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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友谈“文革”(9)/武振荣
(博讯2006年6月01日)
    武振荣
    
     52、在我们中国,反对“文革”的人最能拿出手的理由有两条:一、造毛为神;二人民分派。第一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一节就谈第二个问题。但是各位谈客:要谈这个问题,就得先看一看,我们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如果我们使用“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草庵居士说它是一个人“戴”了“三块”手表,好“牛气”的)或者胡锦涛的“社会和谐论”去谈,那么66运动中的人民分派就是非常错误的了,全国分两派,有的地方竟然分三派、四派(北京就是“四大派”分治),何苦呢?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象一个人,用一个鼻孔出气那该多好啊!而66运动中的人就是不听话,不懂道理,非要“制造”“社会动乱”不可,以至于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甚至影响到了“家庭”,闹得父子反目为仇,兄弟们大打出手,夫妻们分道扬镳……,但是,我们若是把上述的“理论家们”的“理论”(其产生也很辛苦,邓小平在痰盂边唾了10来年,才出了“理论”)象“敝屣”(土话叫烂鞋子)一样的撇在一边,用民主的理论和民主的方法去谈论它,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民主就是分派,没有分派就没有民主”或“分派就意味着民主!” (博讯 boxun.com)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人民都是分派的,所以我把1966年的人民分派现象叫民主现象,就完全正确,连一点错误都没有。在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的“文革”研究上,如果说我和别人有一点不同的话,那就是我在说“文革”时不吞吞吐吐,也不躲躲闪闪,而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从来都不拐弯抹角,我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看待,因此在撰写我的回忆录时,运用的题目是:《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在运动,我虽然也和大家一样地经受了“黑暗”的折磨,但是民主的伟大的“闪电”击穿了“黑暗”,虽有“泥泞”,但是在念想上“民主之道”,“其直如矢”!
    
    53、我告诉大家,我在研究66运动时,使用的“民主理论”是从如下的两个本子中找出来的:一个是《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10篇著名的麦迪逊论派性;第二个本子是由杰斐逊转述的富兰克林关于“两个分两派”的“寓言故事”。
    
    在第一个本子中,我通过学习知道了在政治上要“彻底消灭”人的派性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麦迪逊说得很清楚,要消灭派性最好是先消灭人,所以,政治如果没有一个消灭人的目的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提出消灭人的派性的问题。在这里,如果我的理解不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现在中国人已经学会说了的“多党制”问题就产生在这样的思路里了。政治不应该和人的派性做斗争,而应该对之“让步”——这就使得民主的精神“软化”了,但是人的“派性”这个东西却是欺软怕硬,得寸进尺,到最后非叫人把它“扶正”不可。只有在这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下面的等式:民主政治=“多党制”。就这样的意思去理解1966年“亿万中国人民”在派性压迫下出现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态,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进入“民主”了。奴隶中的人为什么要思考派性呢?人世间所的狗都是一派啊!
    
    通过对第二个本子中的“寓言故事”的研究,我知道了民主的行为必须遵守“中庸之道”,而民主的理论却必须被推止“极端”才见精神的道理。在一个只有两个人生活的世界里,两个人分成了两派——这就是被推到极端处的民主之图象之表露。“寓言故事”从英吉利海峡中的灯塔开始,说:
    
    这个灯塔建立在海峡中央一块岩石上,冬季风浪猛烈绝对进不去,在较暖和的季节到来前无法探望两个灯塔看守人,因此秋季就要给他们送去过冬所需物资,好让他们使灯光经久不熄。春天第一个通航的日子,一条船给他们送去给养。船夫在门口遇到一个灯塔看守人,就上去跟他答话:“朋友,你好吗?”“很好。”“你的同伴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不在吗?”“我说不上来。”“你今天没有见到他吗?”“没有。”“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直没见过。”“你把他杀了吗?”“哪里。”大家以为他肯定把他的同伴害死了,要把他抓起来,可是,他叫他们上楼去亲眼看看。他们上去了,发现另一个看守好端端在那里。原来两个看守人在灯塔里住下就发生了口角,分裂成两派,楼下的工作分给一个人做,楼上的工作分给另一个人做,从那时起,两人从未讲过话,也从未见过面。(《杰斐逊选集》中译本第78页)
    
    我在研究上述“寓言故事”时,才突然地明白了中国的老子所描述的“鸡犬之声相闻,民止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因不是由“国界”造成的,而是由观点不同或者派性冲突(如上面所提到的“口角”)造成。事实上在从古到今的国界线上,接壤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交往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况且古代的国界线多以地理上的自然物划分。
    
    54、分析两个人分成为两派的“寓言故事”,我们发现人在民主或者自由时,才是如此。假设上述两个灯塔看守人中,一个是另一个的“领导”,那么就不会分派。在寓言中,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谁不“领导”谁,因此可以说是“民主的”;他们两人一个在“楼上工作”,一个在“楼下工作”,谁都不干涉谁,因此可以说他们是“自由的”。好了,说到这里,我做出一个结论:人在民主与自由之中,就必然地要分派,而每一个人都认为分派是自然的,谁也不会对此提出异议。其实,研究如果被我推进一步的话,那岂不是说,人在“被奴役”状态或“不民主”关系中,也是分派的,不过一不公开、二不合法罢了。
    
    55、有了以上的理论,你去研究66运动,伙计,你对66运动中的“派性问题”,即“7亿人”广泛分派,并且为派性陷入了“战争”,以至于毛泽东说的“全面内战”就会改变看法的,末了,你有可能同意我的分析。不过你要是吃错了药,认为美国搞派性是“搞多党制”,“搞民主”,而我们中国人搞派性就是“窝里斗”,“搞动乱”,那么我就无话可说的了,世界上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有的是。
    
    56、由人民的分派问题,我想到了毛的“路线斗争”的理论。年轻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在批判这个理论时,也是非常起劲的,不但写作文章,而还写作许多的诗、词和曲子,可以说是连批带骂的。但是如果说我在批判毛的时候终于走上了一条和大家有些不同的路子,那就是我在垃圾堆里要拣东西。于是,我就发现了毛的“路线斗争理论”不是象现在的胡锦涛、江泽民一样的掩盖共产党内“狗咬狗”的内幕,而是揭了内幕,认为共产党内“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的“坏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里一点上,毛说了“真话”,没有说“假话”,况且党内派别斗争的情况也被毛涉及到了,他曾经说了一句顺口溜:“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请以原话为准)。如果我们在批判毛的时候,就因为“路线斗争”伤害了许多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因它具有害人性就“全盘地否定”了它,就不是好方法的了。在10年的时间中,毛只走了“党内路线斗争”“公开化”的这一段路(也没有走好),还没有来得及走“合法”的那一段时他老人家就驾鹤西归了。政治公开化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因此毛的这一步即使走得很糟,我们也不应该“否定”它。
    
    57、在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很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往往被我们当成了“垃圾”给扔掉了。就以我们老祖宗最为宝贵的东西——“和氏璧”来说吧,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块旷世奇宝在刚出世时,因其上裹着玉璞就被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和氏因此而失去了两脚。对物的认识况且如此,对于那比物要复杂得多的政治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更是如此的了。1966年中国普通人身上的派性——就等于“和氏璧”,我就是为这个东西唱赞歌的。如果要我说中国几千年以来什么东西最宝贵,我就说66派性!普通人有了派性,在派性的基础上成了社团,并且为“捍卫”自己的派性和派性组织而战斗……。“头可断,血可流,XX观点不可丢”的声音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58、1966年,人没有分派的“故意”,但是人却被分派的狂热烧得里外通红,这样的事情就提醒我注意如下的问题:在分析66现象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不管用了,因为人在没有“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干了一桩自己当时并不“理解”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在理论上或者口头上,没有人象我今天这样地为派性唱赞歌,大家异口同声地都说派性不好,只是当“派性这一条资产阶级的大毒蛇缠”在了自己“身上”(《上海文汇报》社论语)的时候,人感觉到自己好象穿上了“龙袍”(龙袍上缠着莽,它和蛇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弯弯曲曲的),就舍不得脱掉它了。因此虽然《上海文汇报》社论中的话,反映了毛的意思,但是“忠于”毛的人却不理它,“派性照搞不误”,谁拿他也没有办法啊!对于那些“听”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他们以为“忠于”毛的人民是听毛话的,殊不知人们对毛的话,完全地“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可以“为我用的”,就听,不能“为我所用的”就不听。毛说要“要团结”、“无产阶级的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要分成对立的两大派”,可是,谁听得进去,任何一个角落的政治局面都被分裂给充满了,家庭也不例外啊!
    
    59、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在66问题上的一个发现是:毛泽东虽然作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导师”,但是他老人家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水平却和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即使我承认那时他比我一个中学生高一点,但也不是高得我就够不着,而是我若稍一努力就可以超过他。譬如,在派性上,毛泽东象他自己所说的“墙上芦苇——随风到”,一会而说派性好,“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会儿又说派性不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1967年上半内,当全国的派性分裂和派性冲突在被许多人看成是“天下大乱”时,他说:“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俨如一位民主主义的大师,为此而火上加油,但是没有过几个月,他就变卦了,翻脸不认帐,并且利用《上海文汇报》社论的口气批人们“被资产阶级派性的大毒蛇”“缠住了身子”,真危言耸听,胡说八道!从此之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的“心血”用在了“消灭”派性的问题上了,全然不顾麦迪逊、富兰克林、杰斐逊这些人类伟大先贤的教导,非但要闹一个毛泽东“创造”不可。结果不是别人“消磨”了他的“创造”,而是他说的“才难得”的人——邓小平拆了他的台。其实,邓小平拆台的时候,我也是众多的拥护者之一,并且引用了马克思书中的话加以支持:“掘得好,老田鼠!”
    
    60、在这里光批评毛不是我一贯的做法,我在66事变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半儿论”,就是说在批评1966年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一半儿应该批评毛,一半儿应该批评我们自己,这两个“一半儿”就是我的方法。1966年我们的人民在已经变成为“观点”中的人的时候,却说不出观点的真实意义,把一个集中了“我”个人价值的东西非得要说成是“他”的,这样我们虽然喊出了“头可断,血可流”的口号,在“头没有断,血也没有流”的情况就把观点给抛弃了。别人的情况我不说,就说我们自己吧,当我的那一派在学校的派性斗争失败之后,我就当了“逃兵”了——1968年2月,我扔下了曾经和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战友们”跑到部队去了……。
    
    61、问:是毛取消了7亿人民的观点吗?
    
    答:金春明教授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寻找不到毛的“伟大战略部署”的话是对的,我在前面已经做了支持,但是在具体事情上,或者在具体的时间上,人们却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在1969年4月之后,毛的确拿出了一套消解人民运动的“整套”的方法与步骤,譬如,批“资产阶级派性”,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派部队进行“三支二军”,取消造反派组织,逮捕造反派头头,解放老干部,把造反最积极的城市学生们统统赶到农村,成立“革命委员会”等,因此从表面上看,是毛泽东取消了运动。
    
    但是,我这个人有一点怪,我对于“表面”上的事情虽然也和大家一样地看好,但是总是想“透过表面”去发现“里面”的东西,所以由我说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就同社会上流行的不一样。我的看法是:我们若停在“表面现象”上只看见毛取消了文化大革命,而没有看见毛的取消行为其所以奏效的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人民中间广泛存在着一种十分严重的“自我取消主义”的情绪和心理,就不会理解人民在一夜之间“缴械投降”的行为。因此,我们把运动“消解”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在了毛身上就违犯了研究问题的正义立场与道德原则,也就等于用研究的名义“魔化”毛,而“魔化”毛——依我之见——其实是“神化”毛的一个“翻版”。
    
    62、66派性是一个“政治”上的产物,所以如果派性斗争仅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那么“多元政治”就被我们中国人给抓住了,可惜的是,当时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上的疯狂已经使“派性斗争”之“水”溢出了“政治领域”波及到了社会领域和公民日常生活领域,弄得小学生因观点不同不座一张课桌,营业员因观点不同在售货时吵架,工人、农民因观点不同影响了工作,因此到毛下命令要结束“资产阶级派性”的存在时,“取消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63、公民在政治上的派性如果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民主政治运做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对派性的“裁判制度”,但是1966年的中国人民却走不到这一步,当派性斗争已经破坏了公民的日常生活时,派性携带者的那种“泰山压顶腰不弯”的勇气就减去了大半,于是,人们就在心里发问:“我这一派到底对吗?”事实上双方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于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双方就呼唤“裁判者”,而在这时,“不介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象当年进入“夹皮沟”一样地进入了造反派阵地。
    
    “让解放军来评理”——消解时期的人就这样说。而解放军呢?不是“反对文革”的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么坏,青面獠牙,目空一切,大打出手,他们在“介入”运动之前,毛泽东林彪给他们发了“一碗水端平”的“命令”,因此他们在“表态”时说:“两派都是革命的”!伙计,这样的一种貌似的“公平”就化解了消除派性中有可能遇到的巨大阻力,造反派抵抗的信心就开始瓦解了——这就是我叙述的66运动的失败的情况,时间是从1969年4月1日开始。
    
    用“吃软不吃硬”这一句话去分析66造反派“缴械投降”一事,那真是妙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收拾”造反派的时候,没有来“硬”的,而是来了“软”的,给每一位造反派都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帽子”,然后诱导他们为了“彻底”的“搞好无产阶级革命”而自觉、自愿地放弃“资产阶级派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统一性质的大联合”。朋友,说到这里,回到我上面说过的话:分派是自由人的天性,没有派性就没有民主,“统一”了、“大联合”了,民主和自由——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用造反的方式使之“归于”自己的“和氏璧”(在权利的立场上,这叫“完璧归赵”)就这样地一失去了。“我们迅速地从奴隶走到了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1789年8月,卢斯塔洛对法国大革命的如斯评语,用在这里,就非常地合适。
    
    64、结论:1966年中国人民开创了政治上的多元化局面算得了什么,保持了它才算本事哩!非常可惜,也非常遗憾,66时期的中国人民没有这个本事和能力。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有了这个本事,也有了这个能力,只是我们却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开创”它,一顶“动乱”的帽子把我们明智而又聪明的脑袋给压扁了(未完待续),就这样,我们还向伟大的时代吐口水!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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