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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评冼岩:胡锦涛执政思路
(博讯2007年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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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读者对冼岩的文章有反感情绪,但我对冼岩的文章愈来愈有正面的看法,因为他(她)是代表了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见,或许也就是中宣部对高层的谏言。下面这篇文章,冼岩编造了一个齐奥赛斯库的故事,意在告诫胡锦涛不要和齐奥赛斯库一样,也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枪下鬼”。此文谈到中共“犹可为”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实行民主,增加社会的弹性;另一个则是继续以“硬道理”来缓解矛盾,苟延残喘。但是前者“胡锦涛……将一切可能导向民主化的势头湮灭在萌芽状态”而终结;后者则是“一旦经济增长不保,各种潜在矛盾就会激化……,对于缺乏政权轮替弹性的集权体制来说,其生命线更为脆弱。政治不转型,隐患始终存在”。因此他(她)说的都是中共“不可活”的危言,而且说出了政治改革优先的箴言。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或中华民族)大凡相信个人智慧,而不相信事物的规律。当然,秦始皇、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有点智慧的人,但他们的智慧的苦果,都已经陈列在世界历史博览会的厅堂中。至于胡锦涛,如果既不相信规律,也没有个人智慧,而又以邓小平的“一票”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惟命是从的领袖,这个党的安危就实在令人堪忧了。这也就是冼岩的结论:“从长期看,中国始终难以令人对其未来持有乐观预期。”
    
    冼岩:从胡锦涛被选为接班人的原因看其执政思路
    
    坊间流传,胡锦涛能获邓小平青睐,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件事:苏联剧变后,中共派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借机观察、评判罗共政权的稳定性,胡锦涛是代表团重要成员。会上齐奥赛斯库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场景,中共代表团的大多数人认为,罗共政权的稳定性没有问题。唯有胡锦涛独持异议,认为这种表面拥戴不足为凭,罗马尼亚已经军心不稳,民众中存在许多不满,而执政者并没有作出多少改进,将难以应对由苏联剧变引发的危机。果不旋踵,罗马尼亚天翻地覆,齐奥赛斯库众叛亲离,不久被枪决。邓小平因此对胡锦涛极为赞赏,认为其独具慧眼,具有掌控大局的能力,于是乃奠定其隔代接班人的地位。
    
    由此事可以看出,胡锦涛并非随波逐流的人。他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关键时刻能够力排众议,将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付诸行动。当前,因政策“向左转”、政治上加强控制,胡锦涛受到国际上及国内知识界不少批评。但这种逆“国际潮流”而动的做法,并不说明胡没有责任心、得过且过,很可能这正是他富于责任心的具体表现。由于他对政治民主化在中国的前景有着与国际主流及国内知识界主流截然不同的判断,所以他对自我责任的理解也截然不同。他很可能认为,民主化在现阶段不可控、不可操作,极可能致中国于比前苏联更糟的动荡。所以,当下对中国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在政治上加强控制、避免因操作民主化而把中国导向险途;而现阶段对民主政治的鼓吹、推动,恰恰是对中国不负责任,也是他极力要防范的对象。
    
    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能被知识界主流所认同,他们最普遍的质疑是:纵然民主转型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先从言论、结社自由的增进入手,一步步渐进,能走多远是多远;怎么能够反过来加强控制,离目标越来越远呢?
    
    这种看法的分歧实际上体现了理念与实践的差异。在理念上,既然认同某一目标的价值,那么就应该向它不断靠拢;纵然一时不能到达目标,也应该不断接近,无论如何不能背道而驰,越行越远。但在实践中,任何单一因素都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不能仅仅服从自身的逻辑。既然民主化的条件尚不成熟,它就自然沦落为现实考量中的次要因素,就必须为其它因素让路。既然还无法预期民主政治什么时候能够在中国形成有效治理,那么现阶段相对有效的治理和稳定就只能依靠原来的体制。而原体制与民主政治具有你死我活、你增我损的关系,任何朝向民主化的努力,包括言论、结社自由的增进,都可能削弱原体制对社会的主导能力、培植反体制的力量、使原体制的执政能力即有效性降低;而且这样的过程一旦启动,就会因为力量的消长而自我加速、越行越快,并且越来越不受执政者的控制。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胡锦涛必须加强控制,将一切可能导向民主化的势头湮灭在萌芽状态。这里或许也有齐奥赛斯库前车之鉴的影响:大好形势不足恃,维持稳定必须防微杜渐。
    
    因此,胡锦涛的行为既不合知识界主流之意,用他们的尺度来丈量胡锦涛也不能得出正确尺寸,既解释不了胡已行的动机,也预测不出胡将作的反应。胡的“向左转”,既不说明他内心不认同政治民主的价值,是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说明他已经背离社会整体利益这一基本的执政立场,沦为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总代理。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的表现说明了一点:由于现行体制与民主政体的高度异质与相斥,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不可能出现为了寸进而寸进的尝试。要么是执政者预期能够成功而设计、启动整套转型方案;要么是纹丝不动,并且尽可能压缩一切可能引发变动的空间。人同此心,其实当年的戈尔巴乔夫也是在预期能够成功后才迈出关键一步的;而当时的邓小平得出了不同判断,所以他领导中国在政治上走向保守。如果有一种具有说服力、可以避免风险的转型方案出现,胡锦涛完全也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种方案并没有出现。这或许是因为客观上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则惯于运用理念和口号,在体制内则只会使用劣质化妆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力雄从递进民主到超越者联盟的思想尝试,弥足珍贵。
    
    既然民主政治尚不可用,那么要缓解已经存在的矛盾,就只能依靠“权力主导”的老办法,最多是在老办法的基础上再变点新花样,于是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胡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其潜台词是权力主导的和谐建构。包括由权力倡导“以人为本”,缓解官民矛盾;由权力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从历史经验看,权力主导很难实现官民和谐,有之,也大多短暂,且基本发生在政风良好的建国初期;在腐败已相当严重的氛围下构建官民和谐,古未之有。国力可中兴,政风难逆转。可能正是因为有鉴于此,胡锦涛在最近多次强调反腐是当前首要任务,并且连续发动了几场反腐大战。但他的决心再大,也达不到台湾反贪腐的力度与深度,终究效果有限。
    
    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情况相对较乐观。由于半市场体制下官方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只要执政者决心够大,最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状况确可望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利益分化,官僚群体本身已成为利益集团,对这种改善的程度和持续性也不可过于乐观。
    
    即使是上述仅有的改善,也需依托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持续,辅之以缓和官民矛盾、熨平贫富差距的努力,即使不搞民主政治,中国也能保持稳定,甚至能使除特殊群体外,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度、满意度都得到提升。但一旦经济增长不保,各种潜在矛盾就会激化。经济是政治的生命线,对于缺乏政权轮替弹性的集权体制来说,其生命线更为脆弱。政治不转型,隐患始终存在
    
    但是,对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民主政治还不是他们必须优先考虑的课题,他们完全有理由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它看起来更迫切、更具改进可能性的问题上,以攻代守,通过经济增长、缓和官民矛盾、熨平贫富差距这三方面的努力,使危机无限延期。但也正因为如此,从长期看,中国始终难以令人对其未来持有乐观预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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