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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光-宗教自由的法律维度:中国的现实和前景(图)
(博讯2006年5月11日)
    李柏光-宗教自由的法律维度:中国的现实和前景
    
    (Dimens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The Reality and Prospect in China)
     (本文为作者出席2006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上的发言 )
    
    李柏光
    (2006年4月)
    
    目 录
    
    序言:宗教信仰——维系人类幸福的重要支柱
    一、中国法律体系中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执法机关侵害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模式
    四、权利:如何从书面文字生长为具体的生活形态
    ——通过法律搏弈来捍卫宗教信仰自由
    后记(Epilogue)
    
    序 言 宗教信仰——维系人类幸福的重要支柱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 华盛顿的就职演说和告别演说中关于宗教信仰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有精彩的论述。乔治·华盛顿在其就职演说中谈到了美国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国家的政策将会以纯正不移的个人道德原则为基础……这个自由政府将以它能博得公民的热爱与全世界的尊重等特点而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注①)
    在总统任期届满后的告别演说中,乔治· 华盛顿论述了宗教和道德作为维系“人类幸福之重要支柱”的珍贵价值:“在导致政治昌明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它们与个人的和公众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即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须简单地问一句: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藉以调查事件的誓言中,那么,哪里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 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不依靠宗教就能够维持。尽管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心灵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注②)
    宗教信仰对社会政治、道德,对维系人类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世界各国都在本国的宪法和法律中把宗教信仰宣布为法律上不可易移的个体权利,这一现象成了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法律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标志性成果。这一成就,是基督教新教徒经过了几个世纪血与火的抗争,付出了沉重巨大的生命代价后取得的。把宗教信仰自由正式宣布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性权利并由国家强制力来加以捍卫,这在清教徒先辈建立的美国开了先河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不仅捍卫本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还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宗教信仰自由。美国国会通过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开宗明义告诉世界:“宗教自由权利是美国建国之本和生存基础。我们建国之父中的许多人逃避海外宗教迫害,在他们的内心和头脑中憧憬着宗教自由的理想。他们通过法律把宗教自由权利确立为一项基本权利和我们国家的一个支柱。从她诞生到今天,美国一直珍视宗教自由这一传统并通过为宗教自由仗义执言和为遭受宗教迫害的人们提供庇护而为这一遗产增光。”(注③)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把宗教信仰自由宣布为一项基本人权以来的两百多年里,宗教信仰自由及其实践作为一项普遍的基本人权而获得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的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宣言所承认和保护。例如:
    (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都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来表达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1966年12月16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此外,《联合国宪章》、《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不宽容和歧视国际宣言》以及《赫尔辛基协议》等国际法律文件都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是当代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观。
    如今,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已取得这样的共识: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伴随其终生的一项基本的精神自由(Spirit Freedom)权利,任何为所有人谋求正义的政府都有责任保护其国民的这项基本权利,而不论其种族、性别、国籍、宗教信条或国家等差异性,公民的这一权利永远不得被任何政府以任何形式加以剥夺或禁止。
    然而,在世界许多国家,无论是在权利的立法层面还是在权利的实践层面,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普世的基本权利的发展程度并不均衡,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在立法和实践中呈现出肯定性保护和否定性剥夺或禁止的相互矛盾冲突的权利结构形态。这种内含矛盾冲突的宗教信仰自由模式成为理性思考的重点:如何改善或消解权利和自由的内部矛盾冲突机制从而使权利和自由走向独立和健康的生长。
    为了了解这种在法制层面上互相矛盾冲突的宗教信仰自由模式,笔者选择当今世界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作为本文的考察对象,笔者试图从法律技术角度考察当今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维度以及引发权利冲突的法律机制,并设想通过法律技术路径来消解妨碍宗教信仰自由的各种障碍。
    
    一、中国法律体系中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
    
    从字面上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似乎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立法保护。笔者从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归纳出如下有关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规范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宪法公开宣布和承认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中国公民通过宪法立了“共同的约”:中国公民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来“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因此,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中国宪法第36条这一规定是中国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所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护,基本上和国际社会通行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准相同。这一保护也是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遭到来自其他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规定的具体措施的攻击时不可退让的最后的庇护所。这一庇护所之所以安全,是因为中国宪法第5条确立的“宪法至上”法治原则为宪法本身的规范构筑了一道不受其他任何效力低于其下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之攻击的“安全防火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确立的法治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从文字上看,中国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在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领域也得到了与国际接轨的保护。中国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根据宪法确认和宣布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中国的许多部门法对凡是在社会生活中涉及到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权利领域都做了法律上的平等性保护,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序、财产状况的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2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9、《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7条规定:“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
    (五)在2004年11月30日由国务院公布,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的《宗教事务条例》这部行政法规中也有一些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性条款(第2条、第3条)。
    (六)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除了肯定性的保护之外,也规定了一些消极制裁措施作为宗教信仰自由遭受侵害的救济。例如:
    1、中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中国最高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决定》第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或以强制手段非法干涉、破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采取强制手段,干涉他人正当的宗教活动或者强迫教徒退教、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很坏的;
      (2)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设施的;
       ……
      (4)非法剥夺他人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七)此外,中国政府也签署了一些含有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人权文书。例如,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制订的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该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起,被通称为“国际人权宪章”。
    另外,中国也加入了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内的17项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因此,从法律体系上看,中国似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是系统的。但是,权利在纸面上是一回事,能否真正落实在个体生活中又是另外一会事。
    
    二、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一)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宗教消亡论”
    ——矛盾与冲突的根源
    
    依据中国《宪法》序言中的有关表述,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起“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在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的党组织这一中介,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实现党的执政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今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了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源泉。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执法过程中,国家机关执法人员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视往往超越了对国家法律和法规的尊重。
    中国共产党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政策从1982年3月31日中央书记处发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注④)这一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基本观点就是: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到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种种困苦,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自然消亡。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全党同志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党在宗教信仰上的消极态度就不难理解了。该文件宣布:“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任何宗教组织和教徒也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
    与此同时,党的这个1982年宗教政策文件也宣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
    最后,党提出了它认为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在九年之后的1991年2月5日,中国官方又发布一个宗教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注⑤)。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认识和态度非但没有更为宽松和减少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反而变得更加严厉和强硬了。该《通知》当然也宣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坚决纠正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的现象。”,但该《通知》同时又要求:“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这样,党以政策的宣示剥夺了它的党员依法应当享有、受中国《宪法》所保护的宗教信仰权利。
    毫无疑问,党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宣示是消极的、否定性的,这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政策最后陷入了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后果。这种矛盾和冲突也必然被“党的领导”带入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政策,并进而影响到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和司法机关的司法结果。
    
    (二)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
    
    1、中国《宪法》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宪法》第3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就在《宪法》第36条第1款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之后,以模糊和抽象的词语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也紧跟而来。《宪法》第36条第3款、第4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而《宪法》第51条则更是对中国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进行了“概括性”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种不知具体内容为何物的“口袋式”规定为立法机关制定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法规提供无穷的宪法依据;为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模糊而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受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样暴露在宪法本身为自己设计的涵盖一切的侵权机制之下。
     中国《宪法》第36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第一,它意味着每个公民都享有自由自在地信仰或者拒绝信仰任何宗教或鬼神的权利,甚至是信仰魔鬼的权利或者崇拜任何偶像的权利。只要该公民没有做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那么,执法机关就不能以任何形式对拥有上述信仰的公民采取限制或干涉他信仰自由的行动。即使在公民有违法犯罪行为之后,法律惩罚的对象也不是该公民的信仰内容,惩罚的只是该公民的外在行为。
    第二,宗教信仰自由也意味着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都无权对任何一个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法律上的评价并以此评价作为限制或干涉公民信仰自由的依据。这就是文明社会通行的信仰自由理念。
    第三,宗教信仰自由在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上,它意味着宗教信徒的聚会场所根本不需要经政府机关批准才能设立,因为宗教信仰纯粹是一个公民的精神情感活动,世俗的法律只能管人的外在行为而绝不能去窥视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活动。世俗的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介入并对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评价,并对其活动行使世俗法律的“许可权”。最多,宗教信徒的聚会场所可以在公权力机关备案,而完全无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否则,公权力机关的行为构成干涉或歧视受《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违法之举。这一立场,也为1997年10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所证实:“对基督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第四,宗教信仰自由在有关传播宗教信仰内容的活动上,意味着传道人(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从事传播宗教信仰内容的权利无须获得来自政府机关的“许可”就可以自由行使,除非传道人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的规定。而被触犯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符合宪法的规范和原则精神才是合法有效的。
    第五,宗教信仰自由还意味着宗教信徒有权出版有关他们的信仰内容的材料而不受审查、批准和禁止。这也是中国《宪法》第35条宣布的出版自由。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宪法》所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往往受到国家机关执法人员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剥夺或限制。国家机关执法人员在多数情况下按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按照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内部文件的规定对宗教信徒采取执法活动,而不是严格遵守和执行宪法的规定。国家机关执法人员针对宗教信徒的执法行为不仅是法律依据而且他们的执法活动也都违反了中国宪法宣布的原则。中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中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由于国家机关执法人员不尊重宪法,不执行宪法的规定,导致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形同废纸,公民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常性的侵权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2、中国《刑法》第300条与《宪法》第36条之间的冲突
    
    中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1999年10月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一致通过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刑法第300条中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把中国《刑法》第300条和中国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同本文关于《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内容进行了“法律评价”。 “邪教”是个信仰领域的宗教词语,不应被应用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领域而成为“法律词语”。中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邪教”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二者之间是相互抵触的。
    在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对“邪教组织”的定义中,“冒用宗教…名义”和“迷信邪说”这两个概念是比较模糊抽象的非法律语言,特别是“迷信邪说”更是一个无法从法律上进行明确定性的词语,这样的非法律词语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必将宗教信仰自由置于执法人员随心所欲的自由裁量权所编织的侵权网罗之中。经验证明: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往往是利用这一条文和司法解释从事侵犯宗教信自由的各种活动。
    
    3、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与《宪法》第36条之间的冲突
    
     有关基督徒家庭教会聚会场所是否应当到政府机关登记的问题,按照中国《宪法》第36条的规定,基督徒家庭教会聚会场所完全无须到有关部门登记就可以活动。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中国各级执法机关几乎都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家庭教会到政府机关进行登记,否则就视为违法。各级执法机关这种违反中国宪法规定的执法行为,它的法律依据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来自国务院1994年1月31日发布生效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2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必须进行登记。”2005年3月1日之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被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取代。但是,2005年3月1日生效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活动场所的限制更加精细而复杂了。
    《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规定:“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
    《宗教事务条例》第13条规定:“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拟同意的,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报告之日起30日内,对拟同意设立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对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拟同意设立的,自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宗教团体在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
    《宗教事务条例》第43条规定:“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擅自组织信教公民到国外朝觐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显然,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13条和第43条是与中国《宪法》第36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和精神相抵触的,也与1997年10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中宣布的宗教信徒的“家庭聚会”场所无需登记的原则背道而驰。
    
    4、其他行政法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
    
    除了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之外,1991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民政部制定的《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落实该规定的《实施细则》、2005年4月颁布实施的《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1998年11月19日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公安部颁发的《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等行政法规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性条款也都违反中国《宪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都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予以改变或撤消。
    在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限制的地方立法活动中,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也都作出了更加“具体、明确和细致的”限制和处罚措施。这些地方性法规暴露出的来的核心问题都是:违反政教分离原则——国家机关以法律的名义管理宗教事务,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神圣领域。世俗的政府以行政手段去管理宗教,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里,笔者以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为例。这两个地方的人大常委会都制定了各自的宗教事务法规:《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和《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这两个地方性法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和处罚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宗教团体按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到宗教事务部门和民政部门登记;
    (2)宗教团体开办宗教院校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由半官方的宗教团体认定或者解除,并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如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3PMC),简称“两会”。这“两会”对在中国传福音的传道人行使“传道许可权”:如果一个传道人想要公开在“三自”教会管理的教堂进行公开传道,就必须拥有由“两会”颁发的牧师资格证书才行。
    (4)要求宗教活动场所应当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5)规定信教公民的宗教活动应当在经过政府批准的宗教场所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进行传教活动;
    (6)对宗教出版物实行严格的审批、核准制,禁止非宗教团体和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印制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7)对本国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与境外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开展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进行行政审批;
    (8)对违反这两个地方性法规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信徒的宗教活动规定了细致的行政处罚措施和刑事责任。
    毫无疑问,北京市和上海市,以及其他省市针对宗教信仰自由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其内容很多都是与中国《宪法》第36条所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相抵触的。然而,许多地方执法机关恰恰是按照这些违反宪法的地方性法规对宗教信徒及其信仰活动展开执法,导致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实际生活中遭受执法机关的不断侵害。
    那么,中国的执法机关和其他相关公权力机关在涉及宗教事务的执法活动中,在执政党对宗教认识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在依据违反中国宪法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种地方性法规针对宗教信徒及其信仰活动展开执法活动时,执法机关侵害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行为模式有哪些类型呢?
    
    三、执法机关侵害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模式
    
    根据观察,目前中国执法机关侵害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行为模式主要有以下这些类型:
    (一)以打击封建迷信、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为由对宗教信徒,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聚会礼拜活动展开取缔行动。中国宪法地36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却被执法机关依据中国刑法第300条和其他地方性法规或治安管理法规予以侵害或剥夺。即使是封建迷信活动,如果没有侵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公权力机关也是不能进行取缔和禁止的,那是公民个人的精神情感活动,是法律不能去涉足的领域。
    (二)执法机关以宗教信徒的聚会场所没有按照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进行审批登记为由取缔聚会场所;以宗教团体没有按照《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登记为由取缔宗教团体。执法机关应该明白,宗教团体,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教会,根本不是世俗法律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基督徒的家庭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契。就是中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条第2款也规定:“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 那为什么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许多执法机关还在继续针对宗教信徒的宗教活动展开违法的执法行为呢?笔者怀疑也许有其他我们无法了解的动机在驱使执法人员不断作出这样的行为。
    (三)执法机关突然袭击基督徒家庭教会的礼拜活动,拘捕基督徒家庭教会信徒,特别是家庭教会领袖和传道人。惩罚方式往往借助行政处罚手段和治安管理处罚手段,如拘留、侵害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
    (四)执法机关以宗教团体没有依法注册为由对宗教团体及其负责人进行拘留、关押。执法机关不经司法程序就可以把宗教信徒判处在与监狱类似的劳动教养场所内进行最长可达3年的劳教。许多基督徒传道人和家庭教会领袖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五)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管理机构的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听凭犯罪嫌疑人或服刑犯人对基督徒进行殴打,或者暗中指使犯罪嫌疑人或服刑犯人对宗教信徒进行殴打,有的基督徒甚至被打成残废,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
    (六)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管理机构的执法人员违法剥夺被拘禁关押和服刑的基督徒会见律师和与亲属定期见面的权利。
    (七)执法机关对宗教团体和宗教信徒及宗教团体负责人进行罚款或非法没收宗教团体的财产。如《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第47条规定,执法机关对被他们认为违反该条例的宗教团体及活动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第48条规定,执法机关可对被他们认为违反该条例的宗教团体及活动可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江苏省宗教事务条例》第38条规定,执法机关可对被他们认为违反该条例的宗教团体及活动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执法人员对拘捕的宗教信徒进行刑讯逼供。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被执法机关拘捕的宗教信徒也往往是这类违法侵权行为的受害者。
    (九)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都对宗教信徒出版宗教信仰资料实施严格的审批控制,甚至禁止,这些法规剥夺了宗教信徒受中国《宪法》第35条保护的出版自由。例如,基督徒的《圣经》不能以国际标准书号(ISBN)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并在社会上公开发行,而只能由官方指定的南京爱德印刷厂作为内部资料印刷,信徒只能到“三自”教会才能购买到《圣经》。而除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却可以合法的国际标准书号公开出版并在社会上发行它们有关宗教教义的图书。这一做法剥夺了基督徒受中国《宪法》第35条所保护的出版自由和第36条保护的信仰自由。
    (十)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政府通过不对外公开的内部文件,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对包括军警人员在内的广大公务员的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和剥夺。对于共产党员和公务员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党和政府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态度,但对共产党员和公务员信仰基督教,则采取严厉的禁止性规定。这种性质的内部文件违反中国《宪法》第36条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是违宪的、无效的内部规定。因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公务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四、 权利:如何从书面文字生长为具体的生活形态
     ——通过法律搏弈来捍卫宗教信仰自由
    
    1783年美国开始实施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旨在保障人权、民主、法治的成文宪法。经过180多年的实践之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有色人种还在为宪法已经宣布的权利没有在生活中得到落实而奋斗。上帝向一个奴隶的后代发出了召唤——马丁·路德·金带领他的黑人同胞用来自上帝的爱和世俗的法律这两大武器,通过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赢得了胜利。美国在宪法上开出的权利支票终于在生活中得以兑现。
    美国黑人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宪法权利的经验,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真正的宪法权利是活在人们心中的神圣信念,宪法权利的生命和力量源于每个公民要捍卫它的决心和勇气。只有当每个公民都意识到他有义务为捍卫自己的宪法权利作出自己的贡献时,宪法上的权利才有保障,宪法才会存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盟词中的一句话更是切中要害:“我们作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依赖于人们要去捍卫它们的决心和勇气。”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争取把权利和自由落实为有生命力的生活形态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今的中国,在争取权利和自由的道路上,我们仍然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耐心细致地把宪法和法律中宣布的权利和自由像蚂蚁搬家一样坚持不懈地一点一点搬运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在捍卫宗教信仰自由这一问题上,在当今中国的客观现实条件下,宗教信徒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宪政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同一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如此,对于中国大陆的宗教信徒来说,特别是对于信仰自由权利遭受侵害比较频繁的基督徒来说,在中国当前的法制条件下,在把中国《宪法》宣布的信仰自由真正落实到生活中这一目标上,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还是有许多努力的空间和路径可走的。
    权利来源于程序。法律程序是权利和自由在任何条件下都得以安然无恙的守护神。因此,在权利和自由成长的道路上,除了决心和勇气,还需要用耐心、恒心和毅力,坚持不懈地反复运用法律程序来进行搏弈,以促进权利和自由的不断成长。
    以下是笔者提出的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的法治化路径,可供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维护信仰自由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申请,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
     改变或撤消违反宪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按照中国现行《宪法》第5条的规定: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样,与中国现行《宪法》第36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相抵触的中国《刑法》第300条规定、1999年10月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一致通过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12条、第13条和第43条的规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权力机关制定的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条款等等,都可以根据中国《立法法》第78条的规定予以改变或撤消:“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按照《立法法》第87条和第88条的规定,违反中国《宪法》的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改变或者撤消。广大基督徒可以委托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申请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中国《立法法》的规定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
    对于那些限制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限制在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和监狱服刑人员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内部文件,也可以按照中国《立法法》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申请,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机关剥夺公职人员、在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和监狱服刑人员宗教信仰自由的内部文件和政策进行违宪审查,对这些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内部文件和政策予以改变或撤消。因为中国《宪法》第36条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是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的,包括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军人、在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和监狱服刑的人员,因为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任何法律和政策及内部文件都无权剥夺宪法所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否则构成违反宪法的规
    定。而违反宪法的法律、政策和任何内部文件都是无效的,没有任何拘束力的。
    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军人和服刑人员享有不可剥夺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普世人权标准。例如,1984年意大利共和国和罗马教廷签署的《拉朗特协议》中就宣布军警人员、监狱服刑人员都应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不能禁止或剥夺:“(1)意大利共和国保证,参加武装部队、警察机构或其他类似的组织,住医院、疗养院或公开救济院,长期拘留在劳教所或监狱,都不应对宗教信仰自由和履行天主教仪式有任何障碍;(2)在上述机构中的牧灵服务将由意大利有关当局根据教会的指派和双方一致确定法制状态、组织办法和形式而任命的神职人员去执行(注⑥)。”
    再例如,1993年波兰共和国与罗马教廷签定的正教协定第16条规定:“(1)天主教对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现役军人的牧灵工作,应根据教会法典之规定及圣座与波兰共和国主管当局取得一致意见后所批准的章程,由随军主教在军人教区的范围内落实;(2)国家保证本条第(1)款所涉及的军人能自由地参与星期日及宗教节日的弥撒圣祭,但因执行重要任务而无法参与者除外。第17条规定:(1)波兰共和国保证为被监禁在监狱、改造机构或重返社会生活的机构、治疗中心、社会救济机构及其他类似机构和中心的人士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他们能进行宗教实践并得益于宗教帮助。(2)保证本条第(1)款所涉及的人士能参于星期日及宗教节日的弥撒圣祭、参加教理班、神修退省(避静)及接受个人宗教援助(注⑦)。”
    
    (二)为那些在中国的看守所、拘留所、监狱、劳教所服刑且已经信仰上帝和已经决志信仰上帝的服刑人员依法申请宗教礼拜活动,
    把耶酥基督的福音送进中国的看守所、拘留所、监狱和劳教所。
    
    这样做的法律依据在于:中国《刑法》第54条规定,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只被剥夺政治权利而没有剥夺宗教信仰权利。中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国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在公民权利领域奉行的基本原则就是:凡是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的领域,公民都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公权力机构非但不得干涉或阻扰,相反,还应当为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因此,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享有中国《宪法》第36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向中国的看守所、拘留所、监狱、劳教所等管理机构进行申请的过程中,第一次申请不成功,就第二次申请,一直不断地申请,直到成功为止。每一次的申请如果遭到行政不作为的结果,后续的权利救济行动将依法展开:首先对国家机关的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复议;如果行政复议得不到答复或者结果是维持行政不作为,将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败诉,将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这样持续不断的法律搏弈运动很有可能把宪法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一点一点落实到那些在中国的看守所、拘留所、监狱和劳教所服刑的中国公民身上。
    
    (三)对国家机关执法人员侵害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救济
    
    在家庭教会从事礼拜活动的中国基督徒经常遭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形,比如禁止或驱散基督徒的家庭聚会、非法拘禁、劳动教养、没收宗教读物等违法行为。基督徒遭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这些违法行为后,由于不懂法律,往往不知道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
    其实,中国《宪法》和《刑法》对宗教信徒的信仰自由遭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非法侵害有着具体明确的救济规定。中国《宪法》第41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中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基督徒的信仰自由遭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的话,可以依法向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控告或举报,要求检察机关依法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形,基督徒可以依法向人大常委会、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要求这些国家机关对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并依法监督,给被侵权的基督徒公正的权利救济。
    
    
    (四)对国家机关执法人员侵害基督徒人身权利的救济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对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被拘禁的基督徒的人身权利的侵害行为通常有:刑讯逼供、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侵权行为,基督徒可以怎样寻求权利的救济呢?
    按照中国《宪法》第41条和最高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2条(刑讯逼供)、第5条(非法拘禁)和第14条(体罚虐待被监管人),人身权利遭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侵害的基督徒可以在事后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或检举,要求检察机关依法追究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中国《刑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这类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标准:
    中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以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
    中国《刑法》第248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
    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害基督徒人身权利的行为,被侵权的基督徒可以依法向人大常委会、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要求这些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对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并依法监督,给被侵权的基督徒公正的权利救济。
    
    (五)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搜查基督徒身体和住宅的权利救济
    
    来自中国一些省市的情况表明:通常,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正在聚会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除了冲击、阻止聚会之外,还对聚会成员采取搜身、对聚会地点进行搜查,却往往不出示搜查证。而许多家庭教会的聚会地点往往是基督徒的私人住宅而非公共场所。无疑,执法人员这样的行为构成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和非法搜查、侵入公民住宅的侵权行为。
    针对执法人员这样的违法行为,遭受侵权的基督徒可以根据中国《宪法》第41条和最高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6条(非法管制、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或检举,要求检察机关按照中国《刑法》第245条的规定追究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六)对基督徒处以劳动教养的权利救济
    
    中国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家庭教会传道人经常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来自执法机关按照1982年1月由公安部发布、至今仍然还在实施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的规定所处以的“收容劳动教养”。这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时间最长的可达3年!
    那么,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家庭教会传道人是否符合《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所规定的处罚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规定,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对照以上六条处罚标准,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家庭教会传道人一条都不符合。
    由此可见,对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家庭教会传道人处以“收容劳动教养”,无论在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上,都是站不脚的。这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中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中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中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那么,如果这样的侵权行为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可以采取那些权利救济措施呢?
    首先,根据中国《宪法》第41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5条的规定,被处以劳动教养的基督徒亲属应该立即向检察机关控告或检举执法机关按照违反宪法和法律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要求检察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对执法机关作出的违法侵权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依法撤消执法机关的劳动教养决定。
    第二,被处以劳动教养的基督徒在劳教期间或在劳教结束后可以对执法机关的劳教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如果行政复议的结果没有解除劳教决定,则可以继续就复议结果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败诉,可以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如果胜诉,就向当初作出劳教决定的执法机关提出国家赔偿。
    第三,被侵权的基督徒可以委托法律工作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备案审查申请,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国《立法法》第87条和第88条的规定,对《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进行审查,予以改变或撤消。根据中国《立法法》第78条的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显然,《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
    
    (七)对基督徒或基督徒宗教团体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权利救济
    
    《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第47条对宗教团体和宗教信徒规定了数额从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措施;该《条例》第48条对宗教团体和宗教信徒规定了数额从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措施。经验表明,执法机关经常把罚款措施运用到基督徒传道人或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身上。面对数额这么大的财产处罚,基督徒传道人或家庭教会领袖可以有哪些权利救济途径呢?
    如果遇上国家机关执法人员要对基督徒或基督徒宗教团体进行数额较大的罚款(数额在2000元以上算“数额较大”),被处罚人有两种权利救济方法:
    第一,如果是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作出的数额较大罚款,则被处罚人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条的规定,有权向作出这一决定的公安机关要求举行听证,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如果公安机关拒绝举行听证,则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无效。如果公安机关依然强行进行罚款,则被处罚人可按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展开权利救济行动。
    第二,如果是公安机关以外的行政机关按照中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做出的数额较大的罚款决定,则被处罚人可以按照《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有权向作出这一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要求举行听证,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如果行政机关拒绝举行听证,则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无效。如果行政机关依然强行进行罚款,则被处罚人可按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路径展开权利救济。
    
    (八)对国家机关行政不作为的权利救济
    
    中国基督徒家庭教会在日常的礼拜活动中,除了会遭遇来自国家机关执法人员的干扰或阻止外,有时也会面临其他教派的信徒或社会上其他世俗力量的干扰或破坏,对基督徒的人身、财产和安全,对家庭教会的正常礼拜活动构成威胁。面对这样一些危难情形,基督徒或者家庭教会应当立即向负责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和安全的国家机关发出请求。
    在日常生活中,当公民面临紧急危难时,依法负责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和安全的国家机关首先是公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该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
    如果基督徒或者家庭教会向公安机关发出求助的请求后,公安机关拒绝救助或者未能及时救助而是懈怠拖拉,或者没有及时查处和制止违法行为,导致身处危难的基督徒或者家庭教会遭受人身或财产的损失,那么,被求助的公安机关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或渎职,对公安机关的这类行为,基督徒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来寻求权利的救济。
    当然,除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遭受损害的基督徒还可以依据中国《宪法》第41条和《人民警察法》第46条的规定行使法律宣布的公民监督权。《人民警察法》第46条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对依法检举、控告的公民或者组织,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后 记
    (Epilogue)
    
    明年(2007年)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200周年。19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宣教。当时,马礼逊根本不能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宣教,因为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的法律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所以马礼逊只能长期在中国沿海一个荒僻的小岛上生活。马礼逊除了要应对艰苦的生活环境之外,还要克服孤独、患病时无法医治、语言不通等恶劣的条件。但是,马礼逊耐心忍受,默默耕耘。7年之后,马礼逊在华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果子——中国基督徒蔡高。
    在马礼逊之前更早的时候,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故事更是充满传奇色彩。1724年,当时的清朝政府诏令禁止民众信奉天主教。面对如此恶劣的条件,当时一些传教士为了给中国民众传福音,想尽了一切办法。传说有个传教士把自己藏在一口棺材里,白天由信徒扛着,从一个村扛到另一个村,到了夜晚,传教士才能出来进行传教,其艰辛劳苦可见一斑。
    今天,上帝的福音在中国已如燎原的星火。在不久的将来,上帝必将医治中国,得着中国。
    
    (本文为作者出席2006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释:
    ①http://www.lsfyw.net/Article/Class1/Class4/200311/7.html
    ②李柏光-宗教自由的法律维度:中国的现实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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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见《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93页。
    ④ http://www.sara.gov.cn/GB//zcfg/zc/75352506-2bd0-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⑤ http://www.sara.gov.cn/GB//zcfg/zc/a5c10317-265b-11da-8858-93180af1bb1a.html
    ⑥见《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79-280页。
    ⑦见《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8页。
    
    对华援助协会2006年5月11日首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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