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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按:中國作者談教育醫療一百篇
(博讯2006年5月05日)
    歐洲導報社張英按: 迄今為止,在186位中國大陸作者絡繹不絕向本報投稿的1512篇中,有相當多的評論散文篇幅,談及教育與醫療問題。這說明如同維權、拆遷和三農等問題一樣,教育醫療改革也是人民大眾關注的社會焦點。不妥善解決社會焦點問題,何以談得上建設“和諧社會”!
    
     (一) (博讯 boxun.com)

    
     最近,經海外的博訊、東西南北、外交論壇和統獨論壇等,中國文友交流中中心,西祠、遠望文學、東湖等(可用穀歌、百度、搜狗搜索),已絡繹發表教育醫療這方面的一些稿件。例如,博訊3月21日《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評中科院與楊振寧“趕英超美”說》,我曾略作點評:
    
     漆家衫(林金芳),江西作者,大學教師。指出“趕英超美”的大話還是少說點好,及時。中科院15年內“趕英超美”,猶如1958年的“10年趕上英國,15年超過美國” 的大躍進,又是假大空!其實,不必說15年,用楊振寧最近在廣州的《怎樣評價中國高等教育》話來說,“哈佛不如清華”,現在就已“超過美國”了,楊振寧還胡說諾貝爾獎是“酸葡萄”,“中國暫不需諾貝爾獎”。請參閱博訊3月16日發表廣州日報報導《楊振寧作報告翁帆台下靜聽:哈佛不如清華》,3月1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教授《反駁楊振寧:中國需要諾貝爾獎》,以及本報安徽滁州作者賈如軍《楊振寧為何要將諾貝爾獎說成是“酸葡萄”?》、河南作者趙志疆《比諾貝爾獎更重要的是什麼》附後,供討論。
    
     又如,博訊3月23日發表重慶作家李北陵時評《學術自治:109名教授公開信的最大亮點》;3月31日,發表南昌漆家衫評論《誰最應該關注“冠軍搓澡工”事件?》,提出“離開了人的體育,還是體育嗎?”; 4月1日,發表江西財經大學研究生院彭興庭(蕭坊)時評《央視何以成了廣電總局的“提款機”?》;4月3日,發表《中國作者討論“清華畢業生成無業遊民”問題》,我也作了點評:
    
     今天(4月3日),中國《法制週報》報道“清華畢業生成無業遊民”(化名戚柯)問題,這不是愚人節的笑話,立即引起國內作者不同反響,熱烈討論。
     山東作家陳貞璟來稿《“清華英才淪為無業遊民”誰之過?》,認為“教育之過”、“不當家教之過”,提問:誰來拯救這只沉淪的“迷途羔羊”?江西作家、財經大學研究生院彭興庭來稿《“清華畢業生成無業遊民”,不宜過分渲染》,認為“主要的過錯仍在戚柯自己身上”,哈佛大學的博士都會淪落為街頭清潔工,“你沒有做到,怪社會?”,把一個失業的個案單獨地拔高到“社會問題”,這就是一種誤讀了。“不是期待依靠媒體或者其他力量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點他與陳貞璟共識:“只有戚柯自己才能救自己”,不能寄希望於媒體的關注再次引來一個國外或國內學術機構的“垂青”,“而社會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吝惜我們的寬容和關愛,同時反思:如何防止下一個戚柯的繼續沉淪”。
    但是,同為山東作家的陳一舟來稿《“大學生當保安”不是社會進步》,卻“不敢苟同”大學生當保安、做交通協管員,這種“高學歷低就業”現象,“近年來流行著一種說法——這表明了社會的進步,說明整個社會正在由學歷社會向能力社會轉向”。試問:如果失業的“清華英才”戚柯願意,而也有單位願意“破格”吸收他“當保安”的話,兩廂情願,那又如何?
    
     (二)
    
     由談論教育與醫療等社會問題,涉及報道並具有對受眾宣傳教育功能的媒體。4月3日,還發表:劉工昌評述《南方週末》奇跡般存活之道。劉工昌先生是江蘇教師,文內自然談到對年輕人的教育問題。我也加了按語,而且較長:
    
     劉工昌,江蘇作家、講師。曾來稿《在太陽升起的地方眺望法蘭西的天空》、《我的第一次》、《回首2005》、《短髮》。
     我在丙戍春節《致中國作者群綜合復函並拜年祝好運》中,點評:劉工昌畢竟是專業老師,寫得很好,劉先生“眺望法蘭西的天空”,比生活在法蘭西大地上的我們,更加情真意切,文筆又佳,實在難能可貴。“短髮”不短,“回首”不長,在東方大地上“眺望”西方的天空,凡事總有“第一次”。以文會友,歡迎有機會光臨法蘭西!並稱讚他為作者群中的“江蘇領軍人物”。
     劉工昌今日惠稿,評述《南方都市報》的姐妹報《南方週末》存活下來奇跡之道,在《亦步亦趨,若即若離——從《南方週末》看中國媒體與現實政治關係》中,指出:對於中國現今的平面媒體而言,在夾縫中生存的《南方週末》,既“亦步亦趨”,又“若即若離”,其存在本身簡直是個奇跡。“我們說它是奇跡,就是因為在整個版面仍是領導人的臉和明星的屁股所主宰的大陸輿論系統 ,《南方週末》則能有效避開這些東西而另闢蹊徑,走一條比較嚴肅的以政治財經包括較為高檔的文化產業之路”;奇跡二,“《南方週末》則是沒有任何的權力背景下的攤牌,完全靠市場的自主選擇發行量竟然超過了100萬份,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數字”;奇跡三,“《南方週末》在它的受眾中產生了其他媒體很難產生的影響,從時效性的角度看,它很可能超過了許多的權威的學術刊物。從知識份子的角度講,這無疑是相當了不起的”。
     劉工昌為人師表,現身說法,希望剛踏入社會不久的年輕人都能看看《南方週末》,因為它“以冰一樣的文字告訴你,那種高高在上依靠描摹流光異彩的彩球來一求取人信任的歷史已成為過去,真正的信賴來源於揭示真相的勇氣和決心。自由的真諦是對每個人自由的尊重與認可,一個真正的自由者應該知道,以任何藉口來掩蓋落實到弱者頭上的苦難,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你可能不那麼喜歡,但你不由得不對它崇敬,因為歷史就象唐古喇山上一塊巨石,沉默中蘊涵著高尚的莊嚴”。
     生活在欠自由氛圍的劉工昌,直言不諱:“《南方週末》更令人側目就在於,它讓我在真實的見識了我們民族在過去那個多災多難的世紀裏最後幾年最為真切的日子。過去的一個世紀註定將要成為我們民族歷史上最值得銘記的日子。對於一個在舊制度的陰影下徘徊了上千年正於現代化的路上蹣跚邁步的民族,一個現代的民主政體剛剛確立遠未完善,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權力體制和人們社會行為心理的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等級秩序輔之以庸常的人倫關係的民族來說,經過了80年代的浮躁冒進到89年政治風波特別是90年代初的蘇歐劇變後,殘酷的現實令每一個理想者清醒,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儘管已被商品大潮撞開幾道口子,但還遠遠無法承受現代民主思潮的動盪,為了保證土地上的人們生活能夠穩定前進,就只能採取經濟上闊步破冰前行,政治上小心翼翼跨過雷區,思想上則儘量向內轉保持統一。這也許會犧牲一部分思想比較超前的人,也會令很多真心為這個民族著想的人感到委屈”,但從國情來講,這是無奈卻又是明智的選擇。
     經濟領域,《南方週末》“很可能是目前唯一的一份敢於直面現行經濟體制運行中一些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的報紙,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比較明白的窺見歌舞昇平背後那些鮮為人知的東西,才能較為清晰的透視中國經濟艱難爬行的軌跡。今天當我們為日趨正常的經濟運行機制正漸漸步入正常軌道而歡呼時,人們常會忘記那些在軌道交接處用良知和靈魂在呐喊甚至做出重大犧牲的人”。
     在政治上的所為,《南方週末》給人看起來是極其有限的,似乎它在有意回避,其實“有關政治的那些技術性的東西,比如,基層民選中的村民自治,社區物業管理,人大代表的海選等等,在這裏卻見的很多。它似乎很難看出什麼轟動性的東西,其實對我們這個在專制的陰影下躑躅了幾千年且民眾極其講究實利的民族來說,這些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有無數的人在反思,卻沒有人來結繩記事,在這裏,《南方週末》不是一個鼓動者,而是一個記錄者。它的作用也許若干年後才能真正體現出來”。
     作為一份紙質媒體,《南方週末》在文化上也奉行一條較為獨特的路線。“它大致圈定起這樣一個範疇,一方面遠離那些純粹追求感官休閒沒有內在意義支撐的流行娛樂資訊,另一方面又與主流思想完全欽定的政治宣傳性文化資訊有相當距離,集中於尚未被主流媒體完全承認卻又在民間有較大影響力的電影電視以及某些原創性音樂戲劇作品等”。於是“在這個高速商業化的時代,它一方面小心翼翼的呵護著作為主流知識份子精英文化意義的形態,另一方面又通過許多與時代伴生的文化形態的廣泛關注來間接的影響,甚或是消解著以權力為中心的傳統的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所做的許多事都是開創性的,儘管它的意義也許很長時間以後才能為人們所充分知曉”。
     劉工昌還表示: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傳媒,“沒有依靠政府的強制力而基本上靠自身的巨大影響而贏得百萬讀者的媒體,《南方週末》獲得了令其他同行難以企及的成功,但卻還遠遠沒達到它所應該達到的高度。因為作為一個在民眾中擁有巨大聲望的媒體,人民的信任是一種財富,但同樣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許多大家都看到卻有許多人不願意或是不方便講的但卻是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這是《南方週末》義不容辭的責任”,當仁不讓。
     當然,“我們能夠理解在大陸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南方週末》生存的艱難。一方面,捆綁在牢固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以權力為導向的輿論系統封建家長制專橫依舊,輿論控制是有增無減;另一方面洶湧而來的商業化浪潮又在過度侵襲著先天發育不良的輿論系統。在夾縫中生存的《南方週末》也不斷體現著它的多方面妥協後的力不從心。就在2005年,一批資深報人相繼離開了它,尤以其上海站站長在網上發佈的公開聲明更令人震驚。《南方週末》正在使一批熱愛它的人失望。很顯然,它在掙扎”。它現在做的十分有限,但至少還在做。拿詹母斯•納西微的話來說,“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假若我們不做,那誰會去做呢?”
     大標題《劉工昌評述<南方週末>奇跡般存活之道》為編者所加。我上面開場白讚賞他詩歌般《在太陽升起的地方眺望法蘭西的天空》一文,今附後一併發送,供讀者欣賞分析。
     那就請看下麵劉工昌的原文吧!
    
     (三)
    
     接著,發表《劉如潮對評南方週末與評郎咸平的不同意見》。我加的按語是:
    
     劉如潮,青年作家,本報駐北京記者、《中國商務》雜誌副總編、歐洲聯合學院北京分院院長。
     四月三日,劉如潮收到我發送的博訊新聞(boxun.com)等發表劉工昌評述《南方週末》奇跡般存活之道,即劉文《亦步亦趨,若即若離——從<南方週末>看中國媒體與現實政治關係》,朱嘉明《如何評價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張英發送朱嘉明專稿致曹思源》,如潮當天回函。他對評《南方週末》與評郎咸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現將來函經博訊等全文發表,以期大家重視討論。
     另,中國政府以郎咸平教授流暢的國語“沒有達到國家電視廣播普通話水準”為由,“終止”了已引起爭議的《財經郎閑評》電視節目,但我早已先後接“中國藍海”、“益策學習機構”來件,郎咸平將於4月28日東莞主講《企業戰略與公司治理》、4月29日佛山主講《中國企業藍海戰略》,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旁聽提問。
     我並不認同郎咸平對改革中的國企民企一些結論,也並不認同劉如潮對“民主”的一些理解,但我絕對尊重各位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這就是自由民主的ABC。
    
     中國固然有“文人相輕”的陋習,不是多元思維,相容並蓄,以理服人,而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友即敵”的“兩分法”極端思維與文風,甚至人身攻擊和暴力語言,但中國畢竟是禮儀之邦,自古以來就有文人唱和、互相尊重的優良傳統。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與柳宗元,王安石與歐陽修、蘇軾等,彼此儘管政見不同,卻尊重對方的人品才學,相敬如賓,大家風範,千古佳話,後人楷模。歐洲導報中國作者群,絕大多數溫和理性,以人為本,循循善誘,值得堅持,發揚光大。海納百川,即使“有點不同意見”,切嗟商榷,是正常的。
    
     (四)
    
     既然如潮兄來函說及郎咸平,經濟專題雖不屬於本專欄教育醫療範疇,但為對兩種不同意見的知情比較,姑且將博訊等4月2-3日發表《張英發送朱嘉明專稿致曹思源》,一併附錄於後,立此存照:
    
     思源兄回京乎?念茲在茲。
     中國的改革是進還是退?爭論不休。嘉明兄最近又放話了。二十多年來,您與他兩大經濟學家,八十年代中期三十多歲的您曾任國務院破產法起草小組組長,三十多歲的朱嘉明教授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最年輕博導,先後主動從中央轉向民間,堅忍不拔,始終不渝,真正的改革派健將。相同的是理論建樹,積極實踐;不盡相同的是您三度歐美巡迴講學,還堅守北京研究兼併與破產、修憲等陣地,他則在美國哈佛、麻省理工和東南亞衝鋒陷陣。
     附上朱嘉明專稿《如何評價中國的經濟改革》十點見解,供參閱知情。這十點是:1.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沒有時間表的歷史過程。2.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沒有穩定參照系的改革。3.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沒有一個公認的“界定”。4.中國經濟改革沒有基於一種成熟的和權威性的改革“理論”。5.中國的經濟改革的設計始終沒有,也不可能擺脫“摸著石子過河”觀念的影響。6.中國的經濟改革始終困惑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改革的失衡。7.中國的經濟改革的非經濟性的問題,需要靠政治和社會改革解決。8.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常態。9.中國的經濟改革本質上受制與“全球化”。10.中國的經濟改革還會面對新的意想不到和不確定性。
     嘉明講了一番宏觀理論,公開批評並沒有點誰的名,而且與前年歐洲導報第17期第7-8版首發您長篇宏文《國企民企優劣考》,以“842個資料回答對經濟改革的質疑”,抨擊香港中大郎咸平教授為代表性的倒退派,相得益彰。比較而言,今公佈的嘉明指導性意見,姍姍來遲,但仍不失與兄異曲同工之妙。
     本報前年首發吾兄此篇大作,弟曾加《編者按》,開頭就說:“中國經濟改革是前進,完善市場經濟,還是倒退,回到計劃經濟?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中國經濟學界最近又在公開論戰”。看來,這場姓“社”姓“資”的新爭論,方興未艾,伴隨著“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還有反復爭論過程。至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修憲,並通過物權法,才能告一段落。
     中國的改革何去何從,正是大家所關切的。歐洲導報已經海外網路,《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評國企巨虧的深層原因》、《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談教育醫療問題》等,作者有:江西作家范永紅、林金芳(江西師大政法學院講師)、彭興庭 (江西財大研究生院),重慶作家李北陵、黃邦寨、唐厚梅、徐曉,廣州作家王穎、葉文東,杭州作家舒聖祥(註冊會計師)、徐迅雷(《都市快報》首席評論編輯),遼寧作家崔書君,湖南作家劉佳鵬,上海作家聶磊(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河北作家王豔坤,西安作家畢詩成(華商報評論編輯)、歐陽晨雨(政治學院講師)、艾文波(政治學院講師),山東作家畢延河,太原作家冀京蕊、樊仁秀,江蘇作家李新國(南京日報編輯)、肖華、陳文祥,安徽作家賈如軍,四川作家萬大成等四十八位,七十五篇,本報還將絡續發送,包括福州作家林正德等文革四十年祭、山東作家王濤優秀散文選(201篇)。去冬今春,迄今為止,據不完全統計,有158位中國作者(不包括26位約稿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向本報投稿1206篇(尚不包括225篇純廣告稿),約占海外來件三分之一,十之七八是原創,散文隨筆居多,小說詩歌不少,也有時評政論的,乃至鳴冤叫屈,一百五十多萬字,大多體現“人性與愛”的主題。其中,不乏這方面的文稿。
     今天是愚人節,已發表遼寧作家崔書君《活著的明星“死了”,死了的明星“活著”》、廣州作者葉文東《快樂愚人節,“娛人”並“愉人”》。我不是明星,既活著又未死,這叫“不死不活”的“快樂”,就是這樣“娛人”並“愉人”。
     春天到了,愚人節過後清明節。與此同時,繼已發表江西作家范永紅《清明節的由來》、廣州作家牧鴿《清而不明的心》之後,今已發表《範永紅:清明節的哀思》。台海兩岸炎黃子孫,同種同文,清明節風俗也同,民主統一中國當然是本民族“終極目標”。世界尚且要“一體化”,中國台海兩岸原本一體!清明、清明,皆有一顆清而明的心。範文能把蔣公介石逝世三十一周年與天安門四五運動三十周年放在一起紀念,清明節同時“哀思”兩岸不幸,這是卓越的膽識,勇敢的創舉,非常時期非常之好。
     另,今一併發送十五個資訊附件中,主要還有馬主席英九兄訪美的第二個文檔“包裹”,講《美國力挺馬英九 馬政治行情飆升》,以及其他種種,證實馬英九訪歐美之前,我們早先對兩岸三地情勢與走向分析的大致,對進入馬英九時代的馬英九現象評估,愚人節敢說愚話:完全正確!
    
     (五)
    
     教育,當然包括歷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正確的歷史觀、國際觀和現代觀。為此,本報當仁不讓。四五清明節,還經博訊等發表範永紅作《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的蔣氏父子》,我加了較長的按語,點評介紹:
    
     江西作家范永紅先生是民國史學者,也是研究台海兩岸問題專家。今天,丙戍清明節,繼不久前經博訊、東西南北、外交論壇、統獨論壇等,發表他的《清明節的由來》、《清明節的哀思》之後,發送其《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一文,再祭反獨促統的兩蔣,紀念1975年清明節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
     我在丙戍春節《致中國作者群綜合復函並拜年祝好運》中,點評“範永紅對中國軍民抗日戰爭史頗有研究,寫出了這方面的多篇好文章,為此本報去年提前九個月開闢《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專版,其中刊登和連載他的《國軍抗日英雄同樣應得到敬重》、《國軍為中華民族浴血抗戰可歌可泣》、《蔣介石元帥是當之無愧的偉大民族英雄》、《我們對日本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為吳儀拂袖而去鼓掌喝彩》” 等,稱讚他為中國作者群中的“江西領軍人物”。並說“早在40年前,我在研究民國史時,體認到當代中國史主要是國共兩党及其關係史,看來永紅也把握了這條脈絡。人在大陸熟悉中共黨史,但能瞭解中國國民黨史而對蔣公正面評價,實在不易,更加可貴。蔣氏父子的情況我也熟知,本人還是緯國將軍晚年的莫逆之交,也是經國先生真正傳人馬主席英九兄的好友”,故“均感範文真實可信”。
     我在《範永紅:清明節的哀思》按語中曾說:今年清明節,“其一是:1975年清明節,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陪都臺北市郊陽明山官邸病逝,即今年清明節是中國統派旗幟、抗日統帥、收復臺灣的中華民族超級英模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紀念;其二是:1976年清明節,北京爆發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和天安門事件,今年清明節還是當代中國首個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爆發三十周年紀念日”。
     與此同時,還點評:台海兩岸炎黃子孫,同種同文,清明節風俗也同,民主統一中國當然是本民族“終極目標”。世界尚且要“一體化”,中國台海兩岸原本一體!正如蔣總統介石五十一年前針對美國炮製的“臺灣地位未定論”所說:“臺灣和大陸本屬一體,骨肉相關,休戚與共”。 “‘兩個中國’的說法,真是荒謬絕倫”。清明、清明,牧鴿說“清而不明的心”,含蓄幽默,其實不然,皆有一顆清而明的心。由於眾所周知的不便原因,範文卻能首次把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與天安門四五運動三十周年放在一起紀念,清明節同時“哀思”兩岸不幸,這是卓越的膽識,勇敢的創舉,非常時期非常之好。
     今次公開發表範永紅作的《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分門別類:
     一、蔣介石堅持:“誰搞台獨,我搞他腦袋!”
     這是蔣公表達反台獨決心的狠話,其實基督徒的他並沒有真正搞掉台獨分子“腦袋”,恰恰相反,這幾天臺獨的扁政府竟搞掉兩蔣銅像腦袋,正是絕妙的諷刺。
     毛澤東也早就說:臺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1959年10月毛說,“我們反對‘兩個中國’,蔣介石也反對‘兩個中國’,我們有一致之處,有共同點。”而“中國人的事情只能是我們中國人解決。一時難以解決,可以從長商議”,對蔣介石說“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甚至早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刊出標題為“毛主席說,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
     二、蔣經國希望:能在生前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1981年初,蔣經國密許曾任其機要秘書的沈誠將軍赴大陸一行,暗中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受到了北京熱情接待,先後同葉劍英、鄧穎超等探討國共和談問題,並被安排到溪口一游,遵照蔣經國囑託,“拍到了蔣介石故居和祖宗墳墓保護完好的大量照片”(張注:插曲故事,我有個朋友的五妹阿公蔣某人,1980年初大雪之夜,從溪口來上海,托我代寫申冤書,並說及文革初期老紅衛兵們砸毀兩蔣祖宗墳墓,他撿了蔣經國生母毛夫人墓碑、字朝底做屋簷下的墊腳石,現在要修復蔣氏墳墓,天天廣播找這塊墓碑。他怕交出去平不了反,還“罪加一等”,我勸他兩岸和談為重,趕快交出去,後來聽說他被平反,繳碑還受到三百元獎勵!這樣一來“修復完好”,從而“保護完好”)。
    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十二次黨代會,蔣經國主持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臺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臺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臺灣永遠保持安定與進步”。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復興建國”的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從而使兩岸關係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面,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九十年代,我與蔣經國成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多次交流時,理事長是總統資政馬樹禮、秘書長是政務委員高銘輝、副秘書長是臺灣大學教授明居正、以及張惠梅等一批優秀義工,他們懷有大中華情操,民主統一中國理念。
     在蔣經國去世前,對於臺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畫。第一點是民主化,包括全面選舉。第二點是本土化,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要結束。第三點是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點是震撼性地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而且他還派人與大陸中共方面秘密交往、試探和談,尋找與中共和解的管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解決祖國統一的問題。
     三、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
     1987年12月,蔣經國擬“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中常會中做決定”,只要假以時日,國共兩黨舉行談判並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是極有可能實現的。令人遺憾的是,赴北京正式進行國共和談的代表尚未派出,蔣經國下月初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去,使極有希望的實際上已著手進行的兩岸和談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長歎。
     現今連戰與胡錦濤會“五點願景”,馬英九“五不”、“五要”,正是當年蔣經國密使與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楊尚昆、鄧穎超、廖承志等中共領導人秘密對話的公開繼續!
     四、李登輝上臺:國共和談半途夭折。
     鄧小平曾認為:現在“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並且能夠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如果堅持,客觀上是否能堅持住?這些就很難說。” 小平預見不幸言中。李登輝搞“台獨”,蓄謀已久,有目共睹,……。
     國家、國家,先國後家,天下為公,公而忘私,至少先公後私。
    清明節祭,我在去上自己父母墳墓之前,趕發範永紅作《畢生致力於“中國統一” 的蔣氏父子》,紀念蔣公逝世三十一周年,紀念經國先生逝世逾十八周年,紀念偉大的民族英雄兩蔣是也。
    
     (六)
    
     針對中國內地當前教育醫療諸多問題,3月27日已初次集中《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談教育醫療問題》,“有直接對話,也有間接體現”,共二十篇。
    
     其中有:江西師範大學政法學院教師林金芳評論《還有多少教育亂收費沒治理?》;江蘇評論員肖華《亂收費只是大部分退還?》;杭州媒體評論員舒聖祥評論《見習制度:新時代的“上山下鄉”?》;重慶教師、散文作家徐曉評論《大學生當村官:嚴酷就業環境下的現實選擇》、《願“為供兒上學累死”的悲劇不再發生》;重慶散文作家鈴帶雨講了用聾啞父母拉大糞賺來的錢、加上勤工儉學,讀完了大學又考上了研究生故事《我的聾啞父母》;四川散文作家萬大成評論《留住人才是本事》;山東評論員畢延河《人力資源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江蘇評論員陳文祥《重獎,貴在重“獎”!》,批評重獎的“含金量”僅止于錢;杭州註冊會計師盛翔評論《納稅人沒有義務為公務員(培訓)“提素”埋單》,並針對中國內地掀起有近萬名民企老闆進中央黨校“培訓”的熱潮,提出《中央黨校為何如此不避嫌?》;西安政治學院歐陽晨雨就清華大學“重典打假”,主張《打造一條捍衛學術純淨的“高壓線”》;廣州葉花果時評《兩個世界(倒數)“第四”羞辱了中國醫改》;江蘇肖華評論《示範醫院不是“遊說”來》、《保護這樣的(假劣醫療器械)“黑名單”是誰的責任》;江西財經大學研究生院彭興庭《競技體育呼喚人性的複歸》;河北散文作家王豔坤《“禽流感”喚醒國民健康意識》,談公共衛生醫療。
    
     (七)
    
     今次,又發表一組中國作者談教育醫療問題,一百多篇,十三萬字。
    
     著名江西作家、評論家范永紅去年《中國教育在飲鴆止渴》,抨擊:教育、醫療、住房三大消費一段時期以來被稱為國人頭上的“新三座大山”。指出“大面積輟學令人觸目驚心”,“義務教育變成了賺錢產業”,“教育產業化變成了禍國殃民之舉”,“辦好教育才是富民強國之路”。永紅兄論及的這四點,切中時弊,提綱挈領,可視為本專欄談教育醫療問題的代序。
    
     在中國“義務教育”師資不足之際,卻“全部清退”代課教師。江蘇評論員肖華《對代課教師請慎用“全部清退”》、廣州評論員葉花果《44.8萬代課教師,我該拿什麼挽留你們》,清退“代課教師”,等於過河拆橋,作出了反應。山東評論員陳一舟乾脆《建議學校都給教師放“情緒假”》。
    
     在封殺“師生戀”方面,武漢某高校老師“師生戀”丟飯碗,四川評論員金卯刀《封殺“師生戀”涉嫌違憲》、遼寧評論員崔書君《“禁止異性師生獨處”體現相關部門“黔驢技窮”、“膽小如鼠”》;南昌評論員漆家衫《如此“性調查”,如此無聊!》,如此“性調查”應該休矣;山東陳一舟評論《放棄裸檢是制度向文明的“懺悔” 》;南昌另一位評論員蕭坊,對於蘇州一家私塾開設“淑女學堂”,認為《“淑女”,是一種病態的臆想》。而另據本報悉,為防“青梅竹馬”同學戀,與漢川市政府下達“喝酒檔”意圖相反,無錫市教育局竟也下達“紅頭文件”:男女分校!
    
     關於學生“培養成本”與生活,以及教育部門腐敗。南昌彭興庭評論《學生“培養成本”由誰算,怎麼算?》;大學學費應如何確定,南昌林金芳評論《大學學費何止是“高了點” 》;廣州葉花果評論《免試免費讀研的機會離我有多遠》;杭州舒聖祥評論《“狀元村仍是貧困村”的新聞隱喻》;江蘇陳文祥評論《幹部培訓?幹部遊戲?》;南昌林金芳評論《“產權不明”下的高校金融風險》、《高教評估的“部門化”是腐敗的溫床》,比“造假”更可怕的是“腐敗”;山東陳一舟評論《高校負債擴張的最大惡果是“教育風險”》、《不要給大學生扣“普遍浪費”的帽子》;四川巴山評論《中國孩子為何患精神營養不良症?》;南昌胡灣評論《看,這就是我們的研二生活》;重慶徐曉評論《“尖子生”住豪華套房與象牙筷定律》;山東陳一舟評論《“富人超生”背後的財富蠻橫和制度失靈》;深圳王太典評論《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富人超生》;南昌彭興庭評論《“科研老闆”是一種學術的功利化》,“科研老闆”現象在中科院無土壤?中科院“出淤泥而不染”?;山東陳貞璟評論《“中式學位服”背後的文化浮躁和自我標》、《生源地方化背後的雙重“利益自私”》、《警惕“南洋神話”破滅的“多米諾效應”》;南昌林金芳評論《“部屬院校”地方化是對教育公平的褻瀆》、《閱讀危機”本質是“功利危機” 》;河北劉興華述評《我只要一聲對不起》;杭州吳海鷹評論《代考公司公然挑釁榮辱觀》;遼寧崔書君評論《四六級考試,“項莊舞弊,意在沛公”》,四六級改革不在考試而在考試人,英語四六級改革重在“閉關”;南昌胡灣評論《“分數不夠,拿分來湊”和跛足的教育理念》;四川劉勇評論《高矮胖瘦怎能影響教育公平》;山東陳一舟評論《高考改革不能造就新的不公》;四川金卯刀評述《紮的是“娃娃” 傷的卻是自己》,“施法術”是假,心存仇恨是真;安徽賈如軍評論《變味校慶令人憂》;高校實驗室一再淪為毒品的研發基地,江西彭興庭評論《高校實驗室何以成了罪惡之源?》。
    
     關於教育環境與教學方法,以及“新讀書無用論”。除教育問題的評論之外,散文大多談受正面教育的經驗體會。杭州評論員舒聖祥《推進公平的“大躍進”中國太需要了》;南昌評論員蕭坊《西藏和北京為什麼不能比?農村和城市為什麼不能比?》;山東評論員陳一舟《我們為什麼讀書少了?》;江蘇評論員肖華《從大學生電影節想到農民電影節》;重慶散文作家黃斌《難忘的露天電影》;杭州評論員盛翔《從農民盧迅看“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南昌評論員彭興庭《“灰色技能”是社會對人的異化》;山東評論員陳貞璟《“家長簽字”是教育教條主義的縮影》、《罰抄萬遍“1+1=2”與盲目“師尊崇拜”》、《教鞭成皮鞭的N個理由》,全班男生都被打,老師你咋成了“打手”?江蘇評論員梁江濤《公眾眼睛咋盯著相馬者“袖口”?》;四川評論員劉勇《“新讀書無用論” 源於知識未能改變命運》;山東評論員陳一舟《“女碩士亂穿馬路襲警”與“高知低德”》;江西評論員彭興庭《學術界需要方舟子,正如娛樂界需要宋祖德》。
    
     重慶散文作家徐曉評論《“以辛勤勞動為榮”要從孩子抓起》,教師言志;廣州散文作家牧鴿《穿過你的蓖麻我的春天》,彰顯課外活動;重慶散文作家黃邦寨《父親送我的春聯》,獲益匪淺;湖北作家王友元《題詞》,名師高徒;重慶散文作家湟濱《最美麗的聲音》,“他們(學生)都是我的孩子!”感人肺腑;太原散文作家嫻衾《未來是靠現在決定的》;重慶散文作家唐厚梅《大師的成功秘訣》;廣州散文作家牧鴿《另一條走到對面的路》;濟南散文作家綦其《有了孩子很辛苦》;武漢作家湯禮春《為孩子記錄童年》;重慶散文作家冰子《無言的教誨》;湖南作家劉佳鵬評論《禪房的入和出》;湖北土家族作家陳孝榮《恩師只教了我三個字:不放棄》;重慶散文作家陳蓉《成功有時只需要堅持》、《最大的動力》;河北散文作家王東風《永遠都要坐前排》;重慶散文作家《踹開成功的門》;陝西散文作家魏西峰《無法郵寄》;重慶散文作家黃邦寨《手心朝下》;四川散文作家萬大成《警員的孩子》;遼寧散文作家王晶《說一說咱東北農村二人轉》;江西張繼美《與女兒的網上男友較量》;江蘇許正和小說《一個平凡的母親》;北京散文作家王馥莉《輕盈的九月》;時代氣息,也有兒女教父母的,這就是山東作家王濤:《我教老媽學上網》。
    
     (八)
    
     關於醫療衛生方面,也分評論與散文兩部份,評論著重批評監督,散文則是表揚為主。
    
     南昌蕭坊評論《“醫改”真能“一賣了之”嗎?》;江蘇陳文祥評論《天價醫藥費句號背後是天大問號》;廣州葉花果評論《是誰搞垮了醫生的聲望》;武漢雷震宇評論《上鉤》;重慶黃邦寨評論《用懲罰取代獎賞》;江西彭興庭評論《反腐的成本有多高,腐敗就有多倡狂》;山東陳一舟評論《惠民醫院為啥必須由“政府創辦”?》;“惠民病床”真能惠民嗎?南昌林金芳評論《“惠民病床”會不會變成“空床”?》;杭州盛翔評論《性別鑒定犯法,人流不犯法?》;重慶作家李北陵評論《知識份子應該是道德的標高》;山東陳一舟評論《怎樣“喚醒”明星的社會責任感》;太原嗤悠散文《免費護理》;杭州舒聖祥評論《社會為“真話”預留了多大生存空間?》;有勇氣和毅力也沒用,河南張世普評論《治理醫療腐敗靠什麼?》;山東陳貞璟評論《“輪崗反腐”是一種懶漢思維》;舉報,何時不“喧賓奪主”?江蘇陳文祥評論《舉報,讓我歡喜讓我憂》、《投訴電話,我先要“投訴”你!》。南昌彭興庭《誰是反腐戰線上最可愛的人》,反腐的成本有多高,腐敗就有多倡狂,應該給“肖啟偉”授勳!
    
     重慶散文作家唐厚梅《因為牽了你的手》;湖北作家王友元散文《那位姑娘甜甜的笑——急救室護士長手記之八》;濟南散文作家默之《相忘江湖》;濟南散文作家李其志《翡翠幸運星》;太原散文作家嗤悠《身體很好》;重慶散文作家黃邦寨《踏過那十三級臺階》。
    
     中國大陸作者的評論與散文,通常抓住一人一事,一敘一議,有感而發,言之有物,短小精悍。時評引經據典,並附新聞鏈結。文風樸實,別有一番韻味。
    
     中國教育在飲鴆止渴
    
     ● 範永紅 (江西作家、評論家 歐洲導報供稿)
    
     教育、醫療、住房三大消費一段時期以來被稱為國人頭上的“新三座大山”。近年來,國人對中國教育一直批評不斷,關於免費義務教育、職業教育、教育亂收費、高校助學貸款以及教育模式的討論,矛頭都直指“教育產業化”政策,引起了政府、社會和公眾的高度關注。廣泛流傳的 “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瘋”的民謠,更是對中國的教育現狀做出的絕妙概括。
    
     大面積輟學令人觸目驚心
    
     據11月11日新華網報道,河北省威縣每年初一入學學生保持在1萬多人,在初三中考時,參加考試的只剩下4000來人,三年裏流失6000多名學生。而威縣賀營中學今年參加中考的學生只有24名,三年總輟學率近90%。常莊中學今年中考時只有42人參加,三年總輟學率近70%;高公莊中學初一新生入學150人左右,今年中考有48人參加;經鎮中學初一新生入學120人左右,今年中考人數為55人。威縣一位先後在幾所鄉鎮中學任職,現已當了10多年的校長告訴記者,儘管威縣在上個世紀末“普九”達標,但義務教育初中段的輟學率一直沒有控制住。在他所在的前一個鄉鎮中學,輟學率在75%左右;目前所在的中學,輟學率至少也有50%以上。
    
     威縣是個“普九達標縣”,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率不應超過3%,而現在竟然高達60%到90%。連“普九達標縣”都存在著如此驚人的輟學率,其他縣市面臨的狀況不難想像。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輟學率達到30%以上,少數民族學生的輟學率更高,女童最多。縣教育局局長潘瑞傑告訴記者,這個縣近幾年來小學、初中的輟學率越來越高,一些邊遠山村小學入學率只有60%左右。吉林省長春市人大代表通過查證入學三聯單發現,接受調查的10所學校,輟學率為36.23%。東北師大農村教育研究所對遼寧等6省14市17所農村初中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學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中國青年報》2004年6月14日)。在湖南省的一些鄉村,流失最嚴重的是初中生。據資料統計,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的占58.16%。民進中央關於農村初中輟學狀況的一份調查顯示,平均輟學率接近40%;輟學學生的男女比例為11:19;農村初中輟學率上升已嚴重影響義務教育的普及水準和農村教育的發展,也勢必影響新一代農民素質的提高,阻礙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這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慄的信號。為什麼農村地區會出現輟學成風的窘況呢?有人將其歸咎為“讀書無用論”,認為是農村人“思想狹隘、目光短淺、急功近利”。這種缺乏全面視角的主觀論斷有失偏頗,農村人並非沒有頭腦,事實上,輟學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這其中隱含著巨大的辛酸和無奈。
    
     制約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大兩個因素是教育和政治體制。教育是立國之本,沒有好的體制,培養的人才無法人盡其才;而即使有好的體制,沒有人才也無法體現其優越性。教育關係到一代人的大腦和精神,關係到國家和民族未來。教育的目標,對個人來說它是謀求更好社會地位的階梯,對家庭來說它是預期收益良好的投資,對社會來說它是實現各階層的正常流動減少區域鴻溝的途徑,對國家來說它更是培養人才塑造民族性格的不二法門。教育失誤,影響的將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義務教育變成了賺錢產業
    
      受教育權是一項國際公認的基本人權內容之一,而平等公正地保護每個公民的受教育權則是一個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早在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就規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教育,技術和職業教育應普遍設立。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後來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又進一步強調中等和高等教育應逐漸做到免費。
    
     “義務教育”理念傳入中國已有一百年的時間。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時期都曾制定過有關義務教育的規程和大綱,儘管在戰亂時期許多措施並未有效實施,但義務教育“免費”的觀念卻是深入人心的。新中國建立後,特別是實行人民公社化後,教育、衛生醫療和水利建設等公共服務專案均由公社包乾,這種“免費”的教育一直持續到文革以後。到1976年時,農村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和升學率分別達到了97.1%和94.2%。但不可否認的是儘管當時上學是免費的,但教學品質卻很低。
    
     義務教育在西方是一種強制性教育,它是由國家立法保證的一種強迫性的免費的教育,“義務”由國家和社會承擔,而不是由家長承擔,是故義務教育本身即有“免費”之意。而中國的義務教育,是以收費而不是育人為導向,除了學費還包括雜費、課本費、擇校費、贊助費和強制保險費等等琳琅滿目的費種。官方資料顯示,我國目前的失學兒童大概在5000萬左右(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這個數),適齡兒童失學的根本原因就是經濟困難。1988年前,小學到初中的學費一般是2元到8元,十幾年後,在不停地喊著義務教育的同時,即使在農村,小學收費一年500以上,初中1000以上卻已相當普遍!有人以2000年為例做過詳細計算,僅僅學生繳的雜費、城鄉居民繳的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附加費,以及捐集資經費,就比國家各級政府預算內用於義務教育的經費多出635億,也就是說,總體上,國家不但在義務教育上(至少在農村)一分錢沒花,反倒賺了一大筆(當然都讓官員們拿去了。這還不包括義務教育經費被挪用,擠用,佔用部分,以及城市捐集資經費、擇校費等)義務教育的亂收費和高收費不僅使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無力接受正常的基礎教育,還使許多家庭“因教返貧”,更重要的是它剝奪了孩子們在法律上應平等享有的受教育權。
    
     教育高收費的背後是政府的層層卸責。一是中央政府把責任推給地方政府;二是鄉鎮財政陷入窘境把責任推給家長。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而責任卻越來越小,“放權讓利”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卸責爭利”。200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全部義務教育投入中,鄉(鎮)一級的負擔高達78%,縣財政負擔約9%,省地負擔約11%,中央財政只負擔了2%,毫無疑問,縣和鄉(鎮)一級的財政負擔大都直接來自于農民,某種程度上是農民自己承擔了義務教育的“整邊天”。
    
      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近日在做客新華網時否認教育改革失敗,認為“中國教育改革取得令人舉世矚目的成就”,一時引起譁然,各大媒體也紛紛對此提出質疑。事實上,判斷一項改革是否成功首先不能忽視民意,即使數字再漂亮成果再卓著但卻無法與公眾的普遍心理預期相契合,也只能是有關部門的“王婆賣瓜”,這樣的改革仍不可稱之為成功;其次要通過縱向的歷史比較看看改革是否取得了進步,通過橫向的國際比較看看改革是否符合現代文明社會的發展趨勢。
    
     目前,全球已有170多個國家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其中還包括人均GDP不足中國三分之一的柬埔寨、越南和孟加拉。因此,我們不能總拿“窮國辦大教育”這句話來敷衍塞責,德國、日本、韓國、越南都曾經在經濟困難時堅持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其中韓國首先在偏僻地區和越南首先對邊民實行免費義務教育更值得我們效仿和學習。
    
     各級政府必須首先認識到義務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國家財力有保障的情況下不應推卸責任而應儘快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讓更多的這一代的孩子接受教育,因為它不僅關乎到近2億適齡兒童的成長,更關乎到整個民族的文化傳承和發展動力。
    
     教育產業化變成了禍國殃民之舉
    
     1988年以前中國大學教育是免費的,1989年開始收費,學費是200元,相對於人均年收入,與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和落後的)相比,已經算很高。十二年後,學費暴漲到5000到1萬元不等,漲幅為25倍到50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十倍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按2004年的學費和年平均純收入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西部地區一個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當於貧困地區9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這還沒有考慮吃飯、穿衣、醫療、養老等費用。實際上,我國現階段大學費用支出,包含學費、住宿費等所有開支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在互聯網上,輸入“考上大學”和“自殺”,搜索的結果竟多達176000篇,令人觸目驚心!
    
     據報道,相對于國民人均收入,中國的大學收費是世界最高的三倍!搜狐網曾發起關於大學學費的調查,投票人數25223名,其中 96.83%的人認為目前中國大學學費非常高,只有3.17%認為可以承受。對於高校的學費,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曾現身說法,他說:“現在的大學學費已經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
    
     那麼,高等教育的學費為何在近幾年如此竄漲以至使“教育”成了現階段的 “三座大山”之一?人們自然而然地把矛頭指向了“教育產業化”。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成了“亂收費”和“高學費”的原罪。據官方統計,中國十年教育亂收費已達二千億元人民幣。有意思的是,面對媒體的連篇累牘的批評和公眾的義憤填膺的指責,教育部門竟幾次出面否認“教育產業化”,並聲稱“教育產業化會毀掉中國的教育”。但否認教育產業化並不等於沒有教育產業化。雖然教育部門不承認教育產業化,但是政府的決策,包括高校擴招和高校收費都是按照教育產業化的理念來執行的。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弗裏德曼曾指出,政府在教育中有三個功能:立法實行強迫性的義務教育;在財政上資助學校;管理學校。中國在前兩個功能上缺位,而在管理學校上則越位。據測算,目前維繫中國高等教育正常運轉的經費大約需要4000億元,而國家現有的實際投入只有800億元,高校現在向銀行借貸的總金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差額部分就是各高校靠收學費填充。有人說,現在不是中國政府在辦中國的高等教育,而是中國的家長在辦高等教育!可以說,目前教育界出現的咄咄怪事正是這種政府缺位的畸形的“教育產業化”的衍生品,它們幾乎每天都從不同的角度來反襯現行教育體制的種種弊端。教育產業化“化掉了大學的精神,化掉了貧者的希望,化掉了社會公正”。
    我們不需要這樣畸形的“教育產業化”。首先政府必須歸位,加大財政投入。4000億並不是一個大數目,據統計,每年的“三大公害”中,公款大吃大喝一年花費2000億,公車一年消費3000億,公款出國考察一年花費2000億元,這7000億幾乎占了國家年度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試問,這能作為沒錢的理由嗎?其次,政府管理教育必須要“管之有道”,絕不能將責任一推到底,其職責應是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基礎上,培育和完善教育市場的競爭主體,減少管制保障公平競爭。
    
      城鄉教育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公,使貧困地區的部分孩子或失去了平等受教育權的機會或忍受著低劣的教學條件,使貧困地區因為教育更加貧困;城鄉二元體制及戶籍制度的障礙,使民工子女求學受阻;職業教育培訓的不力使勞工階層競爭力低下淪為“沒錢沒地位”的一代;應試教育的“名亡實存”使“學校機關化、校長政客化、教育工具化”;大學教育的功利傾向使學生人文精神缺失、心理扭曲,自殺、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僵化和扭曲的教育機制也導致賀衛平罷招、陳丹青辭職和王垠退學;“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化”實為拉動內需之舉的大學擴招,使30%以上的大學本科畢業生畢業即失業;高昂的教育成本和城鄉發展不均衡的誘惑使畢業生寧願忍受低工資或“零工資”也甘願在城裏發展尋求機會……
    
     促進社會公正的教育,不能偏離公正的軌道,讓它成為富人的樂園而把窮人的上升軌道無情地封堵,這不僅影響到這一代人,而且由於代際傳承,將使由於“教育”產生的貧困傳遞到下一代,貧困的世襲化最終將破壞整個社會的穩定。
    
     辦好教育才是富民強國之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大的失敗便是教育。春節期間,於報上讀到一則震撼人心的消息,台塑大王――王永慶老先生要在大陸蓋一萬所小學!計畫每所平均200個學生,讓200萬貧困兒童有書讀。“我要蓋一萬間小學!先蓋1500間!大陸31省,平均下去找”,他在接受《商業週刊》時如是說。感動之餘不禁想,
    
     我們的政府在幹什麼?納稅人的錢都用在什麼地方了?!
    捐款、救助,靠富豪的善心能解決國家教育問題嗎?不能,關鍵還是政府應擔起應擔的責任。教育是政府的首要職責,教育投入是政府的法定義務,而我們的政府並沒有做到。中國的教育開支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僅是聯合國規定最低標準的三分之一,列在全世界倒數的幾位,比非洲窮國烏干達還低。當局雖在1996年制訂“教育法”,規定全國教育開支不得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6%,但七年過去了,仍然在2%左右徘徊。相反,學費卻一直暴漲。
    
     要改變數以千萬計的孩子的命運,主要靠的是政府的投入,這些孩子的命運便決定了他們家庭的命運,當然也將決定國家未來的命運。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就施行了免費的義務教育,每天還管一頓午飯,一年免費一套校服,這樣的子弟能不為國盡忠嗎?那時的日本是國弱人窮的,比中國窮很多,清政府賠得起億兩銀子,卻不去實行義務教育。如今政府與晚清政府差不多,看看政府辦公樓之豪華,公僕坐騎之豪華,再看看那無數失學孩子及為孩子上大學而疲於奔命的家庭——―切盡在不言中。
    
     反觀歷史,從中日兩國對教育的態度便知中日兩國如今之必然,而且從教育仍可觀出兩國的未來之路。中國之貧首因是教育,而日本之富強首因也是教育。當年國弱民貧,飽受列強欺淩的日本靠教育走上了富強,二戰戰敗後,日本又在教育中振興了起來,且相對國力比二戰前還強。中國人的思想是窮了就辦不起教育,其實越窮越要勒緊褲帶辦教育,唯有教育才能脫貧,唯有教育才能富民強國!
    
     由於醉心於短期的經濟表現,如今政府不願意將錢投入教育,但教育是持續發展的主動力,教育的投入不會在短期有明顯的經濟表現,但在未來必會得到豐厚的回報,就像日本。涸澤而漁地發展經濟,飲鴆止渴的辦教育,只能暫時改進物質上的生活,之後,我們將為之付出慘重代價。中國大陸如今制度上的缺陷就是為官者只注重短期的經濟表現,因為這才是他們升官發財的資本,而教育上的回報他們等不及,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他們是絕不為之的——這是制度的必然。
    
     有人說中國現在成了“世界工廠”,但這並不是什麼好事。只能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國度不僅沒有前途,且是沒有尊嚴的。勞心者制人,勞力者受制於人,這是必然。“世界工廠”污染的是中國,不是那些發達國家。當環境嚴重污染了, 資源耗盡了,“世界工廠”就變成世界垃圾場了。因此,“世界工廠”愈發達,中國的資源將會消耗的愈快,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將會變得愈惡劣,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欺壓盤剝的人將回愈多。
    
     對於一屆政府的成就,不要僅關注經濟增長,還要看教育、醫療、環保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方面。
    
     如果經濟的成長只表現在數字上,而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和受教育的權利並沒有進步,那麼數字必然是虛的,畢竟,生活才是真實的。
    
     对代课教师请慎用“全部清退”
    
     ● 肖华 (江苏评论员、建湖 欧洲导报供稿)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介绍,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要把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当然,可能在余下的44.8万人里有一部分是素质比较好、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代课人员,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参加招聘,取得正式教师资格。(3月28日《扬子晚报》)
    
     我相信,当王旭明说这些话的时候,使多少代课教师心寒。全部清退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教师这份工作,告别了他们自己钟爱的事业。为什么清退,就是因为他们是代课教师。一旦不是正式教师,没有编制,无论你教育多么出色,都在清退之列。
    
     对教育部来说,全部清退好呀,省去了多少麻烦。代课教师工资低,一个月只有几十元,和正式教师上千元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可就是因为这天壤之别,教育部门受到社会一致质疑,代课教师和正式教师做的一样工作,工资为什么相差这么大。连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都忍不住,含泪写下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寄给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现在好了,把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他们没有工作,拿不到代课工资是应该的,社会还会质疑工资相差这么大吗?代课教师没有了,也不会出现代课教师问题,像什么代课教师体罚学生呀等等,教育部门多清净。
    
     更让代课教师心寒的是,“余下的44.8万人里有一部分是素质比较好、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代课人员”,这句话不是在说现在的代课教师大部分素质不是比较好的,没有一定教学经验。你清退就清退吧,还说人家不行,难道真是这样吗?经济发达的深圳,拥有庞大的代课教师队伍。全市6万多名教师中,据不完全统计,公办中小学代课老师多达6000多人。“没有代课老师,就没有深圳教育的今天”,“毫不夸张地说,代课老师撑起了深圳教育的半边天”,深圳一位姓王的校长说。在许多山区,大批代课老师仍然充当“顶梁柱”的角色。在这些代课教师中,出现了许多典型代表。 王建林是革命老区甘肃省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教学点的一名代课教师,17年来他一直坚守在中国农村最小的教学单位。像王建林这样的代课老师还有很多。
    
     大部分代课老师拿着再低不能再低的工资,常年坚守在最贫穷的地方。可是城市里的一些老师搞家教为自己谋取私利,吃拿卡要学生家长,乱收费,不知道教育部发言人又怎么忍心说代课老师只是一部分是素质比较好、有一定教学经验,而且对他们也只是“可能”招聘。
    
     有的代课老师把自己的青春献可教育事业,许多人已经接近花甲。把他们清退了让他们干什么。做代课老师收入就低,肯定没有什么积蓄,也不会有什么保险,以后他们靠什么生活。代课老师有的和学校签定了合同,他们和学校是劳动合同关系,理应受法律保护,怎么能说清退就清退呢?这么清退也是对他们不是公平的,当需要他们的时候,就招聘他们,不需要他们,没有价值的时候,又一脚把他们踢开,无论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感到心寒。
    
     代课老师是个复杂的问题,里面有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的问题,也有人们意识的问题,许多老师不愿意到山区。因此解决代课老师不能靠单一的清退方法。而且清退方法会带来不少的相关问题,如给代课老师带来不稳定因素,使他们不安心教育,最后影响最大的是数以万计的孩子。
    
     教育部门,对代课教师请慎用“全部清退”,这不但是对代课教师的负责,更是对教育的负责。
    
     44.8万代课教师,我该拿什么挽留你们
    
     ● 叶花果(广州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他们,扎根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几十年如一日在教育舞台默默奉献;他们,有着“教师”的名分,却没有“教师”的待遇,固守清贫,收入低廉甚至不足以养活自己,却满腔热忱,长期支撑起着当地教育的一片天;他们,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他们的名字叫做“代课教师”。他们,年复一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付出了青春、爱心和智慧,如今,他们却面临被“清退”的危险命运,将不得不退出中国教育事业的舞台。
    
     在3月27日中国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讲到,要进一步加快清退中小学代课人员工作。他指出,可以预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要把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闻此令人“心寒”的消息,我忍不住想呐喊——44.8万“代课教师”,我该拿什么挽留你们?
    
     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能够在2000年底基本实现“两基”都表示过怀疑。他们不曾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叫做“代课教师”的特殊群体。“代课教师”的出现,主要是中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的巨大差距造成的。他们生活在农村的最下层,微薄的工资连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据报导,甘肃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曾上书教育部:当地70%代课教师月工资只有40元,这种现象持续了20年。(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这就是“代课教师”们触目惊心的生存现状。贫困不仅在物质上剥夺了“代课教师”作为一个脑力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待遇,而且也影响到了一名教师应有的尊严。
    
     就是这群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课教师”,在特有的历史舞台上为中国农村教育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中间有一大批人是教学中的骨干,正是他们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脊梁。尽管,他们的文凭不高,普通话不标准,甚至不懂英语和计算机,教学水平良莠不齐,但在待遇低、条件差、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学生都不愿去的坚苦情况下,“代课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穷山僻野,兢兢业业、含辛茹苦,不仅自己保持着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还用日益干涸的血汗来滋润农家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培养着下一代对科学文化知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是因为有了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和热爱的他们,中国的“两基”才得以如期实现,中国的总体人口素质才得以明显提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代课教师”是历史的产物,终究是要回归历史。随着中国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发力,东中部地区的“代课教师”几乎已不复存在。2005年教育事业统计结果显示,各地按照《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要求,采取多种措施清退“代课教师”,使其总量从1999年的81.9万人已经下降到2005年的44.8万人。如今,中国最后的44.8万“代课教师”将被“尽快全部清退”。这个一直被漠视的“弱势群体”将何去何从?他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应该得到合情合理的补偿和安置。如果,说“清退”就被“清退”,苦了一辈子的他们到头来一无所有,那么这种做法完全就是过河拆桥。这绝对不是我们期待的关于44.8万“代课教师”的理想归宿。
    
     罚抄万遍“1+1=2”与盲目“师尊崇拜”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逸夫中学,某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经常会用一些“奇招”来整治学生,比如,学生违反了校规、班规要交给老师罚款,学生做错了题要罚抄10000遍“1+1=2”。近日,一位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乐这一情况。
    
     记者采访时,该校校长大为震惊,表示毫不知情。(《现代金报》4月20日)
    
     学校不是执法单位,老师没有权力罚款;因为学生做错题就罚抄万遍“1+1=2”,是变相的体罚行为——罚款与罚抄,都是违规甚至是违法的。想来,此事经媒体报导后,会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校方的严肃查处制止。
    
     在此,笔者想谈另外一个话题:在媒体介入之前的长时间内,为什么老师让交罚款学生就乖乖地交、老师让抄万遍“1+1=2”学生就老老实实地抄?怎么没有一个学生向校方反映情况?一般说来,虽说是一些十几岁的初中生,但也不可能分辨不出老师这种行为的荒唐性,之所以如此“屈从”,我以为,恐怕还是学生骨子里的“听话”心态在作祟。
    
     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一切听老师的话,我们常常这样教育学生。当然,老师授以知识,教给做人的道理,学生听老师的话理所应当。但是,教师不是“完人”,也有犯错乃至犯法的时候,那时他们说出的混帐话、荒唐话也要一味听从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但在现实中,对于教师的种种“无理要求”,很多学生选择了“逆来顺受”。比如此事,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诉”,但他们没有;再比如,媒体屡屡曝光的禽兽教师强暴女生的案件中——面对教师的暴力侵害,一些女生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忍辱负重”,导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辱。更有甚者,有的宁愿走上自杀之道来结束被凌辱的痛苦,也不敢或想不到去报警。
    
     在我看来,学生的这种听从、懦弱、畏惧决不是与生俱来的,而大多是后天教育形成的。长期以来,千篇一律的“听话”式教育、灌输式教育方法,再加上对师道尊严的过分弘扬和渲染,使部分学校、教师下意识里把自己置于一个强权地位,缺乏对学生的尊重与鼓励,其言行所带给学生的则是强大的敬畏意识和心理暗示。于是,教师打骂体罚学生等行为几乎被视为一种常态,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在高压威吓下一点点淡去。
    
     有专家指出,我们已经培养了相当一部分带有浓浓盲目“师尊崇拜”倾向的学生,这是教育的一种悲哀。我以为,如何培养学生理性的质疑和叛逆精神,引导他们提高必要的认知力和思考力——这是一个急需教育部门反思的大问题。
    
     建议学校都给教师放“情绪假”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3月29日下午,记者在沈阳皇姑区岐山三校看到校长赵美君正忙着准备4年级的社会课。“这个年级的社会课老师心情不好,请了半天‘情绪假’,明天我要代她上一节课。”赵校长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半天不上班,这是岐山三校出台的学校教师消极情绪回避制度,给教师的特殊待遇。(《沈阳日报》3月30日)
    
     读完这则新闻,笔者感到眼前一亮——是啊,教师直接面对的是众多学生,教师的脸色就是孩子们的心情指标,为什么不让教师在心情不佳的时候回避一下孩子呢?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值得提倡推广。
    
     在现实中,教师体罚或者打骂学生之类的事情屡见不鲜,除了少数师德败坏的人以外,大多数教师的“恶行”都是一种无心之过——带有极强的情绪化和随意性。有些教师,因为被种种生活琐事困扰,或者由于家庭变故等因素,导致某一天、某一个时间段心情非常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学生再有调皮捣蛋的行为,教师“发火”也就在所难免了,学生无形中成为教师宣泄内心情绪的“出气筒”。
    
     当然,无论基于什么原因,教师向学生“发火”、做出不理智的举动,都是不可取甚至是令人愤怒的。但是,教师虽然职业特殊,也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情绪化在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可以理解的。试问:谁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谁没有在情绪不佳时“迁怒”于别人的经历?
    
     也许有人会讲,应该对教师加强师德教育。这诚然是一个可行之道,但谁又能否认,人是一种情绪化的高级动物,往往在很多时候,有些情绪是很难通过道德自律而控制住的。因此,与其让教师带着情绪上课,不如给教师放一放“情绪假”——让其通过自我调节,将容易伤害学生的不良情绪“排泄”掉后,再高高兴兴地到校上课。其实,很多教师因为教学繁忙,休息时间较少,天长日久,不但身体健康受影响,心理压力也很大,以调课的方式给教师放“情绪假”,应该说切实可行的。
    
     这对于教师来说,是一种关怀;对于学生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爱护呢?说到底,是为了让学生在学校里健康成长接受教育。
    
     封杀“师生恋”涉嫌违宪
    
     ● 金卯刀 (四川评论员、简阳 欧洲导报供稿)
    
     武汉某高校日前作出决定,解聘一名与学生有恋爱关系的教师。去年,该校出台了《教职工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在师德方面,明确规定,“不准与学生建立恋爱关系”。 (《中国青年报》4月6日)
    
     由于“师生恋”而丢掉珍贵的饭碗,武汉某高校老师为了爱情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了。但是,笔者怎么也想不通,在以人文精神为社会旗帜,以思想解放为社会先导的大学里,“师生恋”咋就成了洪水猛兽,学校一定非要除之而后快?为啥就不能宽容对待?
    
     人类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想当年,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召和的“师生恋”,学校不仅都给予了接受和包容,而且还送上了祝福和赞美,可怎么又经过了几十年文明的熏陶和开放的洗礼,反而容不下了呢?
    
     按说,从去年教育部颁布修改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大学生结婚、生育都既合法也合规了,那么年轻教师与学生谈恋爱何罪之有?为什么要固守旧的保守观念违法限制他们的法定自由?大学生可以与大学生谈恋爱,也可以与其它任何人谈恋爱,惟独不能与老师谈恋爱,这又是哪家的“王法”?笔者猜想,学校禁止“师生恋”,无非有两点理由,一是从世俗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想要维护“师道尊严”;二是从管理制度角度考虑,避免和减少有可能带来的管理麻烦。但不管这些理由的出发点如何,其做法都是严重违法乃至维宪的!请问:谁有权力一个公民自由恋爱的权利?
    
     其实,大学“师生恋”不过是发生在两个特定人群之间的爱情,其实质还是情感在常人之间的传递。此情感与梁山泊与祝英台的、张生与崔莺莺的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谓的伦理道德以及人为的管理制度都不能杜绝此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就是说如果真有爱情在师生之间发生,外界因素是根本阻止不了的。明的不行,完全可以转为地下。所以,学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适当引导,但不能以校规的名义强行干涉。
    
     “禁止异性师生独处”体现相关部门“黔驴技穷”、“胆小如鼠”
    
     ● 崔书君(辽宁评论员、锦州 欧洲导报供稿)
      
     据《新京报》3月23日报道,《东方早报》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教育局透露,该市日前出台了《2006年全市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教师不得与异性学生在僻静场所单独谈话。对此,有的教师认为该规定主观异化了师风师德,对教师无疑是一种侮辱。
    
     另据《四川新闻网》3月19日报道,曾犯有介绍卖淫罪、强奸罪和赌博罪等四类自然人不得开办娱乐场所或者在娱乐场所从业,这是日前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第五条规定。然而四川新闻网记者3月18日获悉,成都律师邢连超和孙雷却对此提出置疑。他们认为该条规定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劳动权即平等就业权,属于对特殊人群的歧视。
    
     两条新闻,一个是“通知”,一个是“规定”,适用范围不同,法律效力不同。但是,两者都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说,更是对他们的职业和群体的歧视和侮辱。归根到底,都体现了立法精神有些“神经”。因为怕发生,所以就从自由上进行限制。就好比,怕出车祸,就不让卖汽车、买汽车、开汽车。怕树叶打脑袋,就不出门。
    
     因为某种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就对某一群体整体歧视和防范,这有点像过去的“宁可错杀千人,也不放过一个”,也有点像旧法里的“疑罪从有”。这表现了相关部门的黔驴技穷,也体现了他们的胆小如鼠的怕事心理。
      
     因为有教师猥亵女生行为的发生,就屡次制定可笑的法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4年,据《三湘都市报》3月23日报道,益阳市资阳区、赫山区相继出台了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令不少市民惊诧莫名。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纷纷质问,这也叫法规吗?而那次的规定虽说可笑,毕竟只是针对具体的行为禁止,还算比较“讲理”。可是现在竟然进行举一反三夸大范围想扼杀在摇篮里,教师连异性学生都不能单独谈话了。那么,笔者就再追问一下,难道不与异性学生单独接触就没有危险了吗?那么屡次发生的教师在有其它学生在场的教室里猥亵强奸女生怎么解释?难道与同性学生单独谈话就没有危险了吗?那么时有发生的教师猥亵同性学生的行为怎么解释?
    
      笔者知道,这是因为近年来教师行业总是出现“禽兽”行径,所以上级在气愤之下才如此“语无伦次”。其实,这样行为再多,也毕竟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能如此荒唐地要求所有教师。这就好比某位教师不负责任,不讲课,就把“教师必须给学生讲课”作为一个规则让每个教师去遵守,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由此,笔者想到,曾经成为焦点的大学生马加爵杀了四个大学生的事。难不成,大学生守则也要加上一条:“大学生不得杀人”?如果再细致点,干脆写上:“大学生不得杀四个人”。呜呼!  
    
     照此“推理”下去,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和侵犯,那就干脆避免所有人的接触。人要怕出事,就干脆在家里不出门。可是那样就没有危险了吗?就算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了,也不见得就是安全的。笔者想起了一个超短的恐怖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在家里坐着,这时想起了敲门声……
    
     如此“性调查”,如此无聊!
    
     ● 漆家衫(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这些年来,“你有几个性伴侣”等类似的调查,可以说五花八门,有针对大学生的,有针对农民工的,有针对同性恋的,也有针对普罗大众的,总之,恨不得把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一网打尽。这些“性调查”的问题也是极尽“窥私”之能事,诸如“最近一次性生活”、“性交体会”、“一盒避孕套用多久”,恨不得搬一架DV机来一段“写真”。
    
     这不,最近又有了一个调查,是“中国城市单身女性排行榜”网上调查。“单身女性”,这四个字就已经足够吸引眼球了。这个调查,据说是一本名叫《男人装》的杂志搞的,具体到这个调查的意义,恐怕组织者自己也不清楚。我想,对于他们而言,首要的,是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个结论,必须得有可供炒作的新闻价值。于是,在组织者的诱导下,调查果然“有看头”。调查显示,6成单身女性有2个以上性伴侣。
    
     某大型门户网站甚至还为此还开了一个论坛:绝大部分城市女性为何性观念开放?总之一句话,不弄得被调查者和读者浮想连翩誓不甘休。
    
     在众多的“性调查”中,我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调查的结论,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令人一头雾水。比如说针对大学生,调查报告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长者的“忧心”,哎,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堕落了,简直无药可救;如果是农民工,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农民工的性生活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关心”;而如果是普罗大众,则天马行空,极尽诱惑,以此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来表现人民的“性福生活”。
    
     网上调查,本就不严谨。莫说参与者带着一种娱乐的心态,甚至,一个不在调查对象范围内的人也可以为了一些“奖品”而置身其中。就拿这个“单身女性”调查来说吧,它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调查来遴选出“100位最值得约会的城市单身女性”、 “城市单身女性排行榜”、“50大单身女性明星”等。如此功利性的调查,能“查”出什么好结果?而且,这一套题目下来,如同云里来雾里去,我不仅没有认识自己,反而觉得好像我不是一个正常的“城市女性”一般。
    
     一本名叫《男人装》的杂志,搞一个“城市单身女性”的调查,其用意显而易见,这哪是在让女人认识自己,而是在让某些男人全方位地“窥探”女人。“认识多久上床”、性伴侣有几人以及“性交时最多用多少种体位”,这些问题,除了满足了部分男人“窥私”的隐欲之外,还能有什么意义?一句话,在组织者的眼中,城市女性表现得越性乱、越开放、越放荡越好。
    
     对于这样的调查,我想,我会选择“关闭网页”。如果大多数女人跟我做的差不多,请问,这样一个调查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在被调查之前,许多人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如此,这个调查的结果,除了从中看到组织者的无聊外,什么也没有。
    
     “淑女”,是一种病态的臆想
    
     ● 萧坊(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苏州一家私塾开设“淑女学堂”。据悉,该学堂主要教授弹琴、吟诗、作画、茶道等,旨在弘扬国学,培养具有独特文化气质和典雅行为风范的淑女。在记者拍摄的图片中,学员们都穿着了自制的汉服上课,据说,汉服含蕴着华夏文化精神,有助于“淑女”们深刻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人民日报海外版》4月17日)
    
     无独有偶,最近看到一篇网文,是一个老外写的,名字叫《我们周围真的没有淑女吗?》。原来,这个老外在学了“淑女”一词后,就迫不急待地到大街上去寻找淑女,结果令人失望,最后不得不,“心驻废宅,追望冷月,痛悼淑女时代的完结”。现在好了,有了专门批量生产淑女的学堂,这项“国粹”恐怕还不至于那么快就被“商品经济的尘埃湮没”。
    
     《诗经》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从这句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男性处于的是一种主动地位,而女性,则是被动的。男人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女人,则“喝汤不能出声、笑不能露齿、走路臀部摆幅不能超过7度。”按照中国古典式的审美观,淑女的美,据说是一种中和的美。按照某些古文学家的概括,淑女“是灵与肉的和谐统一,是美的形式与内容的融洽结合”。
    
     恐怕,“此曲只应天上有”了。什么才叫“淑女”?一旦从文学作品中走下来,就成了一种畸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淑女”形象虽然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要求。但是,所有的淑女形象,到最后,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病态”。
    
     春秋时期,史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传言,也就是说,那时的淑女形象,是细腰长裙那种。汉承楚风,汉代则不仅要瘦,还要身轻如燕,那时候的宫中,想必个个瘦得像猴精。然而,到了唐代,淑女形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唐代“以肥为美”,要做个淑女,首先得“肥硕”,肥胖的各种后遗症今天的人恐怕最有体会了。自南唐以后,缠足之风开始盛行,“三寸金莲”式的小脚女人从此引领“淑女”风潮数千年之久。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求女性去做一名男人臆想中的“淑女”,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男权主义,是对女性形象的践踏和健康权利的剥夺。最后导致的,往往是一种病态的“淑女”,满足的,也只是男性心中不可告人的欲求。
    
     倡导学做“淑女”,这个“淑女学堂”应该也不是首次。早在几年前,南京某中学就曾打出过“和声细雨展淑女气质,谦恭礼让显绅风度”的口号,把“淑女气质”和“绅士风度”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之一。我想,女人有权做一个“人”,这个人,应该由她自己选择,而不是让社会来强加。她可以文静,也可以泼辣,她有权大声说话,也有权细声细语。如果用一种单一的、所谓的淑女标准去要求人,恐怕,这也是一种侵犯人权。
    
     某古典文学教授这样说,一个淑女,不是一个只会引发肉欲冲动的妖媚女子,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子,而是一个端庄秀丽的女性,他使人产生的,是一种“思无邪”的审美愉悦。这大概很契合中国古代的那种“中庸思想”,有偏重而不走极端。然而,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如果全世界的女人都变成了淑女,这个世界会寂寞不少。我想,淑女,说明白了,只是一种臆想中的产物,是虚拟的。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关于淑女的想象
    
     学生“培养成本”由谁算,怎么算?
    
     ● 彭兴庭 (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表示,今年教育部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出台高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不允许出台新的收费项目,也不允许收取国家已明令禁止的各种费用。报道称,教育部此举是为了有效治理目前存在的教育乱收费问题。(《新京报》4月4日)
    
     公布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是不是能有效治理乱收费,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无论怎么讲,这都是件有意义的事。大学生“培养成本”该怎么算?由谁算?却是值得商榷的。以往,大学生的“培养成本”并不是没有人去算,事实上每个大学在确定学费之前,都算过,结果呢,成本越算越高,终于造成今天这种“畸高”学费的局面。
    
     由教育部牵头去算,是否可行呢?教育部理论上是有这个权限的,然而,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它与各个高校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手心手背都是肉,教育部能否“下狠手”严格核算并严格执行,恐怕还是令人怀疑的。我想,最有资格担当此任的,当是审计部门或者发改委。他们与各个高校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利益关联,而且,他们也有这方面的信息优势和监督职责。实在不行,也可以筹建成立“成本委员会”或“研究会”之类的民间学术组织。总之,切忌教育部关起门来核算。
    
     那么,大学生“培养成本”又该怎么算?是把教学、教辅人员的工资性费用,教学业务费用,学生事务费用以及固定资产建设费、折旧费等加一块就是了吗?以往高校自己的成本核算就是这样的,把所有的支出加一加,然后平摊到学生头上。这样的成本,只是一种“软成本”,是一种没有“硬约束”的成本。这种成本核算的结果,是高校冗员越来越多,校园建设越建越奢侈,而学生的学费则越来越高。最后,许多高校虽然收了那么高的学费,却依然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只要看看我们身边的高校,这样的例子不枚胜举。一方面,现在许多高校大量圈地后又大搞建设,借着银行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债;另一方面,硬件跟上去了,软件也不能落后,于是又拼命砸钱引进人才,搞学科建设,忙着制造学术泡沫。如此,成本焉能不高?学费焉能不涨?
    
     高等教育也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良好的师资、专业学科在一些条件总是有限的。因此,高等学校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益,包括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当然也可能垄断学费。作为垄断行业的“高等教育”,国家就应该实行限价措施。成本的核算,是不能把高校各种所谓的费用简单“一加”就“了之”的。笔者以为,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更应该根据社会平均职业收入和人均GDP,并参考现行物价水平来确定。只有有了这样的成本约束机制,才能使高校做到“节流”,从而防止夸大高等教育成本,避免教育经费被无关费用的“无底洞”所吞噬。
    
     大学学费何止是“高了点”
    
     ● 林金芳(南昌评论员、大学教师 欧洲导报供稿)
    
     一个本科生上大学四年的学费,到底应该是多少?昨天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专项资金处调研员华成刚表示:现在大学普通高校的学费,大概一个学年4000元左右。华成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个收费对农民和贫困家庭来说,是高了一点。
    
     一个学年4000元,据说,这是2000年的水平。最新的资料,似乎教育部也不知道。今年已经是2006年了,是十一五规画了,教育部却还在念叨着九五计划时期的大学收费,这算哪门子事啊,再怎么也不能随便拿个N年前的资料来忽悠吧,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想,倒不是教育部拿不出最新的学费统计资料,而是不想拿出来,或者考虑到什么利害关系,不敢拿出来。
    
     笔者刚好是2000年进的大学,一所省内的师范院校。当初,家里穷,就是为了省点钱,才报师范类的。不久才知道不是那回事,学费依然高得吓人。学费、杂费、书费以及一些说不明白的“乱收费”,加起来有6000元之巨。如今已是六年过去了,我想,学费“水涨船高”也是必然的。一些民办高校,据我所知,已经突破一万大关。
    
     大学学费何止是“高了点”。在2005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算了一笔账,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一个本科生4年花费的费用,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为了让孩子读完4年大学,这个农民得穷尽大半生的精力。为了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不少家庭卖牛、卖地、卖房子,卖完祖产还得卖血,甚至有些父母,因为筹集不到学费而走上了绝路。“因教致贫”,也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此之下的学费,岂是“高了点”。
    
     据说,现在“新读书无用论”又沉渣泛起。有人说这是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以致知识贬值。我却不这么认为。现在是知识经济时候,知识的重要性谁会不明白?笔者曾撰文《读书无用论中的农民理性》认为,“新的读书无用论”,与文革、80年代初那时候的“读书无用论”,是有区别的。在那时,“读书无用”意味着的是“知识无用”。相反,现在的“读书无用论”,是“书本知识”太昂贵,以至于无法支付,或者即使支付,代价也太高。
    
     大学学费到底应该多少才合适?我想,这不能由各个高校根据自己所谓的“培养成本”去确定,这样,只会使学费变得越来越“畸高”。学费,更应该根据社会平均职业收入和人均GDP,并参考现行物价水平来确定。
    
     免试免费读研的机会离我有多远
    
     ● 叶花果(广州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最近,几个省市相继向应届大学生抛出了免试免费读研的绣球,当然这等好事都有个小小的前提。比如,江苏省“为农村学校培养教育硕士师资工程”近日启动,将挑选一批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到农村任教5年,然后准许其免试免费读研究生(3月18日新华网)。另外,河南省今年将全面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应届大学生赴贫困县的农村任教可免试免费攻读教育硕士研究生(3月14日新华网)。甘肃省今年的“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农村学校任教三年,均有机会免试免费攻读教育硕士学位(3月14日《甘肃经济日报》)。年初,北京市出台了考研推荐免试入学、户口落北京等种种优越条件,吸引高校应届毕业生加入到村官行列(1月26日《竞报》)。
    
     上述几个省市的“双免”政策让一部分应届大学毕业生不用挤独木桥就能顺利读硕,这种“福利”无疑很让人艳羡。虽然要付出点代价,也不过就是去农村任教或体验村官生活。对于早几年毕业的我来说,当年哪里有这等机遇。本来那年师范毕业,我也很想到边远山区去支教。可是苦于没有正当的途径,不知怎么才能去,为了生存就流落在城市边缘。
    
     “免试免费读研”的机会,当年应届毕业的我没有盼到。如今一些省市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是依然与我无缘,谁让我不是那些地方的2006届毕业生呢?想到这里,我就感到“相当地”失望。失望的同时,也勾起了我一直念念不忘的读研梦。
    
     毕业后这几年,我在职场跌跌撞撞,磕磕绊绊,一路险象环生。原因就在于,我只有一个三流院校的本科毕业证书,而身边来来往往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致使我现在的压力“相当地”大。因此,我心底里那个压抑已久的夙愿越来越强烈——趁早也去读研“镀金”,捞个硕士甚至博士证书,让那些唯学历论的老板们不敢再小瞧我。哼,到那时候,你有他有我也有,看看到底谁最牛。
    
     这么想着,我就更加对那个免试免费读研的机会耿耿于怀。按理说,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级、尖端人才而设置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作为一种较为科学的、系统的选拔性考试。如今,当大学成了明星们深造“镀金”的培训班,当教育部门把严肃的“学历教育”当成支教的福利和奖品,我们照此政策从小学生开始类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免试免费读研的机会,也可谓是皆大欢喜的“国民待遇”啊。可是,我不知道免试免费读研的机会离我有多远?何时谁能给我一个免试免费读研的机会,前提不管是去农村支教或体验村官生活,我都愿意!
    
     “状元村仍是贫困村”的新闻隐喻
         
     ● 舒圣祥(杭州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偏居黔西一隅的农场村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成功“生产”出近500名大中专学生,其中不乏硕士。很多年过去了,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农场村贫瘠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年人均收入仅有几百元。有人把村里的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哀”!(4月12日《贵州都市报》)
    
     我很欣慰能读到像农场村这样一直保持着重教重学好传统的中国乡村故事,正如村民们自己所说,“贫穷!贫穷!改变现状的最好出路就是读书。”而且,站在长远的眼光上,读书甚至不仅是贫困乡村走出贫困的“最好出路”,而是“唯一出路”。——这是由“知识改变命运”的朴素真理在我们时代的作用所决定的。
    
     “穷则思变”让村民们选择了读书,然而,“状元”辈出却并未能改变贫困依旧的结果——愿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无疑让“思变”后的读书选择本身充满了“变量”。我不知道,“读书无用论”是否已经在这个保持着重教重学好传统的贫穷乡村大面积泛起?不久的将来,同样是出于对富裕生活的渴望,人们“思变”的选择会不会恰恰变成了“轻教轻学”?
    
     从整体的角度看,“状元村仍是贫困村”是一个读书效应辐射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反哺空白”——读书改变的只是那些娃娃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这固然可以被称为“一种悲哀”,但不是吝啬和自私意义上的“悲哀”,而是由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决定的。与西洋社会“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的“团体格局”不同,我们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因此,“状元”们自己获得的读书效应多寡,直接决定着辐射出去的读书效应的远近和薄厚。换言之,“读书改变自己命运”是“读书改变家人命运”、“读书改变村庄命运”乃至“读书改变国家命运”的前提。这和古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
    
     于是,“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问题的核心,最后仍然要归结到“读书改变自己命运”这一命题上来。我们知道,教育的高收费和教育的不公平累积成了教育的高投入和高风险,而就业难和工资低又累积成了教育的低产出和低效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都非常成问题,“状元村仍是贫困村”就实在不值得奇怪了。当今形势下,跃过龙门的“状元”们早已不再衣食无忧,而是必须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考验,还要和所有社会人一道去接受“新三座大山”的压榨,为生活而奔波,为生存而苦恼——“状元”已成“浪得虚名”,“状元村”的命运自然难被“知识”改变。
    
     大学生不能按时归还助学贷款时,我们批判他们“失信”、“无德”;大学生无力改变家乡命运时,我们又斥责他们“自私”、“忘恩”——这是不公正的,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暴力。归根结底,“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隐喻的仍是教育负担的沉重,是知识价值的悲哀。
    
     干部培训?干部游戏?
    
     ● 陈文祥(江苏评论员、建湖 欧洲导报供稿)
    
     上海市委党校新任局级干部培训班的20名学员来到国家会计学院,他们此前已在市委党校学习了一个多月,这次是特意从党校的理论学习中抽出时间,进行雷阵、背摔、孤岛、七巧板和电网等系列拓展训练。第一次接触拓展训练的局级干部表示,尽管训练任务完成得差强人意,但拓展后的反思令自己受益匪浅。
    (4月10日东方早报)
    
     对干部培训,历来不外思想、文化、业务诸方面,同时也是一项严肃的课题,开不得半点玩笑,容不得一丝马虎。因而,人们对干部培训,除了警畏还是警畏,除了羡慕还是羡慕!从没发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干部培训,居然还有“可口可乐”的味道,所以,干部培训鲜有“说三道四”之人,更以“正统、认真”示人。
    
     也许严肃过分,活泼不够。上海对干部培训来了一次“革命”,搞了一大“创新”。上海市委党校新任局级干部培训班的20名学员,虽说年龄都四五十岁左右,但在干部培训班上,他们都是学生,应上的培训课,理当一堂不可少。可进行过雷阵、背摔、孤岛、七巧板和电网等系列拓展训练,意在把干部“培训”成“体育明星”,还是“军事专家”,又或是“游戏高手”!否则,这种培训“科目”,不就让干部们多了一个会过雷阵/电网,会背摔的本事,其它能给干部开展工作带来多大好处?又能使干部培训结束后思想水平业务素质有多大的飞跃?
    
     诚然,每一个干部都希望自己“能文又能武”,同时每一个干部也不可能是“全才”!这就需要我们的干部不断“自我充电”,“培训充电”。但做干部起码的条件和素质总不能没有吧,八位干部上台来参与“同心杆”训练大多败北,“一个人可以轻松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八个人却不能完成?”培训师向失利的干部们抛出这个问题。最后,众人得出的失败主因是“团队信任感未能建立”:虽然目标相同,但各自的期望值不易统一。这个且而易见的常识并无深奥可言,相信老百姓也能明白,如果说,不搞“同心杆”训练,这些干部就一直不明白一项工作往往需要不同部门共同完成?且团队越大管理越困难?退一万步讲,倘若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干部,其智商哪是相当的有问题,能不能做干部更成问题,再咋么“培训”,恐怕也是瞎子点灯!
    
     拓展训练是个什么东东,这和干部培训完全“驴头不对马嘴”,“ 过雷阵”与小孩“过家家”有什么区别,让四五十岁的人练背摔,能摔出多少名堂,何况,这个“手艺”学回来用在何方,是和群众对垒吗?至于钻电网的本领,老百姓哪有“电网”让你施展才能,学无所用岂不悲哉。要说拓展训练一无是处也不现实,
    干部们培训累了,烦了。来做做“游戏”,练练身体,的确“觉得很新鲜”!只不过,如此的做“游戏”, 练身体,有必要成为干部培训班上的“必修课”吗?这种培训费又该谁埋单?多到百姓中走走,工作多勤奋一点,难道不同样是锻炼身体的绝好机会?
    
     干部培训异化为干部游戏,是众多假借"培训"之名,行“吃喝玩乐”之实的新版本,无疑是荣耻颠倒,当立马刹车!
    
     高教评估的“部门化”是腐败的温床
    
     ● 林金芳(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如果高校在教学评估工作中作假,将被一票否决,被视为“不合格”。近日,教育部部长周济说,教育部从今年开始,将把各高校的自评报告、专家组考察评估意见和学校最终评估结论上网,向社会公布,以增强评估工作的透明度。(《新京报》4月19日)
    
     笔者是一名高校的普通教师,也曾有幸“恭逢其盛”。“迎评促建”,是学校的头等大事。 “迎评”期间,学校各个院长的“吃喝拉撒”全在学校,真正是“三过家门而不入”。那段日子,我们院长的嘴都起水泡了,为啥,上火。红头文件一个个地发,会议从早到晚一个个地开,各种“精神”也一个个地下,学校和学院分别成立领导小组,下设诸如秘书组、特色项目组、材料资料组等等;在外面学习、读博、进修的老师,评估期间,也被一一召回。
    
     这样的“全校动员”,我想,并非我们一家。大多数高校都有这道坎。教育部评估出来的等级事关高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和财政拨款,这可是“饭碗”啊。民间的那类排行榜可以不管,但这个官方排行榜,却一定得把工作做到“实处”。
    
     看官方的脸色,其实也很无奈。《高校评估暂行规定》明确表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是“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教育部门组织实施”。细细算来,这个暂行规定,从1990年颁布到现在,也“暂行”16年之久了。高等教育评估中的部门垄断行为,及其背后的低效率、不公正以及寻租、腐败,一直颇为人所诟病。但是,这个问题从1985年建立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至今,20年时间硬是雷打不动,媒体的挞伐,根本就是“蚍蜉撼大树”。
    
     新华社早有评论文章指出,高校评估是一个可怕的旋涡,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卷入进去:随意“造假”、变相贿赂、肆意浪费……可以肯定的是,高教评估的“部门化”、垄断化是这种腐败的温床。国家的各类档虽然也时常强调要“鼓励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参加教育评估”,但是,政府的垄断行为及其背后的得利集团,客观上根本不允许承认其它评估者的地位和威信。发现造假“一票否定”,其实,比“造假”更可怕的是“腐败”。
    
     评估委员会和学校之间本应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非工作检查和指导。在现在这种评估体制下,这种关系已经被异化成了“上下级”的行政关系。
    
     肯尼思(Kenneth)在《大学教学评价》一书中指出:多渠道的信息来源有利于提高评价的准确性。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有600余所,教育部不可能收集到全面准确的信息。当下,对高校的评估,信息主要来源于学校的自评材料,专家只做些验证工作。至于学校的社会声誉、校友成就、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几乎没有畅通的管道去收集。在评估中,高校始终也是一种从属地位,对政府自上而下的评估结果只是消极的接受,这样的“迎评”能够“促建”吗?
    
     高校负债扩张的最大恶果是“教育风险”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近年来,一批新扩建的大学校园在各地相继建成。这些校园大多规模宏大、华美壮观。有关专家提醒,我国高等院校依靠银行贷款掀起的基本建设投资热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应引起高度关注。(《新华网》4月27日)
    
     据报道,山东省人大财经委调查,由于高校扩招、搬迁等原因,山东高校贷款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05年5月,山东省教育厅所属23所高校贷款余额75.4亿元,是2004年总收入的1.57倍,其中5所高校贷款余额超过总收入的2倍。这些贷款每年仅利息就需要4.3亿元,而省财政对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只有1亿元。随着还款高峰期的到来,部分高校运转已有困难。
    
     山东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盲目扩张建设豪华校园,很多大学早已亏损运行,有的甚至连债务利息都无法偿还。无疑,由于大学的特殊性,法院不会支持查封学校追讨货款,这为贷款银行增加了巨大的财务风险。但在笔者看来,高校负债扩张的最大恶果还不是金融风险,而是“教育风险”。
    
     一方面,高负债运行势必会迫使大学更加朝着“创收”的方向发展,要么会提高学费收入来弥补巨大的债务亏空,要么会寻求多种途径与商业利益集团结合,通过为利益集团代言或者“服务”来赚取经济利益以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两种行为的实施,都会让大学背离理性的教育轨道、丧失基本的教育道德,沦落为一门心思追逐利益的机器——这是第一重“教育风险”。
    
     另一方面,在巨大的银行债务面前,大学肯定会进一步压缩教育开支,减少甚至取消一些正常的科研项目经费支出,降低教职工的福利待遇,等等。事实上,已经有很多高校为此连续数月冻结财务报销,暂停教师对外交流和科研项目经费。这种局面的出现,直接会导致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和社会效应的减退——这是第二重“教育风险”。
    
     在某种意义说,因高校负债大搞形象工程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可以通过追加国家投入、各项制度的健全来避免或者将其危害消弭到最低限度;但是,随之产生的双重的“教育风险”呢?其危害性和“杀伤力”是深刻而长远的,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因此,在高校负债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对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教育风险”放松警惕。
    
     “产权不明”下的高校金融风险
    
     ● 林金芳(南昌评论员、大学教师 欧洲导报供稿)
    
     近年来,一批新扩建的大学校园在各地相继建成。这些校园大多规模宏大、华美壮观。有关专家提醒,我国高等院校依靠银行贷款掀起的基本建设投资热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据报道称,由于高校扩招、搬迁等原因,山东高校贷款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05年5月,山东省教育厅所属23所高校贷款余额75.4亿元,这些贷款每年仅利息就需要4.3亿元,而省财政对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只有1亿元。这种状况哪个省市都有,在四川,省内4家国有商业银行对四川省内高等院校发放的各项贷款总额达52亿元。(新华社4月27日电)
    
     同样,我所在的中部某省,据说许多大学每年的收入都不够还银行利息,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尽管资不抵债,面临破产,但大学的门面却动不动就比拼“亚洲第一”。如果你在某高校任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学校发的工资卡特别多。今年是农行的,明年是建行的,再过个几个月,就换成了工行的。学校在哪个银行借了贷,就在哪个银行办工资卡;你有哪几张卡,就代表学校在哪几个银行贷款了。
    
     贷出去的款,怎么收回,会不会成为呆账、死账,以致酿成金融风险?回答是肯定的。但为何银行还拼命地、不加考虑去给高校贷款,难道他们真的不理性吗?
    
     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银行是谁的”,二是“高校是谁的”。能给高校贷款的,基本上都是国有银行。国有银行是谁的银行?恐怕大家会说,是国家的,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一个虚拟的个体集合,法律上的文本与实践很难挂上勾,实际控制权几乎全在代理人的手中。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这笔账不会算在银行行长身上,也不会算在职工身上,他们该拿的工资一分也不会少。再说,高校的后台是地方政府,得罪得起吗?
    
     那么,高校又是谁的?这个答案恐怕跟银行是一样的,也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高校贷了这么多的款,到时候应该怎么还?指望高校自己的能力能还得清吗?没门,我看还利息都有困难。那谁还,这笔账最终还是会落到国家身上,落到全国老百姓身上。高校和银行,就是政府的两个口袋,银行贷款给高校,不就相当于把东西从左口袋转移到右口袋吗?到时银行一有呆账、坏账,政府是免不了又要给这些国有银行几百亿的补贴。
    
     这里面,最终谁会获利,校长把学校做得漂漂亮亮,这是他的功劳,甚至趁机捞一把,也不是没有可能;银行行长支持教育,做了一个顺手人情,也根本就不用担心回收不了贷款,反正都是政府的口袋,此外,也可以趁机混水摸鱼;大大小小的包工头们就更不要说了,搞多么大的基建,就有多么大的收入。结果呢,学生的学费水涨船高,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知不觉被提去给银行打了补丁。看着富丽堂皇的校园,许多学子或家长或许会感到“值得”,却不知道,他们正在为这些豪华校园不断透支。这,就是一种典型“财政幻觉”。
    
     “产权不明”是造成当下高校金融风险的罪魁祸首。要让学校借贷之前想想自己的“还贷能力”,要让银行贷款之前意识到“金融风险”,首先得明确学校是谁的,银行是谁的。国外的高校一般都有一个董事会,银行更是会充分考虑对方的还款能力。确定的所有者,才有确定的责任,只有高校、银行有了确定的人格,才能真正负起责任。
    
     中国孩子为何患精神营养不良症?
    
     ● 巴山 (四川大竹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据《长沙晚报》报道,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从湖南金鹰卡通卫视打听到“让孩子作主”投票排行升降榜的最新资料。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截至目前,排名最高的孩子们最喜欢的男女歌手分别是周杰伦和S•H•E;最喜欢的歌曲竟然有9成是情歌;而在最喜欢的玩具、食品、饮料方面,孩子们的选择居然全是“舶来品”。
    
     此次“让孩子作主”投票排行榜共设立了16项,调查对象是长沙、武汉、重庆、上海、北京、兰州、杭州等11大城市的6—14岁的小孩。虽然榜单还不是最终结果,但已经充分反映出了当下少年儿童的口味。
    
     记者从榜单上的数据显示发现,在最喜欢的歌手这项调查中,排在领先地位的分别是周杰伦、刘德华、苏友朋等流行歌手。而女歌手方面,可爱的S•H•E则成为首选,蔡依林、赵薇、林心如、李宇春紧随其后,李宇春的上榜可以看出“超女”热潮的波及面的确很广。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花香带刺的玫瑰……”本来一首时尚、动听的都市情感歌曲《两只蝴蝶》,却从一群6岁至14岁的孩子们口中咿咿呀呀地唱出来,这着实让人有些意外。据调查数据显示,在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排行中,入围前10名的全是流行歌曲,如:《童话》、《老鼠爱大米》、《希望》、《两只蝴蝶》、《七里香》、《六月的雨》等,这些都是网络上点击率特别高的歌曲,中间除了《希望》改自《大长今》,填词后属于励志类型的歌曲外,其余几首全是爱情歌曲,像《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更是很直白的求爱歌。孩子们不再愿意唱《春天在哪里》《小燕子》等幼儿歌曲,而是不自觉地从嘴边溜出一首首的成人歌曲。
    
     如果不将卡通这一款分别设立成国产、引进两项,不知道国产卡通片是否有机会上榜?在有限的国产卡通片中进行投票,孩子们把票投给了《西游记》《哪咤》《蓝猫3000问》《大英雄狄青》《新少年黄飞鸿》,最喜欢的国产卡通人物当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孙悟空、哪咤等老牌卡通人物了。在引进卡通片方面,孩子们最青睐的则是《哆啦A梦》《名侦探柯南》《火影忍者》《樱桃小丸子》《猫和老鼠》,最喜欢的引进版卡通人物分别是:机器猫、米老鼠、柯南、小丸子等。此外,据统计,孩子最喜欢的玩具是芭比娃娃、洋娃娃、变形金刚,最喜欢的食品是薯片、汉堡、肯德基、麦当劳。
    
     孩子为何不喜欢唱属于自己的歌曲呢?在他们眼中,为什么只识当前的一些流行歌手?一些幼教和儿童研究会专家组负责人认为,适合孩子们的歌曲、娱乐活动实在是太少了。成年人更多地关注自身的东西而忽视了孩子这个群体,也因为成年人和孩子离得远,对孩子的思想把握不准而逐渐远离了这个群体;成年人往往忽略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想法和判断的能力,而孩子的活动都是以成年人的标准来安排进行。其实十岁左右的孩子对社会的认知正在不断加大,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的文化需求最难把握。
    
     而笔者以为,这些年,我国的从事儿童文艺创作的人越来越少,创作出的受孩子们喜爱的东西太少太少了,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我们的儿童教育研究专家做更多深入的思考,更需要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把目光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适合孩子欣赏娱乐的文艺作品和节目,给孩子们足够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精神营养,让中国的孩子们在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中健康成长。
    
     教鞭成皮鞭的N个理由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小庆坐在教室第一排,就在老师眼皮底下。据小庆讲,他挨打的原因,是因为张老师让全班同学闭目静休时,他闭着眼睛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当时“啪”的一声,他感觉屁股生疼,猛一睁眼,发现张老师的教鞭抽了过来。 4月29日中午,记者前往蒙阳镇小学采访,孩子们将记者团团围住,“我挨打过”“我也挨过打”……学生们争着讲述被张老师打的经历。学生小李介绍,张老师打人一般用教鞭,“学习好的也要挨张老师的打。我们班全体男生都挨过他的打。”(5月3日现代快报)
    
     据教育专家介绍,小学生,不好好学习,上课不听讲,上课捣乱,这都属于学生这个年龄阶段的正常反应.。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个别学生故意犯规,属非正常反应,老师用教鞭“点拨”一下也未尝不可。可把教鞭当“皮鞭”来使,则有点过火了,更何况,下手那么狠?并且全班男生一个也不放过,这那是为人师表的老师所为,分明是凶恶如虎的“打手”杰作!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它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爱挥皮鞭的老师,不知你晓不晓得这些法律?平时学不学法?知不知道违法意味着什么?也许,你打学生是为了“爱”学生,是恨铁不成钢。
    
     难道,除了皮鞭,老师你就没有更好的教育方法了吗?暴打学生在老师眼中,多少是无奈之举,多少是致胜法宝?教育,需要老师动手打学生,这到底算不算我们老师的失利?算不算我们教育的失利?
    
     可惜的是,虽然大家都不赞成打学生,更有法律护卫。但仍有老师无法无天,视体罚禁令为稻草人,对学生大打出手,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打人居然还打出许多“理由”来。
    
     情绪失控。当时在课堂上见学生不听话,自己情绪失控,就用教鞭教训了一下学生。这是“打手”老师打人的理由之一。照此说法,只要老师情绪一失控,什么法律就可违反,什么体罚就可胡来。久而久之,会不会发展到砖块教训学生,甚至于持刀教训学生。老师都是有水平有学问的,学生不听话算个啥事,慢慢调教吧,咋能容得着情绪失控?情绪失控莫说教书育人了,学生们的安全也成问题。
    
     更年期爱犯病是“打手”老师打人的理由之二。当了25年老师的张成林,在反省打人的根由时说,因为自己到了更年期综合征所导致的过激行为。如此说来,凡是到了更年期的老师,是否就会犯爱打学生的病?
    
     倘若真是这样,哪个家长还敢把孩子交给更年期的老师教?有如此缺陷的更年期老师,教育部门还能让他们上讲台吗?
    
     在学校环境中呆的时间太长了,是“打手”老师打人的理由之三。在学校环境中呆的时间太长又怎么了?干一行爱一行难道说是说了玩的,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教鞭打人不过瘾要另寻门路?亦或学校环境太郁闷必须多少年一换,否则老师就会变疯。天天面对学生又怎么了?学生是“花朵”是“未来”,又不是“洪水猛兽”,天天面对老师你咋就心烦气躁了呢?“鱼水关系”变成水火不容,这不发生“战争”才怪。
    
     世上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教育不是"打"出来的,在一个讲究法制的社会,教鞭成皮鞭,抽打的何止是一班男生,抽打的是应试教育,抽打的是整个社会!对此,我们还能沉默吗?
    
     看,这就是我们的研二生活
    
     ● 胡湾 (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上海大学最近搞了一个硕士研究生生活状态报告, 结果令人惊讶,有76%的硕士研究生对自己的研究生阶段没有进行规划,有将近一半的硕士研究生认为自己的实际生活比期待的要差得多。“二年级没什么课了,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干什么。”一位研三的同学这样说。(《中国青年报》4月13日)
    
     鄙人大学毕业后,也屁颠屁颠地赶了一回时髦,当时对自己没抱太大信心,就瞎报了一个地方院校,瞎猫撞上死老鼠,考上了。刚好,现在也正读研二。研究生学年各个高校都不太一样,有两年制的,有三年制的,而我们学校大概比较中庸,搞了一个两年半制。看着三年制的,我们深表同情;看着两年制的,我们深表遗憾。有好事者也曾代表民意强烈要求学校搞成两年制,即使交两年半的学费也行。但谈判未果,校长发话,两年半是为了让我们多念点书。
    
     进入研二以后,虽然还有零星的课程,但已经有同学请假,“抱病”南下北上。每次上课,都是那么几个老实的女生撑着门面,大概任课教师对这种场面也见多不怪,即使下面只有一个人,他也能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激情四射,好像下面有千万听众般。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任课老师大部分是学院请来的,100块钱一节课,讲完走人。要是我们一个也不来,他才高兴呢。至于考试,一般都是开卷,如果你不小心火车票没买着赶不回来,也不必担心补考这种事,你大可以叫你兄弟同时做两份卷子,实在抄不赢,那就只好请个师弟或者师妹了代为效劳了。
    
     当然,“研究”生活并不是表面上这么轻松。课可以不去上,假可以请,但是导师却不能随便糊弄。导师是你的“老板”,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即使再忙,再买不上火车票,“老板”叫你三更到,你就不能拖到五更。此外,最重要的是,老板交待的任务,得按时完成。该找的数据要找好,该凑的论文要准时凑,该造假的数据也要造得有模有样。
    
     如果运气好点,你一个硕士生,学的是文科,摊上一个博导或者院长之类的导师,他又不忙于发论文评职称,那么,从此,你就可以做一个闲人了,在校园里随便“烟酒”。导师要忙着开会、出国,还要接受记者采访,反正你也帮不上什么忙,才没空答理你呢。这种管理方式,有人把它称作做“放羊”。现在一个导师带着二三十个研究生,就相当于本科一个小班,哪有时间面对面交流。他之所以带你,是一学期下来,可以从你身上搜刮数千元的“指导费”。有些人读了三年研,愣是连自己的导师一面都没见着,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考研科举化,学业本科化,教学放羊化”,这正是我所了解的研究生活。研二上学期末,论文开完题,到学校外面的饭店把剩下的班费吃了个底朝天后,大家就各奔东西。2006年,这一年的任务,就是把论文做好。其实谁都知道,论文这事,不就是一星期的功夫吗?我仍然记得开学初校长先生对我们说的话,之所以学年多半个学期,是为了让我们多念点书。转眼,现在已经研二下学期了,我才发现,我竟然还没去过一次学校的图书馆,那张集吃饭、打开水、借书证于一体的“校园一卡通”,如今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不要给大学生扣“普遍浪费”的帽子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针对大学校园浪费现象相当普遍这一问题,今年3月,武汉科技大学的胡帆、王毅、谢静等15名学生组成调查组,着手调查学校食堂的浪费情况。其结果让他们吓了一大跳:南园餐厅是武汉科技大学新校区的学生食堂,每天平均有两万人次在此就餐。他们根据调查结果估算,该食堂一年倒掉的饭菜价值上百万元。(《中国青年报》4月9日)
    
     读到这则新闻,相信会有许多人震惊:大学食堂浪费居然如此严重!继而,他们恐怕还得发出几声充满担忧的叹息——大学生们啊,你怎么这样浪费!数字的无比庞大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质疑,这几乎是必然的。
    
     但如果稍加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担忧其实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先来算一笔帐:按照武汉科技大学这几名学生调查的情况,每天平均有两万人次就餐的食堂每年倒掉价值上百万的饭菜,一番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后,就会得出一个结果——每天每个就餐者所浪费的不到两毛钱。日有三餐,平均到每一餐上,就更微不足道了。
    
     不能否认校园浪费现象的存在,也不能说钱虽少就不是浪费,但我敢说,具体到食堂就餐层面,大学生“普遍浪费”的结论是不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个每日有两万人就餐的食堂,每年存在价值百万元的食物被浪费,并不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事情(每一个学生不经意间剩下几粒米,几万人一年下来,倘若以数字来显现也不是个小数目)。试想,社会上的宾馆酒店,每年又要倒掉价值多少的饭菜?我们这些消费者的浪费情况是不是比大学生更甚?
    
     其实,在我看来,这几位学生对于校园食堂浪费理由的调查也出现了“偏差”。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调查者“调查”的对象都是一些“另类”的大学生——有的嫌菜太油了,要在水里“洗”一下才吃;有的一餐要点一份土豆烧鸡,一份糖醋鱼,一份油麦菜,一碗鸡蛋羹,外加二两米饭,吃几口就倒掉了。这样奢侈的学生不是没有,但只能是个别现象,大多数大学生不会这样糟蹋父母的血汗钱。个别的浪费不等于群体的浪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节约是一种美德。我以为,可以把本次调查结果作为“教育载体”,让大学生把食物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大学校园内倡导崇尚节约的风气,但不能因此就给大学生扣上这样一顶“普遍浪费”的帽子,批评他们无知、浮躁和浅薄。当然,校园浪费现象是存在和值得关注的,但回过头来想,最需要社会指责的“铺张浪费的对象”,决不是大学生群体。
    
     “尖子生”住豪华套房与象牙筷定律
    
     ● 徐晓(重庆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江苏镇江中学专门拿出10多间套房,免费供“尖子生”学习生活,套房内淋浴器、空调、洗衣机、微波炉、手提电脑等一应俱全。而校内的年轻教师,只能2~3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高中生享受“博士生”待遇,学校这一做法在当地引发了争议 。(《中国青年报》3月23日)
    
     看了以上新闻,心中越想越不是味。首先,作为一线老师,我当然要为一线老师打抱不平。那有这样的校长,宁让老师几个人挤一间房子,而让所谓尖子生住豪华套房?我又想到,那有这样的学生,看见自己的老师挤一间房子,而心安理得的住豪华套房?其实,校长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他那里是真的关心这些学生的生活,他关心的是升学率,他关心的是政绩,他关心的是自己的仕途。他手中的尖子生就是他要打的一张王牌,只要高考能出采,校长就有腾达的希望。
    
     也许,这些尖子生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但即使如此,他们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而结出的也许是贻害他们终身的酸涩之果。
    
     这里我想到了著名的“象牙筷定律”。所谓象牙筷定律说的是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这只不过反映了世上的人都有贪欲,所谓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贪欲之心是没有止境的。即如殷纣王,作为历史人物,他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他只给世人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江苏镇江中学专门拿出10多间套房,免费供“尖子生”学习生活,表面上是为他们创设一个更好学习环境,但用优厚待遇来满足他们,事实上如象牙筷定律一样只能打开他们的贪婪之门。这种高人一等的待遇不仅会伤害其它学生和老师,更大的伤害其实只能是这些学生自己。他们会因此而滋生贪图享受的恶习,他们也会因此而丧失艰苦奋斗的美德和进取心。这种贵族化的生活也许使他们难以适应以后更加激烈的竞争,眼前的优势终将变为劣势,因此,该校的做法是从根本上贻害了他们。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成由俭,败由奢”,胡锦涛同志也在社会主义荣耻观中,提倡“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江苏镇江中学的做法与历代古训与时代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应该尽快摈弃这种做法,让所有的学生都在同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这才是正确的育人方法。
    
     “富人超生”背后的财富蛮横和制度失灵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陪同下,招摇地来到街道办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本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广州市计生人员向记者描述前不久发生的这一情景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有钱人竟然如此嚣张,这种做法简直是向计划生育国策示威!”(《新华网》4月12日)
    
     富人超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近来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少数富人原本非常隐匿的超生行为不再躲躲闪闪,日渐公开化,有的甚至以强硬无耻的行为向计生部门叫板、向国策示威。这则新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富人没有生育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在未被废除之前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这一点,不但社会人所共知,富人也未必不懂。但是,富人们却为何敢于公然违法超生?又为何公开挑衅和蔑视制度的尊严、表现出赤裸裸的财富蛮横?
    
     是因为他们能够承担相应的“超生成本”。在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对计划外生育的一种处罚,但对于富人来讲,钱并不是问题,他们并不在乎交纳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想生就生——通过“财富支出”顺利地实现超生。面向全社会的“超生惩罚制度”已经无法约束富人,形同虚设。
    
     而正是制度的失效和约束乏力,让富人们感到了有恃无恐——我超生就超生,能拿我怎么样?认罚就是了!这种不良心态的滋生,就为财富蛮横行为的实施奠定了“思想基础”。制度失灵是“因”,而财富蛮横是“果”。
    
     事实证明,一味谴责富人道德的缺失,显然在目前这种富人超生愈演愈烈的境况下是于事无补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富人自身的“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来遏制富人超生,而应该思考另外一种成本更低、见效更快的遏制富人超生的途径。在我看来,制度上的“缺陷”还得通过制度上的健全和完善来加以解决,除此无任何快捷方式可走。一方面,当前社会抚养费作为处罚经济杠杆对于富裕阶层的作用已然失效,必须尽快修改或者大幅提高其处罚标准;另一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改革现有法规制度,适当增加相应的“限生”手段,从多方面提高富人超生的成本。比如对超生的富人征收高额税收。
    
     当制度有效起来、强大起来的时候,富人超生及其附着于这一现象之上的财富蛮横,都将被“一扫而空”。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富人超生
    
     ● 王太典(深圳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陪同下,招摇地来到街道办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本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广州市计生人员向记者描述前不久发生的这一情景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有钱人竟然如此嚣张,这种做法简直是向计划生育国策示威!”(4月12日新华网)
    
     近年来,有关富人、名人、一些贪官超生的报导屡见报端。我国的超生人群,占据了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只不过他们选择的方式不同。那就是,贫困人群是躲着生,暴富人群却罚着生。特别是如今的富人超生,早已不屑于躲闪藏匿了。想生就生,生就生了,大不了交钱——上文中那对有恃无恐地挑战基本国策的夫妇的“超生观”就是这样。
    
     有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沈阳在2000年共发现和查处76例名人富人(拥有80万元以上资产)超生……富人、名人超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穷人阶层的“超生游击队”。因为在现有政策的制约下,人们的生育愿望由于现实条件的有限而潜藏起来,一旦超生成为富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破坏社会的整体公正,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还必将导致已有所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情况必将严重,会造成社会局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由于受生育周期的影响,今后五年,我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2006年1月7日中国新闻网)在这样的国情下,我们必须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对于富人、名人等阶层的超生现象,必须严厉打击和彻底遏制。而在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下,面向全社会的“超生惩罚制度”已经无法约束富人。这是法律留下的空白。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富人超生却无可奈何!
    
     在以法治国的当下,公众所强烈呼吁的是公正和公平,所要求的是生育权力的人人平等,在生育权面前无特权。当经济杠杆对超生的富人失效以后,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改革相关法规,增加相应的限制手段,出台切合实际的令超生者真正畏惧的惩戒措施,对敢越超生雷池者,该重罚的就重罚,该开除的就开除,该封杀的就封杀,坚持把富人、名人超生之风刹住,做到“国策”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我们才更有信心迎接和应对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到来。
    
     警员的孩子
    
     ● 万大成 (四川散文作家、广安 欧洲导报供稿)
    
     风中,有盛开的花。雨里,有撑起的伞。
    
     警员的家庭,总是有夜出的身影。家是港湾,警员的孩子如同别人的孩子一样,都是依靠在港湾里的航船。
    
     明天风大,骑单车上学的孩子上学吃力吗?父母把牵挂化作温馨的叮咛。警员模糊了四季的特征,天下雨了,做父母的应该撑起的一把雨伞,接送一下顶风冒雨上学的孩子。天在落雨,雨淋湿了警员的“铁石心肠”。身在途中,年幼的孩子能否用伞为自己遮雨挡风?
    
     阳光明媚的午后,广场上有不少家长陪自己的孩子尽情嬉戏玩耍。倚身窗前,托着下巴出神的孩童一定是警员的孩子。今天是礼拜天,当警员的爸爸或者妈妈忙着加班,怎么又忘记了许下没几天的诺言?一起在家里吃饭,一起去逛逛商场,一起去转转公园。这么小的愿望,怎么就难以实现?
    
     警员把一个完整的心扳成了许多瓣,最大的心就是保平安,让千家万户幸福团圆。年迈的父母让警员牵肠挂肚,含辛茹苦的伴侣让警员心怀愧疚,年幼的孩子让警员爱在心头却难伴左右。
    
     警员的孩子,是风中自然开放的花。无需呵护,盛开得依旧灿烂。警员的孩子,是雨里自动撑开的伞,虽然不能完全遮住风雨,但是淋不湿晴朗的笑容。
    
     孩子开心,明天的日子都祥和平安。孩子自豪,家中的警徽让平凡的生活比别人家的故事多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好梦甜甜,警员的孩子枕着妈妈的温柔又一次与爸爸牵手拉钩。
    
     好梦园圆,警员的孩子搂着爸爸的军功章又一次与妈妈祈祷好人一生幸福平安。
    
     “以辛勤劳动为荣”要从孩子抓起
    
     ● 徐晓 (重庆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曾经有老师无奈地反映,现在孩子的劳动意识越来越淡薄,一些小学生的家长得知自己的孩子担任劳动委员后,跑到学校要求老师撤孩子的职务。近日,上海市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就如今孩子的劳动情况,对体力劳动、普通劳动者的看法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孩子们经常体会不到劳动的光荣,“劳动无贵贱”的观念在实际生活和教育领域中受到极大的挑战。(3月23日中青报)
    
     由于劳动无贵贱的观念已越来越淡漠,导致孩子不仅在家中不做家务,对集体劳动也显得被动无奈。调查显示有四成以上中小学生怕扫马路;教室黑板没人擦,约四成中小学生想到的是督促值日生、告诉老师,没有想到自己主动去擦;在受欢迎的职业排名中,普通劳动者仅排名暴发户之前;甚至有学生觉得劳动模范的称号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社会对脑力劳动的尊崇和对体力劳动轻视的趋势引起的。调查显示,普通劳动者仅被排在倒数第二位。我以为,这种全社会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是相当可怕的。它不仅会导致孩子价值观的扭曲,而且,会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下滑。不能设想,一个好逸恶劳的人充斥的社会是有希望的社会。现在一些城市的年轻人啃老现象严重,还有吃低保者竟然有大量年轻人,这不能不说是全社会轻视体力劳动所带来的后果。
    
     全社会轻视体力劳动还造成我国技术人才的匮乏。有资料统计,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而我国绝大多数青年工人的技术水准达不到规定标准。这样,"同样生产一块手表,人家是6个合格工人加4个技师,而我们是9个半不合格工人加半个技师”。
    
     不仅如此,在我国的整个基础教育,也只重应试教育而不注重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我国的青少年普遍缺乏实际动手操作能力,也就缺乏创新能力,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就可想而知。
    
     马克思曾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 胡锦涛同志在社会主义荣耻观中,也讲到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是对辛勤劳动的再次充分肯定,也是对所有劳动者的鼓励。
    
     我国宪法也有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劳动素质教育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喊出“劳动光荣”的口号,要以各种法律和法规等制度化的措施来促进孩子参加各种劳动。事实上世界上一些国家早就制定了青少年参加家务和公益劳动的法律和规章。在德国,法律规定6岁以上孩子必须做家务,日本和新加坡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实行中小学生参加清洁卫生运动的规章制度。
    
     “以辛勤劳动为荣”要从孩子抓起。应把劳动教育纳入素质教育体系,且贯穿基础教育始终。在法制层面上强化中小学生的劳动观念,保证他们尽量多参加一些家务和小区劳动。
    
     只有让孩子在辛勤的劳动中锻炼成长,才能使他们成长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因为,这正如大发明家爱迪生所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的劳动而能够得到。”
    
     一个平凡的母亲
    
     ● 许正和(江苏小说作者 欧洲导报供稿))
    
     我下岗不久,就到这家省重点中学当上了门卫。而且,除我之外,还带上了我的老婆。我俩的食宿都在值班室,属于全天候的那种。
    
     这天一大早,校门口来了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面容姣好、身材也不错。估猜,是哪位学生的家长吧,家长来看住校的孩子,这是常事。女人开口了:“大爷,让我进去吧,我想看看我的孩子!”“不行,学校有规定,上课时间家长不能随便探视。”,我回答。女人接着说:“大爷,儿子高三了,学习很紧张……”我一边摆手阻止,一边上下打量着她。她的手中拎着一只绒布质的拎包,可以隐约看到,包里有着一个带有木柄的器具。我的心一沉,这或许是一只小锤的手把,或许包里还有老虎钳、改锥,看儿子用得着带这些玩艺儿吗?值班室里的通报上写着呢,最近发现,以找人为名窜进机关、学校盗窃作案的可多了!“不行!你走吧!”,我的回答很果断。女人见没有通融的余地,只得走了。
    
     可到了傍晚,她又来了,手里还是提着那包。她先朝四面望瞭望,还没开口,就将一包香烟塞进了我的手中。我揑着香烟,主意顿时变了——让她进去,跟踪她,看她到底想干什么。莫看我现在只是个守门人,可我毕竟是个大熔炉里锻炼过的排职干部呢。一包香烟就想买动我,可也太小看我了吧!这一回,我先开口了:“还是看儿子?——这会儿行,你进去吧!”女人进去了。我嘱咐老婆看好门,也跟着进去了。
    
     女人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很快来到了学生宿舍区。这会儿学生还没下课,她到宿舍干什么?我的警惕性更高了。只见她一转身,走进了3号宿舍楼,我则迅速地走进了2号楼。2号楼在3号楼的南面,透过北窗,可以看到她在后面的一举一动。女人进了3号楼的3304室,差不多同时,我也进了2号楼的2304室。我心里骂了一句:“看她那么漂亮,其实,蠢!要偷,也不该到学生宿舍来偷嘛!”
    
     女人对着宿舍里的几张床扫了一眼,最后,目光停留在了靠近南窗的一张木质双人床上。女人打开了拎包,从里面掏出了一副白手套戴到了自己的手上。我差点儿叫出声来,哟,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经验呢!我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那女人的眼睛则盯着有着通往上铺蹬位的那根床蹆,用她那戴着手套的手一点一点地抚摸起来。我更诧异了,难道,那上面有什么暗道机关吗?女人摸得很细心,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挪动。一会儿摸着,一会儿将戴着手套的手送到眼前观察着。一会功夫,女人似乎发现了目标。她打开了拎包,抽出了一样东西。虽然大约有20米上下的距离,但我还是看清楚了。的确,那是一把锤子。女人操起锤子,对着床蹆的某一部位便敲击起来。女人的劲不大,敲几下,再用左手在那敲打的部位摸一下。反复几次之后,女人似乎放心了。接着,又掂起脚,整理起上铺来了。我一看没戏,便抢先离开了宿舍区。
    
     女人回到校门口的时候,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摘下了老花镜,用早就准备好的话问她:“能告诉我吗,你进去到底干什么去啦?”“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孩子上次回家,我看他裤子上有一个洞。一问,才知道上下床时被钉子扯破的。我来,是帮他钉一下。”,女人的表情极平和:“我怕,伤着孩子的皮肉!”“你见着儿子了吗?”,我明知故问。“没!尽量不打搅他。”,说着这话,她回头又朝教室方向看了一眼。
    
     我的胸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感动,刚掏出她给我的那包香烟想还给她,可她已经走远了。我一直注视着她的背影,感觉她真美、真美!
    
     扎的是“娃娃” 伤的却是自己
      
     ● 金卯刀 (四川评论员、简阳 欧洲导报供稿)
    
     往布娃娃心口扎针诅咒别人,过去只能在电影、小说里才能看到的
    镜头与情节,如今却在校园以及部分白领当中悄悄流行开来。有报导说
    ,最近一段时间,一种据称来自泰国的玩偶,名叫“巫毒娃娃”的另类
    玩具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各地的市面上悄然“走红”。“慕名
    而来”的买主大多是女孩子,同时也受一些年轻女士青睐。她们买“巫
    毒娃娃”的目的大多是为了给自己解气。在上海新西宫小商品市场4楼
    一家商店,记者看到一名女生进店就问:有没有让我前男友不得好死的
    娃娃?我要让他倒大霉!
    
     恨谁,就买个“巫毒娃娃”用大头针扎谁,让他(她)做个“插心
    人”;嫉妒谁,就就买个“巫毒娃娃”用螺丝钉钉谁,使他(她)变成
    “锁脑人”……这就是“巫毒娃娃的黑暗力量!”
    
     显然,这是在给自己的仇人“施诅咒”,把一个麻绳做的娃娃假想
    为自己的仇家,往其身上扎针,指望冥冥之中能够应验。“施诅咒”的
    花样其实在中国自古就有,如今只不过是以“巫毒娃娃”面目“还魂”
    。笔者倒是以为,经过多年唯物史观与科学精神的倡导,其中的迷信色
    彩已经大大的淡化,真正相信果真会有“咒谁谁就倒霉”“神秘力量”
    的人可以说几乎没有,买家有的可能是觉得好玩,有的可能是为了宣泄
    自己的心理压力,甚至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因此,“巫毒娃娃”本身倒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值得人们警惕的是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当中折射出的他们中一些人的畸形心态。作为
    独生子女的一代,许多人都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而对同学、同事等普
    遍缺乏包容与欣赏。现在有了“巫毒娃娃”,可以非常方便地“拿着出
    气玩儿”,一旦身边出现“逆我者”,就用恶毒的诅咒去“施法术”。
    “施法术”是假,学会心存仇恨倒是真。“逆我者”越多,仇恨的种子
    也就越多。显然,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假如有了这样的心理隐
    疾而不自省,还继续借助“巫毒娃娃”来发泄自己的嫉妒、愤怒,诅咒
    别人走霉运、出丑,久而久之,就会使自己在自我“打造”的阴暗、自
    闭、狭隘与残忍的“牛角尖”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将心理的一点小
    隐疾演变成为大的人格危机。所以,“巫毒娃娃”青睐者,扎的虽然是
    “娃娃”,最终受到伤害的却是自己。
    
     “家长签字”是教育教条主义的缩影
    
     ● 陈贞璟(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听写签字、背诵签字、作业签字、试卷签字……在四川乃至全国初中、小学沿袭了20多年“家长签字”还有没有必要?是否应该取消?4月16 日,一场由学生、家长、老师、专家、学校五方代表组成的特殊“听证会”在四川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展开,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场面异常热烈。(《成都晚报》4月17日)
    
     要求家长在学生作业或者其它载体上“签署意见”,一些国外教育机构也有类似的做法【张按:国外教育机构并没有类似的做法,而且外国学校压根儿就没有家庭作业!学校与幼儿家长则是当面交流。】。我以为,此举还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的,有利于加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交流、沟通,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衔接。而从关注、关心孩子的学习成长角度出发,家长也有必要将孩子的课余学习情况和生活状况等形成文字意见,传递给学校和教师,从而让学校在教育实施上更加“有的放矢”。
    
     但从现实生活来看,我们长期沿袭下来的“家长签字”制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无论是日常家庭作业,还是考试试卷,要求家长“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目然后签字。孩子疲倦不堪地写完作业,工作劳累一天的家长再耐着性子逐一“审阅”到很晚,时日一久,这种“家长签字”就在无形中沦为形式和走过场,往往是孩子说怎么签、往哪儿签,家长就草草签名。
    
     这样的“家长签字”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可在学校和教师心里,却格外看重。不管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如何,只要没有家长签字,一概要予以“训斥”。甚至,有的学生因为忘了或者家长不在身边,也要接受程度不同的“处罚”。那么,教师为何这样看重“家长签字”?在我看来,由此折射出广泛存在于教育界的一种教条主义思维——对制度一味“墨守陈规”,不思变革和创新,长期教条遵守。过分强化家长的“督促”作用,而忽视了自身的教育功能教化,试图用“家教”的力量来缓解学校教育的压力。
    
     “家长签字”是教育教条主义的缩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进步,“家长签字”制这一传统模式在刻板教条的形式主义轨道上负重前行,作用日渐微弱、弊端日渐显现——学生非常反感,家长穷于应付,早就该进行“改良”甚至是废除了。在此方面,成都市这家小学的做法无疑就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借鉴和思考。
    
     最美丽的声音
         
     ● 湟滨 (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我的启蒙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位30多岁姓秦的女老师。上学第一天,从她走进教室那一刻起,我的记忆里就永远留住了她那甜美的笑。
    
     那时的乡村根本没有学前班,我从一个整天在外疯玩的“野孩子”到一个天天坐在教室听课的小学生,十分不习惯。
    
      一次课间,我只顾着贪玩,忘了上厕所。上课铃响了,我却已经忍不住,裤子尿湿了一片。一个同学看见后,立即大叫起来,羞愧恼怒加上伤心,我只能低着头一个劲儿地掉眼泪。这一节是语文课,秦老师踏着铃声走进来,她看到了我,一边蹲下来给我擦眼泪,一边抬手压住同学们的哄笑。然后,她让大家先自习,立即带我去她家,找出她小儿子的裤子给我换上。临出门时,秦老师摸着我的头说:“湿衣服是很容易着凉的,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告诉老师,好吗?”我还是难为情地低着头,傻傻地愣在那里,不停地捻着衣角。秦老师慈爱地看着我,轻抚着我的头,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傻孩子,别难为情,因为你也是我的孩子啊!”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因贪玩而忘记上厕所,不是怕同学笑,而是我一直记着秦老师的那句话。
    
     班上有几个男生特别淘气。因为我们的数学老师严厉了些,一次课前,他们预谋“暗算”老师。他们打扫卫生的铁脸盆搁在门边,里面还放了块砖头,准备等数学老师一进门,来个措不及防。别的同学因为害怕当“叛徒”遭报复,一时都不敢吱声。不想那天由于数学老师有事,学校临时改上语文课,那个“暗器”还来不及撤掉,秦老师就推开门,砖头直落下来,棱角重重地打中她的额头,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几乎给砸晕了……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学校决定严惩这几个男生,其中的两个“主谋”将被开除。秦老师听说后,带着还没止血的伤口,从家里赶来,冲进了校长办公室。
    
     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全班同学跟过去,拥在校长室的窗外往里面看。从不高声说话的秦老师此刻的语调是如此激昂,一字字清晰地传进我们的耳朵:“校长,您不能这样!您可以批评他们,也可以处分他们,但您不能开除他们;无论如何,您不能这么做,您不能赶他们走!他们还小,还不懂事。”
    
     校长大惑不解:“秦老师,他们都把你害成这样了,你怎么还护着他们?”
    
     秦老师看着校长,一字一顿地答道:“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我的孩子!”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几个淘气的男生怎样推开校长室的门,扑到秦老师怀里,秦老师又是怎样张开双臂紧紧地搂着他们。我看见他们哭了,秦老师也哭了,校长室外的我们都哭了。
    
     “他们是我的孩子。”这句话一直铭刻在我心里。在以后的人生中,它让我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学会了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老师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
    
     轻盈的九月
    
     ●王馥莉 (北京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轻盈看着那些色彩鲜艳的贺卡,眼前想起了路老师那张洋溢着热情、亲切与青春的脸,她不知道在这样的日子里该给路老师送点什么呢?于是就决定选一张贺卡,给路老师寄回去。她知道,这张卡片到路老师手上的时候,正是路老师的生日。
    轻盈最终选择了一张带有绿竹图形的卡片,而且语言也相当贴切,给路老师很合适,她花了8块钱买了下来。走到邮局里,认真地写好自己的祝福和地址,寄到了六百里之外的那个小山村。轻盈就想,如果路老师收到了这张贺卡,看着来自家乡的邮戳,会不会很激动呢?
    
     这样一想,轻盈的脸居然红了。
    
     出来时,已经是九月依然热热的天,她抬头看着天,太阳明晃晃地在头顶上空飘扬着。街上的女孩子,穿着时髦的裙子,脚上拖着一双凉拖鞋,半只脚露在外面,在马路上“趿拉趿拉”地走着,轻盈就想,这要是我妈看见了,该怎么说呢?想到一个人依然在乡村里劳作的母亲,她的眼里涌出了温热的液体。
    
     地下室里总是飘着一股火车上厕所的味道,轻盈曾经和小姐妹们不厌其烦地打扫着窄小的通道和那间10平方米的小房间,但那股味道总是阴魂不散,也只好随它去了。床头的书被轻盈翻过了一遍又一遍,翻一次,她就觉得大学的生活已经离自己近了一步,信心就更加足了。与自己一同住在一起的三个女孩子都是饭店里的服务员,她们和轻盈不一样,下班以后,没有事情做时,就相约着去逛街。一个人在房子里时,轻盈就觉得自己已经回到了小山村,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的木椅上为自己理着长长的头发。在轻盈7岁时,父亲意外而亡,那时的母亲才26岁。为了抚养轻盈,母亲一生未再嫁人,已经相当不容易。去年,轻盈高考落榜,在贫穷落后的山村里,母亲已经再没有能力供她去复读了。懂事的轻盈想到这些,不忍心看着日渐苍老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前途奔波,跟母亲商量外出打工,这样可以一边挣钱一边复习。
    
     母亲没有再过多地挽留轻盈,就这样,轻盈来到了离家六百外的都市里开始自己的生活。轻盈的班主任路老师比她大6岁,大学毕业后自愿来这个山村工作,一直像自家的兄长一样照顾和关心着她。轻盈落榜后,路老师很惋惜,劝她不要放弃,出来后,轻盈和路老师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路老师给轻盈写信,鼓励她好好复习,告诉她除了到校园里读大学外,城里有很多可以读书拿到文凭的方式,比如自考、比如夜大,比如函授。在路老师的启发下,轻盈有了自己的选择,她开始买来一大摞书参加自考,轻盈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希望。路老师对轻盈似乎总有一种师生之外的情感,他时常给轻盈写信来,让她好好学习,有了文凭,工作也就会容易得多。路老师还给了轻盈自己父母和要好的朋友的电话,说是遇到困难时可以去找他们。在信中,轻盈清晰地感受到了路老师来自内心的关心,她捧着信,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
    
     一天,轻盈正在地下室里复习,突然听到敲门声,她疑惑着打开房门,却见路老师微笑着站在门前。轻盈还没有反应过来,路老师已经进到房里来,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小的房子,叹了口气。
    
     路老师是回家看望父母的,顺便来看看轻盈。在大山里呆了两年的路老师,依然是潮气满脸。他无声地看着轻盈,说,你这样生活太苦了。
    轻盈就笑着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自己养活自己,减轻了母亲的负担,以后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还可以好好地孝顺母亲,让她也享几天清福。轻盈说完这些,眼睛里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她双手托着下巴,像个乖巧的孩子,非常可爱。
    “轻盈,我很快就回到这个城市了,你等着我。”
    
     路老师说完,给轻盈放下了很多参考书,就走了。没多久,路老师果然回到了这个城市,依然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但跟轻盈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时常利用休息的时间来看轻盈,还在一家打字社给轻盈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而看轻盈的目光中就更多了一些柔情。
    
     轻盈很快就拿到了自考的大专文凭,在路老师的帮助下在文化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21岁的轻盈看起来多了自信,也多了几分城里女子的现代。
    
     “轻盈,你还记得吗?收到你那卡贺卡后,我就再也忘不了你了,我是为你才回来的。”
    
     又一个九月,路老师与轻盈在公园里散步说出这些话,轻盈依然微笑着,但眼睛里布满似水的柔情。轻盈于是给母亲写信,说城市里九月的天很美好,她非常喜欢!
    
    
     我教老妈学上网
    
     ● 王 涛 (山东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妈妈今年59岁,头发白了三分之二,所以,我和弟弟妹妹都开玩笑地叫她“老”妈。年近花甲之年的老妈,在去年国庆节我回家探亲的时候迷上了学计算机。
    
     去年国庆节弟弟结婚时,买了台计算机,弟弟却一直用它来打游戏。今年春节回家时,看到弟弟将计算机完全用于打游戏十分可惜。没想到,老妈也深有同感,对弟弟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告诫他不要光打游戏,要用计算机学点知识。没想到弟弟却说:“老妈,你以为计算机是那么好学的吗?光说学五笔字型打字,那都不是简单的事情。”老妈当时轻轻淡淡地说:“哦?计算机真的那样难学吗?好,我就从学打字试试。”
    
     谁都当老妈的话是句玩笑话。是啊,年近六旬的老妈,只是初中毕业,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呢,谁会相信她有能力、有恒心去学计算机打字呢?老妈却是说学就学,她提出正式“拜”我为师。我曾经在学校学习过两年的计算机知识,我“吓唬”她说:“老妈,学打字很难的,先得背难懂的字根表,还要练习枯燥的指法。”老妈给我来了一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今家里有现成的计算机,我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不能白白浪费,我不信练不会。”
    
     第二天,我把26个英文字母读给老妈听,然后把从网上下载下来字根表打印递给她,她戴上老花镜,先顺着把英文字母认了一遍,遇到不认识的,赶紧请教我。然后又认真听我解释背字根表的要领。中午我从外面回到家,看到戴着老花镜的老妈在厨房里,一只手捏着字根表,嘴里喃喃有语,而另一只手在搅动着火上的菜。我和她开玩笑:“老妈哟,菜糊啦!”
    
     毕竟年龄不饶人,老妈往往背会了前面的字根,可是转眼就忘掉了后面的,但她从不气馁。为了加强记忆,她经常手不离笔,口里念念有词,还经常不停地在本子上画来画去。等背累了,她就坐在计算机旁,熟悉键盘,练习指法。
    
     在我和弟弟、妹妹幼年的时候,我爸因为担任村支部书记,工作很忙,经常不在家。家里的大小活儿全靠她一个人操持。现在老妈手掌上还都是硬硬的茧子,手指关节更是僵硬,要想控制它们自如地在计算机键盘上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可老妈平时有空就活动双手,坐在计算机旁时,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来练习。深秋的季节,老妈却也常会练出一头细细的汗水。经过将近10天的加强练习,老妈的双手终于能够在计算机上协调运作了。
    
     可爱的老妈,每天都是这样辛苦着。老妈说这些天连做梦的时候手指头都是在练习打字呢。我心疼地劝她不要太辛苦。老妈笑着说:“不成,疼过去这几天就习惯了,我得一鼓作气练会。想做好一件事,不坚持能成功吗?现在苦是苦了些,但能够学习新知识,妈心里快乐着呢!”是的,自从老妈开始学计算机,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极佳的,每天都很快乐。我们也为她每天一点一滴的进步而高兴。当我把老妈的学习过程和进步情况打电话告诉在外地打工的妹妹时,妹妹感动地说:“哥哥,咱老妈真棒!告诉咱老妈,我一定也好好学计算机,有老妈做榜样,我不信学不会。”老妈凭着一股钻劲和刻苦精神,二十天左右,就学会了打字,并且打得还很熟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既然教她学计算机就得进一步教她上网啊!网络的功用是让你轻松、休闲、解放大脑和双手的,对!只有教会老妈上网,才能使她得到更多的快乐。
    
     教老妈第一个使用的网站就是“搜狗”了,我告诉她,以后只要有不会的需要查找的各类知识数据都可以搜索一下。老妈很好奇,忙问有那么神吗?我说,你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先搜索一下你儿子我的名字,看看数据全不全?结果可想而知,网络上介绍的关于与我同名同姓的信息竟然有三十多万条。老妈啧啧称赞。
    
     接着我就告诉她,将来需要找寻一些生活小常识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了。从那天起,我就为母亲打开了一座知识的金山宝库,连邻居有什么问题也都来咨询她这个“万事通”了。当得知老妈除了可以“百度”,还能够熟练操作其它计算机基本程序时,周围年轻的邻居都拿老妈当做榜样,她们羡慕地说:“瞧人家隔壁的王大妈都快60岁了,还能学以致用。看来咱们年轻人空闲时间不能老是打牌,也要多学一些文化知识呢。”呵呵,真没想到,老妈学上网还影响了周围人的人生态度呢!
    
     回到单位后,我还经常与老妈保持着“热线”联系,指导老妈解决在上网中遇到的难题,如今,老妈不仅能够熟练地上网冲浪,还专门制作了个人“博客”,没想到,老妈老了还时尚了一把,作为儿女,看到老妈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打心眼里为她高兴!
    
     四六级考试,“项庄舞弊,意在沛公”
    
     ●崔书君(辽宁评论员、锦州 欧洲导报供稿)
    
     长春一自称是大三男生的人在网络聊天室里四处搭讪,说是掌握第一手英语四六级考题答案,还能够用无线耳机将答案传进考场。记者昨日对此事暗访时,该男生竟想以每找一人提成50元钱的酬劳让记者成为他的“下线”。(据《新文化报》4月8日)
    
     四六级考试,网上泄题是一个非常常见,也非常让相关部门头疼的事。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对四六级考试的改革,甚至限制报考资格。笔者觉得英语四六级考试存在很大弊端是客观的,但解决弊端的改革主要不是在考试本身。改革其实不是革命,而重在“闭关”。
    
     四六级考试从出现弊端那天起,人们对之就争议不断今天,直到教育部承认弊端,而加深了对它的“弊”的定性。可是,它的“弊”究竟在哪里?多数的争议都集中在四六级考试到底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它是否有用,它有何用,甚至上升到英语到底是否强于我们的母语的激化高度。
    
     因为四六级考试总是出现腐败、舞弊行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对英语的崇拜,正是因为对英语过于看重,才导致了人们对于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热恋”。正是因为很多人弃母语而追英语,也因为社会现状对于这种行为的包容才让考生为了英语不择手段,也进而让一些考试人员因为市场需要而腐败。
    
     笔者在这里不想争论英语、汉语谁的作用大,不想争论四六级考试是否有必要。笔者只是想问,假如英语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效用,考试就不会发生腐败、舞弊行为吗?要知道,即使小学考试也是有作弊现象的;假如英语作用很大,根本没有夸大,我们不是吹捧,真的和自己的利益挂钩,它就可以掩盖腐败、舞弊行为发生的真正的原因吗?换句话说,发生腐败、舞弊现象与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必要性有本质上的正比关系吗?
    
     这其实就像有些贪官说,我受贿是因为他拿钱贿赂我,我嫖娼是因为她脱衣服勾引我一样地可笑。这就好比,一把刀它的刃利不利,它在市场上出现是供大于求还是供小于求,买的人回家之后切菜好使不好使,这些都与有人拿它去杀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项庄舞弊,意在沛公”。归根到底,英语四六级考试弊在相关部门对考试的前、中、后期整个连环过程,没有达到应该具有的“安全保障”,没有重视,没有力度。不管英语重要与否,即使是一门普通的小学单元考试,也不该有松动的螺丝。所以,与其去研究怎样改革考试,怎样让英语四六级的考试作用弱化,怎样让英语四六级被人看淡,怎样让英语四六级没有勾引的姿色,莫不如“闭关自守”,莫不如“关上门打狗”,把相关的零件螺丝都拧紧,防止“监守自盗”的发生。
    
     代考公司公然挑衅荣辱观
    
     ● 吴海鹰(杭州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随着2006年全国职称英语考试日期临近,专业“代考公司“也开始加大业务宣传的力度。“本翻译公司专业提供各类职称英语考试代考服务,另外还提供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的代考服务,有意者请联系本人QQ。”类似内容的帖子在杭州的一些网络论坛上随处可见。(3月19日,《杭州日报》)
    
     如今“代考”越来越有演变成一种新职业的趋势。为了抓住“商机”,“代考公司”抓住各种机会大做广告,每当重要考试开考前夕,也是各种代考信息泛滥期,学校附近的道路两旁电线杆、墙壁上到处写着代考、求代考的广告,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代考信息墙”,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代考信息。有些“代考公司”为取信于雇主,更打出“诚信”招牌,实行“三包”服务,直到雇主满意为止。对“代考现象”人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文凭的获得、成绩的取得应该是建立在长时间的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刻苦研究的基础上的,是自身学识和能力的真实反映。而出钱请“枪手”代为考试,代写论文,不但使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和根据成果评价人才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更是对教育秩序、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秩序的严重破坏。
    
     而那些请人代考的“聪明”人,在成绩上必将不及格,在诚信上更是交了一张白卷。由于这些“聪明”人的“聪明”取代那些被淘汰的人才,不仅是被淘汰者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代考产业越来越有起色,几呈产业化和公开化的态势更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公开挑衅。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看望政协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文字不多,却字字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行为道德和思想品格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途径,“八荣八耻”的提出,是对“以人为本”的新的解释,是对和谐社会的新的要求。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是新时期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而很多“聪明”人不以为耻反为荣,见怪不怪,积极参与,实在是这些人的世界观、荣辱观出了大问题。
    
     代考现象本是一怪胎,现如今让人不齿的事却用不再遮掩,反而大大方方公开招揽业务,实在是让人后怕。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对各种公然挑衅荣辱观的行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鞭挞和批判,更要使那些所谓的聪明的人占不到便宜。
    
     “分数不够,拿分来凑”和跛足的教育理念
    
     ● 胡湾(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读初中的时候,中学离家有八九里路远,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然后跑步去学校。记得那时候,就怕迟到,迟到一次罚款两毛。然而,我和同学以及家长似乎没有什么意见。迟到了,学校就会扣班主任的工资,班主任继而把部分罚款转嫁到学生头上,那时候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每次迟到,都会乖乖地把午饭的菜钱省下交上去。
    
     读高中,是在县城的“重点中学重点班”,刚进去的时候,由于中考成绩在班上排名比较靠后,虽然学校已经把我分到这个重点班,但班主任还是当场把我拒之门外,最后额外交了部分班费后才放行,名曰:“赞助费”。在我印象中,这是社会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总之,成绩差的,歧视总是如影随形,似乎也理所当然,没什么道理可讲。而且,每次班上排名,前十名红榜,后十名,则白榜张贴在橱窗里。
    
     但这样的事情,在我所读的两所中学,早已经销声匿迹。我初中时那个迟到罚款的班主任,他后来对我说,他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是不合理的,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管理办法。
    
     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法制意识的觉醒,这种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事,已经越来越少。但少并不是没有,往往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这样的事越多。这不,甘肃省永靖县永靖中学,就有一项收费令人匪夷所思。“分数不够,拿分来凑”,除了学杂费,他们还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征收管理费。每学期考试后,理科生是排在548名以后的交费,文科生则是排在95名以后的交费,交费标准为每人400元。(央视国际4月2日)
    
     永靖中学的校长说,这实际上对学生是一种激励机制,目的只有一个,激励后进生好好努力。他还说,汽车司机违章了,为什么要罚款?这是一种激励手段。并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结论,学习要和钱挂钩。这位校长市场经济学得真是不错,我想,既然这位校长知道世界上还有“激励”两个字,那对“公平”两个字也应该有所耳闻。然而,永靖中学的校长却说,本身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平的。
    
     市场激励让这位“教育者”找到了凡事都与金钱挂钩的依据,然而,他却把市场经济中最应有的“公平”远远地抛到了脑后。赵晓教授发明了一个概念来描述当下中国“企业家事故多发”,那就是“跛足的商业精神”。他说,西方清教徒有“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则先天不足,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那么,这位校长的教育理念,何曾把学生当作平等的教育主体来看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跛足”的教育理念。
    
     据我所知,永靖县是国家扶助的四十一个贫困县之一,人均年收入才1100多元。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城。这位校长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那么振振有词,其实也不是那么出人意料之外。经济发展程度与一个社会的法制观念“唇齿相依”。贫穷和教育投入的匮乏,恰是这种“跛足”教育理念滋生的土壤。
    
     穿过你的蓖麻我的春天
    
     ● 牧鸽 (广州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小时候,一到春天,学校就分配给每个学生一些蓖麻种子,那些长着麻麻点点,深浅不一的灰白色与黑褐色红棕色相间的花斑纹的蓖麻的果实。当这些神奇的蓖麻籽拿到手上的时候,小小的内心除了充满幻想与期待,还有一份责任。要去寻找合适的地方,将它埋进土里去。要去照料它,给它浇水,给它用树枝做微型的篱笆,除了做记号外还要警示路人不能伤害到它,等到发芽长叶,还要预防虫害,果实长出来,要做保护和宣传工作,耐心告诉那些比自己更小的小朋友,这样的果实是不能摘的,它现在有毒,不仅不能吃,也不能拿来玩,一定要长成熟,去工厂里提炼后才会有用。一般小朋友听说现在有毒都不会再去碰它,所以蓖麻“树”才得以安然长大。
    
     在那些期待蓖麻长大以及与它一同长大的日子里,也学到了不少有关蓖麻的知识,比如蓖麻的茎秆可以压制建筑材料,也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蓖麻叶可饲养蓖麻蚕;种子可以榨油,油饼可以作肥料;精制蓖麻油可用于飞机、轮船、汽车和高度精密车床,总之蓖麻浑身都是宝,这在当时好像是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好像还有很多,其它的都没记住,只记住了与飞机有关的内容。于是胸中充满了与蓝天相关的豪情壮志。看看,就是手中的那些其貌不扬的麻籽籽,与天上飞的飞机有关,多神奇,多了不起啊!如果努力多种蓖麻说不定还可以因此为多造飞机贡献了力量呢,飞机上不知道什么部位就与你种的蓖麻有了关系,这该是多伟大的事情啊。想到这些即便是间接又间接的伟大便激动不已,仿佛自己已经与飞机一起起飞了。手捧蓖麻籽眼望着偶尔划云而过的飞机有种飘乎乎的感觉。
    
     当一个行动被一个巨大的动力所支撑,就会产生不可预知的能量。它们尽管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距离遥远,但有科学为媒,有童稚为媒,虽远犹近。那时的学习以外的春天被这些美丽的愿望充实着,学习的劲头似乎也大了许多。虽然长大之后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科学家去亲手制造真正的飞机或者去提炼用于飞机的蓖麻用品,但那个朴实的过程已经深深地扎在幼小的心里,那些与植物有关,与飞机有关的春天已经深深的留在了心里。
    
     等到了解了更多的与植物有关的知识之后,明白了不仅仅是蓖麻具有这样伟大的作用,还有更多的植物同样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伟大作用,虽然它们没有与飞机同蓖麻那么紧密的关系,但与人类的关系一样的密切。人类是如此依赖的与它们,如此的与它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多的蓖麻了,但不管在什么地方看到与蓖麻类似的植物就感到分外亲切,好像自己种的蓖麻已经活了好多年。
    
     有朋友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上面有一句话她觉得很好,发给了我,我也觉得好,套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篇小文:“从春天开始,我已经在珍惜这个夏天了”。
    
     未来是靠现在决定的
    
     ● 娴衾(太原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美国南部的一个城郊,出生了一个小姑娘,她妈妈只给取她了个小名,叫小娜。小娜渐渐懂事后,发现自己与其它孩子不一样:因为她没有爸爸。她是私生子,人们总是用那种冰冷、鄙视的眼光看她: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人教养的孩子,一个不好家庭的孽种。于是她变得越来越懦弱,开始自我封闭,逃避现实,不与人接触。
    
     小娜12岁那年,在她附近的教堂里来了一个牧师,从此她的一生便改变了。小娜听大人说,这个牧师非常好。她非常羡慕别的孩子一到礼拜天,便跟着自己父母,手牵手地走进教堂。很多次她只能偷偷地躲在远处,看着周围的人都笑着从教堂里走出来。她只能通过教堂庄严神圣的钟声和人们面部的神情,想象教堂里是什么样,以及人们在里面干什么。
    
     有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待人们进入教堂后,偷偷溜了进去,躲在后排。牧师正在讲话:“过去不等于未来。过去你成功了,并不代表未来还会成功;过去失败了,也不代表你未来就要失败。过去的成功与失败,那只代表过去,未来是靠现在决定的。现在干什么,选择什么,就决定未来是什么!失败的人们不要气馁,成功的人不要骄傲。成功和失败不是最终结果,它只是人生过程的一件事。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永远成功的人,也没有永远失败的人。”
    
     小娜有了第一次听讲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冒险,但每次都是偷听后就快速离开。因为她懦弱、胆怯、自卑,她认为自己没资格进教堂,她和常人不一样。
    
     一次,小娜听得出了神,完全忘记时间的存在,直到教堂的钟声敲响才猛然惊醒,她已经来不及了。率先离开的人们堵住了她迅速出逃的去路。她只低着头尾随人群,慢慢移动。突然一只大手搭在她肩上,她惊惶地顺着这只手臂望上去,正是牧师。
    
     “你是谁家的孩子?”牧师温和地问道。这句话是十多年来,最害怕听到的。
    这时候,牧师脸上浮起慈祥的笑容,说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孩子。”然后,抚摸着小娜的头发继续说:“这里所有的人和你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过去不等于未来,不论你过去怎么不幸,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未来必须充满希望。现在就做出决定,做你想做的人。孩子,你要知道,人最重要的不是你从哪儿来,而是你要到哪儿去。只要你对未来保持希望,你现在就会充满力量。不论你过去怎样,那都已经过去了。只要你调整心态,明确目标,乐观积极地去行动,那么成功的人就是你。”
    
     牧师的话音刚落,教堂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中充满理解,歉意,承认和欢迎!
    
     从此,小娜整个人彻底变了。在30年后,小娜成为世界500家最大企业之一的公司总裁,成为全球赫赫有名的成功人士,在晚年时,她出版了自己的历程录《攀越顶峰》。在书的扉页上,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过去不等于未来!
    
     题 词
    
     ● 王友元(湖北作家、黄石,欧洲导报供稿)
    
     市妇联在全市开展文明家庭活动,妇联主任请著名书法家幽泉走访模范家庭,并根据这些家庭的特点题词。
    
     第一个家庭是三口之家,两口子和一个读小学的女儿,小女孩天真活泼,学习不错,很喜欢这个小女孩,给她题词是:“起步者。”
    
     小女孩给幽泉敬了少先队队礼,说:“谢谢爷爷。”
    
     因为幽泉五十多岁了,而小女孩的父亲才三十出头。小女孩的父亲不是博士,也不是工程师,而是一家外资企业的员工,很有技术,职称是高级技师。现在像他这样勤奋钻研机械技术的工人太少了。
    
     幽泉有感而发,给小女孩的父亲题词是:“奋斗者。”
    
     小姑娘的爷爷一家,也是文明模范户。老人六十多岁了,生活十分俭朴,是一位老工人模范。八年前因企业效益不好,没到退休年龄就下岗了,现在在居委会协助工作,每月没有工资,只拿百余元钱的补贴,老工人本色还是任劳任怨,没日没夜地为居民们服务。
    
     幽泉对这位老人十分敬重,提笔挥毫:“胜利者。”这位老人告诉幽泉,老工人的父亲不仅健在,而且老工人的爷爷也健在。这真是让幽泉惊叹不已。
    
     老工人的父亲,是一位老地质队员,当年是科学家李四光教授的得意门生,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做出了毕生贡献,现虽然退休多年,仍然没有在家养老,住在省城,仍然在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当顾问,还挤时间为少年儿童撰写科普教科书。
    
     幽泉专程到省城,看望这位让他敬佩不已的老地质队员,并题词:“人生的胜利者。”
    
     在老地质队员的带领下,幽泉又驱车八个多小时,来到山清水秀的农村。
    远远看去,村头走出一位弓着腰的老人,牵着水牛走向小溪。老地质队员下车后就朝老人亲切地喊道:“爹!爹!”
    
     老农转身眯着眼望着老地质队员慈祥地笑。老地质队员上前扶着老农的胳膊说:“爹,来客人了。”
    
     这位一百零九岁的老寿星,身子骨还十分硬朗,耳不闭,眼不花,还朝着幽泉鞠躬,幽泉急忙扶住老寿星说:“不敢当,不敢当。”
    
     这位老寿星,十分乐观开朗,还能哼出童年时代学会的山歌……幽泉似乎领悟出了什么,他给老寿星的题词是:“人生真正的胜利者。”落款是:“孙辈幽泉敬上。”
    
     父亲送我的春联
         
     ● 黄邦寨 (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副红纸写的春联,那是父亲特意送我的,也是他撰写的最后一副春联。
    
     我家是“诗书传家”。祖父是晚清秀才,字写得很好。那时,农村识字的人不多,撰写春联的人就更少,像我祖父这样有名望的春联撰写高手,不用说,就是个“乡宝”。父亲得祖父真传,写春联也是个高手,他脑子活,能适应新形势撰出应时春联,并能针对不同对象写出不同内容的春联,所以很受乡邻欢迎。对贫困人家,父亲自己买上红纸,大门、堂屋、厨房,甚至猪圈都成龙配套地写好,亲自送上门去。因为这,我家在村里的人缘很好,父亲很受人尊重,一村人老老少少都称他“大先生”,我也跟着沾光,很小的时候就被戏称为“小先生”。
    
     我真的没有辜负“小先生”的称谓,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就培养我学写春联,上初中时,毛笔字已经写得比较出色了。寒假回家,父亲便将为邻里写春联的活交给了我,并试着指导我学撰春联。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很少回家,父亲又重操旧业,乐此不疲地为乡邻们撰写春联。后来,市面上有了印刷的春联出售,富裕起来的乡邻纷纷购买张贴,五保户也由村里安排买好春联送去,父亲便再也不用撰写春联了。
    
     工作四年后,我被提拔担任一个部门的头头。春节前,父亲突然来到我家,将亲手撰写的一副春联交给我。我展开一看,上联是:崇廉尚俭,不贪为宝;下联是:鞠躬尽瘁,思民于先;横批:清白为官。原来是一副廉政春联。身患重病的老父说:“我有好多年没撰写过春联了,这些年患病手发抖,字也写不好,这副春联是我撰写的最后一副春联了。你升了职,我没啥送你,就送你这副春联,盼你做个清官!”
    
     一副春联,虽只寥寥二十字,却字字浸透了老父爱子心切、盼子清廉的良苦用心。虽然父亲手抖,笔划都写不直,这副春联就书法而言,实在算不上珍品,但对我来说,却是最好的座右铭。接过这副特别的春联,我激动得说不出话,看着佝偻着腰颤巍巍站在面前的父亲,眼眶里满含泪水。
    
     父亲送我的那幅春联,我没舍得贴,每年过春节都买来红纸,自己动手写上老父为我撰的春联联句,贴在大门上,以此自警自勉,而将父亲撰写的最后一副春联,一直珍藏在书橱里,准备等儿女们长大后,再传给他们。
    
     大师的成功秘诀
    
     ● 唐厚梅(重庆散文作家,欧洲导报供稿)
    
     加拿大著名摄影大师尤素福•卡什说过:"拍照并不难,难的是拍出人的灵魂。这里的灵魂指的是人物的性格特点,一张没有性格特点的照片便不是一张好照片。这就是摄影师与普通摄影爱好者的区别。"
    
     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人物摄影大师,尤素福•卡什曾先后为毕加索、爱因斯坦、肖伯纳、伊丽莎白女王、戴高乐、铁托、赫鲁晓夫、基辛格、里根等世界名人拍摄过肖像。他拍出的照片层次丰富、纹理清晰、影调细腻、质感强烈,特别是人物的表情自然到对外人不设防,因此,人们把他尊称为"拍摄灵魂的大师"。
    
     尤素福•卡什除了给世界级名人拍照外,还经常跑去乡村为那里的孩子们拍照。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并不急着拿出相机,而是先熟悉环境,与孩子们玩游戏,等跟孩子们非常熟悉了,他再拿出相机,将孩子们那些天真的笑容顽皮的动作拍摄下来。这样一来,那些照片显得生动而自然,极富感染力。然而多年前初出茅庐时,尤素福•卡什并没有顾忌这些,而是拿着相机悄悄走近孩子们的身边,突然摁下快门。尽管那些照片也拍得不错,但由于贸然的侵犯,还是让孩子们受到了惊吓,也正是孩子们脸上的那一丝惊慌的表情影响了整张照片的效果。
    
     不管是对乡野小孩还是对世界名人,尤素福•卡什都能让他们对自己做出不设防的表情,这就是他为何成为大师的原因了。尽管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在这个纷繁的人世间,要想让别人对自己不设防,谈何容易。与其说尤素福•卡什是一名摄影大师,还不如说他是一名交际大师,因为他懂得,首先要处理好人际关系,然后才能成功摄影,而这种关系处理的好坏也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摄影效果。人们对尤素福•卡什成功地让别人对他不设防的唯一解释是,他对所有被摄者都不设防。原来他成功的秘诀竟然这么简单--以真诚待人,便能赢得人们的真诚相待!
    
     有了孩子很辛苦
    
     ● 綦其(山东散文作家、济南,欧洲导报供稿)
    
     那天,临近下班的时候,单位来了一位客人,虽然我来得晚,但是知道他曾是我们的同事,大家吱吱喳喳围着他盘问他离开后的近况,得知他快当爸爸了。
    
     “怎么样,还好吧。”关心的话总是要问的。“做爸爸的心情如何,很开心的是吧。”另一个同事笑嘻嘻问道,希望可以分享当爸爸的心情。“胎儿情况不太好,可能需要开刀取出啊,哎。”他忧心重重地说。
    
     一句话,我下意识抬起头望一望他。此时此刻的他,内心里应该是感觉累得要命吧,累得连在这个已经不甚熟悉的地方而吐出心中的话,却如同遇见知心朋友一样,没有一丝顾虑。“现在生孩子花费很贵•••”他停顿,“有了孩子会很辛苦。”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是这样啦,是这样啦”,同事是过来人,她明白。我不是过来人,听了难过。他离开的时候,我没多看他一眼。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对这位新手爸爸印象已经模糊,可是他的那句话却烙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想这时候他们的孩子应该已经来到人间了,当他怀抱着那初生粉嫩的婴孩,听着孩子那天使般的笑声,幸福的感觉应该让他什么都忘了,包括那句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也许只有到夜深人静时,这些话才可能跳出来困扰着他,多了一张口,一份责任,他不得不更加勤劳,肩膀再酸痛也是应该的也是不能叫苦的,当和朋友聊天时或许会不经意间又吐出那一句话,但紧接着的是眉飞色舞谈起孩子的天真趣事,旁听者只闻小孩的趣事。
    
     让我惊讶得是,当今天我向同事求证这位爸爸的存在,并询问孩子的情况时。同事虽然证实此人的存在,却是一脸的狐疑,反问我是否有关于动手术这回事,对于那句话更是完全没有印象。我偏偏记得那一句话,怎么大家都忘记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家都不记得那句话了?是因为那是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还是因为那只是一句微不足道的话?或者这原本就是一句活该被忘记的话。
    
     “有了孩子很辛苦” 这句话,作孩子的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听到父亲亲口告诉他,因为总有一天孩子自己会体会,然而体会了之后又注定被忘记。
    
     为孩子记录童年
    
     ● 汤礼春 (武汉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在儿子年满18岁的生日那天,也就是他长大成人的那一天,我送给了他一本记录他小时生活的日记,他看了后,连呼:这太珍贵了!这太有意思了!这是最好的礼物!
    
     在这本记录本中,我记下了儿子出生时的情景,记下了儿子小时候生活的片断,也记下了作为父母的我们养育他时的艰辛。
    
     儿子最关心的是他出生时的情景,我在记录本中这样记载到:
    
     又是几个难熬的小时,妻子还没生,看来,再不生,我和妈都要急疯了。十二点又过了,已到了1981年7月15日了,大约半点的时候,我正在妻子旁边安慰她,这时值班余医生进来了,她叫我出去,我刚走开,又听见她在喊:“6床的爱人!”我赶紧跑了过去,余医生看了我一眼,很正经地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爱人的羊水已经破了好几个小时了,看来要她自己生是不可能的了,再等下去婴儿恐怕要憋死在子宫里。我们想采取最后一步措施,把阴道剪开,把婴儿钳出来!”
    
    “你们早就应该采取措施了!”我迫不及待地插嘴道。
    
    余医生也不理我,继续说道:“不过,在剪开阴道以后,用钳子进去钳婴儿的时候,有可能把婴儿的眼睛或者鼻子子钳坏,变成残废,那我们就不能负责了!”
    
    我一听此话,心头顿时犹如泼了盆冰水,全身打起颤来。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结结巴巴地说:“余医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大胆地去做手术吧!出了什么事,我也不会找你的!这点请你放心!不过请你在做手术时,尽量细心点吧!”
    
    余医生听了,不再理我,转身进了产房。
    
    “小孩有可能要残废”!要是眼睛钳瞎了……天啦!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只觉得头一阵炫晕,像要窒息过去一般!我慌忙跑到楼梯口的躺椅上躺了下来,一会儿,凉风一吹,我清醒过来,连忙爬起来朝产房跑去,跑到产房门口,只听产房里发出一阵手术器械的声音和余医生那镇定的声音:“别动!把剪子拿来!”又听得“咔嚓”一声,我的心又紧张起来。突然“哇”的一声,婴儿的哭叫声把我惊醒过来。小孩钳出来了,伤着没有?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想冲进产房。约1点15分时,护士把襁褓中的孩子抱了出来,递到我手上,说:“是个男孩,五斤八两。”我接了过来,问:“没钳破什么地方吗?”护士说:“还好”。我仔细看了看,婴儿头顶一直到左眼角,有一条钳红的痕迹,没有破皮,可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这红印子不要紧吧?”
    
    护士道:“不要紧,过两天他自己会消的,不过要打二天青霉素,预防感染。”我听了,紧张的心这才松驰下来,我看了看表,约摸孩子出生时正好是15日早上一点一刻。我这才仔细端详起手上的婴孩来。他红嫩嫩的脸颊,眉毛很浓,像我的眉毛,小嘴唇,好看的鼻子,头发乌黑,看上去很干净,不像许多刚出生的婴儿那样脸上布满皱纹。
    
    我想起该给他取个名字了。前个把月,他还未出世,我已给他取了几十个名字,从几十个名字中又定了几个,其中有汤清淳、汤澈、汤沸、汤淼,现在该定了,定哪一个呢?我正想着,窗外暴雨的喧哗声打断了我的思索,我猛地想起汤淼这个名字来,淼水多也!不正跟他出生时天降暴雨吻合吗?汤淼这个名字天然而成,定了。
    
    儿子看了这一段后,感动地对我们说:“谢谢你们给了我生命!我也会好好珍惜生命!”
    
    儿子还特地亲昵地对她妈妈说:“妈妈,你为了我吃了好多苦啊!我会好好孝敬你的!哪一天我要是言语对你重了,你就罚我多看几遍我出生时的记录,我会感到自责和忏悔的。”
    
    给儿子带来笑声的是那些记录他小时候的童言童语和活泼好动的生活场面。
    
    下面就是儿子二岁时的生活片断。
    ----他把一个桔子核吞进肚子里了,他说:"我的肚子里要长一个桔子了!"
    ----他骂人最狠的是大坏蛋,再不就说你像个小花猪、大灰狼、螃蟹、猪八戒,而说他自己像个孙悟空。
    ----早上他妈给他穿件红衣裳,他不穿,说这是姑娘伢穿的。
    ----他很顽皮,骑小车子有时站在车坐上,举起双手说是玩杂技,他还特别爱骑车从一个坡上滑下来,还不让人扶。
    ----他有时把搓板放在地上,跪在上面,双手合拢说:阿弥陀佛。
    ----他在被子上跳来跳去,上被子时,他说是爬山,滑下来时他说是滑冰。
    ----他把一团毛线丢在地上,自己拿起另一头说:钓鱼。
    ----我今天带他一起到书店买书,他说:爸爸,你买个大书,给我买个小书。
    ----睡觉时,我不小心把脚蹬到他的屁股上了,他说:小心把巴巴糊到你脚上。
    ----邻居高爷爷在修手表,他问:"高爷爷,你的表坏了呗?"高爷爷后来拿出个闹钟,故意问他:"这是个什么东西?"他说:"是闹表。
    
    一晃眼,我把那本记录本送给儿子已经6年了,儿子在这6年中经常翻看那本记录本,可以说是百看不厌,有时他还挑出一段来,念给我们听,我和妻子一边听一边沉浸在往事的回味中,全家充满了欢乐和温馨。
    
    在这6年中,儿子的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尽管他再忙,也要每天赶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对我们也越来越尊重和爱护了,在一些小事上也要细心地关照我们,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一句过激或沮丧的语言。邻居们都称赞我儿子很懂事,很孝顺,脾气和性格好,待人温和宽容。
    
    我想:这也许是那本记录本所起的作用吧!因为有一天,儿子对我说:"爸爸,将来我结了婚,有了儿女,也要学你一样记录下他们出生时的情景和童年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这对作为儿女的来说,是人世上最好的遗产和幸福!
    
    无言的教诲
    
      ● 冰子(重庆散文作家,欧洲导报供稿)
    
       那一年,我虽然已经读到初二,但因为年龄小,还远算不上懂事。
    
      正是山芋收获的季节。山芋是我们家乡的主粮,每到收获山芋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显得特别地忙。人们要把山芋从田里刨出来,一担担运回家,还要把它切成片,再撒到地坝晒成山芋干儿,其劳动量是很大的。家家户户都显得人手紧张,不少人家就把正在上学的孩子留下来,让他们帮大人忙几天。因为山芋干儿必须赶几个晴天,若是误了晴天,让它遭了雨淋,变霉了,那一季的收成就全完了。
    
       当时,父亲在外地工作,弟妹们又都还小,家里能干活的只有母亲一个人。我以为母亲也要把我留在家里,帮她一起收山芋,但是,母亲却没有这样做。早上,她按时把饭做好,等我吃完后,照旧让我去上学。
    
      尽管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轻视读书,但母亲依然把读书看得很重。
    
       那天,我象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走出了家门,但是,我却没有到学校上课。半路上,我碰到了同班的另外几个同学,他们硬要拉我去打扑克,贪玩的我经不起他们的引诱,便和他们躲到一个土坡旁,打起了扑克。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是在逃学。
    
       不知是谁路过这里看到了这一切,也不知是谁又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我正打得高兴的时候,一抬头,看到母亲气喘吁吁,额上全是汗,惊讶地站在我的面前。
    
       母亲没有说话,只用一种非常失望和伤心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就转过身走了。我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扔下手中的扑克,拎起地上的书包,紧跟在母亲的后边。
    
      路上,母亲始终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未说。回到家,她默默地做好午饭,然后把饭盛好,放在桌上,让我去吃。桌上放着的,是一碗鸡蛋面。大海碗里,除了面条,还放着两个荷包蛋。
    
      我不肯吃。母亲说:“吃吧,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坐到了桌前。母亲坐到了门前堆放着的一大堆山芋前。这是我在打扑克时,母亲辛辛苦苦地从田里挑回来的。母亲原是城里人,没干过重活儿,她的身体又很单薄,干这种体力活儿在她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母亲低着头,用土制的铡刀,把一个个山芋铡成厚薄均匀的山芋片儿。
    
      铡刀咔嚓咔嚓地响着,每响一次,我的心便颤抖一次。我知道,此时母亲的心里一定非常难受。我希望母亲狠狠地骂我几句,就是打我几耳光也行。但母亲只是低着头铡山芋片儿,始终一言不发。
    
      突然,铡刀声停住了。我一看,母亲正用右手紧紧捏住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止不住地从指缝间滴落下来。我知道,母亲的手指被铡刀割破了。我的心猛地一震--不消说,这都怪我,母亲是因为心里生气,才一不小心割破了手。我忙跑到屋里,找来一小块干净的白布条递给母亲,让母亲把手包扎起来。
    
      母亲用颤抖的手接过了白布条。
    
      这时,我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我泪如泉涌,用近乎哀求的声音对母亲说:“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逃学了。”
    
      母亲看着我,点了点头。她想笑,但泪水却止不住地流出来。
    
    打这以后,我不仅再也没有逃过学,并且学习时更加努力。因为我永远也难忘记,母亲那无言的教诲。
    
     另一条走到对面的路
    
     ● 牧鸽 (广州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有时候会眼睁睁看着所谓的正事做不下去。不知不觉中,思绪已经飞了,跑得老远,聚不了神。这时心里总会显得很焦急。希望自己的思绪能够快一点聚回到正事上来。
    
     我们以往所受的教育都是在研究怎么让学生不走神,教育者探讨的是注意力怎样才能集中?
    
     面对正在上课的学生,无疑,注意力是一个大问题。那时,我们把走神叫做思想开小差,思想溜号。
    
     最近看童话作家郑渊洁做客《读书》栏目,谈到了有关“走神”的话题。他说:“在别人看来,走神是不好的。可我倒觉得,走神,说明这个人正在展开想象的翅膀。虽然他忽视了你授予他的知识,却也做了一次思维的体操”。这段话让人很受启发。郑渊洁把人人都感到头痛的现象,称之为做思维体操。
    
     不知各类教师们看后会有何感想,是否会搅乱了正在进行的教学秩序,抑或对一些尝试有促进新?
    
     这个启发,对于已经离开课堂的人士来说,却是很有益的。一定很多人有着和本人一样的想法:如果早点知道这套体操该有多好。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给谴责自己无法注意力集中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但它实质上是开辟了另一个新思路,指出了另一条走到对面去的路。
    
     在拘谨的教育制度下成长,思维的模式已经严重束缚了思维的过程,大家都用一样的套路,一样的程序去应对所遇所想,转来转去,只能在一个范围里打圈圈,沿着那条走过了千百遍的路,不断兜着圈子。明知毫无意义,却不能抽身,只能一股脑地往前走。实际的效果,从一开始就已知道。
    
     这样的“悲剧”一遍一遍地重复上演,一代一代人地轮番登场,没有新意,没有创意,也没有意义,只有不断的寻找。
    
     只剩下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在沉默中说明着什么。科学也好,文化也好,无不涵盖其中。振臂呼喊的幅度,并不能解决半点实质的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远远的落在后面,眼望着别人的背影,和一些渐行渐淡的尘土。
    
     有时突破,仅在一念之差。已经走到了门口,但你并不知道那就是门,你没有伸手去敲。门不会自己打开。在那里正走着的神,是需要你去请进来的。我们需要走神。
    
     据心理学家研究,大脑可以被"主动"思考,也可以"自动"思考。当主动思考不存在或主动思考使大脑疲劳时,大脑就会"自动活动",在人们看来就是"走神"、"胡思乱想",这也可算是大脑的自我放松吧。这种自动思考有其自身的规律,难以受意志控制。何不尝试一把,让自己的自动思考来跳跳舞,这股新鲜的气息,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定。
    
     如果平时一直都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思考问题,那么你现在完全可以培养自己的走神意识。放弃中规中矩,从另一条路走过去,你将看到一片新天地。
    
     与女儿的网上男友较量
    
     □ 张继美 (江西作者、兴国 欧洲导报供稿) 
    
     “阿姨,婧婧谈了一个男朋友,是从网上认识——”那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婧婧好朋友萌萌,得到了这个令我震惊的消息。
    
     婧婧是我女儿,今年17岁,在上高中二年级。最近一段时间,她在家里一有空就钻进自己房间,在计算机前忙碌着,我对此虽然心里嘀咕过,但也没有进行干涉,我认为女儿也应有自己的空间,但没想到她竟然谈起了恋爱,而且是网恋,怎不让我震惊呢?
    
     经过仔细考虑后,我决定还是不与女儿“正面交锋”,采取迂回战术,与她的网上男友较量。为此,我偷偷地找到萌萌,要求她配合我的行动,帮我了解到婧婧网上男友的网名和QQ号。几天后,萌萌利用和婧婧一起上网的机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此,我以“飘逸的长发”为网名,主动与女儿的网上男友“网上浪子”聊上了。当然,我不可能告诉他我是婧婧的妈妈,而说自己是个在上大一的学生。还没聊上几句,“网上浪子”便开始追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喜欢什么样的男孩——我装扮成纯情的女孩,含蓄地回答了他。虽然,我对网上聊天没有兴趣,但为了夺回女儿,还是与他足足聊了两个小时,并约好了下次网上见面的时间。
    
     当第二次与“网上浪子”在网上见面时,他便提出了要我做他女朋友的请求,“杀”了我个措手不及。仔细衡量之后,我决定还是暂不答应,先吊他的胃口。后来,“网上浪子”一次又一次向我表白他没有女友,用甜言密语对我进行一轮又一轮地“轰炸”,于是,我假装投降了,但我们之间所有的聊天记录我都保存下来了,因为这些是我与他争夺女儿的“杀手锏”。
    
     经过与“网上浪子”几个月的网上“热恋”后,掌握了不少的证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女儿摊牌了。星期六下午,我把女儿邀到计算机旁,打开了我与“网上浪子”的所有聊天记录让她看。女儿认认真真看完了这些记录,低着头说:“妈妈,我错了,我不会再理他,会好好读书的——”
    
     听了女儿的话,我悬着的心落下了。
    
     恩师只教了我三个字:不放弃
    
     ● 陈孝荣(湖北作家、长阳土家族 欧洲导报供稿)
    
     在我们固有的概念里,所谓教师,一般是指以教书育人为职业的人。其实事情远非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应该是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那个“师”。因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浩如渊海,一个人终其一生也只能在某一个领域知其皮毛,不可穷尽。教我们知识的叫“教师”,教我们人生道理的也叫“教师”。我的生命里有数个这样的“人生之师”,其中就有个叫林文铸的“恩师”,他只教了我三个字:“不放弃”。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字,他成了我终身的“恩师”。
    
     我与林文铸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他是鄂西长阳的宣传部长,我则是一个叫黄柏山乡的宣传委员。当时的林文铸四十来岁,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那镜片就像酒瓶底能数出其中的圆圈圈而无法看清他的眼珠子。林部长待人亲切,与我们滚在一起的时候他从不以“部长”自居,待我们如同兄弟。再加上他善谈,因而我们私下里就送他一个绰号叫“林大吹”。后来林部长知道了这个绰号,笑着说:“好呀,这个雅号好。”再后来我们叫他这个绰号时,他就洞开大嘴与我们乐。
    
     在黄柏山我一共工作了六年时间,在那六年时间里,我的写作才能表现了出来,先后在数百家报刊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但是好的事情总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在我写作成绩越来越大时,同事对我的负面议论也越来越大。他们背地里说我是“图名图利”,“不务正业”。林部长知道这个情况后,数次利用我到县里开会的机会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别怕,千万不要放弃!”后来他又专门上了一次黄柏山,到我家中鼓励我:“不放弃!”离开的时候他一再对我妻子说:“你要支持孝荣的写作呀!”1990年10月的一天,因为我突出的写作成绩,林部长决定调我到县委宣传部任新闻科长,就带队到黄柏山来考核我。可这年年底班子换届时,部分领导却因为种种原因卡了我。结果出来的时候,林部长又找我谈了一次心,他对我说:“别灰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此我则更加发奋了。
    
     1993年,我调到资丘镇继续任宣传委员。就任的时候,林部长则不再是宣传部长,而去政协当了政协主席。就在我就任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傍晚,我的门突然被敲响了。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的是老部长。他说:“我专程来看看你!”然后进屋问了我的写作情况,然后依旧是鼓励我:“不放弃!”1996年11月,还是因为写作,组织上免了我的职,将我发配到文化站当了一名普通职工。也就在我被免职后不久,老部长又专程来看我,同样是鼓励我:“不放弃!”1998年底,我又因为写作成绩被调到县城的时候,还是老部长来专程看我,鼓励我:“不放弃!”
    
     就这样,在我们相识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的耳边一直响着老部长的话:“不放弃!”
    
     如今的老部长早已退休,但他的“不放弃”的声音却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遭遇挫折,我的耳边始终响着的是这三个字:不放弃。因为是老部长教我的这三个字,使我明白这三个字不仅仅是一种鼓励,而是人生秘诀,是成功之基。人生在世,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也不管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事业,只要你信心不倒,只要你永不放弃,就自有成功的那一天。我在写作上之所以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全部的诀窍就来自于老部长教我的三个字:不放弃!也正是因为这样,每次老部长离开的时候,我就泪眼模糊。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文坛上才获得了“拼命三郎”的美誉。也正是因为这样,老部长便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代恩师。他教我的三个字将使我受用终身。
    
     成功有时只需要坚持
       
     ● 陈蓉(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那年下岗后,我租了我家附近的一间门面,开了一家书店,圆了想拥有自己书店的梦。
    
     此时正值学生寒假期间,放假的孩子们经常成群地过来看书、买书,还真红火了个把月。当我正为自己的精明之举沾沾自喜时,生意却冷清了下来。因为天气暖和了,学生们又开学了,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渐涨,来看书买书的却丝毫不见增多,我很纳闷。
    
     终于有一天,一位常来读书的年长朋友一语道破其中的原因,说我这儿虽然位置不错,也没有第二家竞争者,但这是本市的开发区,很多建筑工程未完工,居民少,来来往往的人群基本是外地民工,不属于读书的群体。那位朋友还鼓励我,不要灰心,沉住气,等居民搬过来的人多了,生意会好起来的。然而,我却把他的忠告当作耳边风,在开业不到四个月时,终因没有耐心再坚持下去,匆匆低价转让了。
    
     以后的日子我便过着今天面试明天应聘的生活,三天两头变换职业,很是漂泊不定。大概一年后的某个傍晚,我们全家饭后散步,我提议到小书店看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书店里灯火通明,人很多,小老板见我来,忙里偷闲招呼我。他说有一段时间几乎干不下去了,但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现在小区里居民多了起来,加上他购进了适合各年龄段的图书,而且还拓展了租书、回收旧书等业务,所以现在效益很不错。
    
     回家的路上,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成功,有时需要的只是坚持!
    
     最大的动力
    
     ● 苁芍蓉(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
    
     在一节音乐课上,我正教唱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整个课堂十分活跃,同学们都很认真地放声歌唱。突然,合唱中夹杂进哄笑声。我回头一看,发现坐在前排的一名同学,正面向大家顽皮地挥动着双手。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同学在捣乱,当下就想发火。但我转念一想,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于是我镇定了下来,走到他身边轻轻地说:“咦,你先别急着坐下。”然后,叫大家停止合唱,问道:“刚才这位同学在干什么?”大部分同学都严肃地沉默着,只有几个同学回答道:“在指挥。”
    
     “是吗?我们合唱团正缺一个指挥呢!”我来了个顺水推舟,“他的手势是不是很优美?”这回大家的声音响亮而整齐:“是!”我对那位同学说:“来呀,你来指挥,和大家一起把这首歌再合唱一遍,好吗?”同学们微笑着热烈鼓掌。
    
     歌声再次响起,刚才那位因调皮而有些脸红的同学,这会儿变得越来越认真,也越来越富有节奏地挥动着他的双手。
    
     从此,每次上音乐合唱课,这位同学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指挥。在我的指导下,他的指挥水平日渐提高,后来在一次全校合唱比赛中,我所教的这个班获得了一等奖,而那位小“指挥”也在学校小有名气了。
    
     十年后的教师节,一封来自北京的美丽贺卡飞到我的桌上。拆开信封,一个似曾相识的心形图案映入眼帘,中间是几行隽永的字:“陈老师,您还记得十年前那个捣蛋鬼小金子吗?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喜欢音乐,但我的一次故意捣乱竟被您选为了合唱指挥。也许是您的美丽,也许是您的真心鼓励,我竟然喜欢上了音乐。我觉得不能辜负您,经过多年努力,今年如愿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音乐系。入校一星期就是教师节,我第一个想问候的就是您。您放心,在这个缺少宽容和理解的世界上,我会一直唱下去。而您当年的宽容和鼓励,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动力!”
    
     永远都要坐前排
    
     ● 王东风(河北散文作家、威县 欧洲导报供稿)
    
     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个不出名的小镇里,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小姑娘,自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经常向她灌输这样的观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力争一流,永远做在别人前头,而不能落后于人。“即使是坐公交车,你也要永远坐在前排。”父亲从来不允许她说“我不能”或者“太难了”之类的话。
    
     玛格丽特上大学时,学校要求学五年的拉丁文课程。她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硬是在一年内全部学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的考试成绩竟然名列前茅。
    
     其实,玛格丽特不光是学业上出类拔萃,她在体育、音乐、演讲及学校的其它活动方面也都一直走在前列,是学生中凤毛麟角的佼佼者之一。当年她所在学校的校长评价她说:“她无疑是我们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她总是雄心勃勃,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出色。”
    
     正因为如此,四十多年以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上才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她就是连续四年当选保守党领袖,并于1979年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雄踞政坛长达11年之久,被世界政坛誉为“铁娘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永远都要坐前排”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激发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争创一流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想坐前排的人不少,真正能够坐在“前排”的却总是不多。许多人所以不能坐到“前排”,就是因为他们把“坐在前排”仅仅看成一种人生理想,而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那些最终“坐到前排”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但有理想,更重要得是他们把理想变成了行动。
    
     一位哲人说过:“无论做什么事情,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撒切尔夫人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禅房的入和出
    
     ● 刘佳鹏(湖南评论员,邵阳 欧洲导报供稿)   
    
      我曾去过一座古老的寺院,经声佛号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进出禅房的一个过廊和禅房的门扉。远处看,过廊的横切面是一个大大的“人”字——酷似一本倒放的打开的书。走进过廊抬头一看,顶棚上书写着各种经文,真是用“经书”搭建的。就在我惊叹于佛教建筑的玄妙特色时,我又发现禅房的两扇门扉居然也是书页的样式,惟妙惟肖地书写着经文。
      
     至此,我便朦朦胧胧地意会联想到这种建筑设计肯定有它的深刻寓意,可我一时又理解不透,说不明白。后来,我特意请教了该寺院的住持方丈出山法师。出山法师告诉我,无论僧人还是施主,无论治学还是涉世,都有个“入”和“出”的过程和逻辑。想学习一门学问、探究一项问题、了解一个领域,首先得“入”,就是常说的“深入”。但是,光知道“深入”是不行的,那就钻入了“象牙塔”、进入了“死胡同”,成了学问和领域内的“俘虏”。只有在深入了解之后,还必须毅然走出专业知识和某项学问的槽臼,才能真正做到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成为活学活用的通才、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尤其是佛教,光知道“入”而不知道“出”者,最多超度了自己,终究成不了普度众生的济世活佛。
    
     如此看来,所有学问(包括佛教)的本身只是相当于进出“禅房”的过道和门扉,所有滞留和停顿都是囵于固步自封、身狱心牢。只有参悟了入和出的道理,才是一种真正的掌握和超脱。
    
     放弃裸检是制度向文明的“忏悔”
    
     ● 陈一舟(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很多担心“体检要脱光”的少男少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记者日前走访广州几家高考体检定点医院时发现,学生在外科体检时被允许保留内衣裤作“底线”,医生表示这样做是顺应社会要求。(见《羊城晚报》4月12日)
    
     要求考生赤裸裸地进行高考体检,这是沿袭多年的一种强制性规定。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去思考和质疑这种制度的科学与否、合理与否,而是默默地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哪怕对此我们心存重重的疑惑和恐惧。为什么要让一些刚刚成年的少男少女在陌生人面前脱光衣服,特别是要在异性医生的审视下一丝不挂?体检就非得暴露考生的个体身体隐私吗?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我们终于开始反思这种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而正是这种反思,才让我们蓦然发现,一贯遵从的“裸检”制度是多么的荒谬和落后。高等教育入学前的体检是很有必要的,但选拔人才不是选美比赛,完全不必裸检,那些深藏在衣服后面的人体器官缺陷,并不能成为衡量个体素质合格与否的依据。诚然,对于某些专业而言,生理性的缺陷确乎会带来一些教育障碍,但就当前先进发达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准来看,即便考生不裸体,医院也能对其各种器官进行检测。想来也正是这种反思,直接促成了广州今年的高考体检向“裸检”说不的行动。
    
     法律和制度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在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规范下,公民才能展开一切社会活动。但制度也会存在相对狭隘和不合理的一面,也需要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只有这样,制度才能永远保持活力,永远适应社会发展,得到公共的支持和自觉遵从,从而使文明的成果在制度的保障下惠及广大民众。从这个角度上讲,广州高考体检主动放弃“裸检”的做法,不仅仅是顺应了民意、尊重了考生的诉求,还可以视为是制度的一种主动反思和积极改良。
    
     经过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制度终于能够在自身以前所持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不断碰撞中,发现以往那种价值观的愚昧和丑陋。也就是说,现代文明以及文明所倡导的人性化情怀,赋予了制度全新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开放的视野。
    
     现代文明催醒了制度的“忏悔之心”——放弃裸检是制度向文明的“忏悔”。这种“忏悔”令人欢欣鼓舞,这种“忏悔”也令人充满期待。
    
     我只要一声对不起
    
     ● 刘兴华(河北评论员、衡水 欧洲导报供稿)
    
     在我的老家,有一位资产过千万的年轻企业家,上小学六年级时,突发奇想,想知道狗会不会喝酒吸烟。恰巧邻居家刚要的一条小狗跑来他家,他便点着一支烟,插到狗鼻子里,并把狗嘴捏住。那狗要呼吸,自然就把烟吸了进去。然后又灌了那狗几杯白酒,那狗醉了,走路东倒西歪的。更没想到的是,那狗还没跑回家,便醉死了。邻居知道后,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打得他半个月起不来炕。就是这样,邻居连一声对不起也没说,还从他家强行背走了三袋面粉。为了躲开恶邻,他中学没毕业便南下打工,通过打工,他不仅挣了近10万元钱,更重要的是还学到了一手过硬的技术。7年前,他回家创办了这家企业,并由小变大,发展至今。他说:“我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在忙事业的同时,向邻居要回属于我的那一声对不起?”
    
     别人问他:一声对不起很重要吗?他说,只有受过伤害,才知道这句话是多么重要。
    
     由此,我想到女儿刘婧在高考前遇到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4月21日晚7点半,我正准备吃饭,忽然接到复旦大学招生办打来的电话,说该校在参加自主招生的2000余位考生中选了20余位学生,刘婧就是其中一位,并要刘婧在22号下午4点以前赶到该校。参加由专家组成的面试。我告诉该校,我家远在千公里之外,加之刘婧此时还在学校,按时赶到有困难,可否另行安排面试时间?打电话的老师说,可以请示一下,并让我第二天一上班给招办打电话,询问请示结果。谁知第二天上午10点半前,招办的电话根本就没人接听,等有人接听后,也是生硬地说,不能按时赶到就算自动放弃。接下来的事就更奇怪了。
    
     4月27日,我竟收到该校寄来的“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关于确定刘婧同学作为优秀推荐生的通知”,通知说“刘婧同学,鉴于你在我校组织的‘2005年复旦大学自主选拔专家面试’中取得表现,现确定你为复旦大学优秀推荐生……”对此,我们想,也许复旦觉得刘婧是个人才吧,中学阶段刘婧曾在海峡两岸出版过8部文学作品,还曾荣获全国中青年小说作家擂台赛读者排行榜第四名,全国少年作家排行榜第六名。加之无法面试毕竟是他们通知太晚所致,这也许是该校的一项补救措施吧?!谁知,又过了五六天,复旦大学招办又寄来一封内容恰恰相反的信,说什么:“很遗憾专家组审核你未能入围。”一连串的打击对一个面临高考的考生无疑是巨大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婧给该校去了一封信,询问该校为什么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没想到,该校连一句对不起都不会说。对此,刘婧很生气,说,考上大学后我一定要让“复旦”学会说声对不起(希望律师免费代理)。在这种情况下,女儿放弃了自己多年对复旦大学的梦想,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我想,女儿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我记得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过,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你这样做了,你维护的不仅仅是你自己,你还维护了这个社会。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不珍惜维护自己权利的社会,再多的法律也只能被束之高阁 。
    
     “部属院校”地方化是对教育公平的亵渎
    
     ● 林金芳 (江西师大政法学院教师、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部属高校是直属教育部等部委的高校,按理而言,其招生应该在全国依照大致同等的条件进行,但部属高校早已出现地方化趋势。部属高校的地方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教育不公平,同一高校在不同地区的录取分数线相差几十分,甚至上百分,这在许多重点院校并不少见。(《中国青年报》4月24日)
    
     以复旦大学为例,今年他们的招生计划显示,该校计划招收3300人,其中上海生源1498人,上海生源差不多占据了半壁江山。其实,今年复旦大学还“有所收敛”,2005年,上海本地生源的比例甚至达到了63.1%。难怪有媒体说,百年复旦,现在已经变成了“阿拉复旦”。部属院校何以地方化,其实,傻子都明白,这些院校虽然是“部属”,但运转资金大部分却来源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不给地方办事,不想活了?
    
     毫无疑问,在各个地区中,北京受到的批评是最多的。“北京大学不是北京人的大学”、“清华大学是全国人民的清华大学”,此种声音总是不绝于耳。然而,经过调查,记者骄傲地宣布,部属高校生源地方化,北京最低。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北京大学计划招收2650人,其中在京招生仅307人。似乎,对北京的批评是最不应该的。
    
     其实,记者忽略了一个严重的事实,那就是,北京的部属高校最多。据我了解,在全国71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2003年),北京就占了21所,上海也才不过7所。从表面上看,似乎北京单个部属院校的地方化相比其它地方略低,但是,如果乘以院校数,那么,北京户口的考生考大学,无疑是全国最容易的地方。据说,现在北京户口的黑市价格卖到了10万元,我想,这其中最大的附加值,就是“教育附加值”。
    
     笔者很不幸,生于江西,也搞不清是为什么,江西地区竟然一所部属院校也没有。高考那会儿,大家拼了命地往外省考,搞得每年的高考分数都“畸高”。我也明白,部属院校的评比,不能搞什么“平均分配”,每个地区分配那么几个指标,而最终要看高校的实力。可是,部属院校的招生却千万不能搞地方化,否则,深受其害的,就是我们这些“生错了地方”的考生。
    
     现在各个高校是怎么确定“各省市招生名额”的呢,依据各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什么都不是!依据的是某个省市对这个高校的贡献。
    
     “部属院校”地方化是对教育公平的亵渎。前段时间,有人批评中国政法大学的“按人口比例招生”是大跃进,其实,也有他的道理。要在中国改变这种地方保护的现状,最终只会使这所大学陷入资金枯竭的困境。然而,就因为这样,招生不公平现状就该永远保持下去吗?贫困地区的人口本就在基础教育上这条起跑在线输了,现在,在高考招生比例上还要一输再输,这又算哪门子公平?弱者难道应该永远成为输家吗?
    
     生源地方化背后的双重“利益自私”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进入4月,部属高校纷纷公布了2006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和章程。大连理工大学招生计划显示,该校计划招收4660人,其中辽宁生源1780人,复旦招生计划显示,该校计划招收3300人,其中上海生源1498人……按理而言,部属高校的生应该在全国依照大致同等的条件进行,但部属高校早已出现生源地方化趋势。(《中国青年报》4月24日)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部属高校虽然不归地方辖制管理,但地方却是部属高校重要的“后勤部长”,高校的运转离不了地方的全力保障。长期以来,两者无形中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地方支持高校各项建设,为高校发展大开“绿灯”;高校则对地方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智力支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招生比例向地方倾斜。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如果减少本地生源的招生比例,地方政府就会“很不高兴”,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向高校施加压力,几乎可以肯定,最终高校大多会妥协——吃地方的饭,喝地方的水,烧地方的气,地方是绝对得罪不得的。
    
     部属院校有责任为所在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地方在付出巨大财力和物力支持之后,要求高校适度予以“照顾”,原本无可厚非。但地方的“要求”往往都很“过度”,恨不能把高校弄成地方的教育“自留地”。这就体现出一种“利益自私”——以地方利益为重,无视全局利益。各地群起效仿,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保护本土学生优先受教育权的同时,也降低了学生向外求学的途径。
    
     另一方面,部属高校之所以受制于地方,高校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动机也是重要因素。国家的拨款,再加上高校收取的高昂的学费杂费等,足以维持高校的运转,但高校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力支持,为规模扩张保驾护航,却从来不拒绝甚至是主动要求地方投入。因此,招生比例的倾斜,就成为高校与地方利益交换的某种筹码。这是另一重“利益自私”——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招生公平。
    
     双重的“利益自私”,直接导致了生源地方化“招生怪圈”的长期存在和愈演愈烈。
    
     我以为,只有尽快用公平、完善、科学的相关制度去规范高校的招生行为,通过制度的压力促使这两种自私性利益取向逐渐向理性正义的方向回归,才能彻底这一“招生怪圈”。
    
     无法邮寄
    
     ● 魏西峰 (陕西散文作家、威县 欧洲导报供稿)
    
     那年我在城北打工,被一家邮电所聘去当乡邮员,我每天都要骑上自行车送信。
    
     我送的路线是北线,就是环城路以北,我送的是郊区十五个村子,这儿虽说距城市不远,但与城市的生活却有很大差异,因我所居住的城市在西北,所以这儿的人很纯朴。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走到北头村,我刚跨上自行车到村口时,便有一个约莫三四岁的小女孩冲着我喊:“叔叔-”我因为是听错了,也就没理,谁知我经过那小女孩时又听到脆生生的喊声:“邮递员叔叔—”我停下车回头仔细一看,那小女孩正冲着我笑,小女孩穿着红棉袄,大概是因为天气冷的缘故,她的脸红扑扑的,就像北方的秋天红的发光的苹果一样。小女孩见我停下自行车,便跑过来问:“叔叔,有我家信吗?”小女孩说:“妈妈叫黄粉莲,爸爸叫王伟刚,爸爸当兵去了。”我拿出信翻了一边说:“没有。”那小女孩说:“谢谢叔叔。”我做乡邮员几年了,遇到这类事不少,也就没太在意。谁知第二天,我又碰见那小女孩,她站在路边,我经过时,她又问:“叔叔,有信吗?”我笑了笑说:“没有。”那女孩不信,“那你没看咋知道?”我见那小女孩确实可爱,便下车很认真地翻了一边信件后才对她说:“没有。”那小女孩说:“我叫苗苗,我家就在这儿。”我急于赶路就说:“好,有信我送到你家。”以后,我送信都能碰见这小女孩,不等她开口,我便冲着她说:“没有你家信。”她老是不放心,非要我翻一遍才罢休。
    
     有一次,我正给苗苗翻信时,苗苗的妈妈出来了,她叫住苗苗,不好意思的对我说:“对不起,孩子太小不懂事。”苗苗被妈妈极不情愿地拉回家。后来,我怕再遇见苗苗就绕路去北头村,我真希望能有一封信,我好亲自送到苗苗的手里。大约过了一年多,我无意中看见有一封是投给北头村黄粉莲的,我那天特意走原路,但没见苗苗在路上,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我走到苗苗家,可惜苗苗不在,我无法看见预想中苗苗看到信时的喜悦表情。苗苗妈接过信十分感激地倒茶递烟,我问:“苗苗在家吗?”她说:“上学去了。”第二天乃至以后,我都经过苗苗家,我希望见到苗苗但却没有,我能想象出苗苗收到爸爸的信后高兴的样子,她也没有必要再“烦”我了,但那苗苗实在太可爱了,以至我总希望我有个女儿像苗苗一样可爱。
    
     大约三年后,苗苗又一次站在路边,若不是她叫我,我真的认不出她了。苗苗已经长的好高了,她扎着一对羊角辫,双手捧着一封信说:“叔叔,我给爸爸寄信。”我收下信后便走了。到了晚上会来,我整理信时特意看了苗苗寄给爸爸的信,信封上没有邮政编码,也没有贴邮票,我在一看地址,不觉一愣,信封上方写着:寄天国市黄泉路999号王伟刚(收)。我顿时明白了,这是一封无法邮寄的信,我打算星期一把信退回,可到了星期日晚上,我因为找到其它工作便辞掉了这份工作。
    
     几天后,当我无意中翻阅一张报纸的副刊时,竟意外的发现有一个叫王苗苗的女孩写的一篇有关乡邮员工作的作文,我一看地址,正是苗苗所在的那所学校,我这才想起了苗苗让我邮寄的那封信,回到家后,好不容易翻出那封本该退回的信,拆开一看,只见苗苗写的字歪歪扭扭的:爸爸,妈妈说你去了天国,那儿好吗?你在那儿想苗苗吗?爸爸,妈妈常给我讲你站在岗哨上,月亮好圆好圆,妈妈还讲你和坏人作斗争的故事,爸爸将来我也当兵像你一样。
    
     读完信,我的心为之一震……。
    
     公众眼睛咋盯着相马者“袖口”?
    
     ● 梁江涛 (江苏评论员、阜宁 欧洲导报供稿)
    
     上周末,一场在复旦大学悄然举行的“资格测试”让正准备参加高考的上海学子多了一个选择:通过这个资格测试的学生将有机会进入下一轮面试,面试过关,也就意味着跨入了复旦大学的校门。3月初,复旦大学宣布今年的自主招生改革方案,计划面试入学300名学生,占该校2006年招生总规模的近10%。(3月28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高考是整个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高考制度不改,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进。但是,这项以面对面资格测试为主要特征的高考制度改革,到底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捍卫它的公正?为了防止“暗箱操作”,自主面试的大学使出全身解数。以上海交大为例,学校将组织160名教授、专家随机组成若干面试小组,每个小组由不同学科的5名专家组成。在学校招生监察小组监督下,获得面试资格的学生将根据填报的第一专业志愿所属学科大类被随机分组并确定面试次序。面试专家根据学生的学业水平、能力和素质独立给出综合评价结果,汇总各专家评价结果后,择优确定预录取推荐名单。其间,学校纪委还要介入全程监督。上百人的专家面试组也好,招生监察小组也好,仅凭学校本身的临时组织就能取信家长与考生吗? 这种不信任折磨着公众对高考的信心,折磨着社会诚信体系,而这样的体系决不是靠几句漂亮的承诺就能构建的。
    
     应当说,将“相马术”引入高考是不拘一格,开拓视野的选才之举。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按照韩老夫子的看法,只要有了伯乐,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可他哪里知道几千年后,伯乐已经置身于一个充斥潜规则的社会,最令公众关注的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是,“伯乐相马团”也有猫腻之处,挟制伯乐的人,影响伯乐判断的外因实在太多,伯乐说了不算是常有的事。在传统的牲畜市场里,买卖牲口的双方会在袖口里摸索对方的指头,进行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交易。在这场“相马”、“选马”的公开活动中,那些将孩子托付给“相马团”的家长们的眼睛,不是将所有的注意力和悬念全部交给孩子的表现,而是紧盯住那相马者的“袖口”,可是又能看清什么?
    
     不让公众眼睛盯着相马者“袖口”,关键是要掀开相马者那个无形的可以摸手指的“袖口”,拦截住那些个伸进“袖口”去操纵结果的手指头。而要做到这一点,仅有学校自律远远不够,也不能超脱。一是政府的职能应该高度重视并同期介入。二是可以引进自治式监督机制,即由考生家长组成监督委员会,适时对面试中发现的可疑环节,通过听证形式向校方提出质询,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和作弊。
    
     手心朝下
    
      ● 黄邦寨(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四年前,我大学毕业。
    
      由于竞争激烈,毕业生多,再加上学校的名气不大,专业不理想,找工作困难重重。
    
     拿着简历和文凭跑了许多人才市场,屡次碰壁后,我呆在家里再也不愿去找工作了。整日游手好闲消磨时光,无所事事。父母不忍心再说我什么,只有叹息。
    
     家里唯一的收入是父亲在一家工厂的微薄工资。不久厂里改制,父亲因为没有技术也下岗了。
    
     为了支撑家里的开支,父亲每天早出晚归。病弱的母亲看着年迈的父亲心疼地叮嘱道:“注意身体。”我却无动于衷。
    
      一个周末,我应邀到酒吧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向母亲要了一百元钱后便赶去了。酒入愁肠,我的心情更坏,也无心再玩,便起身准备回家。
    
      在酒吧门口和朋友告别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让我进去吧,我只捡矿泉水瓶子。”
    
      “不行不行,这是酒吧,捡破烂的不能进去。”酒吧的门卫在呵斥。
    
      “我不会碰其它东西的。”那个声音哀求道。
    
      “出去出去。”门卫不耐烦了。
    
      “让我进去吧,我很快就出来。”那个声音仍然锲而不舍。
    
       我突然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扭头一看,脸“刷”地一下感到很热。是父亲,穿着破烂的衣服,低着头,提着个垃圾袋。
    
      父亲看到我并不惊讶。
    
      “你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回去!”我有点生气地对父亲说。
    
     “你给我闭嘴,整天只知道吃喝。”父亲怒吼道,“亏你读了那么多书,还是一点出息都没有。你感到很丢脸,是吗?相反,我一点也不觉得丢人。我的手心是向下的,靠我自己的双手劳动吃饭,从不向别人乞求什么。你呢?你的手心是向上的,只知道向父母乞求,这才是最丢人的。”
    
      我灰溜溜地逃走了。
    
      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了人才市场,不久也找到了工作。我从最底层做起,终于一步步做到了主管的位置。
    
       因为,我一直记着父亲对我的怒吼--手心要永远朝下!
    
     警惕“南洋神话”破灭的“多米诺效应”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南洋教育集团曾经号称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品牌,也是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之一,曾经创造了红极一时的“南洋神话”。从1993年以来,南洋集团先后投资建成10所遍布全国各地的南洋国际学校,而去年底到2006年初的短短数月内,南洋学校接连倒闭,师生被分流。(《北京娱乐信报》4月4日)
    
     究竟是什么倾覆了有“中国民办教育航母”之称的南洋?从相关媒体报导的情况来看,归结起来原因有三:一是敛财动机明显的管理模式造成非良性运转;二是长期高成本高负债运行,累计欠下学生“储备金”高达5亿元;三是盲目扩张。这让我想起了一家美国公司的破产——安然公司在《财富》500强中名列第七,拥有近500亿美元的资产,却突然在2001年宣告倒闭。究其原因,大致也是以上三点。
    
     与安然公司一样,在南洋集团不可一世的华丽外表下,隐藏着太多太多虚幻、甚至是欺诈的泡沫。“南洋神话”的破灭是必然的。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地,引发了美国商业史上最大的商业多米诺效应,那么,“南洋神话”的破灭会不会也会引发中国民办教育的“多米诺效应”?
    
     这种担忧不是没来由的。因为,南洋集团极不正常的管理模式和长期脱离监管的财务运行,是目前我国很多民办学校亟待医治的“通病”。为了与公立学校争夺师资力量和生源,民办学校不惜许以高额的薪酬来吸引教师的加盟,盲目提高硬件与软件设施,一味追求贵族化,与此同时,为了维持运转又不得不利用违规或者欺诈的手段收取学生的教育“储备金”。久而久之,高成本、高负债的不良运转所堆砌出的繁荣假相,就在市场的竞争中逐渐现出原形。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力量就能引发连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实警示着,如果再不对“兴奋过度”的民办教育建设风进行打压和全面整顿,同时给予政策扶持鼓励和规范约束民办学校在理性的轨道中发展,未来还会有很多民校相继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到那时,将对民办教育构成致命性的打击,甚至会给整个中国教育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
    
     “科研老板”是一种学术的功利化
    
     ● 彭兴庭(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今年首场主题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表示,“科研老板”现象在中科院无土壤;鉴于一些科学技术奖项模糊了科学本质,他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奖励那些真正对科学技术有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一般贡献让市场直接给以回报。(《新京报》4月10日)
    
     在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把自己的导师称作“老板”的现象,实在很普遍。其实,用“科研老板”来形容当下高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生态,再恰当不过。导师接下某个科研项目,就等于一个包工头揽下一项工程,导师把手中的任务分配给他手下的研究生,就像包工头指挥民工干活一样。科研项目,被教授、研究员、博导硕导们当作“生意”来做,我想,这并不能怪他们,在目前的研究体制中,既然学术已经被市场化了,谁又有资格来要求导师们不功利化?
    
     现在学术领域有着严重的泛行政化倾向,几乎什么资源都掌握在“行政”的手中,而且,成果评价、职称申请、研究考核,也是按照行政科层的办法来进行,这很类似于上级部门对下级政府的GDP测量。我们常说,企业重的是效率,政府重的是公正,对于学术,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由。可是,处于行政淫威下的“学术”,什么时候出成果,达到国内还是国际一流,一切听从“上级”的指示。它已经异化成了一条“流水生产线”,注重的不再是学术本身,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对科研项目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中,不知不觉,这些导师,也就成了精明的老板。爱因斯坦曾在《探索的动机》一文中说,有许多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科学研究中,“人”应该占主动地位,是主体。然而,学术功利化的背后,是人的异化。不但导师变成了老板,学生也成了“学术民工”。他们不再是为了兴趣而研究,而是为了利益,以及其它自身之外的因素。这是一种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创造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现在呢,在畸型的学术劳动中,导师不再是导师,学生也不再是学生,这种身份的转变也使得研究生教育不再是教育,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交易。
    
     导师除了异化成了老板之外,他还被异化成了一个作家。如果说拿项目是一种投入,那么,发文章就是成果的产出了。导师除了把项目弄到手,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想办法把写得看似很漂亮的文章发到什么SCI、EI、核心等刊物上去。“短平快”的学术研究,是大量学术垃圾的产生。当学术成了一个流水在线的产品,也难怪每篇论文都那么的似曾相识,剽窃抄袭也那么的见怪不怪。
    
     “科研老板”作为一种学术的功利化,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这种土壤的形成,不可能只是一个单独的样本。路甬祥说,“科研老板”现象在中科院无土壤。路甬祥如此肯定,难道中科院果然是“出淤泥而不染”?中科院是中国最高等级也最权威的科研机构,他的学术研究体制,可以说,是省级研究院以及许多高校竞相模仿的对象。换句话说,中科院的学术“土壤”,是许多研究机构的样本。中科院以下的土壤培育出了那么多的“科研老板”,凭什么说中科院没有?
    
     “中式学位服”背后的文化浮躁和自我标榜
    
     ● 陈贞璟(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连日来,一些网友向教育部等教育界人士发出倡议,公布中国式学位服服饰倡议、设计和学位授予礼仪方案,以求得到重视。一套“中国式学位服”设计方案在天汉网等论坛流传,让许多网友“心痒痒”,觉得设计方案好漂亮,希望毕业时能穿上“中国式学位服”。同时,此举引起人们再次对“复兴汉服”运动的关注,呼吁让中国传统走上国际舞台。(《信息时报》4月20日)
    
     当前,保护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被社会舆论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公众对此热情高涨。无论是对于孔子的尊崇,还是“中式学位服”的倡议,都可以视为这种“热情”的某种体现。但似乎这种“热情”过多地在一些文化形式上激情燃烧——孔子“标准形象”的研究热潮一浪接一浪,“复兴汉服”的呼声甚嚣尘上……鲜有人思考,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附着的人文精神却正在现实中日渐“远去”。
    
     我们振兴国学、弘扬传统文化,仅仅是穿一穿汉服,建立几座孔子塑像吗?目前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将传统文化的内涵、精神保护下来、传承下去,而不是一味地鼓噪“穿汉服”或者“建塑像”。其实,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为赋予一种历史服饰过多的民族情结和文化使命,进行大肆渲染,也毫无必要。换言之,我们即便把“汉服”复兴了,人人都穿汉服,又能怎样呢?现实中,一些传统的美德和精神步步退缩——见义勇为现象的稀缺就是最好的例证,不去思考和反思这些人文精神的失落根由,却整天叫嚣着“复兴汉服”,可悲之极又浮躁之极。
    
     提及保护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不想起我们邻国日本和韩国。人家的传统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甚至源自我国的儒家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弘扬。人家也有传统的民族服饰——“和服”和“韩服”,人家却为啥仍然沿用西式学位服呢?推之,世界大多数国家为啥都在沿用西式学位服呢?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外来文化的吸纳并行不悖,二是西式学位服有较为广泛的认同基础。
    
     当然,“中式学位服”的倡议并非一无是处。但在我看来,这种倡议只是一个虚伪的“幌子”,藉以“渲染”某种不理性心态的载体而已——在其背后,即隐藏着渐成气候的文化浮躁,也流露出一种与时代相悖、与文明相悖的自大和自我标榜思维,值得警惕。
    
     变味校庆令人忧
    
     ● 贾如军(安徽评论员、滁州 欧洲导报供稿)
    
     今年10月份才建校55周年的山西财经大学,目前已经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校庆筹备和宣传攻势,校方公布的校庆指定捐赠及引资项目总概算金额为2105万元,同时为校庆还在不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4月13日新华网-新华视点)
    
     笔者以为,校庆并不是不可以搞,但过多过滥,甚至耗费巨资兴师动众的搞,就偏离了校庆的宗旨和本意。
    
     山西财经大学充其量也就是一所普通的地方高校,如果不是新华视点报道其要拆巨姿大规模搞校庆,我还真的不知道山西财经大学的存在呢。笔者努力搜寻山西财经大学建校55年来的丰功伟绩,可是在该校的简介中,除了其连续8年被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授予“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和2001年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状”惹人注目外,并未发现值得如此庆贺的辉煌成果。
    
     山西财经大学建校只有55年,在中国这样的高校比比皆是。与那些百年老资格的高校相比,山西财经大学更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小子辈”。是这样一所既无摘学界牛耳的科研成果学术人才,又无煌煌深邃的历史积淀普通地方高校,为何要搞一个如此兴师动众、如此劳民丧财,甚至不惜变相逼迫师生为之捐资的大规模校庆呢?
    
     校庆筹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办校庆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使学校排名更靠前。”呜呼,之所以不惜靠捐赠引资求校庆隆重,只是为求得一个“知名度”,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财经大学策划出来的买卖!
    
     姑且不说究竟是山西财经大学想扬名立万,还是某些领导想借校庆把自己的名字刻上“校碑”。问题是山西财经大学真的能因规模宏大的校庆出名吗?我看未必!一个大学在治校治学上出名才是实实在在的出名,山西财经大学靠铺张浪费、好大喜功的校庆出风头,换来的是浮名而已,甚至很可能因不合时宜而变为臭名恶名!
    
     动用两千多万元巨资搞校庆,说到底还是领导们的“发展观”出了问题,还是头脑中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在作怪。浮夸搞校庆只是现象,本质问题依然存在于高校决策体制的弊端上。如此排场搞校庆,学校从上到下不会没有不同意见,也不会没有不同声音。从报导中我们得知,大多数师生对学校这种搞法很有怨言,甚至广受诟病。可是,学校的校庆筹备方案为何依然轻易得以通过呢?再说,即使学校这一关过了,那么山西省有关主管部门这一关为什么也过了呢?难道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不适用于高校吗?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之一。当然不只是大张旗鼓搞校庆,高校中的盲目投资扩建、改建工程一路绿灯同样值得反思!
    
     至于山西财经大学会不会有人借校庆之机捞外快、搞腐败,那只有等到校庆结束以后才会有结果。不过笔者希望有关部门在事中、事后好好督查这2105万校庆费用的每一笔开销,给山西财经大学师生乃至公众一个交待。此外,根据山西财经大学的主要领导透露,目前学校已经贷款2个亿,并且预计今年贷款可能要达到3个亿。那么同样也请有关部门好好审计一下这些贷款的去向。目前全国类似山西财经大学这样大肆举债建校现象不在少数,高校中巨大的债务窟窿,既是当前高校收费居高不下的直接成因,也是未来高校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山西财经大学试图以校庆的筹资来缓解建校开支的缺口,实在是病笃乱投医!自己的病根明摆着,不去下狠心挖除,却要妄做负薪救火的无用功,真要落得个贻笑天下的结局了。
    
     推进公平的“大跃进”中国太需要了
    
     ● 舒圣祥(杭州评论家 欧洲导报供稿)
    
     日前,中国法学会组织了“招改”谈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的座谈会,复旦和法大在高招上的新尝试,成了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孙东东表示,法大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他认为,如果真的采取按照人口比例录取的标准,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4月14日《新京报》)
    
     关于招生改革,今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复旦的“谈话招生”,二是政大的“人口招生”。前者拓宽的是传统笔试之外的面试招生路径,后者探索的是倍受期待之高考公平的矫正方向。当大众在为“谈话招生”这一“不可控的公平”有可能滋生腐败而担忧时,有关专家坚定地认为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当大众在为“人口招生”给高考公平前进的“一小步”而欢呼欣慰时,专家却斥之为“大跃进”的翻版——专家见识之“高”于平头大众者,怎一个“牛”字了得?
    
     在抛出“大跃进”论之前,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抛出过“炒作”论: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这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笔者一介草民,自然更“不懂教育”,但我却懂得一个最为基本的“人人平等”的道理——这是一种“初始公平”,是公平的底线。
    
     每一个考生在高考面前都有同等的录取机会,这就是“初始公平”;而按照“多投多得”原则对本地政府管辖范围投放更多的招生指标,以及对所谓基础教育落后省份的倾斜等,都只是“矫正公平”。“矫正公平”只能建立在对“初始公平”先行确认的基础上,而不是直接矫正“初始公平”本身以期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这种“矫正”,实质只是剥夺一部分人存量的平等权利以满足另一部分人增量的平等权利。
    
     基于这样的理解,高考公平只能站在“人”的角度,而不能站在“区域”的角度。换言之,高考公平所要实现的应该是“人”意义上的“初始公平”,而不是“区域”意义上的“矫正公平”。按人口比例录取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的角度,但至少接近于这一目标——“人”是决定录取比例的因素,而本地不本地、教育发达不发达都不是。
    
     正因为如此,政大的改革是进步的,而“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依然是完全站在“区域”的角度,却置“人”于不顾——高考录取与幅员辽阔有什么关系,难道还应该按照地区面积确定录取比例吗?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更是罔顾现实的诋毁:按人口比例录取非但不是不注重成绩,相反正是对成绩的重视——发达地区的录取分数比人口大省要低上百分难道不是事实吗?如今,这些知名高校扎堆的地方录取指标争相对本地“倾斜”,才更像“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
    
     高考公平被“抗议海啸”声讨了这么多年,“抗日都该胜利了”,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回应;如今,好不容易有个别大学良知发现,而且并非完全按人口比例录取,只降低了25个北京名额,顶多可算是“微调”——如此蜗牛般的速度,居然可以被人称作“大跃进”,岂不让人大跌眼镜?
    
     西藏和北京为什么不能比?农村和城市为什么不能比?
    
     ● 萧坊(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在教育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指出,我们现在说的均衡发展是指义务教育阶段,而且是指区域内,不要把北京和西藏相比,也不要把城市和乡村比,就是第一步达到区域内的相对均衡。有人提“均衡化”,我也担心“化”不了,相对均衡就不错了。(中国网3月21日)
    
     “相对均衡就不错了”,这句话听来怎么那么耳熟呢,对了,很像任志强的口气,“你,有饭吃就不错了,还想买房?”这两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搞了一个“内地竞争力排名”,这次排名显示,“东西部差距巨大”,“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若按照田淑兰的逻辑,这个排名一定没啥意义。“西部地区有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不错了”“农村有现在这个条件也不错了”,还想“均衡化”?
    
     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的过程。西藏的教育为什么不能跟北京比?同属一个中国,同属大陆地区,难道没有可比性吗?北京还不断地在跟纽约、东京比呢。乡村为什么不能跟城市比?大家都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块土地上,凭什么城里人生下来就高人一等?正因为存在不均衡、不平等,才要“均衡化”,才要“公平公正”。我们常说要教育公平,难道仅仅是指“区域内的公平”吗?若是这样,我看,我们的教育改革似乎已经很成功了。
    
     事实上,现在区域内的相对均衡基本已经达到了,国家正是把精力投向“实现全面均衡”的时候。
    
     政府的财政投入其实也存在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北京够现代化了,可是,最好的资源和最优质的资金,依然往北京跑;城市里的重点中学、中心小学够有钱了,然而,每年各种财政拨款、社会赞助依然涌向重点。可是,许多非重点中学、乡镇中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城市却连中央给予的财政补贴也要挪用。若说中国谁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那就是,城市。而谁又是城市中最大的即得利益者呢,是北京。
    
     假设城市和乡村是两个独立的人,上帝让城市富得流油,却让乡村天天为城市打工,还不给他户口,让乡村做一个二等公民。终于有一天,乡村对上帝说,我们要平等。上帝说,你怎么能跟城市比?这位上帝的意思显而意见,你是乡巴佬,怎么能够城市比。说白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田淑兰作为一名政府新闻发言人,她首先所应具有的,是政治正确!对于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难道不会“三思而行”?
    
     我们为什么读书少了?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4月23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为更好地了解国民的阅读与购买兴趣、偏好、方式、需求、行为等基本状况和变动情况,分析、总结国民阅读与购买图书、杂志、音像制品等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去年年底开始组织进行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北京娱乐信报》4月23日)
    
     英国诗人拜伦说过:“一滴墨水可以引发千万人的思考,一本好书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而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读书,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引我们的为人处世、丰富我们的思想与灵魂……然而,对照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这项调查结果是比较客观的——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是读书少了。
    
     我们为什么读书少了?有人会说,因为现在的书太贵了,我们读不起。一本书,动辄数十元上百元,对于很多任务薪阶层来说,买书无疑是一种很奢侈的消费。在衣食住行这些人生必不可缺的消费压力面前,我们只有望着一本本装帧精美但价格昂贵的书而兴叹,忍痛割舍。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也大概是当前的新华书店里看书人远远超过买书人的重要原因。
    
     我们为什么读书少了?也有人会说,现在真正的公共图书馆太少了,没处读书。在现实中,一些图书馆因为经费不足,纷纷改建为咖啡厅、酒吧等娱乐经营性场所,而一些图书馆即便开门,也是书籍陈旧不更新、环境恶劣,冷冷清清没有读书的氛围。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踏破门坎”的火爆场面,就仿佛是一场梦境而已。
    
     我们为什么读书少了?在于我们的生存压力太大了,工作太忙了。生活在都市中,行色匆匆为了事业和生活忙碌奔波的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和耐心静下心来走进知识的殿堂;还在于,在一切讲究快节奏的今天,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信息化传播,也使我们放弃了传统阅读,而转求一种最节省时间、更有效的方式……
    
     我们为什么读书少了?对于这个问题,大概可以一口气说出很多条理由来。而且,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因为缺乏文化的滋润,我们的心灵和思想变得肤浅而非深刻。而这,到底是客观条件的因素所致,还是内心的浮躁使然——其实蛮值得我们思索。
    
     “阅读危机”本质是“功利危机”
    
     ● 林金芳(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去年年底开始组织进行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近日,此次调查的初步结果正式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网络阅读率大幅增长。(《北京娱乐信报》4月23日)
    
     我们陷入了“阅读危机”吗?早在今年三月份,全国政协委员席殊就曾呼吁,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当前的“阅读危机”。他甚至建议,将2007年定为全民阅读年,以政府之力推动全民阅读运动。席殊,以“席殊书屋”名闻天下,要是没人看书了,恐怕席殊的书店是开不下去了。席殊这番言论,除了有“提高全民素质”的宏大意义,其背后,更是出版行业前所未有的产业危机。
    
     这些年来,虽然各种调查表明“阅读率”在下降,但同时,并没有资料表明,我国的出版业正在走向萧条。虽然诗歌、散文、小说等所谓纯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辉煌不再,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专业书籍的丰富,出版市场已经越来越细化。到新华书店去看一看就知道,先前清一色的文史哲橱柜,如今已被考试拿证、企业管理、做人处世等挤到了狭小的角落;大街小巷,更是不乏医药,建筑等专业书店,这里面的书不但贵,而且还不打折。
    
     应该怎么理解“阅读危机”?这种危机,在我看来,其实并不是人们不“读书”了,而是现在“读书”越来越专业化、功利化。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陷阱,是人文精神的沦丧。读书的工具性急剧增强所带来的危机,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和终极价值的衰落。
    
     笔者以前是一个“文学女青年”,偷偷地写诗,为此买了大量的诗歌刊物和著作,如今,却早已落满尘埃,被堆到了阁楼最黑暗的角落里。不是因为我已成熟、不再青涩,而是有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如果再去关注什么“当代诗歌的命运”,在别人眼里,倒真有点不务正业了。就像现在,我要看哪一本书,我就会想,这本书对我有什么作用。如果要以什么“人文关怀” 等纯粹的目的去阅读,恐怕,我会选择做一次视觉上的“伪关怀”,去一次电影院,或者看一集“动物世界”。
    
     “阅读危机”,其实是一种“功利危机”。这种“功利性”,除了读书的“工具性”增强之外,还有一个极端,就是阅读的“消费主义”。据说,这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是的,视觉的冲击让我们产生了思考的惰性,我们不愿再去花费精力去理解语句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意蕴,我们只在乎这能不能给我带来快感,我们讲究的是娱乐,是解构,是直白的表露。一个不愿接受文字的人,用薛涌的话说,他接受信息也往往是被动的、缺乏分析的。“一个民族不读书,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丧失了创造性、批判性,个人就会被群体所淹没。”
    
     80年代是阅读的黄金阶段,也是信息管道来源单一的年代。大家除了阅读,似乎没其它可供休闲的事。而今天,我们可以看电视,欣赏影碟,还可以上网。甚至读书写字,都可以在计算机上用键盘快速地完成。写一篇论文,我们不再需要去图书馆搬个梯子爬上爬下查阅数据,一切均可以在“关键词”的检索中完成,然后直接COPY过来。这种快餐式、功利化的简单劳动,让现在的“创造”比之前的浆糊剪刀更为简捷。然而,如此制造出来的垃圾,除了评职称,还有什么作用?
    
     高矮胖瘦怎能影响教育公平
    
     ● 刘勇(四川评论员、简阳 欧洲导报供稿)
    
     今年成都市六城区初中毕业的胖学生、瘦学生、矮学生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苦恼:“超标”或者未“达标”都将在毕业升学总分中扣分。
    
     因为根据《成都市2006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六城区体育考试实施规定》,上面明确把“身高体重”列入了考试内容,并制定有详细的“身高标准体重”量化指标以及5项对应分值。此举引起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响,一些教育专家指出,把身高体重作为体育考试的项目很不合理,建议有关教育部门把对学生身高体重的考核仅纳入平时的体育测试中。(《华西都市报》4月1日)
      
     如果不是再三核实,笔者还以为是今天愚人节的搞笑节目。的确,现在的青少年中,“胖墩儿”成群,“豆芽儿”也不少。教育部门以体重为导向,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注意吃喝适度,应该说,其导向是符合素质教育方向的。但是,眼看毕业体考即将临近,据说有50%左右的学生都属于较低体重和超重这个范围,营养不良和肥胖的则占10%左右,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一“硬规定”?
    
     报道说,一些较胖或较瘦的学生都在“临时抱佛脚”——通过锻炼和节食来争取达标,一些实在偏瘦或偏胖的学生则感到很无奈,更有一些心急的学生,偷偷疯狂吃“药”减肥,或者是猛吃巧克力、天天喝油汤。在“一分值千金”的升学激烈竞争中,学生们这种近乎荒唐的做法既让人理解,也使人感到几分辛酸和担心:即使通过一系列增重或减肥的途径拿到了满分,日后的健康会不会受到伤害,并最终影响他们的中考发挥?
    
     责怪孩子们当然要不得,教育部门更应该反省这样的规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对学生的身高体重用一个量化的指标去评价初衷自然不错,可以督促学生从小加强体育锻炼,使他们的体能、体质有所提高,但如果胖瘦还影响到升学就值得商榷了。正如有的家长所言:在美国,学校招学生时,如果对种族、性别、高矮胖瘦提出要求,要被告上法庭;成都市有关部门这样做,是对胖学生、瘦学生、矮学生的一种歧视。因此,高矮胖瘦在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是考试内容的设计,而是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大事,不合适宜的规定就应该及时做出修正。
    
     高考改革不能造就新的不公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4月2日,为期两天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自主选拔录取面试落下帷幕,近2000名通过“海选”的上海高中毕业生参加考试,争夺两校总共600个录取名额。这也意味着,这项被称为“破冰之旅”的高考改革终于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见《中国青年报》4月3日)
    
     无庸讳言,现行的高考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而长期过分注重成绩忽视素质培养的应试教育体制,也导致一部分学生“高分低能”。进行高考制度改革,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已是可以预见到的改革大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复旦和上海交大树立起素质教育大旗开展“面试选拔”,是积极的尝试和探索。然而,衡量如此高考制度改革的价值,不仅要看其“破冰”式的辐射影响力,还要看其是否保证了公平和公正。
    
     显而易见的是,能够通过复旦和上海交大面试的考生,都是一些德才兼备、成绩优良、综合素质出众的学生。也就是说,该“面试选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笔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或者几项能力素质测试——录取的天平无形中倾向了成绩好且能力高的考生。
    
     这对很多成绩好但能力普通的考生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不公平。高分低能固然令人叹息,但我们扪心自问,这能完全归咎于学生吗?僵硬的教育体制,让学校和家长追求分数至上,一味“鞭策”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为了考试而考试,为了高考而拼搏,他们有多少时间和机会去增强自己课本之外的能力呢?体制的不合理,让学生们饱尝了高分低能的苦楚;如今改革了,还要让学生单方面为之付出“代价”,这不公平。
    
     另一方面,此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只在上海市范围内进行,只有上海考生可报名参加,那么,外地考生有没有权利参加选拔?凭什么高考改革的“福利成果”只惠及本地考生?这是另一重不公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主选拔方式局限在高校所在地区,为诸多“人情往来”、“关系交易”等暗箱操作埋下了伏笔。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该录取过程能否排除所有“人为因素”的干扰而全力保证公正与公平,实在是令人担忧。
    
     高考改革不能造就新的不公,这应是高考制度改革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前提。改革的墓地,是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体制怪圈,消弭体制落后所带来的不公,但如果一种不公消亡的代价是新的不公的产生,这样的改革对于大多数莘莘学子来说,未必是一件幸事。
    
     从大学生电影节想到农民电影节
    
     ●肖华(江苏评论员、建湖 欧洲导报供稿)
    
     由杨亚洲执导、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主演的电影《泥鳅也是鱼》8日下午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拉开了第1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帷幕。(4月8日新华网)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诞生于1993年,是每年度中国国内的第一个电影节,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电影节设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处女作奖、最佳观赏效果奖、艺术创新特别奖、中国电影杰出贡献奖等奖项,所有奖项由大学生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定。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除了对每年度的国产新片进行评奖之外,还举办专题影展、学术研讨、专题讲座、导演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学术活动。老中青年导演与演员,在新片首映式、影片剧组见面会、著名导演专题研讨会等活动中与大学生欢聚一堂。
    
     “大学生电影节”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她一方面丰富了大学生的生活,另一方面对大学生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十几年来,已有数千万的大学生参与投票,直接观影人数超过二百万人次,吸引参赛影片近300部。为什么“大学生电影节”能对大学生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吸引力,我认为主要是和她组办方式有关,“大学生电影节”不但要举行影展,还要进行评奖,专题影展、学术研讨、专题讲座、导演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学术活动,而且这活动里面都有大学生参与或以大学生为主体。
    
     看着大学生电影节,我想到了农民电影节。我查找了一下资料,还没有一个覆盖全国的农民电影节。中国农民有9亿多人,人数远远多于大学生,这么多的一个群体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当然,有的地方也举办过农民电影节,但这些农民电影节不能说严格意义上的电影节,因为无论是上海电影节,还是柏林什么电影节,不光是展播电影,还要举行评奖等活动。可是许多地方举办农民电影节就是放映电影。如贵州省第六届农民电影节集中组织一批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种植和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到全省50个区(市、县)进行展映,并在每个县放映不少于50场。青岛市第七届农民电影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放映195部影片,内容涉及故事与科教两大类。
    
     举办电影节,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宣传电影,发挥电影独特的魅力,二是提高电影艺术,以便适合广大观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不断提高电影艺术,适合广大观众才能更好的发挥电影独特的魅力,这就要求电影导演与演员要时常和观众交流、探讨。举办电影节就是一个好方式。可是农民电影节不是没有举办,就是举办了也只是放放电影,可以说这已经大大削弱了电影节的功能。
    
     农民电影节不让农民评价电影,农民的意见无法说出,导演和演员又怎么知道农民喜欢什么电影,不喜欢什么电影,不知道农民的喜爱,又怎么拍摄出农民喜欢的电影,近些年来,笔者常听到农民抱怨,很少有农民喜欢的电影。造成这种情况不能不说和这些有关。没有农民喜欢的电影,即使给农民放映一千部,恐怕也不会达到多大的效果。
    
     在电影节上如此对待农民,说到底还是没有重视农民在电影上的需求,放上几部电影,只让农民看,又不让农民评,参与投票,有的电影还是几十年前的电影,没有一部新电影,这哪里是电影节?又有哪一个电影节放映的全是旧电影,这分明是用电影节忽悠农民。
    
     现在全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离不开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需要以农民为主体参与,所以,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像大学生电影节那样,搞一个真正的农民电影节,而不是让农民在自己的电影节上只做个旁观者。
    
     难忘的露天电影
    
     ● 黄斌(重庆散文作家,欧洲导报供稿)
    
     我是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在我儿时的日子里,我们村里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偶尔谁家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像个宝贝似的,往往都引得好多人到他家里去听。那时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除了白天干活晚上睡觉之外,就是大家一起在晒谷场玩老鹰抓小鸡、兵捉卒的游戏。只有偶尔在晒谷场上放电影时,才会给整个乡村带来活跃的气氛。要知道,看电影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呀。
    
     那时一个公社才有一支电影队,放电影一般都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接着放,一个村一般一个月才轮到放映一次。每每放电影时,儿时的我便会忘记一切烦恼及疲惫。就这样,我在电影中认识了八路军、认识了日本小鬼子、也认识了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放电影的人一般是在黄昏时,由村里派人到隔壁村去接过来的。放电影都是在开阔的晒谷场上,夕阳西下,村里的人在晒谷场的边上竖两根又直又高的竹竿,按一定的距离拉起一块白布,那就是放电影用的银幕。
    
     拉好银幕,挂好大喇叭,放电影的人到队长家吃晚饭去了。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一溜烟地往家里跑,按照自己家里人的多少,搬来几天长凳,占着看电影的好位置。一般要等到快放映了,忙完了农活的大人们才陆陆续续赶来,这时候就热闹了,大人们找不到自己占位子的小孩,就在外面喊:"老三,在哪呢?""狗儿,有地方不?"而小孩看到自己的家人找不到自己,也在里面喊:"爸爸,快到这儿来!""妈,在这里!"一时间呼叫声此起彼伏!一直要到电影开放时才静下来。
    
     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隔壁村放电影,恰好那天亦是一个月明之夜,我便随同比我大一点的伙伴们一块去看电影,去的时候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可是在回家的时候,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躲起来了,天黑漆漆地,不知是哪一个家伙突然大喊大叫着狂奔,然后所有的比我大一点的伙伴都向家里狂奔,很快我便落在后面。跑着跑着,突然我掉在了沟里了,幸好沟里的水不是很多,我便爬了起来,又赶快跑,只是跌湿了棉袄,幸好到家里父母都没有骂我,只是叫我赶快换掉湿衣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到故乡,晒谷场仍在,只是显得格外狭小,儿时的伙伴也早已成家立业,生活都很富裕,家家都有了电视、影碟机,再也不需要放电影了,也不知乡里的那支电影队还在不在?现在的我,应朋友之邀时不时会去三星级电影院看大片,但看过之后便不复存记忆了,倒是儿时乡村看露天电影的情景,还时时地想起。也许岁月的流逝,带走的只是往事,带不走的却是那份美好的回忆。
    
     说一说咱东北农村二人转
                
     ● 王晶 (辽宁散文作家、西丰 欧洲导报供稿))
    
     二人转是东北人文化生活中最普及、最广泛、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文化。
    
     在东北的任何一个地方,上自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呀呀学语的孩子,都会唱上几口二人转小调。什么王二姐思夫、西厢记,什么猪八戒背媳妇、什么二人转小帽等等。可以说唱二人转,是东北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东北人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
    
     小的时候,每当走过人群聚集的二人转场地,我就情不自禁地往里面挤,想看个热闹,这时妈妈会使劲把我拉出来,并大声责怪:“小孩子家,不许听!”
    
      大了才知道,二人转里有好多的性文化,就是那种黄的东西,也是荤的语言和荤的故事。过去的东北农村,文化生活很贫乏,人们在劳动之余,在地头田间,免不了要开几句玩笑,要互相打打闹闹,高兴的时候还要唱上两声,喊上两嗓子,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地头文化,那种动作,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扭动腰枝,以及唱腔都是一种发泄,一种随意,从现在的二人转的基本舞蹈动作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互相斗来斗去,把两条胳膊张开,有“扑蝴蝶”、有“大翻身”、“小翻身”等,有时还做着一些猥亵动作,像一只蝴蝶一样,一男一女在场地上转,不停地转,表现东北人民那种粗放的性格。
    
      二人转:顾名思义,是两个人的文艺形式。(还有一种是一个人的,叫单出头)可以分为好多种,有一种是搭台唱戏的,是正宗的,一男一女为一对。一对唱完再来一对,一边唱一边转,一边做着舞蹈,唱词反映了一个故事,而表演者的两个人可以担当种种不同的角色,随着唱词的需要,来变幻演员的角色,是两个演员多重角色的表演方法。中间也有对白,是用纯粹的东北口音对白,其中还有不少的地方方言和歇后语。
    
      二人转演出队还是一支流动的演出团体,每每新来一支演出队,就可以看到好多的村落大人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坐上村里自家的拖拉机,四轮子或骑上摩托车,成群结队地前来观看。好的演出队可场场爆满!尽管现在传媒改变了农村,电视也进入了农村千家万户,好多的年轻人被摇滚乐、现代音乐所吸引,但在东北农村,二人转还是做为主打艺术占领着市场。
    
     东北大秧歌是二人转的一种集体演出形式,大秧歌还分为高跷和地蹦两种,现在在一些大城市的中老年秧歌队都是地蹦式秧歌,而过去每当春节的时候,在那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到处可见的是高跷队,因为冬天的东北是冰天雪地的,地蹦式的秧歌一是观看的人群看得不清楚,二是路面很滑容易跌倒,所以在东北农村,春节还都是踩高跷。
    
     大秧歌每当到一处,秧歌队都要“下清场”,就是所有的演员都集体围成一个大圈,圈成一个圆型的场地,从秧歌队里跳出两个人来:一男一女。开始二人转的演出,一般都是比较短小的传统曲目,是那种大家都喜欢都会唱的节目,这两个人在高跷上起舞,做着各种耍手绢和而扇子的舞蹈动作。随着高亢的唢呐声,大声地唱、夸张地扭,不时互相飞眼,打逗和取笑,引得观众也一起开怀大笑,给节日增添无比的喜庆气氛。
    
     还有一种二人转形式,就是进入家庭的表演形式,可能和过去的唱堂会差不多吧,谁家办婚事,谁家办丧事,谁家的孩子请满月,谁家的买卖开业,都要请上一伙人来唱戏,这时的二人转就进入了各家各户。
    
     二人转最主要的乐器是唢呐,还有锣鼓,在室内还有二胡等等。但以打击乐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人转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好多地方用二人转来宣传计划生育,推广农业科技知识;有的还用二人转来宣传地方产品,做公益广告;一些地方文化部门还派出得力的人员帮助二人转队伍编新的节目,宣传农村的新人新事,比如赵本山的第一个电视小品《摔三弦》就是根据农村里有好多的农民迷信,算命的情况编写的,里面就有好多的二人转的语言和唱段,是二人转搬上屏幕的一种形式。
    
     从农民卢迅看“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 舒圣祥(杭州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仅读过小学三年级的中年农民卢迅,曾怀揣1000元出门,在1987年到1994年的7年时间里,走过了全国29个省,行程10多万公里,徒步考察国民素质,写出了号称“填补国际学术空白”的《人类素质学》。如今,他登上武汉工程学院、湖北教育学院等高校的讲坛,宣传他的国民素质学。(3月24日《楚天都市报》)
    
     “艰难的生存压力和人格尊严被轻蔑,迫使我必须要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必然提高自身素质。”——一个农民从自身的悲剧,看到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怪圈,并进而走出大山,历尽千辛万苦,徒步考察国民素质,让人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卢迅的行为在世俗之眼光里,或许有些堂吉诃德,或许有些“吃饱了撑的”;其子女辍学在家的家庭悲剧,还可被斥责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是,一个人对于自身悲辛命运的奋力抗争,以及至高无上的忧国忧民情怀,都是不可以被污蔑的,更是不容我们不尊敬的。
    
     我无意也无能妄自对其学术意义上的《人类素质学》作任何评价,但是他通过个人努力对“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积极追求,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更值得整个社会为之反思。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人不懂得“以崇尚科学为荣”,也不懂“以愚昧无知为耻”。我们放弃了对科学知识的个人努力和内心追求,白白浪费了青春年华和学习机会,拜倒在金钱和享乐的脚下,放纵自身素质的低下而没有任何惭愧的表示和改进的意图。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每一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在这一点上,农民卢迅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对科学知识的积极追求精神,再一次把“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喊起来——知识不仅改变个人的命运,也改变民族的命运。
    
     当然,更重要的反思应该是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上,即:个人努力之外,政府和社会有没有让国民充分享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以愚昧无知为耻”不仅是公民个人的事情,更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事情。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他认为,这一自由是一切契约的基础,是公民社会每个公民最该拥有的基本自由。因为,“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这与农民卢迅七年徒步考察的结果之一:“国民素质低下,关键在于教育落后”不谋而合。
    
     显然,没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其它所有自由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空谈。这其实并非什么新鲜观点,无论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还是“再穷不能穷教育”,都表达了同一个共识。可是,当我们一边侃侃而谈这些简单共识的时候,一边却在品尝着“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教育高收费芝麻开花”的恶果。这促使黎民百姓用“读书无用论”直接放弃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更多的高三学生放弃高考竟成为一种投入产出意义上的“理性选择”。
    
     农民卢迅的国民素质考察是对“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之重要价值的一种证明和确认,但是,如何确保国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却不是任何考察所能解决的,这需要从简单共识转化而来的实际行动。
    
    
     “灰色技能”是社会对人的异化
    
     ● 彭兴庭(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我不得不去适应潜规则”,这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对记者说的话。据报导,现在许多大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前,都在读《厚黑学》,练酒量,找关系。甚至有些大学生还在读大一,就已经开始修炼所谓的“灰色技能”。(《中国青年报》3月24日)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用费孝通的话说,这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模式。一张张“熟人网”编织交错成一个个“圈子”,人际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张网中,最中间的,是“己”,接下来是近亲属,然后是同学、朋友、老乡……,他们与“己”之间的“情份”,就像这些波纹一样,离“己”越远,情份越薄,所获得的“好处”也越少。
    
     “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这种“熟人关系”,就像一件皇帝的新衣一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可谁也不说。大学生也算是高智商的人了,他们不是傻子,毕业了,要工作了,当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其实在大学,这种适应就已经开始,奖学金、竞选学生干部、考研等等,读过大学的都明白,这里面或多或少都存在“猫腻”。如果不学一两招“灰色技能”,恐怕还真难以应付。
    
     “灰色技能”是一种社会对人的异化。在理论上,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个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人”的大学生,尽管有时候并不喜欢交际应酬,也不喜欢走后门托关系。但是,这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一方面,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将“熟人”这种“差序”理念深深植根到中国人的处世观中,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强调法治,但“人情”所到之外,法治也得避让三分。既然跑到哪里,都有一些潜规则,你说大学生该不该适应呢?这种适应,就是一种改变自己,一种异化。
    
     有人以来,社会发展对人的异化就一直就存在,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也是自然界对人“物化”的过程。总有一些“道德学家”站出来发言,并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学生们,人应该过一种“几个真心朋友,一杯清茶在手”般的生活。如果真是如此“清心寡欲”,经济恐怕是再也无法发展起来了。既然存在这种“社会对人”的异化,我们就应该改造这个社会,而不是由这个社会来改造人。对于这些“异化”,表面上“视而不见”,私底下却悄悄地干着,这种“隐藏的文本”,比什么“灰色技能”都可怕。
    
     马克思对“人的异化”有过强有力的批判,并在这个基础上,奠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马克思对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这也显示了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学生的这种“灰色技能”,作为“熟人社会”对人的异化的产物,要减轻这种异化给“人”带来的痛苦,我想,最终只能依靠市场化制度的变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洗礼。
    
     踹开成功的门
      
     ● 湟滨(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研究生毕业后,我忽然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就向一家一直心仪的公司寄出了求职资料。没过多久,我收到了那家公司的回复,让我星期一去面试。
    
     来到指定地点,我才发现那是公司的一家工厂,总经理的办公室就设在厂房里,那大概是个临时办公室,很简陋,只是用夹板围出了一个独立的地方。在通过了保安的查问后,我进了办公室,总经理正在里面打着电话,看到我进来,摆手示意我坐下。我只好耐心地等着,过了几分钟,总经理打完电话,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对我说:"你的资料我们看了,非常满意,只是我们目前还不能提供你想要的职位。"
    
     就在我感到失望的时候,总经理又说:"我马上要出席一个交易会,可我的私人秘书突然辞职了,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临时顶替一下?"虽然还不知道私人秘书要做些什么,但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我早就做好了从公司底层做起的准备,不管怎么说,能有个机会也好。"那好,你现在就随我走。"总经理把包放到我手中,急匆匆地走了出去。我有些吃惊,但还是立刻反应过来,跟着总经理走出办公室。
    
     一路上,总经理问了我许多问题,有专业问题,也有私人问题,我都巧妙地应答了,看得出来,总经理对我还是满意的。言语间,目的地到了,总经理先下了车,我刚钻出车门,忽然听到总经理说:"糟!合同书让我放桌上了!这交易会马上就开始,时机不等人哪。""我回去拿!"我果断地说。"好,你去拿,你看到桌上有个大信封就是了,从这里到厂部约二十分钟,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你立刻给我拿过来,然后打我电话,号码司机小梁有。"总经理说完话就匆匆赶往交易会现场。
    
     我正想向总经理要钥匙,可是他已经进了大楼,转念一想,说不定小梁有,至少厂房负责人该有吧。来不及多想,我赶紧钻进车内,让司机迅速开往厂部。
    
     门果然是锁上了,我赶紧问那些忙忙碌碌的员工,谁有钥匙,大家都直摇头。只有找厂部负责人了,但让我失望的是厂部负责人不仅没有钥匙,还告诉我这钥匙除了总经理谁也没有。想到交易会上随时可能错过的合同,我来不及多想,一脚就踹开门,冲了进去。桌上果然有个大信封,我拿起来就走。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一踹不仅引来了大量围观的员工,还把保安给招来了。保安立刻拦住我,让我解释清楚。我不仅解释不清,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时间来慢慢解释。
    
     情急之下,我掏出身上所有证明自己的证件:身份证、毕业证、驾驶证……"我把这些证件扣在这,等我把东西送给总经理再回头解释!"趁着保安发愣的瞬间,我挤出人群,钻上一直在等候的轿车。此刻我已经浑身湿透。
    
     车开得很快,终于在一个小时快到的时候,我赶到了交易会所在地。我顺着箭头指示的方向,一直向交易会现场跑去。等我大汗淋漓地跑到所谓现场时,才发现偌大的会场只剩下总经理一个人,难道交易会已经结束了?我的脑子一下懵了,"对不起,我来迟了。"
    
     "你来得不迟,正好参观一下公司的新办公大楼。"总经理笑着说,"把信封打开吧!"我有些迟疑,慢慢地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你被录用了,你的职位是:总经理秘书。"
    
     原来这一切,不过是场考核,总经理早就看中了我的学识,但不知道我是不是属于那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于是设计了这场考试,目的就是看看我的责任心、办事能力和应变能力。
    
      成功的门有时往往是关着的,关键看你有没有勇气踹开它
    
    
     “新读书无用论” 源于知识未能改变命运
    
     ● 刘勇(四川评论员、简阳 欧洲导报供稿)
    
     记者在农村采访,碰到几个村民,一谈到读书就马上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从村民的谈话中,记者注意到,一种“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出现,并已形成蔓延之势。这种“读多了也没用”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子女读书的投入。 (《成都商报》3月13日)
     
     与城里人大笔大笔地掏钱,拚命择校上重点、上名校不同,农村里的人现在竟然流行起“读个初中就行了”的想法,这是怎么了?人们不是常说,知识改变人命运吗,特别是在农村,读书,几乎是长久以来被每个农民子女看成是“跃农门”的唯一途径。可现实中,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民的子女开始由崇尚与膜拜变成了怀疑,乃至选择放弃。据新华网去年11月9日报导,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达标要求,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保持在1万多人,在初三中考时,参加考试的只剩下4000来人,三年里流失6000多名学生。而更令人沉重的是,威县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典型,它不过是记者随意调查的一个县,也许比它的辍学情况严重、更触目惊心的县还有很多。
    
     有大学生不再是荣耀, 失业大学生分“不想族”、“不能族”。选择放弃,并不是他们读书天生比别人差,而是在于辛辛苦苦地穷尽所有的家财,乃至四处求人举债把大学读完后才发现,“读多了也没用的!”——因为在他们身边,已经有不少的农民子女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上述新闻中的村子,四个大学生就有三个没工作,还不如同村没读大学的打工仔,使得村民们看不到读书的美好前途与希望。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农民眼光过于短视,应该看长远点,多读书肯定比少读书更有发展的前途,也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找不到工作也只是暂时的,只要调整心态,调整知识结构等,前景是光明的。道理虽说如此,可大多的农民是很现实、很直接的。这不能一味埋怨、责怪他们,而要看到,全在于他们的家底实在是太薄,在高昂的学费面前,供孩子读大学本身就完全等同于在进行一场赌博,甚至是孤注一掷的赌博。他们花光了家财甚至欠下巨额债务,寄托了全家所有的希望,盼望的就是能够同城里人一样,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得到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回报。然而,大学生就业难的难题又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大山,在去年数以十万计未能找到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当中,来自于农村的又是其中的“主角”。这当然不全是他们自身努力不够、能力不够,而是由于家庭背景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使然。可想而知,他们心理的失落要比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沉重得多。如果说,巨额学费带来的债务压力他们还可以拚命去承受,慢慢化解,但毕业即失业困境将彻底击垮他们的信心;而信心丧失的结果就是及早地放弃读书这场赌博。
    
     令人担忧和可怕的是,有这样遭遇与想法的虽然现在仅仅是部分人,或者是一批人,然而其放大效应却不可小视。大学生虽然早已不再视为天之娇子,也不再光宗耀祖,但起码应该能够做到自立。有一点极为关键,多数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输不起读大学失败这场赌博(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哪怕只是暂时的。与多数城里人不同的是,他们选择放弃读书改变命运的道路,纯粹是由于受制于经济条件的无奈之举。因此,如果农民子女大学毕业后就业状况没有大的转变,农民对知识与文化的追求和崇拜就还会减弱,对子女读书的投入也必然减少,影响的则可能会是一代人,并在农村中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断裂带,既不利于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不利于和谐文明社会的构建。
    
     “女硕士乱穿马路袭警”与“高知低德”
    
     ● 陈一舟(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上海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乱穿马路后妨碍交警执法的女行人,4月23日被卢湾公安分局治安行政拘留10天。(见《新京报》4月24日)
    
     无独有偶,这个“上海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乱穿马路后妨碍交警执法的女行人”的行为,笔者近日在央视新闻栏目《第一时间》中也看到了。乱穿马路被现场交警制止后,她拒绝接受处罚,并且对执法交警进行辱骂和“拳脚相加”,恶劣丑陋的言行一一暴露在电视镜头中,令人不齿和叹息。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她居然是一个硕士。
    
     由此,我想到了公共舆论批评的“高知低德”现象。各地媒体相关的报导很多,试举两例:南京新街口一家婚介对100名男女会员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的100名会员,均是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离婚人群,男女各占一半。调查结果显示,近9成家庭离婚是源于婚外情(见《南京晨报》2005年6月16日);据全国第一家获批做胚胎期亲子鉴定资格的广州妇研所有关人士介绍,来此做胚胎期亲子鉴定的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已婚的女硕士生瞒着丈夫拉情人来做鉴定,更有的是大学教授来确定孩子是不是婚外情的结果。(《信息时报》2004年11月21日)
    
     不遵守交通规章且袭警也好,热衷于婚外恋也罢,都是社会道德下滑、社会归属感和责任感缺位在部分“高知”精英人群中的体现。按说,高级知识分子因其高智商、高学历、高素质,社会道德的操守信念、辨析能力应该强于普通人群,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让我们大跌眼镜心生茫然:社会道德的倡导者、鼓吹者“化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变成了社会道德的“反叛者”?
    
     近年来,媒体、坊间对于知识分子道德下滑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这种批评的声浪在“复旦大学教授陆德明嫖娼事件”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某种意义上说,在部分“高知”人士身上所体现出的高智商与低“德商”的强烈反差,更能带给我们直观的道德警示:包括行为道德、性道德、传统伦理道德等在内的社会道德的下滑,涵盖家庭婚姻责任等在内的社会责任的流失,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迹象,不再以社会常规和社会意愿为转移。
    
     学术界需要方舟子,正如娱乐界需要宋祖德
    
     ● 彭兴庭 (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如果把最近发生的几个新闻放在一块,会发现很有意思。一是方舟子打假,把清华大学一名教授拉下了马,紧接着,又把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魏于全拖入“学术造假”的漩涡中。二是宋祖德挨打,宋祖德嘴巴大是出了名的,一会说“李宇春没准吃了壮阳药”,一会又振振有词地称“刘亦菲是变性人”,结果被人打了。三是韩寒与白烨的争论,几乎把个文坛掀了个底朝天。(《竞报》4月12日)
    
     方舟子、宋祖德和韩寒,他们几个的从业领域看起来八杆子也打不着,但他们却在做着相似的工作:做一条鲶鱼,搅得人人都不安生。这三个人的主要特点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就是创造困难也要上。
    
     据说,渔夫为了保证捕获的沙丁鱼能够活着到达港口,以卖个好价钱,往往在鱼槽中放一条鲶鱼。由于鲶鱼生性好动,沙丁鱼见了十分紧张,就会左冲右突,这样,沙丁鱼在外界刺激下保持着生机和活力,并存活下来。这就是“鲶鱼效应”,现代管理学激励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一个学术界,就像这么一个鱼槽,当教授、博导们周围没有像鲶鱼一样的“异己分子”时,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动,反正作假、抄袭,大家都“五十步笑百步”。而学术,就在这种“天下太平”中慢慢死去。
    
     现在的方舟子,就是学术界的一个“异己分子”。他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影响力,像鲶鱼一般游弋于学术、媒体和网络之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学术大腕们,时不时搞你一下。这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一种压力。水槽中的鱼因有了鲶鱼的压力而产生活力,同样,一个学术界,也只有有了方舟子这样的专业打假人士,身处其中的科研人员才有紧迫感,做事也才会有所顾忌。
    
     与学术界腐败相对应的,则是娱乐圈的堕落,和文学界的论资排辈、暮气沉沉。我不敢说宋祖德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但重要的,是许多人都会听听他说些什么。某个明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知道了,说不定哪一天他就给你捅了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压力。同样,正逐渐被人遗忘的文学界,却至今仍浸淫在“吃果果,排座座”的山头游戏中,文学被分成了纯与不纯,文学的门坎,被那些所谓的“文坛大佬”们立得像贞洁牌坊般巍峨。韩寒的“恶搞”,将文坛的那种“自命清高”打得落花流水。虽然被搞之人不爽,但是,若以后谁要再想对文学树个门坎、分个等级,说什么纯与不纯,恐怕,就得掂量一下了。
    
     相比,方舟子、宋祖德和韩寒,他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抗击打能力强。他们不怕挨骂,更多时候是越挫越勇,不乏自信和狂傲;对自己的领域,他们有获取信息资源的优势;而且,他们脸皮厚,但腹中并不空,都拥有相当的才华和一定话语权。这是他们做一条“鲶鱼”的基本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挑战传统,挑战潜规则,甚至不畏强势。
    
     尽管方舟子打假“颇受争议”,宋祖德揭短“口无遮拦”,韩寒骂人“以下犯上”,但是,学术界需要一个方舟子,正如娱乐圈需要一个大嘴巴的宋祖德,文学领域也需要一个敢骂敢当、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韩寒。王小山先生写过一篇博客文章,叫《人民需要宋祖德》,他说,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有这样的人,客观上揭开些真相,不然,很多人会和我一样,长时间生活在黑暗里,对那些学术和娱乐明星仰视着,仰视着……
    
     竞技体育呼唤人性的复归
    
     ● 彭胡湾(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前全国冠军邹春兰为生活所迫成为搓澡工的故事引来唏嘘一片,但一位资深教练却感慨——退役运动员有个“潦倒群体”。(《中国青年报》3月27日)
    
     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统计,基层体校小运动员人数已达数十万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在专业体校训练体制下,文化课学习并没有被提到相应的重视程度。这种“重体轻文”的直接后果,就是运动员退役时面对社会无所适从。甚至奥运冠军庄晓岩也有如此看法:“很后悔自己当初不好好学习。当冠军是暂时的,可一辈子没文化,这个代价太大了。”
    
     这就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后果。近代以来,在“东亚病夫”的刺激下,体育甚至被异化成为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象征,体育承载了许多它所无法承载的梦想;如今,计划经济虽已渐成历史,却仍阴魂不散,而且挟裹着“娱乐化”、“商业化”的浪潮,使体育在充当“民族士气”的强心针的同时,也沦落为“资本”的婢女。
    
     体育当初走上神坛的时候,是踩着诸多的“邹春兰们”上去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块大小金牌的背后,都是一个群体的沉重叹息;如今,体育虽渐次走下神坛,却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祭坛”――唯钱是举,唯利是图。“功利主义”在今天中国的体育事业中,与政治需求“共统江湖”,为国争光、为省争光的背后,是耀眼的房子、车子和票子。
    
     如果体育是一种劳动,运动员就是一名体育“工人”。卡尔•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创造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体育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了。这种异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据说邹春兰为了提高成绩,甚至还服用了某些低劣药物。现在邹春兰身上很多明显的男性特征,汗毛很重,声音沙哑,皮肤也像男性般粗糙,嘴唇周围的短须更是要及时处理。毋需说邹春兰,就是获得了N个奥运冠军、功成名就的邓亚萍,退役后也不得不忍受因为过度运动而留下的病痛。事实上,大多数运动员都或多或少有着种种“后遗症”。这或许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体育本是强身健体,如今,却反而成了“破坏健康”的罪魁祸首。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曾在著名的《体育颂》中写到:啊!体育,你就是正义,在你身上体现的是社会活动中追求不到的公正合理……。今天的体育呢,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各种投机主义行为的介入,使体育不但异化成了一个名利场,而过度的竞争、商业操纵、和政治需,也使体育远离了体育本身,掺杂在里面的,更多是非竞技的目的。这是体育的悲剧,也造就了今天诸多邹春兰们的悲剧。
    
     体育的真正目的是“强身健体”,我想傻子都会明白。“人的自由充分发展应是体育的最高准则和终极目标”,诚如有评论者所言,体育也是一项人性化的事业,它的对象是人,目的是培养人,离开了作为体育活动主体的人,体育就什么都不是。以追求人类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也曾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让体育回到体育,让竞技回到竞技,才能让冠军回到冠军,让运动员最终回到运动员。
    
    
     “医改”真能“一卖了之”吗?
    
     ● 萧坊(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卖光式医改”在江苏宿迁市实施有5年了,5年来,“宿迁医改”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使当地一度陷入从“好得很”到“糟得很”的两极摇摆之中。
    
     宿迁医改到底怎么样,《中国青年报》记者用了五个悖论来概括。政治悖论——卫生局长称:“卖”光了我的“权”更大;伦理悖论——私立医院全打“公益招牌”;经济悖论——看病费用降低了医院收入上去了;评价悖论——“好模式”至今难复制。显然,记者对此的评价相当高,以至为这个医改“好模式”无法复制而“扼腕叹息”。
    
     “宿迁医改”是不是真有记者写的那么好,我想,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也没有什么过硬证据去反驳。之所以有话要说的是,“卖光式医改”真是一个好模式吗?“医改”真能将医院“一卖了之”,真能“一劳永逸”吗?
    
     中国以前是一个计划体制国家,一提到改革,即条件反射般地想到“市场化”。于是,国有企业一个个被“卖”了,很多时候却就成了“送”;教育也被产业化了,教育部虽说这是只“过街老鼠”,人人都要喊打,但除了喊喊,似乎难有作为;还有就是,医改也失败了,尽管卫生部打死也不承认,还说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改革大方向,就是“市场化”。市场化的极端,就是宿迁模式:将医院一卖了之。
    
     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医疗应属于“准公共产品”。“医疗卫生”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一个人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就意味着有人享受不到,这也是“看病得花钱”的理论依据;然而,“医疗卫生”同时也有公共属性,即较强的“正外部性”,一个人身体好了,对别人也是有好处的,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公共产品属性表明,完全由市场运作,会有明显的缺陷。市场不是一个筐,不是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的。首先,就是公共产品不能全往里面装。虽然社会需要私人医院,但是,一个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人人看得起病的“公益医院”也必不可少。
    
     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失灵,又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比如医疗价格虚高,最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专业背景不同,导致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在“看病”一事上,打什么针,吃什么药,应不应该住院观察,都是医生说了算。一到医院,再“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得受医生摆布。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医院“一卖了之”,让“医德”去单挑“资本大鄂”,再有良知的医生,也都会压得喘不过气来。
    
     “医疗卫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应该算是一种“稀缺资源”了,但它们也容易被人利用而成为牟取暴利的工具。有一个非常“赫赫有名”的例子,就是上海长江医院,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他们打着的何尝不是“公益”的幌子,干着的却是不可告人的勾当。自称为“送子医院”,然而,私底下却总想着法子把患者口袋里的钱骗光。这样的例子,其实枚不胜举。在电视里,在报纸上,诸如此类的暗访、揭露和举报,还少吗?
    
     在走出渐进式改革的“旧双轨制”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又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新双轨制”。“医疗卫生”的服务价格是非常“市场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多种信息的披露却极度不透明。于是,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也应运而生。这是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诚如经济学者钟伟所言,这种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是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
    
     天价医药费句号背后是天大问号
    
     ● 陈文祥(江苏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中国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近日通报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卫生部和黑龙江省纪委联合调查组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哈医大二院)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情况。通报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严重损害了卫生行业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4月30日珠江晚报)
    
     住院82天,医院共收取住院费138.9万元的账已一清二楚,天价医药费的四大病根也已挖出,哈医大二院院长书记职务被撤,退还了多收医疗费用20.7万余元,中止医院三甲称号。不管怎么说,这种近乎完美的查处结果,不但患者九泉之下可以闭上眼,而且还了患者家属一个公道,送了医院一个说法,更给义愤填膺的国人有了一个交代。天价医药费事件,能如此圆满的尘埃落定,照理,我们应该来点掌声才是。
    
     只不过,细想之下,这天价医药费盖棺定论之时,我仍有“天大“的问号难以根除,以至于高兴不起来,甚至于忧心忡忡。
    
     问号一,多收医疗费的手段到底“科技含量”有多高?从公布的敛财手腕上看,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学问”,大多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不外乎自立项目、分解项目、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等手段,伪造并组织有关医护人员违反规定大量涂改翁某的医疗文书,等等,如此的“小儿科”,虽说外行人一时难分就里,可稍有点医疗常识,稍懂点财务检查,任何人想解剖天价收费,应该说不会难于上青天,可事实上,却却难于上青天,兴师动众历时近一年才水落石出,假若,全国有几起“天价”,岂不忙坏了众人?这难查的根子是哈医大二院多收医疗费的手段特别高明,还是我们查处的力度不够狠,速度不够快,效率不够高?
    
     问号二,天价××费到底指望谁来查?哈医大二院不就是个三级甲等医院,并没有高到天,它上面还有哈尔滨卫生局,还有黑龙江省卫生厅,再说,如果怕“老子护儿子”的话,还有哈尔滨纪委,黑龙江省纪委,虽然“天价医药费”的点耸人听闻,但并不是天塌下来那么不可救药,非得中国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助阵,非得六个部门强强连手,这种事难道在哈尔滨就摆不平?在黑龙江省就摆不平?一有什么辣手事,就指望北京搬增兵,地方政府又有何用?如果天价××费都指望北京查,会不会忙的忙坏了,闲的闲慌了?
    
     问号三,查处天价××费是否需要天大的代价?区区一个天价医药费,惊官动府不算账,更牵涉了方方面面的时间,精力,人力和开支,如果说,地方问题地方解决,虽有开支无疑是有限的,而北京等六部门驻扎哈尔滨近一年,不用说,这肯定是天大的代价,时下,上上下下倡导节约,倘若层层级级对北京负责,莫说天价医药费,即便环境污染、交通事故这类真正天大的事,也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样,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代价,也不会高得离谱。作为北京方面,除非万不得已,不宜动不动就“出兵”,一个省钱又省力的方法是,对不作为者,多用党纪政纪侍候,同时要让北京说的“普通话”,一声喊到底。
    
      是谁搞垮了医生的声望
               
     ● 叶花果(广州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中国社会调查所25日公布的一项针对“公众如何看待医生收红包行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7.4%的受访者认为医生的声望在下降。至于声望下降的原因,30.2%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3月26日《京华时报》)
    
     看到这个结果,回想着平日里对医生职业耳濡目染、感同身受的体会,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生声望“江河日下”,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非典型”病症。这几年,关于医疗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最关注的话题,看病贵,看病难正在成为人们普遍的抱怨。医生站在医疗系统的第一线,也是患者最直接最频繁接触的人。以前我们总是习惯把医生叫做“白衣天使”,象征一种崇高无私的形象。然而,跟十年前相比,我们真的很难发自内心地把当今的医生与心目中的纯洁形象对上号。这其中的原因,不是患者和公众变得苛刻和挑剔了,而是我们寄予厚望的医生“病”了,医生的声望“垮”了。究竟是谁搞垮了医生的声望?
    
     “医生声望下降”的病根,主要在于其群体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这是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的共识,也是医疗系统的事实。在隐蔽的医疗市场化的环境之下,医生的主要收入不再由国家负责,各家医院的经济效益和医生的收入开始挂钩。于是,医生在处方中开出有利于高收费的检查费,使用昂贵的药品,索要红包,千方百计想创收,“天价医药费”漫天飞,结果就是老百姓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了,甚至有的穷人在病魔面前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这个原因,固然可以归结为医改失败和医疗体制的弊端,但是医生作为医疗系统的主体绝对脱不了干系。
    
     近10年来,医学科学飞速发展,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与先进科学技术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先进的医学理论和技术使医师们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较以前有大幅度提高。按理讲,医生的声望应明显提升才对,可是调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这一严酷的现实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近10年来,医生的工作能力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医生的工作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导致患者的满意度明显降低,医患关系紧张。从去年以来,医疗行业相继惊曝出“活人被送殡仪馆”、“9只眼球被摘除”等罕见的重大医疗卫生事件,就是例证。这一方面说明当今医疗卫生行业积聚多年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爆发”;另一方面也说明医生正在滑向道德的“低谷”。不管个人还是行业,坚守崇高虽然不易,而一旦堕落,则必然千夫所指。既然如此,医生声望下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去年,曾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46%的人希望孩子选择医生职业,这说明社会对医生职业是很高看的。然而,疯狂逐利、背弃医德的医生,无疑是令人们失望和痛恨的。如何拯救日渐垮塌的医生声望,一方面需要从根本的医疗体制上找原因,弥补医疗制度本身的漏洞和缺陷,另一方面,需要医生严格自律,在工作素质和职业道德上练好“内功”,争取让本行业的声望“妙手回春”。
    
     上钩
    
     ● 雷震宇 (武汉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一直讳疾忌医的我,经历了一夜未眠的牙疼折磨之后,毫不犹豫地去看医生。
    经同事推荐,我来到一家口碑堪称一流的医院。赶到医院,看着进进出出医生护士脸上洋溢着的微笑,我不禁暗想,真的来对了。
    
     挂好号,经医导小姐的指引,我来到牙科门诊。还未进门,玻璃门里的笑脸就已经映入眼帘。一进门主任医师就站起来,一边同我打招呼,一边接过我手里的门诊卡。
    
     待我坐定,主任医师进行了一番亲切的询问,然后就给我介绍他们最好的医生给我诊治。并吩咐医生去那间最好的诊治间。
    
     来到诊治间,我很听话地躺在诊治椅上,这时医生拿来一个很漂亮的托盘,外面是精致的塑料包装,医生说:“这是一次性治疗用品。如果你用这种,收费4元。很便宜的。如果不用这,用公共的就是免费的。”我看看问:“是正品吗?”“废话。”医生笑答,“当然是正品。”“好吧,就用这。”我爽快地说。
    
     医生一边询问,一边查看我的牙齿。然后说:“除了这两颗龋齿需要拔以外,其它牙的牙质很好,如果洗一下,会很漂亮的。我们这洗牙很便宜,只需要20元,拔牙15元。”“这么便宜?!”我心里想,五年前我洗过一次牙,都要80元了。
    
     经我的同意,医生首先给我精心洗牙,经过一阵折腾,牙终于洗好了。“是不是感到牙齿表面很粗糙?”医生温和地问。我点点头。“如果对牙齿抛光一下,就不会粗糙了,而且,牙齿也不会那么快就结牙垢的。抛光不贵,才20元。”我一听有理,就点头应允了。抛光过后,医生拿过小镜子让我看,当看到经医生抛光打磨过后的作品,还真是一阵窃喜。这时医生指着我的左侧牙说:“你看,你这两颗牙齿上都有个小洞,如果不及时补,将是后患。现在补也很便宜的,用国产的只需15元,如果是进口的,也只需要30元。”要害部位的零件,当然要用好的。医生一边补一边说:“你现在补只要60元就可以了,如果以后来补,一个就要80元了。”听了医生的话,我无语,也不能语,在补牙呢!
    消炎、洗牙、抛光、补牙,医生忙了半天,结束了,然后按价缴费。
    
     临走时医生嘱咐:“明天来拔牙!”这时主任医师还笑容可掬地递上他的名片:“有事随时找我,我手机24小时开着的。”
    
     用惩罚取代奖赏
    
     ●黄邦寨(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这是40年前的事了。一位名叫珍克拉克的美国女学生,从1966年1月4日至6月7日,连续打了154天喷嚏,除了睡熟之外,平均每4分钟便打一个。由于连续不断地打喷嚏,她的头部与胸部剧痛,呼吸与饮食困难,经常抽筋、呕吐,全身乏力,其身心之痛楚与生活之不便,实非常人所能体会。
    
       珍克拉克的病患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和人们的广泛同情,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的许多神经系统专科医生、内科专家、后天免疫专家、喉鼻科专家、催眠术专家等纷纷前来诊视,但却都对她的病感到异常困惑,束手无策。他们在她身上使用各种药物和疗法,不少同情者甚至寄来"祖传秘方",但都无济于事。
    
       6月7日这天,一位39岁,来自迈阿密的心理科专家古殊纳医生答应帮助珍克拉克。治疗开始,古殊纳医生在珍克拉克两个前臂安装上两个电极,然后用一个扩音器挂在她颈项前面。当她打喷嚏时,扩音器便将喷嚏的音波传到一个敏感的电掣,跟着通过安在她双臂上的两个电极,发出一种温和而"非常不舒服"的电击作用。她打一个喷嚏,就立即受到一次"不舒服"的电击,再打喷嚏,再被电击,如此长达4个钟头。
    
     珍克拉克是在下午12时40分开始接受治疗的,起初她每隔40秒钟打一个喷嚏。在第一个30分钟,她打了22次喷嚏;第二个30分钟,只打了12次喷嚏;第三个30分钟减少到3次;第四个30分钟只打了1次;到下午3点钟时,她的喷嚏完全停止了。至此,这种出现在珍克拉克身上的反复无常的怪症被有效地制服了,珍克拉克高兴得热泪滚滚。
    
     古殊纳医生透露了他的治疗"秘籍":"如果一个小孩触摸一个灼热的火炉时,他会遭到惩罚--被烫得哇哇大哭,结果他以后就不敢去触摸火炉了。就珍克拉克的喷嚏来说,当然有某些因素诱发她开始这样打喷嚏,但久而久之,她已经养成一种令她无法免除的反常的行为习惯,因为她的喷嚏可以获得奖赏,即来自各地数以万计的人同情、关注,这就在她的潜意识中产生了不良的诱导。可是,我使用的电击,却中断她获得奖赏而让她受到惩罚,就这样,她的病不药而愈。"
    
     这段40年前的往事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当一个人的思路变得越来越窄的时候,不妨把原来的思维方式完全颠倒过来,或许你会发现,前面豁然开朗,整个世界都已为之逆转。原来,难题的解决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牵了你的手
    
      ● 唐厚梅(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前段时间,我的左手大拇指上长了个小肉点,起初没在意,这几天,手上的小肉点竟然变成一个衬衣钮扣那么大的肉瘤。因为手指间多出的这么一小块东西让我觉得别扭,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就会用手去抓,有一天终于弄得鲜血淋漓不可收拾。老公看见了,一掌打过来,一边拿“邦迪”给我包扎一边怒斥我:“一天到晚抓来抓去,总有一天会弄出癌变来。不是让你去医院看的吗?!”
    
      看老公这么可爱,就走过去把头靠在他身上胡言乱语:“要真是癌变的话,我可以在自己将老未老的时候死掉,你就会格外怀念我。最重要的是,如果重新结婚的话,你这新人还不算老啊……”老公突然把报纸往沙发上一丢:“你今天吃错什么药了吧,发什么神经病!”站起来跑进卧室,“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走进卧室,只见老公和衣躺在床上。我依着老公在床边坐下来,刚要开口,他突然拥我入怀,双臂紧紧地环着我一言不发,过了很久,才在我耳边轻轻说:“不许再胡说!明天我陪你去医院。”两个人就那么抱着,半天没动一下。
    
       第二天我们去皮肤科,专家诊断后说:“这不是普通的瘤子,是病毒性的,需要立即住院手术。”当时我心绪大乱,以为自己得了皮肤癌。然而老公看了看诊断书,却笑了:“这上面又没说你是良性恶性的嘛,干啥那么紧张?你这是自己吓自己!”我一想也是,顿时轻松了不少。
    
      我住院后等待手术的那些日子,老公总是表现得很轻松,有说有笑的,而且每天陪我在医院大花园里散步。有时我午觉醒来,会看见他呆呆地凝视着我发愣,那时我会从他的眼光中读到他对我的依恋和温情。每当此时,我总在心里为自己祈祷,希望自己得的不是癌症,因为,我还没和老公过够啊。
    
      手术前,大夫征求老公对手术方案的意见,说如果是癌症就要把大拇指整个切除,问他有什么想法。老公非常坚决地说:“我只要她能健康地活着,不在乎她手术后的身体是否残缺,只要能继续和她生活在一起,这比什么都重要。”说着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手术那天,开刀后躺在手术床上等着做切片化验结果。老公站在化验室外面寸步不离地等着。化验单终于出来了,老公拿着化验单走进病房,当时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他进来刚一说出“没事”,就一下子抱住我的腿,把头埋进我的裙子里半天没有起来。等他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裙子已被他的泪打湿了一大片。
    
      一周后,老公带着我和朋友们去喝酒,席间他一个人不住地乐。也许是处在大悲大喜的反差之中,他喝得一塌糊涂,摇晃着身体走上餐厅的舞台大叫:"哎,今天我请所有的人喝一杯,你们不要客气,我今天谁来都请!"最后从舞台下来的时候,一脚踩空把额头都磕破了一大块皮。
    
       我想婚姻里的爱情就是这样吧,那是淡淡的一种感觉,平日里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没有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也没有魂断蓝桥,但一旦大事发生,却能够手牵着手,坦坦然然地一起走过,把许许多多毫不动人的日子走成一串风景。
    
      “因为牵了你的手,今生注定一起走。”对于我和老公这样的平凡夫妻,所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就是一种相儒以沫相守到老的期许,是见证日月、见证感情的过程。
    
    
     那位姑娘甜甜的笑
     ——急救室护士长手记之八
    
     ● 王友元(湖北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这位小伙子早就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但他仍然很乐观。
    
     每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憔悴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意,因为在亲属休息室守候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便会及时赶到他的床前。
    
     她是他唯一的亲人,需要家属签字的单据都是这位姑娘签写的。我知道他是一个外来打工仔,而她只是他的女朋友而已。
    
     小伙患的是一种罕见的怪病,他多次踏过生死线,却又被我们抢了回来,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活不长。
    
     急救室有明文规定,家属不允许在病房内呆的太久,我给这位可怜的姑娘破了例,只要他醒来,她都可以陪床,想让他俩多呆一段时间。这位漂亮的姑娘见到他,一言不发,总是那样甜甜地笑,小伙子也笑,一切都在甜甜的笑容中交流、倾诉。
    
     我见到此景,心里酸溜溜的。
    
     每当小伙子昏过去时,我们的医生又紧张地进行抢救。而这位姑娘坐在休息室里哭泣,她变成了另一个人。
    
     经过五天的抢救,小伙子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但我发现小伙子神情是安详的,脸上还带着浅浅的笑意。
    
     姑娘脸上仍然是甜甜地笑容,久久望着小伙子,然后,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慢慢地、轻轻地扑在他的身上,甜甜地笑着亲吻着小伙子的额头……。
    
     姑娘低着头悄悄地离开急救室,在长长走廊上,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相忘江湖
    
     ● 默之(济南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再听到晖的声音,已是半年之后。她说又快过节了,你们警队又要忙起来了吧。我说是啊,每到过节我们就“盲”,都快看不见道儿了。晖在电话那端无声地笑,我可以感觉得到。晖说她现在不在新闻部了,已经调到少儿部。我说好,那里清闲许多。晖停顿片刻,说你们还在看不起我,我知道的。我的心一紧,说晖你太敏感了,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已经淡了。雷好吗?晖在电话里颤颤地问。我惊异,说晖你不知道吗?雷几个月前已经“走”了。晖问是调到别处了吧。我说怎么会,他那样爱当警察。是积劳成疾,算是因公牺牲吧。
    
     晖是电视台的记者,一段时间,她几乎成了警队的编外警员,每逢搞一些大的行动时,她就会带上扛摄像机的小徒弟,晃到警队,大大咧咧地一下坐在沙发上,斜着有些媚气的眼睛问:十点出发怎么样,Sir。雷那时气得就拍办公桌,说有没有搞错,你说了算?晖说这不是赶片子吗,我也为了宣传你们的光辉形象不是。雷说,那就服从命令听指挥。晖靠在沙发上,歪歪地打了个美式敬礼。
    
     我们曾经以为晖和雷会走到一起,事实上,虽然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数都在吵嘴,但却吵的妙笔生花,雷说过,和那个电视台的小丫头斗嘴,怎么心里还挺舒畅的,怪了。又问我,和女的吵嘴是不是太娘们气儿了。我故意阴沉沉地望着他,说,你已经踏进一张网里了。雷问,啥网。情网。我说。
    
     雷有时不在办公室,晖也会向我打听雷的事儿。小姑娘又没有多少城俯,问的也不知遮掩。我抢白晖,说你是不是对雷有意思了?晖一瞪眼睛,就是了,怎么样?我说,好好,我愿意当内线,给你提供情报。晖就甜甜地笑。
    
     事情太顺时,变故往往接踵而至。那次是暗访一处地下赌场,线索是晖搞到的,她说警方取证时,她一定要跟着,作个叫得响的片子。于是雷和晖就去打头阵,只是探明虚实,不做任何动作。雷事后说他知道晖是带着微型摄像机去的,雷说有危险,晖坚持,雷也就随了她。
    
     在警队等到晚上1点多,没有雷的消息,我们说是不是雷这家伙带晖吃夜宵去了。打他们的手机,关机。于是我们各个散去睡觉。凌晨五时,值班员紧急通知集合警力,说雷可能出事了。
    
     到现场时,雷浑身血污躺在一处废旧楼道里,处于昏迷状态。报警的是个拾荒老头,对我说你们来之前他还醒着呢,扯着我让我去报警,真是吓死人。
    
     那地下的暗室足有二百多平方,还有七个单间,里面一片狼籍,只余几张有些墩实厚沉的桌子,香烟的焦油味道依旧浓烈,可以想象就在昨夜,这里还是人头攒动。
    
     雷的几根肋骨和前小臂均骨折,后背有大面积挫伤。对那天晚上的情景,雷只是说,被对方看出破绽,不得已亮明身份,没成想他们穷凶极恶,袭警。
    
     晖好象就是从那次案件后和我们断了联系,许多人想知道晖当是怎样安然逃出那里,但雷缄口不语,问急了,只说我掩护,她撤退,她是个女的,又不是警察,还想让她怎么做?听雷这样说,我们便再未提到晖。
    
     雷的外伤痊愈的很快,但他却不能出院了,因为在住院期间,检查出他的肝有问题,说是很严重。我们再去看雷时,他的脸已变得消瘦蜡黄。那天我留下来陪护雷,病房静下来后,雷叹了口气,对我说,那一天真是我命里的转折点,从那天开始,一切都变了,我现在的样子,恐怕也没有几天活头了。
    
     我说怎么会。雷打断我,说我自己和身体我知道。我望着雷,酸涩的泪水盈住眼眶。
    
     雷慢慢说起那一晚的情节:本来他和晖配合的很好,是晖包里的摄像机被里面的人看出端倪,他们有闭录监控电视。于是雷就扶持着晖退到墙角,对方人太多,他和晖几次被对方扯开,雷又几次扑到晖的身边,雷抱住已然抖成一团的晖,在她耳边低低说,出去报警。然后夺过其中一人手中的铁棍,杀开一条生路,是晖逃脱的一条生路。
    
     但逃脱的晖并没有报警。
    
     雷分析原因,说是晖可能被吓坏了,整个人都陷入恐惧当中,当一个人被恐惧填满时,是不会想到别的。
    
     我问雷,晖事后来过、解释过吗?雷摇摇头,说,所以我感到痛苦,我也感到了晖的痛苦,她这个人外表大大咧咧,但内心却十分脆弱敏感。她一定是从恐惧中挣脱,又陷入深深自责中了,其实我一直想告诉她,那不是她的错。我无声地望着雷,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雷苦涩地笑道:本期与她相濡以沫,没想到只能相忘江湖。
    
     第二天,我电话打到电视台找到晖,告诉她雷的话。晖在那头压抑着哭起来,只是说她对不起雷。我说你去医院看看雷吧。晖说她去过快十多次了,每次走到医院门口,她就浑身抖起来,怎么也控制不住,她说,她是没脸面去见雷,她真不知应该怎么面对雷,再等等吧。
    
     雷终究没能等到晖,我知道他是带着深深遗憾离去的。
    
     翡翠幸运星
    
     ● 李其志(济南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她忘记了当初怎样开始,只知道那颗翡翠幸运星跌落到那个角落时,是一个结束。如今,记忆在她的脑子里是乱糟糟一团,每一条思绪都在左突右冲寻找生路,她在后面紧追不舍,虽然杂乱不堪,但现在除了这些不停回闪的片断,她还能有什么呢?这真是悲惨一刻,惨得无法再惨,因为一切都无法挽回。
    
     从医学院毕业后,她远离父母亲来到这个城市的一所区级医院,先做外科见习医生,医院的条件有几分简陋,她跟随的主治医生对她说,怎么办呢?区级医院就是这个样子,比不上大医院,习惯了就好。她想主治医生想错了,误认为她在嫌弃,其实她连欢喜还来不及呢。穿上白大褂,把齐肩的长发一丝一缕地藏进帽子里,一张俏丽的脸颊就很突兀地显露出来,来看病的病人们冷眼一瞄,便知了她资历还嫩,要看病还是要找老气横秋的医生。她注意到病人的表情,肚子里便笑,没有怨的意思,脸上竭力装出来的老诚,但无法扼制的暖意,在病人渴望地注视着主治医生的视线中,如花苞慢慢开放,她是她们科室的一道风景,有病人在留言簿这样写。这岂不成了花瓶,虽然她并不讨厌花瓶。
    
     每周都会有一天值夜班时间,她和他的故事是在一次夜班时不期而至。他是个警察,但那晚他并不上班,凌晨1时他下岗,骑着自行车回自己的宿舍,宿舍不远,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一段路的一侧是泄洪沟,在经过时,他听的呼救声。
    
     拦车,送到医院,已是近凌晨2时,腿部受伤的妇女重极了,压在背上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在他踢开急救室门时,她正在里间假寐,头脑昏沉沉的,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得心里一抖。站起身跑出来,便被他喝住,说这人腿伤的不轻。她说我去叫人。他说你不是医生吗?她的脸一红,遂即在惨白的灯光下隐去,说:我是见习医生。
    
     伤者做手术需要交钱,他掏遍所有衣袋只有二百多元,他把警官证拿出来,说把工作证放在你这里行吗?收款窗口里说,工作证怎么行,没钱不行。但还是伸手接过他的警官证。嘟囔了一句:噢,是警察。好在伤者的亲人很快就联系上,待来到医院后,不停追问医生怎么样了,他环顾四周,有些疲惫地对留在门外的她说:没事儿,我先走了,见习医生。
    
     后来,她去过警队一次,是去送给他警官证,他出外勤,没见到人,就把警官证放到别人手里,并说,这个同志真不错,你们领导可要表扬他。那人说,这么丁点儿的事,有啥好表扬的。她觉得这人有些不可理喻,有心把警官证要回来,亲自交给他,但终究没有说出口。事后,她又打电话找到他,问工作证拿到了吗?他说拿到了谢谢你。她沉呤半晌,说你们那儿人怎么那样啊,我说让领导表扬你,他们还不屑一顾。他笑道,你怎么知道没表扬,会上说了,可让我不好意思,的确是丁点儿的事儿。另外,那天我同事逗你玩哩,说你不识闹,一句话小脸儿就沉下来。她有些恼,说,真没意思,说这话,我挂了。
    
     她以为那个电话便代表着一个结束,可没想到一个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没出一周的时间,他和同事在外面巡逻时,又遇到一起交通事故,血糊淋拉地把伤员送到就近的医院时,又是她值班。他一皱眉,说怎么又是你啊?她心里来气,脱口而出,说:对了,我们就是一对冤家。话出口,又觉不妥,脸涨得通红,又不懂得掩饰,只好转身离去,走了几步,被主治医生叫住,说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唧唧你我地吵嘴。她转回身,有些委屈地想,本来没什么,这回反到象真的了。
    
     那次受伤的是一个外地进城的农民,简单处理伤情后,医院说不交押金怎么行啊?到时候若是欠了款,谁负责。于是一时便僵在那里。她有些不知所措,他说先救人要紧不是,出了问题,我们警队担保还不行?医院说不行,这责任没法子说。他咬咬牙说,那就我个人担保,我签字还不成。医院说,这何必,这何必。她在一旁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往前靠靠,说,我也可以担保,病人没有钱,扣我工资。
    
     那笔手术费不是小数目,她有些惴惴不安,悄悄问他,能找到他的家人吗?这时他们就有种同患难的感觉了,他故作轻松地说:怎么会找不到呢。那两周的时间,他们联系热络起来,中心话题就是找伤者的家属,焦灼、无奈,还渐渐生起来那么一点点若有若无的怨。
    
     找到伤者的家属,并把他们接到医院时,两人都有些欢欣鼓舞,见面后咧开嘴傻傻地笑。这笑,更多的是酸楚,苦、累还有担忧,只有他们两人心里最清楚,那真是漫长的两周,本以为它没有尽头,会离绝望越来越近,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好心终有好报,他们苦尽甘来。
    
     那颗翡翠的幸运星就是过后不久她送给他的。他很喜欢那种颜色,但有些犹豫地说,警察不许戴首饰呢。她说挂在脖子里面,没人知道,他点了一下她的鼻尖,说,你知道。
    
     她一直没有怀疑幸运星会给他带来好运,至少也会让他逢凶化吉,在那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感情浓得无法开化,她暗暗想,这也有它的一份功劳吧。但她怎么也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从血淋淋的场面开始,也要以血淋淋的场面结束。午夜接到警队打来的电话,她在家里正做着一个纠缠不清的梦,恍惚中,她拿起电话,听到他与歹徒搏斗身中数刀时,一阵阵颤栗袭来,刚才的梦境一下清晰可辩,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问清送到哪家医院后,说,我马上过去。
    
     在急救室外面,许多警察都在那里,急救室上面的灯亮着,手术正在进行。她知道此刻急也无用,只能听天由命。悄悄坐在走廊的连椅上,谁也没有打搅。一丝跳动的暗光从对面连椅下射入她的视线,她走过去,弯下腰,把它捡起来,上面粘着血迹,此时看它,怎么都像是一滴苦涩的泪珠,被人不经意间,洒落在角落里,然后,慢慢蒸发,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身体很好
    
     ● 嗤悠(太原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三年前,父亲在医院做食道开胸术。术前,父亲每天都去隔壁206病房打探情况。206病房的病人姓张,我们办好住院手续那天,他刚巧从手术室被推回来,也是食道开胸手术。
    
     父亲问他:术后是不是很难受?如何难受法?刀口痛不痛?不吃东西饿不饿?
    
     我悄悄对着他使眼色,因为我一直将真相瞒着父亲,所谓的食道开胸术实际就是食道癌手术。孰料那人看也不看我,说,难受你也得做,活着啥滋味都尝尝,才叫不白活。你以为你得的是癌?不好得,那病。
      
     有一次说起这手术的效果,张大爷说:我不指望多活,再来个十年八年就可以了。他儿子说:满足吧老爸,好人也就活那么大岁数,谁能长生不老呀。他们父子的乐观感染着父亲,他也不那么悲观了。
      
     出院后,父亲常常给张大爷打电话,问他有什么反应。张大爷接电话,每次都说很好。父亲的笑容便渐渐多起来。
      
     一年后,父亲恢复得很好。隔段日子,父亲便给张大爷打个电话。后来总是张大爷的儿子接电话,问他父亲怎么样,他说气色好,并叮嘱父亲多注意。
      
     今年,我恰好有事去他们所在的城市,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去看看张大爷。我打电话说明来意,他儿子迟疑着说,其实,我父亲一年前就去世了。我恍然明白,为了不让我父亲受打击,他隐瞒了这个事实。我说不出话,有泪流出来。
      
     回去后,我告诉父亲,张大爷面色红润,身板硬朗。父亲便像小孩子一样笑了。  
    
     踏过那十三级台阶
    
     ● 黄邦寨(重庆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我曾经有着快乐幸福的生活,不但有个善良美丽的妻子,一双活泼可爱的子女,还有一份理想的职业。可以说,温馨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让我尽享生活的甘美与亲情的其乐融融。
    
     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无疑是香醇的美酒,我感觉上天给予我的是无尽的关爱。
    
     但这好景并不长久,生活的噩梦便从天而降。三年前,我不幸患上一种令人丧失行动能力的慢性进行性运动神经疾病,开始是右臂和右腿,继而是左臂和左腿。医生断定我的余生将在轮椅上度过,除非有奇迹发生。尽管疾病缠身,起初的我凭借着车内的一套特殊设备,仍坚持着每天开车上班下班,因为每当看见深爱着的妻子与孩子们的时候,我总是鼓足勇气去面对这苦痛,维持着最后的乐观情绪。
    
     然而,那十三级台阶正逐渐消磨着我的意志,让我的绝望与日俱增。
    
     那是我家从车库到房门之间的十三级台阶。这上下班必经的十三级台阶几乎成了我生命的量规与码尺,成了我向继续生存进行挑战的寄身之所。然而,日复一日举步维艰的攀登让我开始感觉厌倦和消沉。每当我缓慢而痛苦地迈上一级又一级的台阶的时候,我时常会停下来歇一阵。我的思绪总是会飘回到那些美好的往昔之中--那时的我健康坚强,可以游泳、跑步、滑冰……而现在这孱弱的身体几乎不能征服这十余级台阶。不断加深的沮丧让我开始痛恨自己,痛恨这生活,我想我只是个步履蹒跚幻梦破灭的跛子而已。甚至在那一瞬间,我几乎要承认自己的失败,几乎要放弃这令人辛酸的台阶,躺下来等待死亡。
    
     就在我开始相信我是上帝指派来到这个世界遭受苦难的不幸者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的生命开始了全新的航程。
    
     那是夏季一个暴雨的夜晚,下班回家的我独自开车在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狂风暴雨猛烈地击打着车身。突然,我感觉手中的方向盘猛烈地晃动了一下,车向右边拐去,随之而来的是一声让我绝望的巨响--轮胎爆裂了。当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车停在路边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我知道凭我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换掉这个轮胎的。
    
     也许会有一辆过路的车可以帮忙,可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天气怎么会有别的车呢?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忽然想起路边有户人家,于是发动汽车,慢慢开到那个泥泞的路口拐了进去。还好,窗户是亮着灯的。我停下车,按了按喇叭。门开了,一个小姑娘走了出来,我对她说我的车胎爆了,而我自己没有能力来换,需要帮助。当小姑娘穿着雨衣再出来的时候,她的身后跟着个老人。那老人和我热情地打了个招呼,便在小姑娘的搀扶下慢慢开始工作。我感觉自己坐在干爽的车里,而那个老人和小姑娘却在暴风雨中为我换轮胎,对此我深感不安。雨小了些,我摇下车窗看着他们修车,心焦的我觉得他们干得实在是太慢了。只听见那个小姑娘说:“爷爷,给你千斤顶。”老人嘟哝着答应了一声,车身随后慢慢地升起来。接着车后又是一阵叮当声,伴随着老人和那个小姑娘低低的话语声。
    
     车终于修好了。当千斤顶收回的时候,我看到祖孙俩已经站在我的车窗前了。那老人穿着雨衣,看上去年老体弱,黑暗中似乎里面的衣服都已经被雨水打湿,而那个小姑娘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正抬起笑嘻嘻的小脸看着我。老人说:“这鬼天气,车子最容易出毛病,现在没事了。”“太感谢你们了,”我说,“我应该酬谢你们。”老人摇了摇头,“不用客气,小丽说你的腿不方便,我们很乐意帮忙。我想换了你遇到也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不需要酬谢。”我拿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说:“不,那样我的心会不安的。”老人无动于衷。这时小姑娘靠近车窗轻声对我说:“我爷爷是盲人,他看不见。”
    
     刹那间,我感觉时间似乎凝固住了。不安和羞愧噬咬着我的心灵,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一个失明的老人和一个年幼的女孩,在这凄风冷雨的夜晚为我换轮胎,在这冰冷湿漉漉的黑暗中用手指去辨别着螺丝和工具为我修车,而那老人所处身的是直到死亡来临也无从解脱的无尽的黑暗。
    
     那祖孙俩向我道了再见,回家去了。我看着那深受寒冷与雨水侵扰的祖孙俩的背影,陷入了深深的反省。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但当车子重新发动时,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沉溺于自怜中是多么的懦弱……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我生命的崭新航程。我依旧每天在攀登那十三级台阶,然而那意义已经不同。我踏过了那台阶,在超越的同时,我也懂得了尽可能去帮助别人的乐趣。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幸与困苦,但我们仍要满怀勇气和力量去面对。这是我们生存的尊严和前行的动力。我们应该虔诚地祈祷人与人之间的深切理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怀着诚心去改正。即使生活带给我们再多的苦难,我们仍要义无反顾地踏过那十三级台阶。
    
     反腐的成本有多高,腐败就有多猖狂
    
     ● 彭兴庭(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肖启伟,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原外科医生,2004年底以实名举报揭开了当地医药机构部分领导和医务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盖子。然而,57岁的他却不得不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独自到北方一家民营医院打工。(《新京报》3月22日,新华社电)
    
     上面的调查不但不了了之,举报材料甚至被转到院方;有关负责人在大会小会上对他进行不点名的批评;支持他的人被迫免职,甚至医院姓肖的,都受到牵连。肖启伟成了一个挡大家财路、脑袋不清醒的“异类”。这就是一个举报者为他的正义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这也是一个民间反腐人士的反腐成本:形影相吊、背井离乡。
    
     或许有人会与我一样感到困惑,举报材料是如何转到“相关利害人”手中的,院方领导又是怎么知道谁是举报人的?但我却了解,我国至今都还没有一套健全的举报制度,《举报法》年年讲,年年都被搁浅。“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常常成了“有关部门”的一纸空头支票。匿名举报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可是,实名举报,却面临更大的“人身”风险。“谁出卖了我?”,这是许多实名举报人最大的恐惧。
    
     肖启伟绝不是个案。因举报而受到威胁、被打压的,不在少数。而这里面大多数人又被迫选择了“禁言”。有骨气一点的,恐怕一生都得走上不归路。民间的反腐成本有多高,郭光允就是“样本”。为了揭开程维高的腐败事实,他举报8年,入狱3年,20名近亲属受到牵连。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刚刚被处决的亿万富翁袁宝璟,就是害怕一个名叫汪兴的人举报他的违法犯罪事实,于是出资数十万灭口;原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对举报人李春玉,采用过绑架、威胁、毒打等硬办法,也采用了下跪、哭泣、收买的软办法,可谓是软硬兼施。
    
     反腐败的成本越高,腐败就有多猖狂。老百姓的反腐热情,与买官卖官者的腐败热情本身就不成比例。《南风窗》记者石破就认为,老百姓对于理想秩序的支持是“无精打采”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账:我起来反腐败,即使能成功,摊到我身上的好处能有多少?如果我不反腐败,“不理想的秩序”摊到我身上的害处又有多少?
    
     反腐败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性,本就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事。然而,民间自古就不乏“反腐斗士”,事实上,现在被查出来的腐败案件,十之八九都是因为民间举报而最终曝光。虽然我们无法给予这些民间反腐斗士太多的回报,但是,国家却有义务将这些人的反腐成本降到最低,至少不应该受到太多损失。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从媒体的报导来看,几乎每一位热情高涨的“反腐败人士”,都有一本与腐败分子的血泪账和经济账。
    
     每年,人民检察院都会评选诸如“十大杰出检察官”、“优秀检察官”,纪委、反贪局也会评选 “十佳纪检监察干部”、“优秀反贪工作者”等。“反贪”是这些工作人员的职责,拿个“优秀”,只表明他们“爱岗敬业”。相对而言,广大的“肖启伟们”、“郭光允们”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他们是反腐战士,手中却没有枪,但他们却仍毫不畏惧地站在“反贪”的第一线。他们才是反腐战线上最可爱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首先应该给“肖启伟”及““肖启伟们”受勋。
    
     治理医疗腐败靠什么?
    
     ● 张世普(河南评论员、滑县 欧洲导报供稿)
    
     药价虚高尽管人们早有耳闻,但一份采自四川一贫困县肖启伟医生的药品回扣清单,还是不得不让人大吃一惊。清单显示,医院的零售价动辄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最低的罗红霉素分散片两者价差为1.6倍,最高的那琦针比率则达到92倍,价差之大超乎想象。而药贩子所给回扣,一般占市场药价的一半以上,最高的西米替丁针、那琦针则达到10倍、14倍。 (据20日新华社视点)
    
     卫生部部长高强看到新华社的报导后,专门找到他及另两位基层医务工作者,就治理医疗回扣等问题,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对话。高强部长在接见他时多次表示了治理医疗商业贿赂的决心,并指出治理医疗服务中的腐败问题,也是对广大医务人员的爱护。作为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反对医疗回扣,坚持正义,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2006年04月21日 现代快报 A19国内)
    
     医疗腐败以“回扣”居首,百姓痛恨所指也集中愤慨于 “回扣”。 百姓之所以深恶痛绝,是因为此顽疾久治不愈,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大家或多或少都对此有切身之痛。可以说,医疗回扣根治与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高部长勇于直面问题的做法和治理医疗商业贿赂的决心值得嘉许,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医务工作者有勇气和毅力反对医疗回扣就能根治医疗腐败了吗?新华社记者曾拿着那份清单向北京多家医疗机构求证,得到的结果竟然是:所列药品的医院零售价并未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医院药价,都在合法范围内。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个最高限价下,即使医生不拿回扣,老百姓也绝买不到便宜药品。
    
     每种社会存在都不是孤立现象,每种腐败都彼此互动共存,从而形成“并发症”。同样,医疗腐败成为积弊,也有多方因素。冷静思索,面对今天的局面,普通医务工作者的勇气和毅力究竟能起多达作用。肖启伟,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原外科医生,2004年底以实名举报揭开了当地医药机构部分领导和医务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盖子。然而,57岁的他却不得不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独自到北方一家民营医院打工。新华社3月21日的评论,我记忆尤新:“肖启伟的遭遇应属情理之中,因为如今的医疗回扣俨然一张巨大的利益之网,仅凭少数医务人员个人的努力,或许可以触动它,但难以撕破它。我们惊异于其黑洞之深、罗网之密,痛心于患者的无力呻吟。”我们看到的是,面对“黑洞之深”,普通医务工作者的勇气和毅力是多么单薄和脆弱。
    
     世界各国都有医院,医生也各国都有,能拿到回扣的医生除了中国很普遍别的国家却很少耳闻。为什么?难道别国的医生就见钱眼不开,都是些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大概不是,医疗“回扣”根本的原因一定不是外国医生比中国医生更有“定力”,而一定是现行的医疗体制、办院模式存在大问题。我国实行“以药养医”政策,药品在医院低价进高价出,已经不是救死扶伤的工具而成为医院获利的商品,而政府有关部门居然也允许医院药品价格高出市场正常价格92倍。
    强调医德和个人觉悟的反腐败,根本无法触及腐败的脏腑,其结果也是越治越腐,仅遏制医疗回扣一项,就是所有的普通医务工作者都有勇气和毅力抵制也不管用,你不扣还有人扣嘛,还是想想我们的医疗体制、办院模式吧!
    
     惠民医院为啥必须由“政府创办”?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惠民医院作为各地公立医院转变运行机制的探索试点,必须坚持公立和公益性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谈到惠民济困医院的评价标准时,明确提出六大特点,表示各地政府应从当地选择部分政府开办的综合性医院改建为惠民医院,这些医院应保证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卫生部认为,惠民济困医院应该是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新京报》4月11日)
    
     惠民医院坚持公立公益性质,由政府创办,这自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我们举双手赞成。可是,建设或者改建惠民医院,需要政府进一步大量的投入,也需要众多公立医院放弃“一门心思赚钱”的心态加以支持配合,这种由“政府创办”的惠民医院啥时才能真正惠及民众?这个“改造”的过程会有多久?
    
     公立医院原本就具有浓厚的公益属性。但由于各级政府的投入不足,导致了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荡然无存,变成了市场条件下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个体。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投入在短时间内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吗?情况不容乐观。因为,这不仅仅是财政资金注入的问题,还有政府观念转变、各方利益权衡等不确定因素纠缠其中,不可能出现“一唱雄鸡天下白”——各地公共财政都立即全力投入保障惠民医院的运营。
    
     另一方面,从公立医院中选择部分综合性医院改建为公益医院,虽然是成本较低的途径,但从利润无限的“盈利医院”转变为平价惠民的公益医院,不是换个“名称”那么简单,涉及到当事医院现实利益的巨大让渡,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
    
     与之相比,看病难、看病贵却是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支持和鼓励民营医院参与惠民医院的建设、与公立医院一道尽快构建惠民医疗体系,不失为可行之道。然而,卫生部尽管说“做惠民和济困医院是全社会的责任,积极欢迎民营医院来从事这项工作”,但却又在公布的惠民医院标准中强调“惠民医院必须由政府举办”,说明卫生部其实是不“喜欢”民营医疗机构的参与。
    
     这种态度令人遗憾和疑惑。惠民医院为啥必须由“政府创办”?对于老百姓来讲,不管是民营还是公立的,只要看病实惠,就是一种福音。担心民营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得不到保证?加强监管甚至给予一定的扶持就是了,这似乎又并不是问题。到底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惠民病床”会不会变成“空床”?
    
     ● 林金芳(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今年年内,北京153家二、三级医院均要按总床位数的5%设立“惠民病床”。北京市卫生局昨天召开2006年度医政工作会,部署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开展惠民医疗工作,保障北京市城乡低保特困人群和流动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和救助需求。(《新京报》4月18日)
    
     某省卫生厅曾经下过一个通知,名叫“关于在全省开展惠民医疗服务的意见”,建议各级医院“惠民病床数量一般不低于注册床位数的5%”。这个通知实在有点“逻辑矛盾”,既然是意见和建议,那就不是强制了,但它又要求各级医院“不低于”。这个“惠民病床”的建议,如今已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但被国家卫生厅认可,而且,在各大城市当作“民心工程” 被广泛复制。
    
     “惠民病床”,听起来是相当不错,只要是城市低保户,到医院看病,就可享受各种优惠措施。然而,“惠民病床”真能惠民吗?
    
     我的第一个疑问是,这样的“惠民病床”,由谁埋单?卫生厅作为医院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它要求医院开设一系列的“惠民病床”,又有什么依据?难道为了“政治正确”,就有权利无条件地要求医院“放血”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医院的账应该怎么做?“惠民病床”如果是由政府埋单,作为扶危济贫的一项福利,我想是可以的,也有充足的理由;但是,如果由医院买单,那么,这个“惠民病床”就显得有点“师出无名”了。
    
     “看不起病”,归根结底,这是政府的责任,说明政府工作还有待改进。医院虽然有义务“治病救人”,但却没有义务为政府的责任埋单,事实上,医院也很难担当起这个重任。
    
     在现实中,我们非常清楚,各个医院都有自己的利益。现在一道指令,要求这些医院开设一定数量的“惠民病床”。慑于行政的压力,我想,没有哪个医院敢不做。但是,各个医院即使设了“惠民病床”,那又怎么样呢?这就代表穷人从此看得起病了吗?我想,对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招,医院比谁都学得更快更好。医院与患者、上级行政领导之间,存在相当的信息不对称,或许这一阵做得不错,但过一段时间,谁也能保证“惠民病床”不会成了子虚乌有的空床呢?
    
     所谓“惠民病床”,这样的激励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漏洞。如果“看病难”能够以这样的“惠民病床”一劳永逸的话,那么,“看病”就不会存在什么难不难的问题了。这种“行政指针”的管理逻辑看起来成本似乎不高,也很有效,但是,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架子”。
    
     “指标管理”早应该休矣。我们说,制度是作为激励而存在的,制度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个人。对于医院也是如此,这个“惠民病床”的决策,对医院有啥好处?如果没有的话,医院又以什么可持续的动力去支持这项措施呢?事实上,医院不仅无法获得相应的好处,而且,还得付出一定代价。可以想象,当一个穷人来到某医院要求“惠民病床”,这个医院完全可以“我们不能看你这种病”等种种理由拒绝。“惠民病床”会不会变成“空床”?答案是肯定的。
    
     性别鉴定犯法,人流不犯法?
    
     ● 盛翔(杭州评论家 欧洲导报供稿)
    
     据《新京报》报道,是否应将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定为犯罪,各方争论激烈。为慎重起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进行第二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对原草案中有关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属犯罪行为的规定,没有作出修改,以待进一步研究论证。
    
     毋庸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待争议问题的这种审慎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将非医需胎儿性别鉴定纳入刑法,是否果真有利于遏制非医需胎儿性别鉴定以及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行为,我是很怀疑的。原因正在于,刑罚不是万能的。且不说这种没有第三者在场的两厢自愿行为很难取证,在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观念依然普遍的情况下,法律效果也断然不会好到哪里去——既然只能生一个孩子,为了能如愿以偿,即便坐几年牢大概也是值得的。
    
     民众选择去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原因是复杂的,决不仅是一个“封建迷信”或者“思想落后”就能解释;如果我们愿意设身处地地细心体味,就一定能够品出苦涩的味道——正如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所言,某人犯罪,绝非由于自愿,而是必然存在另外的原因。刑罚效力是有限的,只是社会用以自卫的次要手段,因此必须建立刑罚之外的补充策略。如果我们不能或者懒于找到并解决这“另外的原因”,不去建立更为人性也更为可行的补充策略,简单地将非医需胎儿性别鉴定定为犯罪,当然不会取得什么好效果。
    
     个人认为,就每一对父母而言,“影响了男女比例的平衡”不成其为将性别鉴定作为犯罪的理由;因为,只有在他们进行了性别鉴定并以此为据进行了选择性别的堕胎之后,才有可能影响到男女比例问题——但是这之中的前后因果关系,是很难认定的。进行性别鉴定满足的是身为父母的知情权,是一种应该被充分理解的准父母对未来子女的强烈好奇,对人对己对社会都不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只有选择性别的堕胎,才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所以,真正应该被定罪的是后者:“选择性别”影响了男女比例;“堕胎”更是“扼杀生命”。
    
     换言之,“选择性别”和“堕胎”才是犯罪行为成立的两个必要前提,仅仅着重性别鉴定无疑扩大了处罚范围。问题就出在,性别鉴定是“选择性别”的唯一证据;而唯一证据又难被认定与“堕胎”后果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于是,“选择性别”和“堕胎”两个条件实际上很难同时满足;所谓的“满足”只存在于人们在头脑中进行的合理联想,但是,合理联想是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因此,主张将非医需胎儿性别鉴定纳入刑法的人们,通常主要是严厉地斥责:“堕胎”行为是“扼杀生命”——任何婴儿,一旦形成坯胎,就已经具有生命意义,他的生命权不容剥夺,诸如此类。性别鉴定并不必然导致堕胎,将性别鉴定等同于“扼杀生命”,首先是偷换概念,这个上面已经分析过,暂且不说;退一步,就算性别鉴定与“扼杀生命”可以等同,难道“扼杀生命”就属性别鉴定最甚吗?正规媒体上铺天盖地在做的“无痛人流”广告,岂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扼杀生命”吗?难道,必定而且是批量“扼杀生命”的人流术不犯法,不一定“扼杀生命”的性别鉴定反而却犯法?
    
     怎样“唤醒”明星的社会责任感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4月17日,国家工商总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公布了一批今年第一季度监测到的虚假违法广告,其中包括北京新兴医院在地方卫视播出的《新兴晚会》栏目、华都中医院等北京9家医院发布的医疗广告。(见《新京报》4月18日)
    
     2005年,新兴医院发布的虚假违法广告,被国家工商总局和北京市工商局叫停。时隔不到一年,新兴医院广告再上违法榜,令人大跌眼镜。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本次违法广告中又一次出现了唐国强等演艺界明星的“踪迹”——新兴医院在外地电视台播出的《新兴晚会》栏目中讲述了第二届“新兴妈妈回娘家”联谊会的状况,著名影视演员唐国强,歌星付笛生、任静夫妇到场助兴。
    
     我们都还记得,去年新兴医院广告事件曝光后,媒体、公众纷纷质疑和谴责演艺明星参与虚假违法广告的宣传,明星群体社会责任感的缺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北京市消协还为此向社会公开发表了《致社会名人、明星的一封信》,建议明星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拒绝承接虚假和可能对公众进行误导的广告。
    
     然而,社会的批评和质疑言犹在耳,曾经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唐国强先生又一次出现在近乎“翻版”的新兴医院违法广告中。显然,社会舆论的道德拷问并没有引起唐先生一丝半点的重视和自省,在公共利益和巨大的金钱利益面前,他仍然选择了后者。这就警示我们,指望明星的道德自觉来维系明星的社会责任感纯属徒劳,必须要反思更为有效的途径,去“唤醒”明星的社会责任感。
    
     虚假广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为之做广告的明星无疑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从现实看,对这种行为,有关部门仅仅停留在“规劝”的层面,如何去追究明星的责任很少提及,也没有哪一个明星为之付出“代价”。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明星为牟利而替虚假广告代言之风。明星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固然有其自身素质问题,但制度惩处和约束的缺位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尽快对“不良明星”的相关责任进行认定、查处和追究,加大其违规“代言成本”,是“唤醒”明星社会责任感的根本途径。
    
     否则,倘若我们对此仍然是局限于舆论层面的“呼吁和谴责”,结果只会有一个——该“代言”的依旧会去“代言”,唐国强的行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免费护理
    
     ● 嗤悠 (太原散文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双休日的百货商厦,人头攒动。穿着一身名牌的大李悠闲地坐在大门外的石椅上,身边搁着一只黑色的提包。
      
     “这儿有人吗?”“没人,您坐吧。”大李边说边拿过提包,为对方让出了位子。
     
     那女子刚坐下,就用两眼盯着大李的脸,大李被她看得都不好意思了,便要起身离开。那女子却微笑着打招呼:“对不起?熏老板,恕我冒昧,给你提个醒。”大李重新坐了下来:“有话请讲。”
      
     女子掏出一个红本本:“我是施尔美美眼护理中心的职工,这是我的工作证。根据我的直观感觉,你的眼睛处于超负荷疲劳状态,这不仅会直接影响你的英俊和潇洒,而且会引起视网膜神经麻痹,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她说着,伸出两只嫩笋般的粉指,就去翻大李的眼皮。大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听任吩咐。
      
     女子翻完眼皮,嗔怪地说:“咳,你们这些大老板,都有一个通病,只顾创业不顾身体。看在帅哥的面上,今天给你免费做一次眼部护理,绝对不收一分钱。过几天你感觉好了,就接着做一个疗程。”女子说着给了大李一个甜甜的笑,然后不由分说拉着大李的手往前走去,一直走进一家宾馆的客房。女子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点。她让大李把外套和提包挂好,然后清洗了双手,便从提包里掏出一支眼药水,轻轻地给大李点上。
      
     突然,大李惊呼起来:“哎哟,这是什么眼药水,我的眼皮都睁不开啦!”
      
     “哈哈哈!我的大老板呀,你就乖乖地在这儿躺着吧。本女子要借你的钱包和手机一用。”
      
     “骗子,你这个骗子!”大李绝望地吼叫着。
      
     “我是骗子,可惜你没法抓我呀。你的双眼被特强胶水粘住了,只好等医生来割开你的眼皮啦!拜拜!”  
    
     社会为“真话”预留了多大生存空间?
    
     ● 盛翔(杭州评论家 欧洲导报供稿)
    
     昨天刚看完央视报导的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的遭遇,今天又看到目睹王建民死在同仁医院全过程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派出所保安祁利刚因为出庭作证而被辞退的新闻(3月29日《新京报》),一个痛苦的提问开始盘亘在我的脑际始终不愿离去:我们的社会究竟为“真话”预留了多大的生存空间?
    
     李文娟因为举报自己单位人为少征税款等违法违规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两度辞退,并被劳动教养一年,至今依然没有工作,其老母亲差点被吓死,儿子遭遇了童年人不能承受之痛,性格变得特别孤独,李文娟本人一度想到自杀。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已经亲口承认,如果再让她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
    
     而祁利刚呢?出于良心的不安和起码的良知,为痛苦死在医院而无人问津的农民工王建民作证,等待他去面对的就是丢掉饭碗的结局。选择生存还是选择良心——仅仅是说一句真话,就必须面临如此沉重的选择。
    
     我很诧异,举报单位腐败,不是被写到《公务员法》里去的公务员基本义务和权利之一吗?保护病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难道不是医院保安的基本职责之一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机制会鼓励每一个人都去敷衍塞责,都去玩忽职守呢?法理何在?正义何存?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谎言国里,人之初时我们原本只会说真话,真诚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性。可是一旦我们开始在社会染缸里浸染,我们都开始说谎话了,上到统计资料、官员政绩,下到邻里街坊、父子兄弟,整个都是谎话连篇。大贪官无时无刻不在高谈反腐倡廉,官员对百姓许愿时他们自己都不信会有实现的一天,明明污染得不行偏要说是“管道维修”,明明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限度偏要说社会公平。
    
     社会对真话的定向打击是显规则,讲真话将面临的代价都是“想得到”的,而那些说真话的人遭遇的悲惨也都是“看得见”的;社会对谎言的热情鼓励是潜规则,虽不能公开听到鼓励说假话的言辞,但是人们能从谎言得到的掌声里听见,也能从谎言得到的奖赏里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保护举报人”的档政策不敢相信,对“整死你”的高官诳语却不得不信;权贵要求的伪证我们不得不做,微小的良心只能拿去喂狗。
    
     “敢于说真话”常被作为美德拿来教育国民,这印证了真话在我们时代的极度稀缺,和假话在我们时代的极度泛滥。可仅仅一个“敢于”实在是太沉重了,因为紧跟“敢于”的将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打击报复,是生存的痛苦,乃至生命的威胁。选择真话也就选择了苦难——个人不顾小我之悲用良知支撑起的真话空间是非常有限而且脆弱的。因此,“敢于说真话”在成为一种国民素质要求之前,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机制的保护。
    
     驱除谎言,必须从保护真话开始。让说真话的人生活得幸福,本身就是对假话发生的一种遏制。而意图保护所有的真话,首先又应该从保护引起广泛关注的真话开始。只有政府和社会能够保护好一个又一个的李文娟和祁利刚们,真话“再生”的朝霞才会在东方的天空出现。
    
     知识分子应该是道德的标高
    
     ● 李北陵(重庆作家 欧洲导报供稿)
    
     近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在京召开座谈会,提出了一个命题:知识分子要做社会荣辱观的模范实践者和引导者。(3月30日《工人日报》)
    
     对这个命题,我之所以深以为然,是因为我认为,社会的荣辱观建设,看重未来——青少年教育固然没错,但当下更应该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主导作用。
    
     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尽可从字典词典中找出种种标准答案,但我以为,所有字典词典给出的定义,都不足以概括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有三个特征:一是关切政治。他不一定要从政,但他对政治一定要关切,如果一个人对广义的政治,也就是儒家所谓的“经世济民”一点不关切,很难说他有知识分子的性格。二是参与社会,他必须对社会现实问题抱有兴趣,如果一点兴趣都没有,按西方的精神传统来说,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三是重视文化。对学术和知识的重视,对文化的重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史哲类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它群体的重要方面。同时具备三个特征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
    
     也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顶帽子,随便哪位都可以捞一顶往头上戴。知识分子首先有四层含义:第一是有独立的人格;第二是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第三是能够批判社会;第四是很有意思,有一种性情,也即我们说的“性情中人”———就是绝不压抑来自天生的、本性的东西,用了网络语言说,就是“好玩”。不具备四个条件,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
    
     但我更推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
    
     惟其因为健全的知识分子内涵中有着这两个条件,知识分子也就不同于普通庶民。有资格或正做知识分子的人应当珍惜。而珍惜的第一要义,就是不忘知识分子是一种责任。
    
     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自设的,而是社会的必然要求。因为,第一,人格的独立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惟一理由,知识分子的最大价值就在于特立独行。在物欲横流、浮躁不安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尤其应该表现在排除现实利益的诱惑,不被强权左右的正义和良知,始终保持道德原则,既敢于批判既有的社会价值观,也有勇气批判自己的价值观,身体力行地弘扬一种“道”——为社会提供、创造尽量可靠的价值判断;第二,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文明,都需要有一个德高才备的群体来承受创造知识、传承知识、积累知识的使命,并言传身教。知识分子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承担了历史赋予的这个重任;第三,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是社会的最先觉悟者,对社会产生着影响,应当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正因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文明发展承担着不一般的责任,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就应当成为一种标高,每个有资格做知识分子者都应当努力成为一个道德标杆。
    
     自然,知识分子要做社会荣辱观的模范实践者和引导者这个命题中,既包含着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也包括着对少数头顶教授、学者、专家桂冠却行为让人不齿的“知识分子”的批评。这少数人,追名逐利、欺世盗名,附权阿贵、亵渎真理,不但毁了自己的名誉,损坏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为青少年做坏了榜样。现在该是向他们棒喝的时候了。
    
     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历史使命,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社会的希望所在!任它风吹雨打,鱼虾相戏,狂浪拍击,我自则屹立不移,这才是公众期待的知识分子形象。
    
     高校实验室何以成了罪恶之源
    
     ● 彭兴庭(南昌评论家 欧洲导报供稿)
    
     近日,武汉某高校医学院药剂系实验室突然来了几名民警,将正在“潜心工作”的副教授王某带走,当场查获冰毒430余克和“麻果”粉末406余克,还有用于制造毒品的香精、色素等配剂和电热干燥箱、压片机、模具等工具。王的同事们一头雾水,他们并不知道,这位副教授刚才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研制新型毒品“麻果”。(《新京报》4月26日)
    
     又是一起高校教授在高校实验室研制毒品案!今年2月份,江西警方就查获一起特大制售毒品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特大制售毒品案的主犯胡某竟是南昌某高校女教授。胡某利用自己所学专业及学校的实验室,担任起技术攻关的责任,其丈夫刘某则负责联系贩卖。
    
     此案在引起了巨大轰动。为此,江西省教育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个高校引以为诫。然而,时隔不到两个月,类似的案件就再次发生在与南昌相隔仅400余公里的武汉某高校实验室。高校实验室成为毒品的研发基地,其实还有很多先例。台湾大学一位讲师,就在实验室里用专业知识生产毒品,他还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化学与机械双料硕士;而在意大利,一所高校干脆与黑手党勾结,以大学作掩饰建立一个犯罪集团,向成员传授如何制造毒品的秘决和配方。
    
     高校有着研发毒品的“天然优势”。高校实验室一般都设施齐全,科技含量高,大学实验室里面的科研人员,除了拥有相当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与外面汹涌的商业浪潮相比,他们中大部分都过着较为清苦的生活。一旦被毒枭控制,高校实验室成为毒品的“研发基地”,并不是没有可能。这些案件绝不仅仅是个案。有第一起,就没有最后一起;能够研制毒品,就还可以研制其它非法的药剂和产品,甚至病毒。有一部电影叫“罪恶的实验室”,我想,也不是空穴来风。
    
     据笔者了解,现在各个高校对实验室的管理都在进行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开放,据说,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中高校实验室的职能扩展”。为了让高校的实验室得到充分利用,与企业的合作程度已经是体现实验室价值的重要指针。这其中,难免有些不正当的公司以合作为名,行“违法”之实。而作为监管者的高校,更多时候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并不会花多少精力去追究“产品”被企业用来干什么。于是,高校的实验室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沦为毒品的研发基地。
    
     读过大学的人一般都清楚,实验室根本就没有严格的“准入制”,如果你想进去,基本上很容易,更何况是工作人员。清华大学曾被曝“砣中毒”的事件,学生能够轻易地从“戒备森严”的实验室中拿出这种东西,实验室的大门竟然形同虚设。清华高校犹如此,何况地方高校。有专业人士曾经撰文认为,高校实验室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主张让实验人员自我运行、自我调节。如今看来,如果真如此管理,电影中实验室成为毁灭世界的罪恶之源,恐怕真要在现实中重演了。
    
     “举报者”的鲜血不能成为腐败的润滑剂
    
     ● 萧坊(南昌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因具名举报腐败而遭到报复。龚远明在自家门前遭到三名陌生男子砍杀,左脚脚筋被砍断,头部受到重创,至今仍未脱离危险。据报导称,这三名陌生男子是外地的,有可能是职业杀手。(《新京报》4月9日)
    
     又是一名举报者流下了鲜血。我相信,大多数人与我有着同样的困惑,被举报者又是怎么知道的举报人姓名的?为什么“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老是成了“有关部门”的一纸空头支票?匿名举报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可是,实名举报又面临巨大的“人身风险”。“谁出卖了我”,是许多实名举报人最大的恐惧。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稍远一些,揭发程维高腐败行径的郭光允,他举报了8年,结果入狱3年,20名近亲属受到牵连;举报“下跪副市长”李信的李春玉,则不但遭遇过绑架、威胁、毒打等硬办法,也遭遇到了下跪、哭泣、收买等软办法。稍近一些,则有举报医药机构收受商业贿赂的四川达江医生肖启伟,他的下场是“提前退休”,最后“远走他乡”;还有就是李文娟,她因实名举报鞍山市国税局存在人为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先后两次被单位辞退,甚至被无端地劳教1年。
    
     从媒体报道来看,几乎每一位热情高涨的民间“反腐人士”,都有一本与腐败分子的血泪账和经济账。反腐败本就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事。笔者曾经撰文认为,反腐败的成本多高,腐败行为就有多猖狂。换句话说,如果“举报者”的鲜血成为腐败的润滑剂,那么,“举报者”的血流得越多,腐败也会越猖狂。
    
     为什么举报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报复?从表面上看,报复人是为了阻止举报人,是为了报复而报复。实质上,报复者对“报复”同样进行过严格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在他们看来,是因为报复行为“东窗事发”的可能性不大,收益大于成本。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是有依据的。事实上,现实中大多数举报者在遭到报复后最终会选择“忍气吞声”,从此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新华社也有过一个报导,说我国的刑事破案率大约只有30%。对于这种“有背景”的报复行为,更是如此,难怪有人事后在法庭上说,查到我,算我倒霉。
    
     从犯罪经济学上来讲,要遏止“报复”,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增加报复成本,二是减少报复收益。要增加报复成本,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比如说,对举报人,非常有必要制定一部《举报法》,关键时刻,也应由国家出资,专人保卫。我们知道,腐败者的报复,最终都会回到“争权夺利”这个焦点上来。也就是说,官场寻租的空间越大,针对举报人的种种“报复”存在的可能性也越大――腐败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诱惑他们采取各种极端手段。
    
     “举报者”的鲜血不能成为腐败的润滑剂,他们的鲜血,应该是社会民主、政治清明和贪污腐败减少的助推器,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指路灯”。社会自古就不乏“反腐斗士”,事实上,现在被查出来的腐败案件,很多都是因为民间举报而被最终曝光。虽然我们无法给予这些反腐斗士太多的回报,但是,国家却有义务将这些人的反腐成本降到最低,至少不应该受到太多损失。保护举报人,就是保护社会正气,保护人民的利益。
    
     举报,让我欢喜让我忧
    
     ● 陈文祥(江苏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北京市建委提出,北京在施房屋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及正在实施的各类拆除工程、空闲建设用地必须全部达到“五个100%”。即:工地沙土100%覆盖、工地路面100%硬化、出工地车辆100%冲洗车轮、拆除房屋的工地100%洒水压尘、暂时不开发的空地100%绿化。同时,北京市建委和各区县建委公布了举报电话。市民如果发现有违规的工地,可随时进行举报。(4月23日新京报)
    
     面对一长串的举报电话号码,人们仿佛看到了北京市建委遏制工地扬尘的“良苦用心”,或许是因沙尘暴害苦了,或许是遏制工地扬尘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或许是整治扬尘是个“高难度”动作,又或许是查处的人手不够,反正,一句话,整治扬尘不能少了“举报”。换句话说,有扬尘,如果你不举报,那只有吃扬尘的份了。
    
     众所周知,任何公民,对各种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以及伤害群众利益,影响百姓生存的不良行为,都有权利、有义务进行举报。而不断完善的举报制度,举报途径,举报方式,充分显示了让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当家作主氛围。这无疑是举报人的一大幸事,更是法制社会、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
    
     纵观时下愈演愈烈的“举报”热,我们仅有的一丝高兴,马上让更多的忧虑所替代。举报满天飞,职能部门的监管影子“失踪”了,督查缺位了,举报,反而大行其道,喧宾夺主。环保要举报,教育要举报,卫生要举报;事故隐患要举报,安全违法要举报,弄虚作假要举报,什么都指望“举报”,不知有关职能部门是否在吃“老米干饭”?如果说不举报,是否对违法乱纪之事、伤天害理之事,我们大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亦或睁一眼闭一眼 ?还是装聋作哑?什么都指望“举报”,老百姓又没得“三头六臂”?举报越多,是否意味着我们失职越甚?不作为越厉?
    
     再说,什么都指望“举报”,哪些举报号码几人记得住?又有几个举报人不担惊受怕,会不会象因举报假劣输气器带来种种厄运的陈晓兰,因实名举报国税局违法被劳教的李文娟,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因举报县领导违法乱纪被砍断脚筋,即便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有没有举报的冲动、热情,也是一个未知数。倘若,少了举报人,我们是否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告”不查?不“告”不罚?不“告”不犯?再则,举报之时,大多属既成事实,或多或少已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了负作用,这个“单”又该由谁来买?
    
     该出手时就出手!举报,不是灵丹妙药,更不能成为“镇山之宝”,莫依仗举报,荒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
    
     “轮岗反腐”是一种懒汉思维
    
     ● 陈一舟 (山东评论员、淄博 欧洲导报供稿)
    
     “在医院院长、药剂、设备、财务等重点岗位,建议实行干部轮换任期制,每2年轮换一次。”在近日召开的深圳卫生系统治理医药购销商业贿赂会上,深圳市卫生局长江捍平提出上述建议,希望借此防范职务腐败和商业贿赂。据悉,上述建议将被卫生局党委讨论研究。(见《新京报》4月28日)
    
     从理论上讲,如此制度让医院包括院长在内的医院干部的流动性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职务腐败和降低行贿现象;但从现实来看,此举弊端多多应该慎行。
    
     显而易见,2年的任期,一些医院管理者刚刚熟悉和掌握了本岗位的业务知识,就要被匆匆调离,频繁的职务交接势必会带来工作流程的“不顺畅”,极易出现程序上、业务上的种种“纰漏”,不利于医院的正常运营和健康发展;同时,职务、岗位的不断轮换,会造成相关人员的人心浮动,打击他们爱岗敬业、发挥才智的积极性。
    
     其实,就是在制度的效果上,“轮岗反腐”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众所周知,医疗商业贿赂现象的泛滥滋生,根子在于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如果这种体制继续有形或者无形存在,医疗腐败就难除——在哪个医院当院长、当多长时间,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该收贿赂还是会收,见不得光的黑色医疗购销链条还是会在职权的庇佑下继续流通运转。换了院长,行贿者不过是换个行贿对象而已;而换了岗位,受贿者无非是面对不同的行贿者罢了。
    
     因此,打击医疗腐败现象,除了对医疗从业者大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之外,还是得从体制入手,在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制度的预警、监督、惩处功能,打破某些医疗从业人员与药商之间形成的“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我以为,这才是彻底杜绝医疗商业贿赂的治本之道。
    
     在我看来,推出“轮岗反腐”来遏制医疗腐败的做法,是一种懒汉思维——试图以一种制度的出台,来逃避反医疗腐败中长期细致周密甚至是繁重的行政监管压力、责任。或许想走走快捷方式、“一劳永逸”,可事实上却只能徒劳无功。最终,免不了还得“推倒重来”,再次举起制度反腐的大旗。
    
    
     投诉电话,我先要“投诉”你
    
     ● 陈文祥 (江苏评论员 欧洲导报供稿)
    
    
     今后,老百姓有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问题,都可拨打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投诉电话。昨天,该局公布了全市14个投诉电话。(4月26日现代快报)
    
     南京的老百姓,福分哩!14个投诉电话,谁能不说是14个“护身符”,有14座靠山保驾护航,无论药品、食品,还是保健品、化妆品,谁都有一百个理由去放心消费,即便碰上假冒伪劣,也不会手足无措,14个投诉电话,会让你投诉有门,维权有道。由此来看,我们应该给14个投诉电话来点掌声才是。
    
     不过,高兴过后,掌声之余,我不得不问问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假若有一天,你消费消出了麻烦,消出了苦恼,消出了怒火,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于是你便想到要投诉,可14个投诉电话号码你记得吗?
    
     能不能象拨“110”一样信手拈来,或者说象“12315”那样脱口而出?
    
     时下,阳光政府正全力打造阳光工程,各行各业都争打“服务牌”,“诚信牌”。为了给老百姓一个满意,大家把公开投诉电话,当成了服务品牌,致胜法宝。于是乎,仿佛一夜间,投诉电话如雨后春笋,教育,卫生,环保,物价,城管,投诉电话一说一大串,甚至于公交投诉,超载违章投诉,房屋装修投诉,也竞相公开投诉电话,而更令人费解的还在于,诸如水电,保险,法律这些所有城市共有的消费信息,投诉电话却是张三是一个版本,李四又是一个版本,也就意味着,你在南京打的水电投诉号码,到北京就失效了。如此的不便,又从何保证投诉电话的畅通无阻?又如何让老百姓“投”的方便,“诉”的顺心?
    
     投诉电话,本身没有错。公开投诉电话,也称得上是一件好事,可为何叫好不叫座呢?根子是,我们好事没有办好,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甭说老百姓没有三头六臂,即使有水平,有时间,有记忆力,这么多的
    
     投诉电话号码谁能记住几个?记住又能保证不打架?时间长了会不会忘掉?是否让老百姓天天背电话号码?不然,只有背着计算机去投诉!
    
     以服务人民为荣,我们不能放在嘴上,投诉电话之所以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服务不到位,前不久,“110”、“120”、“119”都三台合一了,投诉电话为何还各自为阵?教育,卫生,环保,物价,城管,全国为何不能公开一个统一的投诉电话号码?这不仅节省公共资源,更方便百姓,如此双赢之举,
    
     难道非得等老百姓“投诉”?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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