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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清:为什么对文革造反派宣判死刑?
(博讯200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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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读刘国凯《冷兵器战场上的追杀与文革一代的集体噤声》一文,惊 诧莫名,感慨系之。我万未料当今对文革造反派的看法竟不堪至此。 兹就文革造反、文革造反派、文革造反精神略述吾见,以就正于方 家。

     一、首先要还原历史真实! (博讯 boxun.com)

    文革初期大量打死人的暴行与造反派无关。文革中屠杀吃人的惨剧与 造反派无关。这些都是铁的历史事实!

    1、文革初期大量打死人的暴行与造反派无关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 动已经开始。群众向领导向党委提意见。中央向各单位学校派遣工作 组,整肃群众中的提意见者。其方法和模式等同于反右运动。这时没 有造反派。当然,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提意见同右派议论异曲同工, 也就是造反,造官僚体制的反。

    文革中的造反派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形成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后,也就是1966年8月12日后。

    据《新华网》关于中共历届全会的文字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1966   年8月1日~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报   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   任。刘少奇的讲话没有正式文字稿,同时说明,这只是他个人的   意见。8月4日,全会发生大的转折。原定这天开大会,5日全会   结束,但在这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   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并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常委扩   大会内容。由此全会改变了原定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   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打下去。   

      “8月7日,大字报发表后,全会立即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   邓小平。”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作的检讨讲话在全国大中小学校以及 所有企事业单位传达,每个人都聆听了刘少奇的检讨讲话录音。在北 京,这个传达,也许就在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几天,但在 全国其它地方,则晚了许多。我记得我在新疆石河子,是8月底或9月 份才听到传达的。此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每一个学校、 单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些造反组织的矛头无一不是 对准当权派和工作组的,也就是17年来的官僚体系。这些造反组织的 成员基本上是受压受打击受工作组迫害的人。这时,造反派初具雏 形。

    这是一个铁一样的客观事实历史事实!

    那么,66年6月到8、9月红卫兵尤其是北京高干、军干子弟的“西 纠”、“联动”打杀人的暴行与造反派完全无关,则在时间上逻辑上 得到了保证。

    再来看事实,以北京为例,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 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据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 育工作者”一文所述: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宋任穷女 儿)向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作了汇报。此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 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 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 章,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吗!”这个镜头经过电影和传媒的大 力宣传,家喻户晓。此后,北京红卫兵不仅在学校打人,更全面杀向 了社会。抄家打人致残致死成了革命行动得到奖励。

    “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 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 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 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 “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 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 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 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 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 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 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   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   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遇罗   文:《大兴县屠杀调查》,载香港《开放》)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   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   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王   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载《文革   受难者纪念园》)

    “西纠”、“联动”的疯狂打人正在这个时期,震天价响的口号“红 色恐怖万岁!”就是在这个时候风靡的。由于“联动”成员打杀人到 了大量的惨无人道完全丧失人性的地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解 放军到北京六中捣毁“联动”总部。这一消息当时文革小报传单都作 了欢欣鼓舞的报道。记得有照片,用人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 语刷在毒刑拷打的教室(或地下室)墙上,令人毛骨悚然。“联动” 分子被抓,但过后都放了,因为全都是高干军高干子女。周恩来对此 专门有一个讲话。

    “夜半时分,100多个联动头头都被押到人大会堂,大会堂外面已经 有大批平民子弟的造反派聚集,高呼:”打倒联动!枪毙联动!“阿 哥、格格们黯然神伤,也有不服气的和人群对骂。

    “没想到在大会堂的厅内坐了一会,突然灯火辉煌,周恩来、江青、 陈伯达等等头面人物全来了。

      “‘孩子们,你们受苦了。’于是哭声一片。‘是毛主席亲自让   我们来放你们回家的。’皇阿玛没忘记你们。周恩来说了一句动   情的话:”孔丹、董良翮,我在西柏坡村就认识你们,还抱过你   们。你们是我们的孩子。‘老子打儿子一般不能往死里打呀。周   恩来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这句话很多人都记住了,这好比是铁券   丹书能保你小命。”(张郎郎:《血统鬼魅始终笼罩中国》,   《博讯》)

      “后来,1967年4月底,被抓的联动分子还是被放了出来,但决   不是六冲公安部的结果,而是几个还没打倒的老将老帅的求情。   比如,徐向前元帅就直劲说:‘联动都是些娃娃么,懂什么?’   咱毛主席也不想赶尽杀绝,老部下还是要留一些的,于是发了慈   悲:放人。不光放,还让周总理江青出面,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安慰一下。到底都是共产党的八旗子弟,亲骨肉。要是换上平民   百姓,死个万儿八千的也随它去。就在人民大会堂里,虽然江青   代表毛主席前来安抚,但联动分子们并不买账,全体高唱‘我失   骄杨君失柳……’,把个江青阿姨气的脸色铁青。唱那首毛主席   诗词就等于指着江青的鼻子说:你是小老婆!不过,联动也从此   结束了。(陈向阳:《往事追忆》,《华夏文集》)

      “据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的一个题为‘把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   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1,772人。有理由认为实际   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王   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载《文革   受难者纪念园》)

    这些事实说明,文革初期的斗打人致残致死基本上是毛泽东、中共中 央策动纵容鼓励高干军干红卫兵做的,与造反派无关。

    2、已揭发出来的北京、湖南、广西屠杀吃人的惨剧与造反派无关

      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   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   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   出版社”出版)

    现已查明13个公社中的大辛庄公社主持屠杀的是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 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具体执行者是个大队干部民 兵。高福兴、胡德福曾分别被判八年徒刑,获提前释放,享受退休待 遇,至今尚在人世。(详见遇罗文:《大兴县屠杀调查》,载香港 《开放》)

    “湖南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 涉及十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 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 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 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 阶级成分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 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分411人。其中未 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十天。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十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八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 中就杀了一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 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   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   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   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   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章成:《公元一   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载香港《开   放》)

    湖南道县杀人是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副组长、县武装 部政委)、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发 动与部署的。具体执行者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和道县的保守组织“红 联”,屠杀的具体借口是“造反派‘革联’要暴动,阶级敌人黑五类 要杀我们。”

    广西屠杀兼吃人。

    广西屠杀吃人的数字是十万冤魂。

    解放军副师长兼任县革委会主任在宾阳县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宾阳是 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 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 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 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 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 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 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 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 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 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 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 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 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 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 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 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 短20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 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 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 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在很多情况下,人还没有咽气的情况下,就把人的肚子拿开,把 肝、心挖出来就吃了。……后来的这些人抢不到肝和心,就把身体其 它部位的肉都割光了,象有些学校吃掉了他们的校长,就是连所有的 肉都割光,就剩一骨头架子。“(郑义:《红色纪念碑》──台湾华 视文化公司出版)

    以上三例说明,文革中的屠杀吃人的惨剧与造反派无关也是铁的历史 事实!

    二、为什么坏事都栽到造反派头上?

    谁把文革中的坏事都栽到造反派头上?两个字:中共!为什么?两个 字:需要!

    毛泽东死后,文革被否定为“十年浩劫”。罪魁祸首找到了林彪和 “四人帮”,但五个人干不了这么多坏事,就又找了替罪羊造反派顶 缸。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高层深刻地认识到造反派和造反精神是中共 暴政思想、专制制度、官僚体系潜在的最大威胁和真正的掘墓人。

    中共高层中陈云清除“三种人”、永不录用“三种人”的讲话是最早 最明确地判处所有造反派永远死刑的宣示。

    造反派曾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浙江省“省联总”的头头张永生就是 省革委会副主任,另一派“红暴”的头翁森鹤也是。但他们后来被判 了死缓和无期。温州造反派“工总司”的头陈进春当上了军分区副政 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枪决了。全国各省 市大约都可以找出此类例子。

    这说明了中共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也说明了中共比造反派老谋深算多 了、心狠多了,必欲除之,方能心安!较之造反派斗当权派时的殴打 污辱,当权派对造反派的判刑枪杀全部烙上另类印记的举措更是得中 华文化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精髓了。

    中共栽赃造反派的方法是惯用的百试不爽的谎言、宣传、灌输。

    文革中的造反派最大的罪错就是批斗当权派时的过火行为、殴打污辱 逼人致死。这是无须为造反派讳的。批斗当权派的过火行为同样表现 在保守派身上。保守派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洗刷“保皇” 的耻辱,在批斗“死老虎”的当权派时,往往表现得比造反派更激烈 更无情。这是当时全国的总形势,是毛泽东坚定不移处心积虑营造起 来的大方向和大好形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党委,无论是周恩来江青 陈伯达还是各省市的走资派书记,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全都不 敢丝毫违逆这个大方向大好形势的半丁半点。

    在中南海外的“揪刘火线”安营扎寨四十余天,人数达几十万人。喇 叭、口号、标语声震云霄铺天盖地。这是中央文革周恩来毛泽东的的 意图假革命小将红卫兵之手做的。现有的历史资料已证实了这一点。

    赴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批斗也是中央文革直至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和支 持,“北地东方红”王大宾才敢放手去干。现有的历史资料也已证实 了这一点。

    全国各省市揪斗当权派的风潮正是在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支持鼓动指导 直至具体指示下掀起的,其中的许多大号走资派还是江青诸人具体点 名的,如陶铸、贺龙、薄一波、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湖北的王任 重、四川的李井泉、内蒙的乌兰夫……

    文革中各级的官僚体系被造反派也包括保守派冲击得稀里哗啦,当权 派被斗得七零八落威风扫地。这是49年以来没有过的景象。造反派、 保皇派共同的造反精神在毛泽东别有用心的支持纵容下,做到了这一 点。虽然是“奉旨造反”但其伟大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这个时期造反派做的事其实就是1957年右派做的事的继续和升级。因 为有了个毛泽东在煽风点火,在撑腰,在利用,所以,能一时得逞, 一时横行,一时造反有理。走资派、当权派被批的斗的威风扫地狼狈 不堪。保皇派也是参与造反的,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极少有公开说 保谁谁谁的。那是一定会成为过街老鼠众矢之的的,任谁也招架不住 批判、唾弃、打倒的火力的。

    你说这是奉旨造反也好,是自觉造反也好,反正,矛头指向是各级党 委、各级党委17年来所做的坏事恶事、胡作非为,各级党委干部、各 级党委干部的丑事恶事。你说,这造反是光明正大也好,是私心杂念 也好,是趁火打劫、公报私仇也好,反正是动摇了十七年来神圣不可 侵犯的无产阶级政权。许多人是从那时起觉醒开悟的,我就是其中的 一位。从此以后,党委的神位坍塌了,党中央的光环没有了,连毛泽 东的形象也开始模糊了。

    无论以后造反派保皇派如何变化,如何打的不可开交,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一派得势,一派完蛋或统统完蛋,这一条起始指向各级党委 造反的行为则是历史事实,无可更移了。它是右派行为的继续,它是 79民刊的渊源,它是89学运的先声;再追溯的远一点,它是百年来追 求民主自由仁人志士更大规模的后起。

    中共如何能容忍这样的造反精神、这样的造反派?!毛泽东在世时, 造反派的利用价值一完结,造反派的末日也就来临了。69年“九大” 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毛泽东就着手收拾造反派 了。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继而1970年“一打三反”、1971年清 查“5.16”,全都是针对造反派的,批陈整风、批林批孔都不忘捎 带上造反派。76年毛死“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极为短暂地利用了一 下“79民运”,就立即翻脸不认人,整肃这一新的造反派了。在这一 点上,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是利益一致一脉相承的。现在的江泽民、 胡锦涛对法轮功、基督教天主教、维权运动的迫害镇压也正是毛邓的 薪火相传。

    中共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反复宣讲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 彭陆罗杨、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各省市书记文革中被批斗的景况, 凡涉及下层民众、造反派遭迫害的史实、案例则轻描淡写或严令禁止 深入报道,如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遇罗克、王申酉、林昭、顾 准、张中晓……中共对此驾轻就熟,做的得心应手。谎言、误导、遗 忘、栽赃,既分阶段,又构成了有机的整体。“联动”、宋彬彬们打 死人的事被遗忘被误导为造反派干的,武斗中同样是工具的可怜可悲 的两派的恶行全都扣在了造反派头上,批斗走资派的过火行为被全部 归罪于造反派而放过了毛泽东、“四人帮”、林彪周恩来、保皇 派,屠杀吃人的惨剧则不用说也是造反派的罪孽了。逐渐地自然而然 地造反派被妖魔化了,所有的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配合着中共处心积虑全面周到的渲染、隐瞒、误导、遗忘,完成 了完美了对造反派的全面栽赃。造反派成了十恶不赦的代名词。这是 中共的成功。至今为止,中共向来是成功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

    三、为什么中共谎言的力量如此强大?

    50岁以下的人,接受了中共谎言的灌输,视造反派为妖魔,情有可 原。50岁以上60岁左右的人,亲历文革全过程,应该明白事实真相, 不该轻易为中共谎言所惑。但从刘国凯“冷兵器战场上的追杀与文革 一代的集体噤声”一文中了解到的一些事实令我目瞪口呆,几乎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百思难得 其解!

    直到某日在独立中文笔会社区坛上看到了刘国凯一篇针对张鹤慈先生 的文章,才依稀有点明白此中缘由。据刘文,张鹤慈先生说文革中没 有冲击公安局、档案馆、监狱。我就跟了一个帖子:

    ☆关于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

    文革前期,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的事很多很多,至于冲击省市县党 委,抢有关资料(也是档案)的事就遍地都是了。记得中央专门发过 文件,申令不准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周恩来在一些讲话中再三强 调不能冲击公安局、抢档案馆。不过,说话口气不是把冲击公安局当 成反革命行为,要坚决镇压,而是要让公安局正常工作,保护人民, 保护文革,不要给坏人钻了孔子云云。因为当时毛泽东一再说“造反 有理”,周恩来必须顺应大势。

    以上所述,是无可争议的史实。我无暇去查资料。相信张鹤慈先生年 逾花甲之龄,对此不可能没有印象记忆。或者,你当时正陷囹圄,没 有亲历亲见?那么,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者,是完全应该也可以 很方便地去查证这一段史实的。

    我的家乡温州市公安局就被冲击了、档案被抢了。新疆也有这类事。 仅此一端,张先生就很武断很偏颇。愿张先生三思!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张鹤慈先生关于劳改队的文章,才知道张先生从 63年起在劳改队16年,也就是说整个文革期间,无论是刘国凯的“三 年文革”还是中共的“十年浩劫”,张先生都在劳改队。应该说,张 先生对文革的了解,除了在劳改队有限的身受外,其他的都来自当时 的中共宣传和劳改队的传达灌输以及以后中共的谎言误导遗忘栽赃。 中共的谎言误导遗忘栽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绝对对任何人都会产 生影响。50余年的顺民惯性以及凡人皆有的人性之丑陋,更是接受谎 言灌输的催化剂和安眠药。我想这可能是张鹤慈先生诸知识人以及逍 遥派对文革造反派发生根本误解的一大原因。

    最近还看到聂元梓针对季羡林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请看: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   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   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   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   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   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   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   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   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   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   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   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先说《牛棚   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季羡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   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   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   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   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羡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   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   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   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   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   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   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   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1967年5月1日,参加   “5.1”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   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   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   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   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   到啊。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   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   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   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   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   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   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   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   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   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   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   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   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   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   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   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   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   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   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   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   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   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避免新的悲剧吗?

      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   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   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羡   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   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   对待过季羡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羡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   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   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羡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   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   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   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   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   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   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   季羡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   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   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博讯》)

    北大的大教授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既是文革中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 神,又曾是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是耄耋老人了。聂元梓是北大哲学系 主任、书记,文革中写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既是当权派又是毛泽东 钦定的最早最有名的造反派,还是后来北大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 造反组织认为的保皇派。聂78年被判刑17年,尚在人世,也是80多岁 的高龄了。

    聂元梓在“聂元梓口述自传”中说:该负的责任我会承担,不该负的 责任我一分也不负(大意。)这是一个“钦犯”掷地铿锵有声的话。 纵观文革后的所有检讨回忆文字,无人出此!

    我手头没有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但单从聂元梓的批评文字还 是多少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对照来的。老成博学望重如季羡林先生, 也以炫耀有一千种报复办法而不报复为大度为得意的刹那;身分多 变、工具之最如聂元梓,也有醒悟披露一些史实而见出历史的吊诡与 复杂的时刻。这大约可以作为一种文革的情况、造反派的情况是很错 综复杂的佐证,并不象张鹤慈先生诸尚未深入了解文革的知识人所那 么简单武断的看法的一个很好的很有力的佐证。

    为什么中共既定文革为十年浩劫,却一直不愿意民间纪念文革,刻意 竭力阻挠、打压文革研究,不允许修文革史,连官方的文革史也欠 缺?

    答案只有一个,文革中有触动中共命脉死穴之所在,它既不是抄家、 毁文物、打刘邓,也不是武斗、杀人、四人帮、红太阳个人崇拜,而 是人民群众对中共封建官僚专制体制极度不满,借势起来造反的民主 行动,也就是文革造反精神!

    (2006-09-21于地中海畔) 原载:民主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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