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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年祭读杨小凯先生文《基督教和宪政》暨纪念我与神恩相遇周年
(博讯200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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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祸 2006-7-7至10日 深圳香迷糊 (博讯 boxun.com)

    
    今年7月7日,我最佩服的华人经济学人杨小凯逝世两周年了。他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并不为太多的国人了解,也包括我,而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原因造成的,有着历史和社会的客观原因。我庆幸我在网络上得以初步地了解他,这是我的荣幸,更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我不是学经济的,不过我知道经济学家们常说一句话“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不失业;但是,当你失业时,经济学可以让你明白你为什么失业。”,我已经失业很久了,所以不能不对好的经济学保有兴趣——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失业。
    带着这种私人的追问,我发现杨小凯的文章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样晦涩难懂,特别是他晚年致力于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关系的研究,其关于“国家机会主义”的深刻论述,含有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持续追问,让我在学得清楚明白之余而深深感佩。我明白了我的关于失业的私人追问和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根本就是同一个问题。
    
    在2006年7月7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重读了杨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曾经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为基督教宪政主义,并有意引起中华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基督徒、宪政者的敌对,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为了避免歧义,我先全文贴出,读过的朋友可以跳过不看。
    
    《基督教和宪政》
    
    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教和宪政。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 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 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与我信主的过程有关。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1983年我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这些在我们从大陆来的人看来,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算计的理由。
    与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地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觉得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另外,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中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地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
    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
    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而我们的情况却是,在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从理性的角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对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而言,这个就是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在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 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
    刚才我说,我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后来,我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这对人类的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
    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分析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
    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去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仰
    如果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
    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我信主的过程与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有关。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
    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顾问),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在哲学家孔夫子那里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
    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
    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老毛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不能淫乱,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象国王、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
    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也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等。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
    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
    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
    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人,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
    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由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
    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得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有那么多人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
    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好,到这里,杨先生的文章结束了。
    老实说,一年多前,我刚上关天的时候,还没信基督教的时候,我不是太明白有关宪政的文章,比如对刚刚接触的王怡,也只是觉得他不过是写文章的一个高手而已。但当我迈入基督教的大门之后,感觉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今天我再读杨先生的这篇文章,就觉得写得非常地棒,感到完全理解了杨先生的意思。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对王怡的同类文章,也能在完全领悟的基础上由衷赞叹其思想的深刻。为什么一个人信仰上的变化可以立刻影响到他对世俗政治的看法呢?这就体现出了灵魂和世俗的辨证统一关系。
    和杨先生一样,我信基督教也是走过了同样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也是理性的怀疑主义。
    我个人追求信仰的历程,从高中快毕业时的一次自杀行为的怀疑主义开始。人无法面对死亡的强大诱惑的时候,追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怀疑到达了彻底虚无的顶峰。
    然后我进入大学,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战胜了死亡冲动。但这时候我开始接触到文革和6思的真相,对民族苦难痛彻肺腑的感受和最亲的亲人的故去的悲伤交织在一起,又经历了第一次恋爱的失败,这些压迫着我开始读哲学,同时也让我沉浸在金庸的江湖童话里寻求安慰。思想上一边进行着民族主义的熏陶,一边进行着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
    记得90年代中期,我正读大学时,中国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然而直到我毕业,这个讨论也没弄出任何结果。为什么讨论不下去?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信仰,故无法深入讨论所谓人文精神。那时候还流行辩论,我在学校也作为所谓马克思哲学兴趣小组的组长组织过辩论比赛,这个过程中真理的缺席使得我切实意识到信仰的维度的缺席。
    我在学校有一阵子迷上了气功,准备先练个辟谷功能出来——可以同时省点吃饭钱。然而由于本人资质太差,半途而废了。不过关于人类神秘经验的持续了解,已经让我在12年前就能得出何祚庥乃学术腐败祸国殃民之典型的结论。
    接着是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导致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我没出过国,但97年的传销热潮使我接触到完美和安利两家公司,特别是安利让我对美国的商业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一对比,计划经济的弊端完全暴露无疑。这个怀疑就大了,它让我的思考深入到改革开放的核心——政治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去了。
    
    第二阶段同样是开始克服对理性的迷信。
    这个阶段在我身上和第一个阶段没有明确的分界,而且会在很长时间内共存,基本可以说是从转专业开始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
    我本身是学理科的,高考政治和英语都不及格让我被第一志愿的重点大学拒绝,进入了一所很烂的高校读本科,第一年我很郁闷,除了不喜欢专业以外,还因为我的英语继续不及格。这时候,我对美术产生的兴趣让我第二年转入了艺科——服装设计专业重新开始大学生活。美学的熏陶让我开始克服对理性的迷信——美是非常明确的但却是难以逻辑量化的又是非常多元化的,往往与理科知识的严谨格格不入,并且怀疑主义在美学领域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几千年来人类的审美规律基本没有变化,在此人性似乎是永恒的。
    然后我发现,中国人对文革的反思最早就是在美学上的觉醒,从顾准被大规模生命死亡的丑陋面目所震惊的那一刻开始,并以诗人们如北岛、食指的地下创作为标志。
    特别的,我意识到悲剧性审美在当代文化中的失落和被践踏。而悲剧性审美的核心就是人的忏悔意识——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我个人思想进路上的标志是由大学时对余秋雨的全面敬仰转向能批判地看待他的著作,审美趣味由余秋雨式转向周国平式。然后,余杰的《火与冰》让我看到了同路人。
    98年余杰写过一篇文章质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从而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量皈依基督教的象征性事件。但这个问题并未在社会启蒙的意义上解决,通常年轻人的思路仍然局限在理性主义的怀疑套套里——有罪才会忏悔,一没杀人二没放火我怎么有罪呢?人无完人,而我至少比很多人要好,干吗要忏悔呢?更严重的问题是向谁忏悔呢?
    就此,我惊讶地痛苦地发现,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的很多声音其实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98年我迷上了北京的一本短命杂志《方法》,开始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寻找出路。我得出肯定的答案——许多问题不能解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绝对的审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陷于相对主义的泥沼里无法自拔。谁有胆子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既然没有绝对正确,谁又敢说共产党的独-裁是绝对错误的呢?
    98年的时候,我开始有了模糊的信仰。呵呵,这是有证据的,凑巧我前几天翻旧书时摸到了《顾准文集》,就随手翻看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一章,在最后一节,我有批注,那是98年在青岛重读这本书时写的。顾准说:“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无需乞灵于上帝。”并且顾准作了个注:“马、恩、列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辨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我在大学时是翻阅过狄慈根的《辨证法》的,因为时代不同了,我并没有顾准所言的厌恶感。我的批注写着:“人不能以自身为其信仰,如果没有一个代表真善美的‘上帝’供人类‘追随’,人类会很快灭亡——人类的力量已强大到可以轻易摧毁自己。人类的明天只能在于人对于自身的批判和对‘天地人’宇宙大道(类神)的信仰”。
    在这种模糊的准信仰笼罩下,我的悲剧感于99年阅读王力雄先生的《黄-祸》一书的时候,达到了高峰。这时候,我基本上已经从对理性的迷信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只有自己的头脑身体自己最了解,那里面不可能产生出过于美好的东西。推己及人,对人类本身的一个整体上的有限性,那种对美好事物无能为力的荒谬处境,我感到了深切的绝望,这种绝望,不谦虚地说,达到了鲁迅和昆德拉的那种程度。我在绝望中惶惶不可终日,我对一切世俗的价值莫名排斥,把有限的生命投进了《帝国时代》那个虚幻又真实的世界里去了,整整五年。
    
    第三阶段是从电影艺术的审美追踪到信仰
    贾樟柯三部曲、《骇客帝国》三部曲、《魔戒》三部曲等优秀电影把我从沉沦里拉上来,我逐渐疏远电子游戏的虚拟真实,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对本土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信仰的追寻上,拯救的道路开始在脚下展开。
    幸运的是,一年多以前,对电影《孔雀》和大陆电影圈的整体性批判的无处抒发让我找到了论坛,我来到了天涯社区发表不吐不快的自由言论。我并不因为自己是BBS的迟到者而自卑,因为我的网络生命准确地命中了网络在大陆的最大价值——相对自由。
    电影圈是大陆社会状态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人格三个层面上无不投射出社会生态万象。
    对优秀的电影人的分析,使我对非理性的敬意越发丰满和坚定起来,以贾樟柯、周星驰、冯小刚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形态电影所赢得的社会注意力和美誉度也在这个时期超过了传统的以张、陈为代表的主流形态电影。不过,很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一部富有信仰力量的伟大电影。
    非理性主义形态电影以塑造小人物为己任,以或荒诞或戏谑或超写实的手法解构传统的现实主义。小人物的典型话语方式就象《罗马书》里保罗说的:“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今天刚发誓下决心,说明天就要做好事当好人,明天就要戒骂人戒打架戒烟戒酒戒赌戒偷戒毒戒杀痛改前非,明天起来我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世无争清贫为乐……然而这种话语没有自我实现、自我约束的能力。强大的社会现实让你把一切推诿给环境,我们甚至感觉只有犯罪的自由,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小人物想犯罪的时候总是方便的,而且小人物们不知道怎么才能不犯罪。
    小人物们包括我在内,我们怎样超越这个小人物的有限性呢?这时,你发现其实所谓大人物一样有着相同的有限性,只不过往往被世界的繁华、权力的耀眼、财富的侵略性给遮盖住了,艺术家经过去弊处理,人类灵魂上共同的有限性真实地彰显了。
    去年,我老婆在不到一年之内第三次怀孕,这给我俩造成了极大的苦恼,这个苦恼只要是暂时不想要孩子的人都会碰到的,无论贫富贵贱。更令我俩心情糟糕的是,这是一个医学上讲非常有可能出现病变的胎儿——在我老婆刚作完流产手术不到一个月就怀上了,而且是在吃了紧急避孕药的情况下,另外当时我们两人都因为没完没了的争吵打架而身心俱疲,两个人都抽烟喝酒熬夜,完全不符合优生学的理论。
    我丈母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威胁”女儿说要是再打掉小孩的话就断绝母女关系。然后丈母娘还是不放心,从青岛不远千里赶到深圳“监视”我们,同时带来了《圣经》。此前近8年同居生活,我老婆从未怀过孕,丈母娘后来告诉我说这是她和教友一起祷告时,主恩赐的。说来惭愧,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我和女友根本不可能走向婚姻。她的第一次怀孕导致了我们结婚,第二次怀孕导致我们准备离婚。这第三个要还是不要,成了一个哈姆莱特似的难题。
    有丈母娘“监视”的那些日子里,我手捧《圣经》天天泡在关天上,经常不吃不喝熬通宵。7月24日,我为李-思-怡绝食三天之后,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关天的网友“老酷”给我作了决志祷告宣布我将归主,没多久,我就被远志明的见证击中心灵,嚎啕大哭一场,往日种种虚无绝望骄妄清高烟消云散,心灵上突然间豁然开朗,皈依了基督教。老婆见我信了,也跟着信了,在这一刻之前,她基本上都用我的大脑思考问题。孩子终于保住了,就是我现在聪明漂亮的女儿依依。
    今天我很感谢这个孩子,她是主的恩赐,让我真正懂得了理性的僭妄。
    
    我开始读《圣经》,学习祷告。这个过程中我很惊讶的发现了自己的变化,本来我认为上天欠我的太多,现在却觉得我的生命中得到的东西很多了,我应该为这些东西说谢谢。
    人们往往因为不知道是谁给的,就不知道向谁感恩。久而久之我们就以为拥有的是本该拥有的,没有的是老天爷不公平欠自己的。人人拥有的都有所不同,在这种想法下,我们会认为:凭什么要和不如自己的人平等呢?!凭什么不能和比自己强的人平等呢?!比如我长得比你漂亮或者比你丑,凭什么说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说在不平等的事实背后有一个平等的逻辑,而不是平等的假设?!
    很多年来我就一直是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我宁可为此而失业,因为我想和所有的人平等,老板和同事却不想,请注意,这和道德没有直接关系。我喜欢我当时还并不太了解的“天赋人权”。
    我有美好的愿望,希望中国自由民主,人人平等。但还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因为在威权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看来,我的愿望是虚伪的,平等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
    假如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意思就是不平等的。进化论使得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能成为全人类的价值本身。所以自由主义从来不能安抚我的内心,也不能支撑我长久地走在我所渴望的自由民主道路上。当然更不能帮助我像我心里愿意的那样去爱我本来不爱的女朋友——所有人的爱情难题:“你不爱的人爱上了你,而你却找不到自己爱的人,怎么办?”。
    
    现在好了,懂得珍惜拥有的,并为此感谢天父的恩赐,谢谢TA赞美TA。同时体会到,原来经常感恩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再去看世界,惊讶地发现原来世界已经在基督的爱里大大地得保守和祝福了,理解美国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成了较过去变得简单的事情。特别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世界今天的几乎所有成就,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假手敬虔的基督徒的参与得以推动、发展和完成。人类至今最重要的世俗成果可以说是宪政,我如今理解宪政的框架也变得清晰了。
    在此我想引用王怡的一段话:“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天赋人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先验价值。这个价值不存在,自由主义就会立即崩溃。对基督徒来说,这个天明明就是上帝。而上帝就是自由的本源,和唯一的善。上帝又是一个自我启示的上帝。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逻各斯。因此顺服神的道才成为可能。在政治学上,我们对“权利优先于善”的突破,才不会导向各种偶像崇拜的专制主义。这就是基督教政治神学所能给出的宪政观的前提。一条路是围绕政教分离即福音和国家的关系,包括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来构建宪法框架。一条路是围绕圣约传统,来论证世俗政权的正当性,并给予后者以价值的约束,使宪政在根本上成为一种被限制的政治。”
    
    再回过头来看这三个过程:
    理性是一种相对真理,相对于蒙昧。
    但还有一种真理就是启示的真理,是绝对真理,不能为人类所彻底认识。
    理性是鼓励一个人抱着怀疑的态度、本着实践的精神和采取辨证的方法不断地朝前走、不断地探求。
    直到你发现你永远也看不见终点的时候,另外一条路就显明了,这就是启示的路。神的话语向我们敞开,《圣经》的真实性被人的理性开始体验,同时人体验到超越理性的灵性——感受神的话语,是超过了一切人的话语和写作的。
    然而在这两条路之间的一跃是危险艰难同时又是轻轻巧巧的,因为这一跃是被上帝所掌管的。如果一个人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贸然起跳,其落脚的地方只能是万丈深渊。如果抱着世俗利益的追求起跳,其落脚的地方还是原来的路。什么样的人被拣选,“上”至总统将军巨富学者,“下”及妓女流氓乞丐文盲,我不得而知。
    一旦走到信仰的路上,就看见——任何是非善恶,最后都要指向信仰。生命的价值,确然超乎逻辑理性之上的。
    记得休谟曾说,逻辑的背后是逻辑,价值的背后是价值。意思是价值不可能用逻辑推导出来。
    你如果找不到超乎逻辑理性之上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是和生命有关的,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
    
    7月7日还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可笑的是,去年和今年,我们的执政者采取了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态度。去年它鼓励被统治者们任意发泄民族仇恨,今年它不允许被统治者们文明地追思。
    一种民族文化中人与神的关系,决定着该民族的心灵状态,决定着该民族人与人的关系,还决定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一个民族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异族,取决于它如何面对上帝,尽管它对这个最终决定自身行为准则的信仰内核往往毫无意识,亨廷顿说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冲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其实是不同信仰内核即不同人神关系的冲突。文化的差异起因于信仰内核的差异,历史的歧途肇端于内核的歧途,在内核上失之毫厘,在历史中差之千里。
    杨小凯先生说,当下的中国和1640年的英国十分相似,都处于一个立宪变革的时期。英国宪政用虚君共和、内阁制、议会民主、政党公平竞争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如果中国不把宪政确立为政治游戏规则,那么到现在为止的制度学习都可能会导致后发劣势。所以,在小凯先生看来,经济建设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确立宪法的元规则地位——化解近代自由与权威两难的出路是建立宪政的权威。
    杨小凯先生接着还说了宪政从何而来,这却是执政者不愿让老百姓听到的了。
    当政治不能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我想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从内核上去改变现状,而不能迷信制度和器物上的改革,尽管这也是必须的。这就是信仰和宪政的关系。
    范亚峰先生在2004年7月13日纪念杨小凯先生的文章最后特别提醒大家:“中国政治转型的民主革命话语作为隐含的潜流几乎没有完整的表述,但其可能性很大,且有巨大的破坏力。社会的极端倾向在酝酿,但民权运动所积累的理性和平心态,正在逐步替代极端和绝望。部分抵消社会断裂趋势的,是民权行动的多方博弈使社会的理性共识逐渐增长。维权行动的主要矛盾是官方与民间的矛盾,官民矛盾可以分为两类,即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为此需要官方作出明智而审慎的政治抉择,缓释民间的怨恨,以防止非对抗性矛盾逐渐积累而最终成为对抗性矛盾,避免法国式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中国社会真实的民意乃是稳中求变,是既要稳定,又要变革;既不希望暴民革命发生,同时又因政治改革的迟滞而逐渐失去信心和耐心。应当明确认识到,政治和社会的和平转型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福祉。为此,需要作收拾人心的艰苦努力,需要有众志成城的精诚团结。”
    当我很遗憾地看到余王郭事件之后一些知识分子的攻击谩骂时,范先生两年前的话就特别凸显出预言性质的意义。
    
    最后,我回忆到——也许很多琐碎的事把你暂时填满了,你就似乎不需要信仰。可是,总会有这样的时分——午夜梦回、酒后初醒、歧路徘徊、寂寞难耐、言多沉默、登高望远、伊人憔悴、蓦然回首……这就是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 _(博讯记者:黄祸)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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