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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与“新左派”
(博讯2006年10月16日)
中共六中全会与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清华大学附近与汪晖(Wang Hui)碰面。四十多岁的汪晖参与中国知识分子期刊《读书》的编辑,而且是四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作者,他已经成为一群被称为“新左派”的作家和学者中的中心人物。 (博讯 boxun.com)

    
     主要由人权活动家和亲民主活动家组成的“新左派”提倡新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选项”,保证最近改革中被落下的8亿农民的利益。汪晖和“新左派”把共产党领袖看作是有希望改变的力量。
    
     最近的时间——党领袖在上月的反贪污肃清以及继续努力制止市场过度——表明这个观点并非空想或荒谬。尽管新左派没有直接指导政府政策,他们的看法越来越受到中央政府的引申。
    
     在过去几年,汪晖经常巧妙地反映外界怎样看待当代中国:一个鼓励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支持社会主义的独裁国家。他描述共产党尽管官方上献身平等主义,但已经向富裕商人开放成员资格。
    
     许多地方官员用他们的权力成立成功的企业家,要他们本应服务的农村人口付出代价,与地产商勾结,从农民手中攫取集体用地(根据中国官方数据,60%的土地取得是非法的)。结果就是形成政界精英和商业利益的同盟,在美国和许多东亚国家也有类似同盟。
    
     他在谈及市场改革怎样加大贫富、城乡差距的时候,巧妙地培育学生浏览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和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查看电子邮件和喝穆哈咖啡。
    
     然而汪晖仍然属于少数。毛泽东主义的过度和老计划经济的失败引起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弹,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和复兴看作是不可缺少之物。
    
     汪晖欣然承认中国在市场改革的努力不乏好处。他为1978年到1985年的第一阶段喝彩,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标准。中央政府沉迷于在城市地区创造财富,并决定把政治权力下放到地方,而地方常常漠视中央政府的指示——
    
     汪晖认为,这导致中国不平等程度的加深。拥护新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福利体系的分解,贫富悬殊加大,加深环境危机,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如此。汪晖认为,提醒国家对农民和工人的传统的、未履行的职责是知识分子的任务。
    
     尽管祈求社会主义原则,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的标签。“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反抗‘左派’,把中国所有问题归咎于它,而右翼激进分子用‘新左派’一词描述我们,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毛泽东主义时代的残余。”
    
     汪晖不介意被鉴别为美国和欧洲六十年代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这个词最初是用在他们身上的。汪晖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激情和口号,却鲜有实际政纲,不少以新保守主义告终,支持如伊拉克民主等的“幻想计划”。
    
     汪晖表示,“当我被西方国家问及‘你怎样给自己定位?’‘你是一个异见分子吗?’我说不是。什么是异见分子?这是一个冷战类别。而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了。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异见分子可以返回中国。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在美国过得挺好。人们问我我们是不是异见分子的时候,我说,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支持。而另一些政策我们反对。这取决于政策的内容。”
    
     美国《纽约时报》/ 作者:PANKAJ MISHRA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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