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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利益误判压制中国崛起——逾越心中的神坛之美国(2)/吴一然
(博讯2007年2月10日 来稿)
    
    一、下海的美国民选政客与中共专制落水狗的水面下互动
     (博讯 boxun.com)

    苏联解体后,克林顿政权误以为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随而,将储备多年的军事技术迅速转变成商品的巨大功利诱惑,成为了克林顿首要的政绩追求。
    
    美国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庞杂技术储备中,含金量最高的当属积压在INTEL、IBM、MOTOROLA等军工巨头手里的信息处理技术。由于社会消费能力在一定时期是一定的,政府的货币供应也需要稳定,所以新产业的资金市场占有规模的最大化,有赖于对已有产业的资金占有率实施有效压缩。同时,传统产业是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生产规模不可压缩,那么只有大幅压低产品单价一条路可走。由此以来,克林顿的追求就被归结为打造一个提供超低价传统产品的新产地。
    
    显然,数量庞大的超低廉劳力是形成这个新生产基地的主要前提,所以在生产地点的选择上克林顿并无太多的余地。美国商人很早就进入了多党制的印度,但是当地的工会、印共等左派势力封闭了他们对利润的无限想象。由此,中共军政权控制下的大陆成为了利欲熏心者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中南海与白宫不仅在知识和信息方面处于不同时代,双方的政治心理和地位也分别在两个世界。一方焦虑的是对内保权,另一方的追逐是对外赚钱,紧迫性大不一样。所以一如美国商人的预想,更加别无选择的中共还是签下了一份不便对内公开的入世协议。
    
    在肆无忌惮的特权利益驱动下,专制政权必然会积极动用暴力手段,强制维持劳力成本的长期低廉。这一点对各类攘攘逐利者特别具有吸引力,粉饰由此必然产生的大规模人权灾难则属于政界的承担。摆在白宫智囊面前的政策设计要求是,既要确保华盛顿与北京在公众面前保持一定距离,又要为北京维持中共特色劳力供应提供方便。于是所谓的人权对话机制或称人质外交现象粉墨登场了。
    
    设计者以少数知名人士的牢狱之灾置换持续发生的大众化人权灾难,试图有效降低白宫新政策的运作成本。此外,将部分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反对派人物流放境外,阻断他们对大众的影响,也便于中共对社会的操控。少数知名人士在镁光灯下出走美国,闪烁的强光在照亮白宫外交成果的同时,也使中国的人权灾难的主体部分陷入了更深的黑暗。加之美国商人利益授意下的民运组织不明就里的频繁渲染,克林顿政权主导的人权胜利的来之不易在世界面前被完美地烘托起来了。妙处还在于,这样不仅便于把人权责难悉数推给彼岸的新经济合作伙伴,还能对全球的中国民运界营造出望美止渴的麻醉效应。
    
    由此也可以判断,克林顿主义虽然选择了走名人路线,却不会支持向中国反对派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中国反对派由此增加的自主性有碍新经济政策对成本的控制。
    
    二、克林顿亲手配置左右产业转移的国际政治环境
    
    上任伊始,克林顿推行了以大幅削减军费等公共开支为基础的国内市场整备,充分享受到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全球民主化投入的回报。但是,对这方面的继续投入被视为过时了。基于对国际政治冲突已经随冷战落幕而结束的判断,克林顿决定彻底转变美国战后的政经模式,也只有这样的大手笔才能满足他自幼年即满怀的执政热望。在第一任期内,碍于64屠杀导致的巨大道德压力,白宫与北京的利益互动只能在有关最惠贸易地位的半推半就所营造的两岸喧闹的表面下秘而不宣。征服北京是克林顿政绩计划的重要环节,但是成功还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
    
    由于相当部分的美国传统产业于六、七十年代转移到了亚太等地,新经济计划中的转移主体将发生在美国之外。这使得美国在转移成本的全球分担中处于优势,但是促成远在他国的工厂发生定向迁移,对白宫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比原计划提早多达5个月,于1998年6月迫不及待地先于其他西方国家首脑走进了64大屠杀后的天安门广场,可谓以身作则。随后,克林顿政权积极与北朝鲜修好,为韩国向大陆实施大规模产业转移提供了政治上的"一平三通"。同时,克林顿的言传身教也促使对北京抱有更多顾虑的日本和台湾加速了向大陆的产业转移。其中日本对华投资和ODA规模在1999-2000年间双双快速达到了历史高峰。
    
    在克林顿公开新经济政策5个月后,美国基金对东南亚民主地区的前新兴市场发动了97大扫荡,应该就是这个政商联合计划发起总攻的前奏。在冷战期间完成的前次产业转移中,政治影响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的是,当时的作用是防范产业向专制国家转移,而此次的作用却是驱赶产业向专制国家转移。在东欧之后,远东残余的专制政权的利用价值远大于摧毁价值,这就是克林顿主义相关政策的利益逻辑。
    
    三、新经济巨额利润要求下的美国逆差问题和中国三农问题
    
    通过肮脏同盟的政治交易,传统产品价格被做到了空前绝后的低水平,挤压出来的可观的投资和消费资金被导向了NASDAQ新兴市场。信息经济产品终以超高定价登场亮相了。从NASDAQ制造世界级亿万富翁的空前神速来看,新经济敛财的疯狂超过了历代海盗。只有借助专制政权制造的贫穷劳力密集地区的"后发优势",才能把新产品利润做到如此超乎时代文明想象的地步。因此,实现新经济的商业利益最大化设计目标的前提,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促成传统产品的生产向人权灾难严重的大陆高度集中。这样一来,原本分散在众多国家的对美贸易顺差也势必会集中到大陆。所以,现在大陆对美国的高额顺差,是克林顿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美国商人的意料之中。
    
    因集中贸易而形成的两地间的巨额逆差数字有利于白宫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便于凭借道德压力主导贸易谈判。此外,谈判对手的大幅缩减也便于降低谈判的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这个主要的谈判对手国被对外一向软弱的专制政权所控制。只需要在政治制度方面对那里的特权集团略施颜色,忌讳政治变革的北京就会乖乖地回吐利润。将国际问题北京化,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策略,使美国巨大的政治制度相对优势得以充分货币化。由此,新经济计划的目标设定不仅要确保美国商界在信息经济领域独步市场,也为传统产业预设了冲销成本的机会。
    
    事实也正如美国商人的预想,在汇率方面的悉心配合,已经使中共由苏维埃的播种机嬗变成了美国商人利益的升值器。为了切实应合克林顿新经济政策对传统产品超低价格的胃口,中共在镇压独立工会组织、暴力推进全民所有资产定向私有化,以及加大外商经营优惠等传统方面竭尽全力的同时,还有计划、有组织地暗中长期实施了农村萧条政策,以确保向血汗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超低价劳力。善良的人们长期翘首以盼的三农问题,即使在"青天"当政的年代,也是久议不决,甚至妄议者治狱。陈桂隶、李昌平诸公忽视了不惜代价入世是被中共确定为性命攸关的生存战略的政治背景。作为此战略的重要策动者,肉食者朱某同时也必然是三农问题当然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四、无视民主政治的安全价值导致新经济成果付之东流
    
    商品价格体系如同难以抵御蚁穴之溃的江堤。既然美国商人决意选购更为低廉的大陆商品,其他国家想在原地维持原价格的生产是很困难的。但是出乎美国精英群体意料的是,新经济苦心策划的成本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落入了本拉登从不触摸键盘的双手。经历长期策划的911恐怖事件的发生,证明克林顿政权一切向钱看的新经济政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彻底失败了。这再次证明,放弃国际政治责任对美国利益的超级大国地位是灾难性的威胁。继百年前虚伪的人权政策导致美国在古巴利益的崩溃之后,私人商业利益欲望扭曲国家利益基础后导致的美国噩梦在阿富汗再版了。
    
    现实表明,克林顿新经济政策对专制势力的活用已经酿成了致命的安全灾难,其对市场规律的整体判断也严重一厢情愿。在恐怖袭击之外,新经济对资金占有率的疯狂追求所导致的全球性重复建设引发的原材料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及其加重的环境灾难,也足以使新经济政策落入劳而无功的地步。
    
    五、劳力转移对设备转移的比较优势
    
    西方的工厂设备可以拆运到大陆,与之配套的交通、能源、环保等众多设备却搬不走。它们和原来的操作者一同失业了。在大陆重建的新设施的水准比被放弃的旧设施落后得多,其建造和运转都会更严重地消耗自然资源,对全球环境质量造成更大的损害。半世纪前曾经成功的产业转移模式,如今是否仍然符合整体成本要求,值得再探讨。
    
    随着二战的结束,大量青壮年走进了洞房,至使20年后的西方整体上迎来了就业高峰期。目前,西方国家的人口状况与前次产业转移期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人权状况与更早的殖民时代相比更是翻天覆地。由此,发达国家或许可以考虑,以仿效殖民时期的劳力转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引发自然资源巨大耗费的生产设备的转移。
    
    产业转出国可以建立无形的法律特区,以特别法的形式保持输入劳工的低廉成本。但是劳工的收入无论如何也会比大陆血汗工厂的收入好。与专制政权的暴力压制相比,与强调必须服从当地专制法的雅虎的行径相比,特别法可以轻易获得道德和人权优势。以中国劳工为例,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更多保全生命、四肢、健康和尊严的机会,有更满意的收入,大陆社会的消费水准也会出现坚实的平衡性增长。同时,社会还可以得到大批经过现代化职业训练和民主自由价值观熏陶的公民群体,而世界上的青山绿水也可以更多地保留下来。
    
    以劳力转移替代设备转移,可能减少中国劳工直接参与的规模,但是收入总量未必会减少。如上所述,社会效益会更真实、更可观。更重要的是,由于需要依赖于中共专制政权的暴力统治,在苏联之后,新经济政策已经成为了全球民主化新的主要障碍,而全球民主一体化的早日完成可以极大增强人类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终结战后重建这类悲剧,减少世界范围的军费开支,对全球经济的安全与效率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劳力转移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对能源、建材等原材料市场的低效耗费,依法出现的大量外籍劳工还可以为当地服务业提供新机会,便于维持当地就业市场的平衡。至于劳工非法流散问题,如果西方国家有信心防范无孔不入的恐怖分子,顺便把劳工流散问题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应该是现实的。并且,合法的大量低廉劳力的存在,对偷渡规模也会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如果把经济全球化置于政治制度一体化的支持下,传统产品的价格可能降不到今天这个地步,新经济亿万富翁的资产不会象今天如此耀眼,但是人类生活的幸福指数会明显提高。虽然少了一时的喧闹,新经济成果却可以具备久远的可持续性和真实的安全性。
    
    六、新经济阴影的全球化
    
    从直接经济效益上看,此次产业转移对转出地的影响与对鼓动者的影响大相径庭。转出国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尖端军事技术储备规模远远无法与美国相比,冷战后也就缺乏迅速形成新产业规模的能力。在新经济时代,即便在传统西欧地区,也出现了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例如西班牙、意大利、芬兰等国都在两位数,就业状况的长期恶化也引发了巴黎的大规模骚乱。并且,国际资本与中共专制势力的合作在进一步压低贫穷国家的劳力价格的同时,也累及发达国家的劳工收入的改善。最近,德国、加拿大等国的对华人权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或许就标志着这些国家的利益意识开始反思新经济。至少德国总理选择会见为新经济利益链条最底层的中国农民仗义执言的陈桂隶夫妇绝非巧合,加拿大政府致疑人权对话模式也许另有深意。同时,加强对反恐战争的投入也是利益反思的重要方面。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还算幸运。至少在信息经济十大巨头中还有日本的一席之地(排名第九,其余皆为美国企业,据2005年销售额)。但是在新经济时代,日本经济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数据显示国家处于历时最长的经济"景气",另一方面,民众消费水准却持续低下化。这说明,对于缺乏原料且拥有传统产业规模的日本的整体利益而言,在抵消原料支出的增长和传统产品的降价后,信息经济及由此出现的所谓"中国特需"带来的是负效益。影响还不止于经济领域,作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手工"物件制作"业也陷入深刻危机。
    
    七、商人私利与专制势力合作的成本
    
    有位东京教授曾公开致疑克林顿,"他在八年中都干了些什么"。对于日本人来说,如此直白的表达是不常见的。对于全球共同利益来说,更尖刻的问题或许是,克林顿忙了八年都留下了些什么?
    
    克林顿上任后,美国经济迎来了冷战胜利赋予的自然增长机遇。保持这一机遇有赖于政府为市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而继续推进全球民主化是经济全球化必然的安全要求。对民主全球化的巨大贡献既是美国在冷战中保持优势的动力,也是美国在新经济竞争中保持领先的主要助力。然而这一永恒财富在冷战后被迅速冷落了,导致新经济长达八年的积累顷刻间随着世贸大厦崩溃了。这说明,克林顿对国际政治投入的斤斤计较不能支持他对新经济利润的设计。
    
    如果克林顿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比尔盖茨就属于利令智昏。这位新经济的风云人物正为产品在大陆面临的盗版问题所困扰,因为他难以接受盗版泛滥主要是政治制度问题的现实。
    
    首先,盗版泛滥是贫穷问题的反映。专制政治导致严重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加剧贫穷,使盗版产品大行其道。只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才能降低社会不公程度,产生富裕社会,进而有效控制盗版的泛滥。其次,盗版消费是一个利益意识问题。镇压选举的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盗版利益集团,在其巨大的盗版利益效应的作用下,即使是富裕的消费者或财大气粗的政权机构也会对盗版产品趋之若鹜而毫无顾忌。特别是,这个盗版政权还得到了比尔盖茨的认同与赞美。美国商人只愿享受专制政权暴力维持下的"世界上最自由的资本市场环境"的便利,而不愿承担伴生的成本,这是任何信息技术也难以胜任的虚拟任务。由此可见,经济巨头的垄断本能与专制政权的独裁意识共享着同一个操作模块。
    
    新经济对利润的追逐尺度达到了瓦解自身安全的地步,这无论如何也是对知识概念的亵渎。在经历了十余年的风雨沧桑后,原设计中的产业利润陷阱已经扩散成了公共安全黑洞,任何补丁式的技术性处理都无济于事。对于美国整体利益而言,政治作用在新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进行彻底的系统升级了。
    
    寻找李毅兵先生
    
    2007年1月28日于东京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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