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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範永紅作《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
(博讯2006年4月06日)
    (歐洲導報張英按) 江西作家範永紅先生是民國史學者,也是研究台海兩岸問題專家。今天,丙戍清明節,繼不久前經博訊、東西南北、外交論壇、統獨論壇等,發表他的《清明節的由來》、《清明節的哀思》之後,發送其《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一文,再祭反獨促統的兩蔣,紀念1975年清明節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
    
     我在丙戍春節《致中國作者群綜合復函並拜年祝好運》中,點評“範永紅對中國軍民抗日戰爭史頗有研究,寫出了這方面的多篇好文章,為此本報去年提前九個月開闢《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專版,其中刊登和連載他的《國軍抗日英雄同樣應得到敬重》、《國軍為中華民族浴血抗戰可歌可泣》、《蔣介石元帥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民族英雄》、《我們對日本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為吳儀拂袖而去鼓掌喝彩》” 等,稱讚他為中國作者群中的“江西領軍人物”。並說“早在40年前,我在研究民國史時,體認到當代中國史主要是國共兩党及其關係史,看來永紅也把握了這條脈絡。人在大陸熟悉中共黨史,但能瞭解中國國民黨史而對蔣公正面評價,實在不易,更加可貴。蔣氏父子的情況我也熟知,本人還是緯國將軍晚年的莫逆之交,也是經國先生真正傳人馬主席英九兄的好友”。故“均感範文真實可信”。 (博讯 boxun.com)

    
     我在《範永紅:清明節的哀思》按語中曾說:今年清明節,“其一是:1975年清明節,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陪都台北市郊陽明山官邸病逝,即今年清明節是中國統派旗幟、抗日統帥、收復台灣的中華民族超级英模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紀念;其二是:1976年清明節,北京爆發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和天安門事件,今年清明節還是當代中國首個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爆發三十周年紀念日”。
    
     與此同時,還點評:台海兩岸炎黃子孫,同種同文,清明節風俗也同,民主統一中國當然是本民族“終極目標”。世界尚且要“一體化”,中國台海兩岸原本一體!正如蔣總統介石五十一年前針對美國炮製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所說:“台灣和大陸本屬一體,骨肉相關,休戚與共”。 “‘兩個中國’的說法,真是荒謬絕倫”。清明、清明,牧鴿說“清而不明的心”,含蓄幽默,其實不然,皆有一颗清而明的心。由於眾所周知的不便原因,範文却能首次把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與天安門四五運動三十周年放在一起紀念,清明節同時“哀思”兩岸不幸,這是卓越的膽識,勇敢的創舉,非常時期非常之好。
    
     今次公開發表範永紅作的《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分門別類:
    
     一、蔣介石堅持:“誰搞台獨,我搞他腦袋!”
    
     這是蔣公表達反台獨決心的狠話,其實基督徒的他並沒有真正搞掉台獨分子“腦袋”,恰恰相反,這幾天台獨的扁政府竟搞掉兩蔣銅像腦袋,正是絕妙的諷刺。
    
     毛澤東也早就说:台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1959年10月毛说,“我們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我們有一致之處,有共同點。”而“中國人的事情只能是我們中國人解決。一時難以解決,可以從長商議”,對蔣介石說“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甚至早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刊出標題為“毛主席說,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
    
     二、蔣經國希望:能在生前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十二次黨代會,蔣經國主持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台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台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台灣永遠保持安定與進步”。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復興建國”的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從而使兩岸關係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面,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九十年代,我与蔣經國成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多次交流时,理事长是總統资政馬树礼、秘书长是政务委員高铭辉、副秘书长是台灣大學教授明居正、以及张惠梅等一批优秀义工,他们怀有大中華情操,民主統一中國理念。
    
     在蔣經國去世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畫。第一點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選舉。第二點是本土化,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要結束。第三點是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點是震撼性地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而且他還派人與大陸中共方面秘密交往、試探和談,尋找與中共和解的管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三、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
    
     1987年12月,蔣經國擬“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會中做決定”,只要假以時日,國共兩黨舉行談判並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極有可能實現的。令人遺憾的是,赴北京正式進行國共和談的代表尚未派出,蔣經國下月初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去,使極有希望的實際上已著手進行的兩岸和談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長歎。
    
     現今連戰與胡錦濤會“五點願景”,馬英九“五不”、“五要”,正是當年蔣經國密使與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楊尚昆、廖承志等中共領導人秘密對話的公開繼續!
    
     四、李登輝上台:國共和談半途夭折。
    
     鄧小平曾認為:現在“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並且能夠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如果堅持,客觀上是否能堅持住?這些就很難說。”小平預見不幸言中。李登輝搞“台獨”,蓄謀已久,有目共睹,……。
    
     國家、國家,先國後家,天下為公,公而忘私,至少先公後私。清明節祭,我在去上自己父母墳墓之前,趕發範永紅作《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紀念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紀念經國先生逝世逾十八周年,紀念偉大的民族英雄兩蔣是也。
    
     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
    
     ●範永紅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無論政權怎樣更迭,改朝換代,打也好,鬧也好,山河一統始終是國家的常態或潮流。維護國土疆域的意識,千百年來植根中國人的內心深處。
    
     已故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日記手稿的部分內容,2005年2月17日起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展出。據已看過全部兩蔣日記人士透露,印象最深的是蔣氏父子一生最不忘的是“中國統一”,可以用“執迷不悔”來形容。臺灣《自由時報》引述該中心檔案研究員表示,他看過兩蔣日記後印象最深的是,兩蔣對中國統一念茲在茲,在1949年敗逃臺灣後,還執著地追求統—問題。他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模式和中國領導人一貫的執迷。而大陸在1949年之後,也在繼續處理這個問題,可見這是兩岸的一貫“執迷”。
    
     蔣介石堅持:“誰搞台獨,我搞他腦袋!”
    
     蔣介石一生東征西討、南征北戰,最大的願望就是中國統一。五六十年代,美國出於控制台灣、遏制新中國的戰略需要,進行一系列要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政治、軍事活動。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西方策劃的“劃峽而治”、“兩個中國”,在民族精神這一點上與祖國大陸形成默契,對防止臺灣被分裂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如果蔣介石當年完全聽任美國,割斷兩岸的臍帶關係,台灣海峽必然成為繼朝鮮戰場之後的一大火藥桶。如果台灣因外國勢力的插手而長期籠罩在戰火之中,台灣不可能有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大陸也不可能有八十年代後的改革開放。這段往事,很值得兩岸民眾深思。
    
     1950年9月26日,蔣介石針對美國官員及學者炮製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發表演講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台灣是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奪去的,二次大戰中蘇、美、英都公開聲明戰後將台灣歸還中國,幾個重要的文檔都承認了這一點,因此台灣是中國的。”
    
     1955年1月28日,在美英兩國的策動下,由新西蘭向聯合國提案,把大陸解放台灣和沿海島嶼說成是“國際衝突”,要聯合國出面“斡旋停火”,旨在將中國內政問題國際化,製造“兩個中國”,蔣介石明確表示反對這一提案。1955年2月8日,蔣介石發表長篇演講駁斥“兩個中國”。他說,“有人說台灣地位還沒有確定,妄想在停火後另行尋求所謂解決的辦法。這種說法不僅是違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實的謬論。他們的用心,顯然是別有陰謀所在。回憶1943年我和美國羅斯福總統及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開羅會商對日作戰和戰後有關問題的解決,會後我們曾發表共同宣言,其中規定:凡日本自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各省、台灣澎湖,均應歸還中華民國。這個宣言,後來為《波茨坦協定》所接受,又為日本在投降時所接受,當然具有法律根據和完全效力。等到三藩市《對日和約》和《中日和約》簽訂,日本依照該兩約放棄對台澎的主權,因此台澎歸還我國的手續,早已完成了。”
    
     2月24日,蔣介石再次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兩個中國’的說法,真是荒謬絕倫。”後來,蔣介石又說:“台灣和大陸本屬一體,骨肉相關,休戚與共。”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抗議,加上蘇聯代表的表態,使美國政府暗中操作的新西蘭提案流產。此事反映了中國人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的民族情感是共同的。
    
     蔣氏父子主政台灣的幾十年中,儘管海峽兩岸各行不同的制度,但在台灣不存在“國家認同”的問題。蔣氏父子不斷向島內民眾宣傳根在大陸的理念,積極推行國語,要求台灣學生對大陸的省份、地形倒背如流,文化教育上推行了許多措施,使台灣雖然與大陸隔絕幾十年,仍保存著中華文化的血脈。他們還嚴打“台獨”活動,破獲許多“台獨”案件,使“台獨”活動在島內難以立足。
    
     蔣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話就是“誰搞台獨,我搞他腦袋”。1958年和1959年這兩年,蔣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獨”分子,不僅把“台獨”頭領彭明敏等人長期關押,而且他對任何鼓吹“台獨”的人都不放過,一經抓起來,長期關押。1960年4月,台灣選舉各縣、市長和省議員,蔣介石明令:凡是鼓吹“台獨”的人,不得參加選舉。受日本和美國支持的“台獨”頭子廖文毅1960年跑到日本的橫濱組織“台灣獨立統一戰線”,自任“總裁”。蔣介石知悉後,派員與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本政府取締所謂“台灣獨立統一戰線”。在蔣介石的強烈反對之下,廖文毅不得不移往美國活動。
    
     毛澤東也看到了“台獨”勢力的發展對中國統一所構成的威脅,看到了蔣介石是堅決反對“台獨”、主張中國統一的,對於蔣介石採取的打擊“台獨”行動極為贊同。由此,毛澤東改變了過去的認識,提出:“國民黨已經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和你們還是敵對的,但這種敵對,較之民族矛盾,已經降到第二位。” 1959年10月5日,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十七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們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我們有一致之處,有共同點。”毛澤東因此提出要與蔣“和”的主張。1958年10月6日,毛澤東在他親筆撰寫的《告台灣同胞書》中,對蔣介石說:我們“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當年10月25日毛澤東又親筆撰寫《再告台灣同胞書》,指出“中國人的事情只能是我們中國人解決。一時難以解決,可以從長商議”,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多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
    
     1957年4月16日,周恩來接待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周恩來向伏羅希洛夫介紹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時說:“國共兩黨過去已有了兩次合作的過程了。”毛澤東緊接著說:“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這條消息,標題為“毛主席說,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
    
      後來,毛澤東對此問題更是語出驚人:“台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
    
     在此期間,著名民主人士曹聚仁頻頻來往於北京和台北之間,成為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蔣經國的座上賓,密商兩岸和平統一大事。
    
     蔣經國希望:能在生前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後,蔣介石長子蔣經國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78年3月,再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蔣經國繼承蔣介石遺志,堅持國家的統一,堅決反對“台獨”。他曾說:“不願做中華民國的罪人,也不願做中華民族的罪人”。晚年,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革新”,首先在台、澎地區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改善了國民黨的形象,並在逝世前3個月,開放了臺灣同胞赴大陸探親的禁令,有助於緩和兩岸關係。同時,在經濟上臺灣70年代的起飛,使它列入亞洲“四小龍”之位,這些都與他採取的一些開放政策有關。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十二次黨代會,蔣經國主持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台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台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台灣永遠保持安定與進步”。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復興建國”的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從而使兩岸關係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面,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在蔣經國去世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畫。第一點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選舉。第二點是本土化,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要結束。第三點是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點是震撼性地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而且他還派人與大陸中共方面秘密交往、試探和談,尋找與中共和解的管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特別是隨著自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這種願望愈發強烈。
    
     1981年蔣經國暗許其親信沈誠赴大陸一行,暗中與中共領導人接觸。沈誠是蔣經國的同鄉,曾在蔣經國於抗戰時期苦心建立起來的青年軍中任師長,少將軍銜,到台灣曾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與小蔣淵源很深。1986年至1987年,沈誠受中共領導人和蔣經國的委託,不斷穿梭於大陸臺灣之間。蔣經國還囑託沈誠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現場照片。沈誠到北京後,受到了熱情接待,並被安排到溪口一遊,拍到了蔣介石故居和祖宗墳墓保護完好的大量照片”(張英按:有個插曲故事,我有個朋友的五妹阿公蔣某人,1980年初從溪口來上海,托我代寫申冤書,說及文革初期老紅衛兵們砸毀兩蔣祖宗墳墓,他撿了蔣經國生母毛夫人墓碑、字朝底做屋簷下的墊腳石,現在要修復蔣氏墳墓,天天廣播找這塊墓碑。他怕交出去平不了反,還“罪加一等”,我勸他兩岸和談為重,趕快交出去,後來聽說他被平反,還受到三百元獎勵!)。沈誠在北京逗留期間,還受到了葉劍英委員長的接見。葉劍英同他探討了國共和談的可能性,並要他向蔣經國轉達中共的和談誠意。隨後,鄧穎超也接見了沈誠,探討國共和談問題。
    
     鄧小平、陳雲等中共領導人也在各種場合表達了舉行國共和談的願望,認為現在“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並且能夠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如果堅持,客觀上是否能堅持住?這些就很難說。因此,要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在的時候,早做打算,果斷決心,先把國家統一起來”。這些發自肺腑的話,果被臺灣以後的政治變局所證實。
    
     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致信蔣經國、蔣方良、蔣緯國等,呼籲臺灣當局依時順勢,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的統一。沈根據多次與中共方面接觸及中共方面的建議,于1986年夏在臺北擬定“國是建言”呈交蔣經國,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國是建議備忘錄”,於當年8月交給中共方面。蔣經國默許的這份“備忘錄”的主要內容有:(1)分析兩岸兩黨對當前“國是”在觀點上的異同;(2)雙方對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和互相執著;(3)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的分歧;(4)如何在“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標下,共同為和平共存,國家統一而努力奮鬥;(5)國家一定統一,手段必須和平;(6)實行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沈誠的“備忘錄”一經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對“國是建議備忘錄”進行充分商議的基礎上,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又一次向蔣經國請示。蔣經國表示:“目前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蔣經國這一決定實際上改變了原來的“三不政策”,對兩岸關係發展有積極和重要意義。
    
     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
    
     3月14日,楊尚昆接見沈誠時詢問蔣經國對“國是建議備忘錄”的反應。沈誠說:“經國先生對於兩岸、兩黨問題,深信必定能夠在理念認同下求得解決。因此,他希望在求實、求同原則下能夠突破。所以,他雖然看到我的‘國是建議備忘錄’後,還沒正面表示什麼意見,從他那次找我談話中,略約可以看到還是認可的。”對此,楊尚昆說:“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看來,合則兩利、國家興旺,分則兩敗俱傷、國家衰敗。經國先生秉承蔣老先生之民族大義,堅定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十分欽佩,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第三次合作,共創光明的前途。”
    
     在這次會談中,沈誠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蔣經國“請示機宜”。楊尚昆提出中共中央關於談判的基本原則是:“第一,雙方談判主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因為今天以兩個政府來談,諸多不便,可能產生不對等的現象,你們可能有困難。而党對党談起來就靈活多了。所以我們還特別說明,黨對黨中還加以強調:(1)中央層次;(2)對等地位。這兩點,以示對你黨的尊重。”“第二,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兩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團結起來,而各取所長,共同合作,如利用臺灣財源、科技、智慧等來配合大陸資源、人力、市場,共同振興實業,發展國家經濟,慢慢再求政治上達成國家統一。”
    
     沈誠對楊尚昆提出的和談原則很滿意,當晚便通過香港將這次談話的內容報告給蔣經國。兩天后臺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的模式,“但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沈誠立即將此消息轉達給中共中央領導人。
    
     幾天後,鄧小平親自接見沈誠,在談話中對蔣經國希望的技術上的“具體表達”作了完整的闡述,那就是“實行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問題”。對鄧小平的回答,沈誠十分感動,立即把消息回饋給台灣,對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的開展十分有信心。
    
     3月25日,中共決定以楊尚昆的名義致函蔣經國,並由沈誠秘密轉至臺灣,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參加兩黨談判。
    
     密函內容如下:
    
    經國先生大鑒:
     近聞先生身體健康,不勝欣慰!
     沈君數次來訪,道及先生于國家統一之設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國統一,民族振興,誠我中華民族之崇高願望,亦歷史賦予國共兩黨之神聖使命。對此,我黨主張通過兩黨平等談判而謀其實現。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遠矚,吾人深為讚歎!唯願能早付諸實施,使統一大業能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
     為早日實現雙方領導人的直接談判計,昆謹代表中共中央邀請貴黨派出負責代表進行初步協商。望早日決斷,書不盡意,臨穎神馳,佇候佳音。
    
     密信由沈誠攜至台北面交蔣經國。蔣經國在接密函時滿臉笑容地握住沈誠的手說:“則明弟,你辛苦了。”
    
     4月4日,蔣經國約見沈誠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至於在時機上,他們好像操之過急。”“黨對黨談判是準確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認同大家的‘黨中央’,能以‘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才不使雙方有尊卑的感覺”。“以後要談判,也要在我們自己黨內求得共識,因為黨內一部分人還持著反對態度,他們的理由是党對党談,台灣人民會不贊成。”並向沈誠表示“以後視形勢發展,為了配合兩岸關係,我們一定會在政府部門成立一個協調黨政工作的機構來動作。”接到密函不久,蔣經國就取消了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體制”,接著又開放兩岸民間人員往來,陸續對大陸做了很大程度的“開放”。
    
     9月,沈誠又一次赴台北,探視久病不愈的蔣經國。病榻之上,蔣經國告誡沈誠:“我正研究他們來的那封信的處理問題。信已給老夫人(宋美齡)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決策。”沈誠乘機建議蔣經國給中共方面捎個信,然後再作具體規劃。蔣經國搖手說:“今天的一切,主動在他們,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體工作應如何開展。”並向沈誠透露自己正在考慮下一步赴大陸與中共談判的人選問題。
    
     12月7日,蔣經國約見沈誠時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會中做決定”,只要假以時日,國共兩黨舉行談判並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是極有可能實現的。令人遺憾的是,赴北京正式進行國共和談的代表尚未派出,蔣經國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極有希望的實際上已著手進行的兩岸和談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長歎。
    
     李登輝上台:國共和談半途夭折
    
     在他去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國民黨發出唁電:“驚悉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不幸逝世,深表哀悼,並向蔣經國先生的親屬表示慰問”。
    
     同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談話,對蔣經國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不變。他說:“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我們深表哀悼。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歷史做出交待,並為兩岸關係的緩和做了一定的努力。”“當此國民黨領導人更替之際,我們重申,我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和政策是不會改變的……”“我們由衷地期望臺灣局勢穩定、社會安寧、經濟繼續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當時中國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還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名義,在香港派員向國民黨在港機構珠海書院內的蔣經國靈堂送了花圈。外電對中國共產黨方面對蔣經國去世的悼念做了積極的評價。
    
     當時在島內,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獨”勢力已有所表現。關鍵時刻蔣經國逝世,是病死還是謀殺?現在誰也無法查清。但蔣經國的死卻讓李登揮如願以償地登上了臺灣的“總統”和國民黨主席的寶座。
    
     從此,台灣開始了“李登輝時代”。李登輝之所以能在台灣政壇上官運亨通,首先得益于蔣經國所推行的“本土化”用人政策;他後來能登上台灣政權之巔也是緣于蔣經國的一手提拔。然而,李登輝對待蔣經國的“知遇知恩”卻是恩將仇報。
    
     李登輝“宣誓”就任總統時,曾宣稱要繼承蔣經國遺志,推行“民主憲政”,堅守“反共複國”決策,早日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使命。李上台後,卻立即致力於擺脫“蔣家王朝”陰影,無情壓制蔣氏勢力,期以建立一個以自己的意志為核心的“李氏江山”。蔣經國的弟弟蔣緯國和蔣經國的四個兒子蔣孝武、蔣孝勇、章孝嚴、章孝慈,都想在國民黨“十三大”上擠入中央委員會,還想讓蔣緯國進入“中常委”,結果這些人連個中央委員都未能撈到。而且李登輝還一改蔣經國期待和談的願望,拋出了他蓄謀已久的“台獨”主張,成了兩岸和平統一的千古罪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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