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色彩。中国老百姓在明朝虽然继续受专制王朝统治,其所受的压迫毕竟比在元朝时减轻了许多,因此,推翻元朝是历史的进步、是朱元璋的功绩。而刘宗正仅仅因为朱元璋仍然是一个专制帝王,有着“以猛治国”、滥杀群臣的劣迹,就把朱元璋的功绩一概否定,并因为孙中山对朱元璋的崇敬,就把孙中山也一概否定,不能不说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
    
    刘宗正先生仅凭断章取义的东西加上主观偏见,就给孙中山戴上“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大帽子,完全不象是一个基督徒的思维,倒象是浸染着片面化和诡辩的中共党文化思维。
    
    当然,孙中山也不是没有错误,孙中山的主要错误是“联俄容共”,这表明孙中山对武力过于仰赖,对共产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刘宗正要批评孙中山,不去批“联俄容共”,而大批子虚乌有的“大汉族沙文主义”,不仅糊涂,而且荒谬。
    
    在《中山陵》中,刘宗正抓住辛亥革命先烈邹容在《革命军》的一段极端排满言论,却根本不顾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里,用整个第六章系统地提出了创建中华共和国的蓝图: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民主选举、民族平等、男女平等......《革命军》正是因为如此,才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诚然,邹容的那一段极端排满言论是错误的,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来看,他的排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满清入征服中国,一度对汉族实行种族灭绝,入关之前,大杀“辽民”三百万,几乎将东北汉人杀绝[8],而后锦州屠城、济南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镇江、苏州、江阴、昆山、长沙、广州等等城市之屠,屠城几十个,杀人上千万,以致南方大地“民无遗类,地尽拋荒”。为了消灭汉族的民族意识,满洲统治者又以大屠杀强迫汉族满洲化,强行剔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这一罕见的野蛮暴行,乃世界五千年文明史之绝无仅有。后来又为销毁罪证、消蚀汉族的反抗精神,大兴文字狱上百年,稍有异议不满者即惨遭杀头、凌迟、剥皮、挖心、诛灭九族……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制造文字狱竟达一百三十多起,平均每年制造两起多文字狱[9]。事实上,满清制造文字狱的残酷程度、时间之长,远远超过秦始皇,只有中共可与之相比。在满清两百六十多年的罪恶统治当中,满人始终享有种种特权,受当局供养,可以不事生产;汉人始终受到种种歧视,在法律上比满人低等......
    
    对于自己过去犯下的滔天罪行,满洲统治者不仅没与任何忏悔和道歉,反而竭力掩盖历史、销毁罪证。近代以后,西风东渐,中国的愚昧闭塞型社会渐渐被打开,汉族人渐渐从日本、朝鲜等外国得到了失散多年历史资料,了解了历史真相,任何有血性的汉族男儿,对于满洲人犯下的骇人历史罪行能不恨之入骨吗?能不产生激烈的情绪吗?
    
    更何况,面临非政治改革无以图强、无以图存的情况下,满清统治者一再死不悔改,仍然坚持以极端残暴的手段残杀异议人士。试问,主张君主立宪以保大清的谭嗣同等人按照《大清律》有何罪过,竟惨遭杀头;秋瑾没有杀人,仅因为谋反,也遭杀头;击毙恩铭的革命党人徐锡麟更是遭到活活剖肝挖心……1906年镇压江西、湖南矿工骚乱,满清竟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数万人,把整村整村的无辜人杀光。只要是“乱党”,不管有没有参与暴乱,落在满清手里,等待着他们的一律是杀头(武昌起义就是这样逼出来的)。邹容仅仅因为写了一本《革命军》,就面临满清的问罪杀头,幸亏藏身上海租界,否则必死无疑,即便如此,满清仍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将邹容投入监狱(病死狱中)。面对这样凶恶残暴的满洲反动统治者,汉族人民难道不容易产生极端的排满情绪吗?
    
    当然,极端的排满情绪是错误的,因为当年犯罪的满洲人努尔哈赤、多尔衮、多铎、阿济格、济尔哈朗、阿敏、福临、玄烨、胤祯、弘历……都已经下了地狱,后来和现在的满族人是无辜的。但是,从道德上说,现在的爱新觉罗家族,特别是从其先祖那里继承了丰厚遗产的满族人,应该为其先祖的巨大的反人类罪行忏悔,因该为其先祖,向扬州、嘉定人民道歉,并予汉族人民以象征性的赔偿,因为其先祖的巨大遗产是以最野蛮的方式,从汉族人民手中掠夺来的。这是彻底化解满、汉矛盾,大大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最好的方法。
    
    邹容先生为建立民主宪政共和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病死狱中时年仅二十岁。而刘宗正断章取义地从偏见出发,大骂邹容是“披着大汉沙文主义羊皮的狼”,在这里,刘先生表现得不仅全然不象一个基督徒,简直缺乏起码的厚道和同情心!
    在《中山陵》中,刘宗正痛骂蒋介石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却根本找不出任何的事例,说明蒋介石先生曾经主张、或者动用了政权的力量,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制度性的歧视、排斥、迫害。因此,不能不说刘先生对蒋介石的这个指责是无稽之谈。
    
    毛泽东也不是一个“大汉族沙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主张取消国家、民族,马列主义者以阶级来划分社会,民族观念淡薄。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教主,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言行。虽然毛泽东在其统治期间,迫害了数千万的人,但他的迫害行为并没有针对任何少数民族,他也没有将汉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而且,作为毛的制度性迫害的牺牲品,在各民族当中,汉族受害最深、最惨。
    
    可见,刘宗正把毛泽东这样一个共产专制主义者说成“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完全是不恰当的。评判历史罪人,也因该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毛泽东犯了大罪,就可以往他头上扣上任何帽子。
    
    综观《中山陵》全文,渗透着一股带有强烈仇汉情节的民族虚无主义。仇汉,或者仇视任何民族都是不对的。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经济、文化和文明程度相对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这个客观现实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什么“大汉族沙文主义”的现象。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现在一盘散沙,亟需要加强凝聚力,刘先生文章的仇汉情绪,却要打击和贬损起绝大多数中国同胞(汉族),起到破坏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刘先生崇尚基督教,口口声声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强调爱和正义,却以一种仇恨挖苦的态度,而不是以一种宽容和拯救的态度对待现在已经体弱多病的汉族,实在有违基督教的精神。
    
    刘宗正先生强调“人权高于主权”,似乎是正确的。但是由此便否定民族存在的价值,实在有失偏颇了。的确,我们先是人,然后才是哪国(族)人。但是,在人类文明的现阶段,人类的文明只能以各个民族并立的形态存在,并且由各个民族以民族化的方式创造、维系;民族是国家的基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移民国家实际上也是由各民族的移民组建一个新的民族,即使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民族移民大国,也得由一个民族的语言和传统——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来维系本国的主流文化。取消了了民族,国家就要解体,文化就不能维持,文明就要湮灭。
    
    民族虚无态度是不可取的。
    
     曾节明 网络投稿于星期三 200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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