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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 刘因全:在洛杉磯文革演講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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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15日)
    劉國凱 劉因全 (著名政論家、文革史家 歐洲導報社張英轉發 原載國風網歐洲導報版http://www.guofeng.info)
    
     一、共產黨對文革的處置術--變造歷史和禁止研究 (博讯 boxun.com)

    
    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以來,它利用被其滴水不漏地控制著的宣傳機器變造曆史,製造了許多以維護、鞏固其政權為目的的謊言。由於戈培爾效應的存在,謊言有時會得到民眾的廣泛認同,以至謊言能虛幻成真實。從最近的事實來看,共產黨已經通過它強大的宣傳機器把一個民間氣功團體抹黑為誘導修練者自焚的邪教。這一抹黑已在中國國內得到多數人的認同。稍遠一些,共產党把八九民運抹黑為反革命暴亂。這一抹黑也甚有效果,以至有當今的大學 生責問當年的大學生,你們為什麼要發動暴亂,燒毀軍車、打死解放軍?如果把目光再投遠些,還可知共產黨扯了個彌天大謊。那就是日本侵華時,國民黨政府投降賣國,國民黨軍隊畏敵如虎、望風而逃、一潰千里,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全靠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艱苦奮戰得來。至於近年來共產黨默許有的學者出來對那謊言作部分修正,其緣由來自共產黨對兩岸政治牌局的考量而已。其中充滿著耍弄權術的心機,並無匡正歷史的誠意。
    
    檢視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編造的謊言連續劇中,規模最大且至今仍上演不衰的是對文化革命的評判。
    
    共產黨說文化革命是一場大災難,這個定論表面來看當然沒錯。但問題是這災難是誰造成的?誰是這些災難的主要承受者?造成這些災難的人有沒有受到懲罰和譴責?這場災難中有沒有民眾對災難的反抗?對這些問號,共產黨採取了兩個手段,一是變造歷史,二是禁止研究。
    
    共產黨在空洞地說了句文革是場民族大災難後,把災難的承受者說成是共產党的好幹部和文化界名人。民眾所承受的萬倍於此的災難被抹去。繼而,共產党說文革中的一切災難都是林彪、"四人幫"及其“走狗”造反派造成的。至於具體怎樣造成的,那就不必去細談了。毛澤東雖有責任,那只是錯誤發動了這場政治運動而已。
    
    作為大災難罪魁禍首的毛澤東就這麼輕描淡寫地帶過,是因為共產黨擔心對毛澤東的徹底批判會導致“非毛化”;會導致對共產黨政權的批判和否定。 把災難禍水推到林彪、“四人幫”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是為了使眾多的在文革中鎮壓屠殺民眾的共產黨官僚和軍頭逃脫社會公理的審判和譴責。否定文革中有民眾正義的反抗鬥爭,是為了不讓這種鬥爭有再生的淵源和土壤。然而,若要實現這些目的,最重要的是對文革說詞要掌握火候、點到為止。在變造歷史把文革表述為一場大瘋狂、大動亂,並把所有罪孽都扣到林彪、"四人幫"及其走狗“造反派”身上後,就立即叫停,不允許再深究下去。以至文革四十年了,中國官方優渥地供養著那麼多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歷史研究者卻沒有拿出一部文革史來。金春明、王年一等很能體會“聖上”心思,他們以個人行為寫了適合當局需要的文革簡史,其中略去了許多重要的歷史進程和重要的內容。然而,儘管如此,他們此行仍不受當局的鼓勵,因為在當局看來最好的辦法還是根本免談文革
    
    如果現實問題僅僅是共產黨當局對文革的這種處置,那並不足為慮。問題的嚴重性是共產黨的歪曲、抹黑已經產生了強大的戈培爾效應,以至許多人都聽信了共產黨當局對文化革命極為簡單化的歪曲陳述和評判。文化革命將會以一段完全被扭曲了的歷史留給國家、民族的後代;許許多多文革中大鎮壓、大屠殺的直接決策者、指揮者都將逃脫正義的審判,甚至還以好人的面目載入史冊;文革中民眾乘機而起的反抗運動則被徹底 妖魔化,並被鎮妖石壓入十八層地獄。為匡正歷史、留下一部真實的文革史給後代;為伸張社會正義、懲罰譴責災難的制造者、褒揚正義的反抗者;為取得當今民眾鬥爭的借鑒,一切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應衝破共產黨編織的思想羅網,去深刻地研究文革、評判文革
    
    四十個春秋過去。當年二十歲的小青年已屆花甲。當年三十歲的大青年更是年屆古稀。按中國男子的平均年齡這已近壽命的臨界線。事實上,許多文革時期的青年人、中年人都已陸續故去。時不我待,再不抓緊,那就只能是留下一些文字紙片,讓以後沒有具體經歷感受的人們只從故紙堆裏去考證、研究文革了。
    
    或許有人認為,我們這些文革的經歷者囿於個人感覺的局限性、觀點的取向性、個人權益的所在性,而導致未必能客觀、全面地評判一個規模龐雜的社會運動。我們姑且對這一評估的正確性暫不作判定,但是,現在的問題在於一部客觀陳述事實的文革史都沒有,那叫後世之人如何去研究、評判文革呢?就依靠那些雜亂無章的油印物、印刷品嗎?我們理應起碼要作的是留下一部真實的文革史給後世。
    
    早在1971年恐怖的歲月裏,筆者就開始暗中收集整理資料,著手撰寫文革史。至1972年基本寫成。但是,那部十三萬字的篇幅,只是對全國三年文革進程作了個粗略的勾勒。一部可稱為全國文革三年史的,恐怕起碼要十倍於它的篇幅才可名以符實。而且,由於文革運動的走勢、局勢以省為單位。一省之內走勢、局勢大致相同。省與省之間有明顯差別甚至很大差別。故全國文革史的修編又要以省級文革史作基礎。現在,只有類似筆者這樣的少數民間人士力所有限地撰寫了未必有資格稱之為文革史的著述,情況不能不令人深感憂慮。
    
    二、為什麼緘默失語
    
    1972年,筆者暗中完成了十三萬字的“文化革命簡析”。時隔八年後,才有機會把它登載於油印民刊<人民之聲>上。1996年筆者撰寫了十五萬字的“廣州紅旗派的興亡”。意欲作廣州文革簡史。2005年,筆者再撰寫了二十萬字的“基層文革泥濘路”。首次從一個基層單位的視角來詮譯文革運動。在這些史述的基礎上,筆者從多角度、多層次來分析、評判文革。 但是,筆者深感困惑不解的是,怎麼是筆者來從事這項力不從心的工作。文革初期筆者身不由己地參加了保皇派組織,後來雖恢復自己的真實面目參加了造反派,但也只是一個普通成員。文革期間筆者的活動基本沒有超出本單位。對社會上文革運動的走勢、狀況固然也瞭解,但終歸不像一些頭頭人物那樣對其中許多細節;對權勢人物之間的互動和各種微妙的、變幻莫測的關係有切身的瞭解。從這個角度去考量,筆者不具備為文革寫史的條件和底蘊。故此,無論是《文化革命簡析》還是《廣州紅旗派的興亡》都只是對全國文革運動和廣州文革運動作大致的概述而已。
    
    為什麼文革中有影響的人們不出來寫文革史、或詳細的回憶錄?首先明顯的問題是處境。文革中採取保共產黨統治秩序的人們(即文革保皇派) 明白自己當年的保皇行動固然給自己帶來許多封賞利益,但他們那種以被鎮壓民眾作墊腳石而摘下官方賞賜之果的行為是拿不出臺面的,故他們不會去回憶什麼。文革中採取衝擊共產黨統治秩序的人們(即文革造反派) 大多被壓在社會底層、受到監控。其中許多在遭受長期監禁後都去世了。僥倖存活者大多在種種壓力下苟且掙紮在衣食無著的困境中,失去了以語言文字爭道理的心理追求和實際能力。要他們去研究文革實在是強人所難。某些文革中的風雲人物保持緘默則另有隱情。前不久有報導說蒯大富等專注於其經濟活動,對文革不願談及。蒯大富們不會因基本生活無著的壓力而失語,但是他們曾與“江張集團”有瓜葛。這會是使之不願談及文革的重要原因。難以理解的則是像廣州武傳斌等那樣的學生造反派領袖人物也採取了緘默。他們經濟生活尚可,與“江張集團”並無瓜葛,亦不缺乏文字表述能力。為什麼他們也免談文革呢?這說明除了處境原因外還有其他原因。文革波濤洶湧時,成千上萬的人出於種種原因都會捲入其中。為爭利益(正當、非正當都有)、為爭道理、甚至為爭意氣都會捲入其中。但是在文革早已成歷史的今天,以一界布衣之身還要堅持研究、評判文革,動力何在呢?利益不存在、意氣早已消失,剩下的就只是爭道理一項。可是道理是軟的。有這樣的道理亦有那樣的道理。留下真實的歷史給後代是道理,但是做這些非但要花費時間精力,而且還會給自己招致麻煩何嘗 不是免談文革的道理呢?文革是眾人之事,自己曾有一份參與就有一份責任,這無疑是道理。可是反過來說:正是由於文革是大眾之事,少我一人去陳述評判又有何妨,這何嘗不是"道理"?各種正向、反向的道理都擺放在天平的兩端,棄取因人而異。只有很少數像筆者這樣的文革親歷者選擇了不沉默。於是這就給自己的精神帶來無可估量的負荷。筆者確是是力不從心的。但願筆者鍥而不捨的努力能觸動比筆者更有資格、更有能力陳述文革的親歷者們出來抓緊生命已不富餘的歲月,為這段歷史畫卷落下筆墨。
    
    三、文革之解析
    
    筆者于十年前--文革三十周年時,提出了“文革人民線索”之說。現今文革四十周年時,筆者轉而採用王希哲、鄭義首先提出的“人民文革”之說。這兩種提法字面上略有不同。但在筆者所指則為同一事物。即文化革命期間,精確地說,是從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間民眾乘機而起的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爭取、維護自己應有權益的鬥爭。十年前的提法,學術上有較多的迴旋餘地,但政治意義較鈍。後一種提法從學術角度上來看似不夠嚴謹,容易招致誤解、遭到挑剔,但政治意義則十分鮮明。在文革中的群眾反抗運動遭到嚴重抹黑、妖魔化的今天,筆者決定放下“文革人民線索”論,轉而採用“人民文革”論。果然,在筆者的“人民文革”論提出後,贊同和反對的意見同樣激烈。有朋友激烈地問道:文化革命是那樣一場災禍,難道人民還喜歡文革?還希望那樣的災禍再來一次 ?如何評價人民文革,須先弄清什麼是文革。從1964年到1966年5月之前,文革全稱起先是“文化革命”,其內容是共產黨對文藝界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如電影界批判“早春二月”、“舞臺姐妹”之類)。到這個文化專制主義愈演愈烈之時(1965年),名稱升格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段期間,文革這個名稱與其內容是有關聯的。1966年,5月16號以後,毛澤東把它再升格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那時到 1976年底的十年裏,文革這個名稱與其內容就不相關聯了,它只是前一段的名稱由當權者作慣性延伸而已。固然,在1966年6-7月間,發生了以中學生為主的“破四舊”胡搞。這無疑有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摧殘,也可以說是“革”了文化的命。但它終歸在十年裏只占很少一段。(一百二十個月中的一、兩個月)在十年中的絕大多數時間裏,這個以文化革命稱之的社會運動,其實與文化並不相關,既談不上是文化領域裏除舊佈新的正面運動,也不僅是摧殘文化的負面運動。總之,不能從它的名稱顧名思義出它的社會內容。“文革” 作為那個歷史年代的一個名稱。它的最大特殊性是它的名稱與之內容的分離。歷史上許多時代都有它的名稱,如戰國時代、文景之治、五胡亂華等等,其名稱與內容是相關的。而當代被稱作文革的那個歷史時期的名稱與其內容則是不相關的。這在歷史上也可找到少數例子。如上古的春秋時期,就不能從它的名稱顧名思義出它的社會內容。那麼,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從它的名稱顧名思義不出其內容的東西,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簡明的答案是,那是一場內容極為龐雜的、各種內容互相糾合、或互相衝突的社會大運動。這場社會大運動由三部分的內容組成。
    
    組成內容之一是毛澤東的政治清洗,即把他所不滿意的中共省部級以上高官清除出權力體系。文革期間(嚴謹的說法應是,“在那個被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期間 ”,為了便於敍述,本文此後都簡稱為“文革期間”) 的這一內容從1966年5月一直延續到1976年十月事變。同樣是為了便於敍述,茲將毛澤東的這場政治大清洗簡稱為“文革清洗”。 組成內容之二是人民群眾乘響應毛澤東“批判資反線”和“批判走資派”之機起來衝擊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的運動。這個運動從1966年秋天發端到1968年7月嘎然而止。其存在時間為一年又九個月左右。(三個年頭,六六、六七、六八。從前筆者持文革三年論就是以此為據)。這場運動可稱之為 “文革反抗”。在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時,筆者將這個運動概括為文革中的人民線索。今天,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際,筆者採用了王希哲、鄭義分別創立的一個政治名詞:“人民文革”。 組成內容之三是毛澤東和各地官僚、軍方對起來反抗的人民群眾實行鎮壓、清算。這一內容可簡稱為“文革鎮壓”。其起止時間是從1966年6月到1972年底。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鎮壓構成了文革的主體內容。這裏有必要再次作說明的是,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鎮壓這種構詞法本身就有問題。它是一個主謂結構。給人的感覺是,作為主語的文革,仿佛是一個政權、政黨、 軍隊、階級、社會集團或權勢強人等等,由它們去實施清洗、鎮壓或反抗。
    
    但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正如前面所述,文革是一場內容極為龐雜的、各種內容互相糾合、或互相衝突的社會大運動。運動是一種狀態、一種表現。它不可能成為一個主謂結構中的主語。文革不可能去清洗誰、鎮壓誰、反抗誰。所謂文革清洗的主語應是毛澤東,沒有列出的賓語是某些共產黨高官。所謂文革鎮壓的主語應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國家機器,沒有列出的賓語是造反派民眾和“黑五類”民眾。所謂文革反抗的主語應是民眾,沒有列出的賓語是共產黨統治秩序。 故此,文革清洗的精確語言表達應該是:在那段被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期中,毛澤東對他不滿意的官員進行清洗。
    
    文革鎮壓的精確語言表達應該是:在那段被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時期中,毛澤東和共產黨國家機器極其延伸物對造反派民眾和“黑五類”民眾所進行的鎮壓屠殺。文革反抗的精確語言表達應該是:在那段被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時期中,造反派民眾乘機起來對共產黨統治秩序進行衝擊,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爭取自身應有權益。但在表述過程中,為簡化就成了文革清洗、文革鎮壓、文革反抗。而這種表述上確須運用的簡化,會無可避免地會帶 來歧義和誤解。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這麼多年來以其強大宣傳機器作歪曲性變造,使世人都以為文革只有災難、浩劫,而不瞭解災難浩劫的製造者是誰、承受者是誰,更遑論知曉文革中有民眾的正義反抗了。文革清洗和文革鎮壓合起來可稱之為官方文革。換言之,官方文革包括文革清洗和文革鎮壓兩方面的內容。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那麼,官方文和革與人民文革之間的 關係是怎樣的呢?是這樣的。首先是毛搞的這場政治清洗不同於以往的政治清洗(如清洗王明集團、高饒集團等) 。不是通過黨內鬥爭、不是通過黨內的投票機制來清除一些高級官員,而是發動群眾批判他欲清洗的大員。並發動"奪權"運動,讓當權派們先都“靠邊站”了,再篩選他屬意的官員複出重建共產黨的政治秩序,完成其政治清洗的牌局。毛的這一牌局引發了民眾的乘機造反。即使屬於“奉旨”造反的,後來也走向“越旨”造反和“抗旨”造反。人民群眾的文革反抗運動引起中共地方官僚和軍方的鎮壓。毛澤東在還沒有完成其政治清洗的牌局時,在感到民眾運動還有利用價值時,曾一再否 定地方官僚和軍方的鎮壓,這使民眾的反抗運動得以消沉後又重新振發,乃至擴張至非 常大的程度。在毛澤東盤算到自己的政治清洗大體完成時;在毛澤東感覺到群眾運動已越出了自己設計的軌道時;在在毛澤東感到應讓各地受夠了民眾衝擊之氣的複職官僚和軍方出出氣,並通過讓他們出氣來重拾他們的擁戴時,毛澤東允許,甚至主導了1968年夏季的全面鎮壓或壓制,並在其後的三年中,對積極參與過文革反抗運動的群眾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反復清算、報復、鎮壓、屠殺。(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 這就是“文革清洗”、“文革反抗”、“文革鎮壓”三者之間的關係。
    
    四、共產黨否定的是哪個文革
    
    由於文革這個政治化合物可以分解成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共產黨多年來聲嘶力竭叫嚷的“全面否定文革”,其實否定的只是“人民文革”和“官方文革”中 “文革清洗”的那部分。至於“官方文革”中的“文革鎮壓”,共產黨則把它繼承下來併發揚光大。中共控制著大量文革資料,自然也從中提取了許多思緒。而且,由于中共高官“站得高、看得遠”,他們從自身的和其他高官的文革經歷,深知毛澤東曾搞過的“文革清洗”對共產黨政權危害之大。他們從慘痛的經驗中得出結論:共產黨內部無論有什麼矛盾鬥爭,都必須黨內話黨內說,黨內矛盾黨內解決。絕不可象毛澤東那樣把黨內矛盾拿到社會上,去借用民眾的力量來解決黨內鬥爭,以至讓民眾中的膽大妄為、居心叵測、仇視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者逮到興風作浪的機會。故此,毛式文革清洗為共產黨所否定、拋棄。“人民文革”當然是最為共產黨所切齒痛恨的。共產党怨恨毛澤東搞“文革清洗”,但將這怨恨藏在心間。它公開講的標準文字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那幾句,僅僅是“錯誤發動”而已。由於有這種壓抑憋氣效應,共產黨把怒火加倍發洩在“人民文革”身上。除了由它的宣傳機器發出大量誣陷抹黑咒駡“造反派”的文章外,(據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考證,從1976年10月到1983年這類文章達1229篇之多),還對造反民眾進行瘋狂的清算報復。 “人民文革”只存在了一年另九個月(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共產黨對造反民眾的清算報復則持續了二十年以上。早在1968年8月全面壓制和鎮壓後,共產黨就開始了三年的瘋狂報復清算: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1976年十月事變後,僥倖從前幾輪清算中倖存下來者,無論如何也躲不過這次徹底的清算。從此他們都開始了漫長的鐵窗生涯。其中許多人都死在獄中,如武漢工總司頭頭胡厚民死於二十年徒刑將滿的半年前。有的出獄不久也都死於貧病交迫之中,如朱洪霞等。除了對文革造反的頭頭人物判以重刑外,共產黨還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不停頓地進行“清理三種人”運動。大量的前造反派成員遭到無休止的迫害歧視。這對“三種人”的政治甄別和迫害持續到八九前夕。(個別地方如雲南,這種迫害一直持續到當今。)只是由於八九之後,共產黨有了更新的仇敵,才稍微放鬆了對前造反派人物的監控。為什麼共產黨對文革造反如此仇恨?因為文革造反揭露了中共官僚們的種種劣跡醜聞,使人民大眾有所醒悟,中共在文革前十七年中依靠謊言,欺騙和政治強力為自己營造的神聖光環暗淡下來,民眾從此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對中共官僚肅然起敬,對中共政權絕對馴服了。對此,中共幹部,尤其是高幹,近三十年來一直疾首痛心。在他們看來 ,中共政權絕對權威之式微,百姓民間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蓋源於此。正因為這樣,中共政權對人民文革恨之入骨,並要對曾敢於衝擊共產黨統治秩序的民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清算。
    
    共產黨在內心否定毛的“文革清洗”,和在持續報復清算民眾的“文革反抗”時,又是怎麼對待共產黨的“文革鎮壓” 的呢?明白無誤的事實是,共產黨在表面的“全盤否定文革”的旗號下實質上對“文革鎮壓”進行全面繼承。中共當局什麼時候反省過六六年“資反線”搞的第二次反右?什麼時候對六七年的早春鎮反表示自責?什麼時候對六八年夏秋大鎮壓、六九年“清隊”表示過懊悔?……沒有,都沒有。非但沒有,還在繼續。從八十年代初的批“苦戀”到八十年代中的“清汙”、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到八十年代末的“六四”屠城,處處都是當年黨棍文痞批《燕山夜話》、《藝海拾貝》的翻版,和趙永夫之流西寧大屠殺的再現。拼命叫嚷要“徹底否定文革”的鄧小平在1989 年搞了比昔日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更大規模的大屠殺。同樣聲稱“絕不再搞文革”的當今中共領導人也在在訕尾開槍殺死集會示威的民眾。無怪乎,首開“文革鎮壓”第一槍,從背後槍殺正在和平集會上演講的大學生韓彤的共產黨軍官柳青,和屠夫趙永夫之流都在共產黨極其優渥的待遇中享樂其罪惡的、本應受到嚴懲的餘生。毫無疑問,中共政權在其“絕對不要再搞文革”的表面宣稱下,實際上仍在使用官方“文革鎮壓”的手段。它“絕對不要再搞文革”真實矛頭主要所指的是“人民文革”。它是企圖通過這一宣稱來從思想上繳民眾的械,震懾民眾不可使用“人民文革”曾經使用過的抗爭策略和手段。
    
    五、對負面評價人民文革的幾點商榷對"文革反抗"--人民文革應作何評價?
    
    正面評價者不必贅述,只講反對者,即對人民文革作負面評價者。
    
    負面評價之一:“人民文革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沒有意義”。這種觀點還有另一個語言表述是:“反官僚不反體制毫無意義”商榷:照這種“沒有意義論”的邏輯,在只能反貪官不能反皇帝的情況下,應該連貪官都不要去反了。否則是毫無意義的。於是當今中國的維權運動也毫無意義,因為它也是“反貪官不反皇帝”,“反官僚不反體制”,這不明顯是荒謬的嗎?筆者認為,能把貪官和皇帝一起反掉固然最好。但若囿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只能反貪官不能反皇帝 ,去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總比什麼都不反要好!更比保貪官、保皇帝--這正是當年文革保皇派所為--要好得多。
    
    負面評價之二:“文革造反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無正義”商榷:文革期間官方、軍方對民眾的政治迫害有幾次高潮。以1967年2、3月的那一次為例,各地軍方突然把一些造反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逮捕許多群眾。最血腥的是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開槍打死無武裝的三百多名造反派,其中許多是十幾歲的女中學生。1967年4月,毛澤東通過紅旗雜誌社論等宣傳機器表達了他對這場鎮壓的批評態度。在這種情況下,被鎮壓的民眾應不應該利用毛的這一態度(注意,這僅僅是態度。毛並沒有嚴厲指責軍方,也沒有直截了當地要軍方認錯) 去要求軍方釋放被逮捕的民眾 ?應不應該要求軍方承認前階段鎮壓的錯誤, 並給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如果認為這是靠了毛的恩准才能進行而無正義性,那麼要問,什麼是正義?難道軍方的鎮壓屠殺是正義性的? 要求軍方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民眾,無論如何都是正義的。至於它是靠了毛澤東在政治清洗牌局中打民意牌才能進行,那是它的機智和勇氣,是值得贊許和借鑒的。豈可坐失這個機會讓被打成反革命的民眾在監獄裏繼續遭到折磨!當然,如果是沒有足夠的勇氣和鬥爭的智慧,也會不懂得把握這個機會去反政治迫害的。宣揚“造反派依靠毛的恩准去反政治迫害無正義”,從深層上去探究,是轉了個彎為共產黨的政治迫害張目效力。
    
    負面評價之三:文革造反雖打擊了一些共產黨官僚但卻幫毛鞏固了地位。商榷:這是政治短視和政治表視。毛是所有共產黨官僚的首領。打擊共產黨官僚也 就打擊了毛的統治機器、打擊了毛體制的基礎。說文革造反雖打擊了一些共產黨官僚但卻幫毛鞏固了地位,這無疑是極為荒謬的把共產黨官僚放到與毛澤東對立的地位。不妨看看史實。1969年3月九大上,毛的清洗物件都被逐出了權力圈,毛的地位似乎鞏固了。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和暫時的現象。政治連續劇不是速食速食,必須經過一定的發酵過程,效果才會顯露出來。毛林反目、毛澤東驟老、欲除掉周又嘎然而止,想交權給江張集團卻迫不得己讓鄧複出,爾後再肅整鄧,方寸大亂,最後只能在病榻上哀歎“只好在腥風血雨中交班了”,毛的地位鞏固了什麼?毛神聖光環的暗淡,不正始于文革造反運動沖擊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嗎? 文革前,反對一個小單位裏的支部書記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會遭到嚴厲的懲處。文革後,反對一個單位、一個地區的党的書記不再是反黨、反革命,這是共產黨統治鏈條不得不鬆弛的表現。而這一鬆弛的得來,全靠人民文革的衝擊。這一鬆弛也直接體現為毛統治基礎的鬆動。
    
    負面評價之四:文革造反主要打擊了共產黨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實行修正主義的較好的幹部。商榷:毛把他的這場政治清洗說成是為了“反修、防修”,那只是給他的政治清洗穿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文革前共產黨內哪有什麼高幹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在實行修正主義?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是比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要務實,但那也不是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別忘了劉少奇、鄧小平不但是1957年第一次反右的極力主張者,還是 1966年6、7月第二次反右的主導者。毛死後,鄧小平實行了一些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但在政治上卻堅決復舊,堅決強化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不要說已皈依憲政民主的伯恩斯坦老修正主義,即使是跟還在共產黨框架裏面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相比,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也差得太遠。而且1989年,他們整體上都主張血腥鎮壓,就說明了他們從來不是修正主義者。至於說到趙紫陽,他當然是修正主義者。但他是八十年代才成為修正主義者的。很可能,他之所以成為修正主義者 ,正是由於他深刻認識了文革中的群眾反抗運動。文革期間的群眾造反運動根本沒有首先去區分哪個官是走社會主義的官,哪個官是走資本主義的官。除非毛中央直接插手說明,否則造反群眾是一律予以衝擊的。那種認為文革造反主要打擊了共產黨裏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實行修正主義的好官,這首先是誤以為文革前共產黨裏真有這樣的好官。接著是憑空臆想造反群眾會甑別出這樣的好官再特別加以衝擊。
    
    負面評價之五:文革造反“打砸搶”。 商榷:文革造反的“打砸槍”主要是發生在1966年底的“批資反線”時期。那時毛已否決了劉少奇、鄧小平搞的第二次反右,指示在前階段運動中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檔案材料應予一
    律銷毀。但是許多地區、許多單位的領導仍幻想著以後還可以去“秋後算帳”,故都設法轉移這些檔案材料。這個情況被造反派獲知後,就衝擊“保衛科”等機要部門,打爛保險櫃,搶出黑材料。事態的發展還使有些對共產党心懷不滿的人乘機去衝擊機要部門,搶出一些秘密檔來看。文革時期得以暴露許多共產黨的內幕,蓋源於此。故此共產黨對此切齒痛恨。但是,這種“打砸搶”不是打爛、砸爛得好 ,和槍得有理嗎?別忘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造反的人們也是大搞此類“打砸搶”的。共產黨秘密員警部門(各單位保衛科均屬此體系) 的黑檔案制度是最陰森、最可恨的。
    
    負面評價之六:文革造反派是“四人幫”的走狗。 商榷:對此,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有段相關文字,茲轉錄與此:一個簡單的歷史常識卻是:在文革初期根
    本就不存在一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只有“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在號召“造反”。而無論是鄧小平還是陳雲,都是這個黨中央的一員,都是對發動文革的綱領性的檔《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投了贊成票的!……毫無疑問,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種合法行為,完全無罪可定。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刑法》中還明確規定了追訴的“時效性”。在中共1982年起訴他們1966-1967年的造反行為時,時間已經過去了13-14年,其實已經沒有了法律上的追訴的“時效性”。而這些學生造反派領袖其實從1968年起便被毛拋棄,自當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長期處於被監禁狀態。他們根本沒有也無法和70年代中後期才形成的“四人幫”的活動有什麼關聯。從宋先生上面這段文字可知,那些學生領袖尚且如此,一般的造反派群眾就更與“四人幫”八杆子都打不著了。說造反派是“四人幫”的走狗純粹是復舊的老官僚集團為了塗汙文革期間的民眾反抗運動而潑給它的污水。
    
    負面評價之七:所謂人民文革的反抗都失敗了,有什麼意義?商榷:豈可只以成敗論事!七九民運、八九民運都失敗了,它們都沒有意義嗎?
    
    負面評價之八:人民文革層次很低,只是報復共產黨幹部而已,根本不能建立一個民主政治。 商榷:人民文革的層次當然有限。筆者從來沒有高估它,從來沒有說它可以建立民主政治。筆者只是要恢復它本來的面目和給予它恰如其分的評價而已。人民文革中雖有報復共產黨幹部平時欺壓群眾的成分,但那也遠非是它的全部內容。 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都不能脫離它的時空。不能用現在的標準去要求前人。在那個政治迷信極度氾濫的年代,能敢於站出來反抗就很不容易。事實上那些勇於反抗的人都在1968年8月之後受到無休無止的清算報復。直到1986年,文革二十年了,共產黨還在“清理三種人”。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共產黨有了最新的敵人,才把精力轉向了。然而直至現時文革造反的突出人
    物大多去世,少數在世的也一把年紀的今天,共產黨都仍然沒有放鬆對在世者的監控。 我們現在使用的是電子計算器,四十年前的人們使用的是手搖機械計算器。我們現在比他們先進。但是我們可以嘲笑他們嗎?我們在那時就使用了電子計算器嗎? 那些指責人民文革格調低下,仍然在共產黨思想框架內,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說法 ,無異於是指責四十年前的人們為什麼不使用電子計算器,而去使用手搖機械計算器。
    
    六、正面評價人民文革的意義
    
    從歷史領域來看,正面評價人民文革是恢復歷史真實的面目,是留下一部完整的真實的歷史給國家民族的後代。從現實意義來看,它是有值得當今維權鬥爭、民主鬥爭借鑒的地方。筆者在許多文章中都一再說明,文革造反不等於文革期間的民眾反抗運動-人民文革。只有文革造反中的那部分屬於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爭取應有權益的活動內容才應納入人民文革的範疇。具體內容已另文有專述不贅。
    
    全版文革猶如一大盆污水。人民文革是這一大盆污水中的嬰兒。我們當然要把這盆污水潑掉。但在潑掉之時應把嬰兒撿出來。
    
    人民文革有兩大特點,一是它的策略性,二是它表現形式的非暴力性。策略性是它運行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之內。人民文革的主體部分雖衝擊了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卻沒有衝擊它的根本體制。這是它的歷史局限性,也是它的策略性,和得以擴張到很大規模的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利用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嫌隙,利用了毛和地方官僚的矛盾;利用了毛和各地軍方的不配合去反政治迫害,去爭取平反。這種策略是值得今時民主鬥爭、維權鬥爭所借鑒的。人
    民文革鬥爭形式是集會、遊行示威、集體絕食、在軍區大院外靜坐,要求對話等 等。這些非暴力抗爭的鬥爭形式也是非常有借鑒價值的。它甚至就是當今維權鬥爭的主要形式,也會是今後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主要形式。存在與1966年11月至1968年7月的人民文革,系由官方文革引發。換言之,是 乘毛利用群眾運動鬥倒他的權力爭奪者之機而發。(毛利用人民,人民利用毛) 現今,共產黨經過沉痛的反思,再也不會作發動群眾運動來“自下而上揭發自己陰暗面”的蠢事。換言之,共產黨的首領再也不會作為了請除權力爭奪者,而發動群眾運動,借助群眾力量的蠢事。從這個角度來看,原版的人民文革再也不會發生了。
    
    但是,今天民眾的覺悟水準已大大提高。無論是維權鬥爭還是民主鬥爭都不需要由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引發。它是自主的、自為的。然而,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發生在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的人民文革,無論是其策略性,還是鬥爭形式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
    
    (2006-8-8)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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