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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与主张/冼岩
(博讯2006年4月23日)
    

    当此胡布峰会之际,中美关系再次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中美关系是一种很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前所未见的国际关系,无论对中美哪一方来说,界定与处理好中美关系都是重大难题。由于影响因素并非单一,而且存在诸多信息的屏障,中美双方的各自政策自冷战后即处在不断试探、调整之中。对双方来说,这种调整至今未到终点,或许也可能没有终点,调整、变化(而不是稳定)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双边关系中,美国是调整的主动方,中国在大多数时候只是被动回应。

     鉴于此,国内外对中美关系的评判与主张也众说纷纭,就中国国内而言,主要有3种观点。 (博讯 boxun.com)

    一,价值、制度优先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主要是受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包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以及一部分政治、经济精英与普罗大众。这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价值、制度冲突,美国之所以在与中国存在诸多“利益相关”的情势下还积极打压、遏制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两国的政治制度严重对立。用刘晓波的话说,这是“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经贸上的利益相关是权宜性的,而政治上制度上价值上的冲突才是根本性的,即便中国送出再大的经贸礼物,也无法改变美国在政治上施压、军事上遏制、价值上渗透的对华政策,更改变不了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平演变的底线。

    这种观点实质是对美国“遏制”中国的价值肯定。国际上流传最广的对“遏制”政策的辩护是:非民主国家其政治决策缺少制衡力量,易失理性,可能对其它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非民主国家是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安全隐患。其主要依据是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这种观点的事实论据极其脆弱:在二战前,世界上民主国家很少,因为历史原因,它们还大都属于同一利益阵营,因此彼此之间不发生战争不足为奇;二战后,大多数战争是由美国发动的,冷战后更几乎所有战事都由美国发动、主导,民主美国已成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上世纪末美欧对民主国家南联盟发动的战争,已戳穿了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的神话,证明了决定在国际争端中是否动用武力的关键是所属的利益阵营而非政治制度。

    支持这种神话的人往往还会以二战作为佐证,但此前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显然也已颠覆了此一佐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与希特勒挑起二战,同样是为了实现一己的绝对安全,为了掌控战略资源;同样无视于其它国家的主权,无视于国际程序合法性与其它多国的反对。二者结果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力量对比形势。如果希特勒在吞并捷克苏台德区的“慕尼黑阴谋”后适可而止,他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小布什;而今日美国的征战步伐会不会止于伊拉克,也仍是未知之数。

    制度优先论者在肯定、乃至欢迎美国“遏制”中国的同时,主张中国应该积极启动政治转型,在价值观念上、政治制度上“与国际接轨”;认为只要中国在价值、制度上与美国同一,美国就不会再敌视、遏制中国,中美之间的主要矛盾就会冰雪消融,两国将只剩下“正常的”经贸磨擦。

    这种观点有两个易被攻击的软肋:1,中国如何实现政治转型?2,中国转型后美国果真就不会再战略“遏制”中国了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迄今为止的国际经验提供了两种范例,分别是“自发演进”的苏东模式与“输入民主”的伊拉克模式。支持这两种模式的,在中国国内都大有人大;在许多人眼中,在自由价值面前,所谓民族尊严完全无足挂齿。但是就俄、伊两国的演变过程与现状看,这两种模式虽然都达成了设计者所渴望的价值、制度转型目标,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安全方面的损失。俄罗斯经济倒退几十年,综合国力一蹶不振,其间俄罗斯人民饱受生活艰难、社会动荡之苦;伊拉克至今暴力冲突不断,甚至愈演愈烈,宗派仇杀无一日无之,人们生活在巨大恐惧的阴影之下,“民主”政权对此却束手无策,只能偎缩在美英占领军强大武力的庇护之下。由于俄、伊两国人均资源丰富、生态资源的基座坚实,这样的动荡、灾难才没有导致全社会的彻底崩溃;同样的过程如果上演在人口庞大、资源匮乏的中国,中国人民不知将要遭受何种磨难,中华民族也不知将从此伊于胡底?

    对于第二个问题,迄今为止唯一可为中国提供参照的是今日俄罗斯。虽然西方各国在前苏联转型前有过种种许诺、暗示和诱导,但这些美好“愿景”都没有兑现。在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失序后,来自西方的援助如杯水车薪。反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却加紧了对俄罗斯利益范围的渗透、侵吞与围堵,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个方面阻扼其复兴的希望。只是由于俄罗斯的复兴还遥遥无期、中国的崛起已蒸蒸日上,俄罗斯才没有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目标;如果这种情势发生变化,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持续强势,中国的发展却遭挫停滞,不难想见俄罗斯又将成为美国刀锋所向的首要目标。

    可见,中俄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冲突,才是它们之间的主要矛盾。这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难以相容的旧剧目,却在全球化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之相比,价值和制度差异只是次要因素,在很多时候它更只是某一方发动攻击的工具或借口。象东欧那样的小国,由于不存在挑战美国重大利益的可能,在制度转型后确实有可能与美国缓和关系、减少冲突;但对于中俄这种庞然大物来说,这种“愿景”注定只能是幻想。

    二,利益冲突已经不可调和——民族主义者的观点

    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势单力薄,但在普罗大众中一直拥有巨大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影响的日益增强,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还将越来越深入、普及。

    有感于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诸多打压,认识到很多时候美国对中国实际是在奉行遏制与肢解的政策,中国崛起后也终将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霸主地位,民族主义者视美国为中国崛起的最大阻力。用李寒秋的话说: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属于无限、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美国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建设、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等各个方面都有进行大规模破坏的能力与手段;不管中国作出何种努力,也不可能绝对保证能消除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和破坏的动机;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全面与现实的威胁。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民族主义者主张将“坚决倾覆任何国家的霸权,促使国际外交权力结构走向多极化”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目标。考虑到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绝对强势、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这种观点并不主张中国与美国进行正面对抗,而是试图通过建立均势外交和联盟体系等手段,借鉴当年英国与美国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历史经验,利用其它国家出头去冲击美国的霸权。

    这种观点在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上有其客观性,但其“结盟抗美”的思路颇有点一厢情愿,忽视了迄今为止国际环境已发生的巨大变化。与英、美分别崛起为世界霸主的17世纪、20世纪前期相比,当代国际政治最大的背景变化是技术进步已使地球充分变小,经济一体化使不同利益的相互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如果说英国在17世纪、美国在20世纪初还能凭借其地理屏障阻挡强权入侵的话,那么当代霸主美国已拥有此前任何一代霸主都不曾拥有的武力攻打与利益交换的能力;当下全球所有国家都被覆盖在美国的武力威慑与利益诱导的半径之内。在这种情势下,只要美国认为有足够的必要性,它不但可以在任一双边关系上保持强势,而且可以威逼利诱方式破坏任何几方针对美国的结盟。

    经济学的囚徒困境理论揭示了拥有不同利益的个体难以结盟对敌的奥秘。当人心成为囚笼时,很少有人能走出互不信任的困境;更何况以国家之间利益分殊、信息屏障之多,能够对抗武力威慑和利益诱惑的相互信任关系几如天方夜谭。既然每一方都可以通过与美国单独打交道获得更多利益,彼此之间又如何能做到互不猜疑,如何能不争相示好于美国以避免被对方所出卖?当今世界之所以还有一些国家与美国关系不冷不热、不即不离,这不是它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不是它们不愿交好于美国,而是美国在权衡各种利弊后,认为疏远它们可获得更大利益。

    三,区分实然与或然——现实主义者的观点

    迄今为止,现实主义的观点在中国政治决策层、执行层占据主流,左右着中国的对外政策,但它似乎不易为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所谅解。

    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源于长期而言的中美战略利益冲突,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中国必然会对美国所主导的单极秩序构成挑战,并与美国在实际利益层面发生难以调和的冲撞;因此,美方视具有蓬勃发展势头的中国为“最大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潜在的竞争威胁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源头。另一方面,“中国威胁”对于美国并非现实,只是远景。就现实而言,中国迄今远未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由此及彼的路还很长;中美之间虽然摩擦不断,但并未超出正常经贸纠纷与价值冲突的范畴,矛盾在今天还并非不可调和。就未来而言,虽然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不错,但隐患也不少,中国有可能在很长时期内都走不到足以近距离挑战美国的位置。更何况,作为世界霸主,美国的“潜在对手”并非独中国一家,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都是美国有理由保持充分警惕的对象,美国不大可能在现在倾全力对付中国,让其它国家得渔翁之利。

    因此,“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对抗”只是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之一,中美双方都没有必要将它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或未来的必然。未来终究不可知,如果从各种极端的可能性出发,只能自缚手脚,寸步难行。不能让未来的或然性压倒现实的已然性,政治决策只能主要从现在的需要出发,同时对未来趋势保持一定的警惕。从这种判断出发,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单极秩序下,对中国来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即等同于中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中美关系意味着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搞经济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维系相对良好的中美关系应成为中国现阶段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之一。

    美国方面也正在正视这种“实然”与“或然”的分别,因此,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才作出较大调整,由原来的以“遏制”为主渐变为“遏制”与“接触”并重,口头上将中国定位为“关系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美方的这一表述不但在其国内获得广泛认同,现实主义外交在美国重新占据主流,而且在中国的政、学两界也得到热烈应和。中国的对外形象由“和平崛起”调整为“和平发展”,逐渐淡化“多极世界”的提法,这既是中方为争取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也是对美方政策调整的积极回应——“多极格局”固然符合中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但它不是可以靠口头争取的,它需要以实力作为支撑;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推动多极化的最佳方式是“只做不说”。

    面对未来可能成为挑战对手,现在合作利大于弊,可以减少其国际事务操作成本的中国,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方略可一言以蔽之曰:“在保持基本合作可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阻滞中国的发展”;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对美方略即外交指针也可概括为:“尽可能以最小代价,维持与美国的基本合作(非直接对抗)关系”。

    在强弱不对称的格局下,中国必然要为中美关系付出更多。既满足对方,又坚守自我,争取以最小代价实现基本目标,这需要中国的外交家成为内家拳高手:身段柔软,步法灵活,但是出拳更准确,力量更集中。中国可恃之与美国相交换的筹码是: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与维护者,美国的战略利益遍布全球,而中国的利益只在周边;中国可以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利益的支持,换取美国对中国关键利益的认可。此次胡锦涛访美,正是向美国人传递清晰的信息:中国无力、也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愿意在现行国际秩序下充当美国的“利益相关者”。

    国际政治是利益竞争与交换的领域,政治家肩负着全民利益,情绪冲动无济于事。在中美双方实力悬殊的不对称情势下,中美关系必然呈现出某种不平衡特征。因此,现实主义的道路注定充满艰辛,而且不无屈辱,这一点可能不易得到一些国内民众的认同。此次吴仪在美国洒下162亿美元的大定单,这本来是平衡中美贸易的正常举动,却被一些人解读为慈嬉太后的“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一直是中华民族由弱转强的传统。一时的荣辱得失无足轻重,全民族的强盛复兴才是今人可以无愧于往者、来者的责任!

    四,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危险信号——对现实主义政策的反思

    可以将中美关系界定为一种在不平衡中竭力维系稳定,而稳定又随时可能被打破的微妙关系。虽然胡锦涛在此次访美中断言,未来十年中美关系不会降低而会提高,但与其说这是一种判断,不如说只是一种姿态;作为双边关系中的弱势者,中国单方面的姿态并不能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反之,冷战后迄今为止国际情势的变化已使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充满了变数,它很可能会偏离原来的惯性轨道,超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此次胡锦涛访美之际,美国方面已释放出一些危险信号。

    信号一,就在胡锦涛访美前夕,美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在去年底布什访华期间,胡锦涛向布什“交底”:他被国内的官员腐败、群体性冲突事件、贫富差距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牵制了大部分精力,既无意、也无力向外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并称胡的这种“坦诚相待”,是促成布什转换对华态度、并达成今年胡锦涛访美意向的关键。

    美政府官员的这种说法,应非空穴来风,估计去年胡布会谈时确曾谈到中国国内存在的诸多难题。但是,中国领导人绝不可能在外国领导人面前表现出这种焦头烂额的窝囊与无能,这种示弱、扮可怜也打动不了国际政治游戏的参与者。美政府有关人士有意将中国国内问题与布什的对华态度及胡锦涛访美联系起来,目的是渲染中国领导人的窝囊与无能,向公众灌输中国现政权及其领导人面对问题时已经焦头烂额,已经丧失领导中国的能力与资格,进而诱使人们质疑这种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这种心理战术并非美国第一次使用,在冷战中前苏联曾是它的主攻对象。这种手段曾对前苏联铁桶江山及其中央权威的顷刻瓦解,起到过难以估量的作用。当人们都不相信现行体制或政府能给现状带来改善时,他们就会另找出路,并接受自称能为他们带来幸福与光明的传道者的指引,这是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悲喜剧。前苏联能被这种心理战术击成致命伤,充分暴露了非民主社会的体质缺陷。邓小平曾说美国的民主体制是美苏争霸中的弱项而非强项,其实苏联体制同样有利有弊。一方面它能够快速决策,快速集中力量;另一方面它社会内部的政治认同基础脆弱,在外部的信息渗透和竞争压力下很可能突然崩解。因此,前苏联在处于进攻态势时表现得很强势,一旦沦为守势,其脆弱就超乎人们的想象。

    由于体制相似,中国也有同样的软肋,美国当然不会对此视如不见。不管中美关系在表层上如何变幻,美国遏制、肢解、搞垮中国的深层意图始终没有放弃;一旦有机会,就要进行尝试。而直接以歪曲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作工具,则说明随着冷战后美国霸主地位的越来越巩固,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也越来越悬殊,中美关系越来越失衡,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无所顾忌。一方的不受节制、无所顾忌必然使双方的相对均衡难以维持,中美关系的渐变最终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是中美关系可能突破原来惯性轨道的先兆。

    信号二,此次胡锦涛访美,美方拒不承认是“国事访问”,也不设国宴款待,美国媒体并且杜撰出所谓“中国重面子,美国重实际”,“布什喜欢随意,不拘形式”等荒诞解释。

    国际关系关涉到重大的国家利益,没有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会仅仅因为个人习惯而有意损及重大国家利益。小布什任美国总统已近6年,难道会连这都不懂?国际交往中既然存在“国事访问”、“国宴款待”等形式,就代表了一定的超越物质层面的利益,中国政府争的就是这种相互尊重的利益,这与个人“爱面子”不是一回事。由于中美实力的不平衡,中美关系实质上具有不对等的特征。作为强势一方的美国无需争取即可得到其它国家的尊重,而中国的国家尊严则需要中国领导人以智慧与决心相争取。

    美国政府坚持不给予中国领导人以“国事访问”、“国宴款待”等规格待遇,目的在于烘托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关系这一重大外交问题上的挫折与失败,这和布什助手在胡布会谈前即“预期会谈不会做出重大宣布”目的类似。而将中国领导人争取平等对待与国家尊严的行为解读为“爱面子”、“讲虚荣”,目的可能也是丑化、矮化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使其在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中丧失威信,最终有利于解构中国现在的政治共同体——媒体的说法还可以解释为价值偏好、言无顾忌或者是哗众取宠,但政府官员和战略分析家的介入,却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包藏祸心。

    信号三,一种源于美国、流传颇广的说法是:胡锦涛访美时所得到的接待规格将关系到胡国内权力的巩固。例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裴敏欣就宣称:“从中国民众的观点来看,一名领导人如果没有在白宫受过各种仪式性的礼待,你就还算不上一号人物”。

    这种说法在十年前或许有其道理,但在美国对中国崛起施以诸多打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视美国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阻力的今天,持这种观点不是抱残守缺,就是别有用心。不能排除某些人有意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行为与其个人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中国领导人抹黑成“根据个人需要决定重大国家行为”的罔顾公利之徒,其中用心,不问可知。

    综上所述,虽然中美关系在表面上还能维持平稳,但在水面下早已出现暗流汹涌。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可能由相对平衡转向不平衡、由相对稳定转到不稳定的关键时刻。不平衡并非仅仅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力量不均衡是普遍现象,力量不对等下如果双方皆怀有建立、维持稳定关系的善意,仍然可以在某种利益均衡下实现关系稳定;但如果一方怀有打破平衡的企图,则稳定关系很难持续。

    在中美关系中,由于力量、处境和利益的不同,中国是力求维护稳定关系的因素,美国是试图打破稳定的因素。在维系稳定关系的前提下,中国不断作出让步,美国则步步进逼。美国不断以破坏关系稳定的方式来索取更多利益,只有在“不稳定”可能对美国也得不偿失时,美国才回停步,甚至稍作回头。具体说,由于视中国为“最大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彻底瓦解中国发展能力的意图一直没有停歇,一直在寻找机会;只是由于在国际事务中的多重现实需要,以及其它潜在的挑战者虎视在侧,美国才未走出最后决裂的一步,中美关系至今才维持了大致稳定。但这种稳定性极其脆弱,美国正在不断挑战、冲撞它的极限。

    面对这种危局,中国手上可讨价还价的牌太少,只能一面强化自己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一面不断作出让步。中国的这种态度,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甚至比中国衰败更有利于美国。因此,当中国采取这种姿态时,美国已没必要再把中国怎么样。但这是一种一面倒的游戏,因此它难以持续。中国对美国利益的贡献、对美国意志的服从,皆有其极限;即使美国已不打算杀鸡取卵,而是试图长线钓鱼,中美双方也未必能把握好这个“度”,游戏很可能被转到极限,再也玩不下去。在此终点到来之前,中国必须尽早找到退出这场游戏的出路。

    在单极秩序下,美国的军事、政治强势难以消解。但经济是最活跃、也最有可能发生此消彼长力量变化的领域,中国的机会在经济。这不仅指中国应保持本身经济力量的持续增强,更指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经济力量的持续增长,直至可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分庭抗礼。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只能力争与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共赢”的时代。只有当世界几大力量同时增长、美国难以抑制时,它才会最终不得不接受一种多极化的秩序安排,中国与世界才能拥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当前,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减少“一枝独秀”的表现,避免成为美国眼中死盯不放的目标;将经济作为打破强弱对比的突破口,让其它国家分享中国经济进步的机会空间,与其它大国一同成长,这才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真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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