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中国禁书之怪现状 (二）/姜福祯
(博讯2007年2月2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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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批评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博讯 boxun.com)
姜福祯
在意识形态的风云变幻中，以我观之，20多年以来，中共对图书的查
禁实际上经历和正在经历三个阶段。
一、初级阶段（1980年～1989年）：争鸣批评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阶段
二、中级阶段（1992年～1999年）：弘扬主旋律与反思现代化历史发
展阶段
三、高级阶段（1999年～至今）：思想文化戒严与全面反思改革阶段
在上述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的宏观背景下，图书的出版发行也分别与之
相适应，禁与不禁，明禁与暗，争鸣还是批判都会出现若干不同的情
况和层次。这也是因为某些书往往代表党内不同的思想，或者与当局
某些政治策略以及政治人物的相互较力和未来规划相关联。
初级阶段：邓小平的开明宣泄和反对精神污染
76年文革结束之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专制受到很大冲击“八块样板
戏”模式的文化戒严被解除，所谓“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持续
了大约四年。这个时期出版最多的书是西方文学名著和重印中国四大
名著，此外50、60年代的一批“红色”经典也被再版。
邓小平为了表明与毛泽东的草木皆兵不同，不仅重新刊印了《三家
村》的《燕山夜话》，还刊印了右派作品《在桥梁建设工地上》、
《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
《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等谓之曰：《重
放的鲜花》
《重放的鲜花》于1979年5月出版后，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轰动，也
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当局也组织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刊物，都以赞扬的文字语
言报道消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毛泽东的禁书被邓小平讴歌赞
颂，是很有意思的历史吊诡，看上去好象毛的文化专制被打翻在地。
但历史很快就证明《重放的鲜花》不过是厨房的鲜花，摆摆而已，并
无怜花惜玉之意。
80年代对有问题的作品不是禁毁化浆，而是争鸣和批判。实际上当年
争鸣和批判的书大都有悖于“主旋律”，起码被部分左派视为脱离或
者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如下原因：（1）表明比毛
泽东时代进步，允许不同创作倾向并存，有问题可以争论、可以批
判。（2）胡耀邦等党内开明派一直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提倡创作
自由，并且亲自给“歌德派”泼冷水。（3）胡耀邦、赵紫阳巧妙抵
制邓小平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4）党
内一大批老革命和老右派为主体的创作和研究人员声势浩大，个别时
期甚至咄咄逼人。比如第四界文代会就是对党管文艺的集体声讨。
1981年：批判《苦恋》事件
1981年3月，解放军总政部领导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讲到《苦恋》这
个电影文学剧本，并说准备撰文进行批判。邓小平赞成说：“对电影
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原则的问题。”于是，
总政治部组织了一班人马写了批判文章，于4月20日在《解放军报》
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
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篇文章批判《苦恋》宣扬不爱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
自由化；说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
程度。文章还说，《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
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
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胡当时主张由文学界自己进行评论就行了。他没有想到《解放军报》
公开发动了批判。他在浙江和山东已经听到了一些反映，回到北京后
听取了中宣部和文艺界领导的汇报。那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也来向他说
了一通，还转述了邓小平3月27日的意见。胡耀邦感到事态的严重。
胡耀邦立刻找人谈话，意在抵制有的人想借机发动一次反什么倾向的
批判运动。但是对于《苦恋》，有些人十分积极，已经在全国性报刊
上批判开了，维护中央威信、顾全大局为重的胡耀邦无法遏制和扭
转。他只能尽可能降温降调，尽力把火辣辣的批判引导到平和的评论
和批评上来。
邓小平也于7月17日把周扬、王任重、胡绩伟、朱穆之、曾涛等人召
来谈对《苦恋》的批评问题。在胡、邓双方的暗中较劲后，对《苦
恋》的批判才没有演绎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扫荡。
为什么当时对《苦恋》如此大动干戈，很少有人想到实际上《苦恋》
是79民主墙运动的一个苦涩地句号，是和取缔民刊，秘密逮捕民运人
士同步进行的（都是4月），因为对民间力量的镇压是密而不宣的，
这也就成了邓小平的一个公开出气阀。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啊！
1982年：对郭罗基的驱逐
根据郭罗基本人的回忆：“1982年上半年，北京理论界和北京大学先
后发动批判运动，批判我‘组织上、理论上、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所谓‘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就是‘不服从调动’；所谓‘理论上的严
重错误’，就是‘搞自由化’；所谓‘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就是
和西单墙、地下刊物有联系。”
原来80年邓小平就发话让思想活跃又善于多言的郭罗基到南京工作，
胡却迟迟没办，82年邓再次提出胡已显被动。
1982年3月16日至4月28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大型的北京地区理论座谈
会。王任重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说明开会的目的和方法，号召理论工
作者“要为真理而斗争”。通篇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
说法，也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的“部署”。王任重
的讲话使得当时理论界的紧张空气稍为缓解。这次会议，《光明日
报》副总编马沛文在会上为郭罗基辩护，说调动是“发配”。这一下
闯了大祸。理论座谈会中途换马。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下台，邓力群
上台。王任重的讲话作废，胡耀邦的意见被推翻。邓力群一亮相，紧
锣密鼓，理论座谈会变成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场。按胡乔木
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的调子，对我进行了缺席裁判，马
沛文则陪绑。在这种强势下，胡只有表面同意批郭，其实批郭也就是
批胡耀邦自己而已，这就是新时期中国政治迷局的一个范例。胡与邓
的关系很象当年毛与周、毛与邓的关系，实际上类似“主仆关系”，
这种关系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也就不能不波诡云橘、微妙无比。
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
一年之后，邓小平对很多社会现象看不惯，这次的提法是“反对精神
污染”。当时有关权威文献是这样概括的：
“最近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近年来，理论界、文艺界的一
些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等等，对青少年一代的
影响是十分严重的。由于一些人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所谓社会
主义异化论、抽象的民主以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导致和加
剧了青年的思想混乱，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消极涣散、与党离心离
德和对社会主义不信任的情绪。那些大谈自我设计、自我奋斗、
自我完善的文章和作品，助长了青年中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特
别是那些宣传凶杀、色情的书籍、画报、电影、录音、录相以及
淫秽下流的手抄本等，严重地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使得一
些青少年精神萎靡，情趣低下，道德败坏，个别的甚至走上了犯
罪道路。从以上这些问题可以看出，精神污染对青少年的毒害是
触目惊心的。不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进
行，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坚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就是一句空
话。所以，我们各级团组织、团的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一定
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旗帜鲜明地投入到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中
去，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反对精神污染主要表现在集中左派权威和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对王若水
社会主义“异化理论”进行围剿，对宣扬性解放、婚外情的文艺作品
进行限制，对所谓“低级趣味”的东西进行批评引导。在这种思想主
导下，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宣扬
性解放、昏外情）、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宣扬抽象人道主
义）、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戴厚英
《人啊，人》（思想混乱，否定党的领导）等等一些作品受到公开批
判。
1986年：被“反对自由化不力”绊倒的胡耀邦
1986年冬，北京和全国各地又闹学潮。邓小平认为这都是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不力造成的，于是免不了找出几个“后台”、“黑手”之
类，方励之对合肥科技大学生的自由化演讲、刘宾雁的小说和报告文
学、王若望的若干次演讲和文章都成了“自由化”的典型言论，三人
被公开撤职批判。
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
谈话，以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的方式公布的这次谈话分析学潮成
因，随后宣布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开除出党。胡耀邦也因
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一班摄政老人“逼宫”下台。
80年代的政治形势如此，禁锢和反禁锢并存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图书
的审查和查处还处在初级阶段，无论“歌德”还是“缺德”，无论
“伤痕”还是“寻根”，无论“意识流”还是“黑色幽默”都可以有
一苇之飘零。
这些作品虽然存在，但不受主流意识形态欣赏，比如刘宾雁的《人妖
之间》、《第二种忠诚》，王蒙的《蝴蝶》、《活动变人型》、《坚
硬的稀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方方的《风景》，刘索拉的
《你别无选择》，刘恒《狗日的粮食》，等等。
80年代伤痕文学思潮代表作精选书系包括如下作品。换到现在这些书
就是在市场上转一圈就进入冷宫的作品，就是再版难免被删节（抽
禁）。
◆刘心武：《班主任》
◆卢新华：《伤痕》
◆张贤亮：《灵与肉》
◆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
◆袭巧明：《思念你，桦林！》
◆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孔捷生：《在小河那边》
◆林斤澜：《头像》
◆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
◆郑义：《枫》
◆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
◆宗璞：《我是谁》
◆冯骥才：《啊！》
“寻根”是80年代中期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众多的文学作品与理论
文章汇聚在“寻根”的旗号之下，发展为一个规模庞大同时又松散无
际的运动。80年代寻根文学作品先是肯定，后是争鸣和否定，主要寻
根作品有：的争鸣作品多多，主要有如下一些：
◆比较有影响的有《棋王》，经常被列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认
为这篇小说充分表现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想精神，作为人对世俗
生活超越的凭藉的文化蕴味。
◆最具有思想深度的则是韩少功的《爸爸爸》，“爸爸爸”的机械重
复出自一个傻儿子的口，这个儿子叫丙崽，不叫甲崽、乙崽，如果
根系此处，中华民族的龙颜何在──为此受到理所当然的批评。
◆其他寻根文学的著名作品还有：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
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沙灶遗
风》、《最后一个渔佬儿》、王安忆的《小鲍庄》、汪曾祺、何立
伟、阿城的一些浸染着中国儒道精神的小说等等。
真正的从上到下禁书，大概从87年左右查禁一批外国小说开始。此前
记得主要对港、台的武侠小说进行查缴。8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情场
赌徒》之后，开始了对中外艳情小说的全面清理。我之为“二十年目
睹”也就是从此算起。
80年代是百废待兴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式微状况下：自由精
神和自由写作曲折表达和不断反叛的过程，也是共产党还有勇气和信
心利用左派收拾文化残局的时代。因此，这个阶段的禁书主要面对黄
色小说，其他文艺作品他们还有企图辨正的努力，这是因为柏林墙还
在高高耸立着。
（2007年正月初一于青岛）
原载《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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