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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志,“四人帮”中三个是“叛徒”
(博讯2007年3月0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以下三篇文章值得所有关心中共的人们一读。
    
     凡是在中共“红旗”下培养出来的人,都知道中共一贯宣传的做人原则;在敌人面前必须宁死不屈,决不可以屈膝投降,从狗洞里钻出来。 (博讯 boxun.com)

    
    在这一原则下,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共战俘,回国以后遭受到残酷的待遇。有位在大陆被关押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于1983年刑满释放。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后以“立山”笔名在《联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他在大陆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篇叙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门外新生路十五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决犯看守所里所见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关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他们是被联合国军俘虏后,在板门店换俘时本来想去台湾,经中共政工人员晓以既往不咎的“大义”,发生动摇,改变初衷回来的。但一过鸭绿江就关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干部按排连营团分别集中,然后分开关押在抚顺、北京二地交代问题。”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发现广场停满了苏式嘎斯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绑的志愿军被拉上卡车插上罪幡,拴紧脖子,车子悄悄开出广场。有人数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车,二十辆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广场四周布满岗哨,有人说三个月前也处决过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号时关有二千多人,全部处决后我曾见有人替他们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学习资料和衣物。”
    
    但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在中共最高层,通行的却是另外一个原则:屈膝求放。
    
    以前众所周知,刘少奇、周恩来曾经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指控有“投敌自首”的“历史问题”,前些年开始,“四人帮”又被证明有“叛徒”历史问题,(见下面的第三篇文章),而近来,毛泽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志的历史真相,又开始大白于天下。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下面第一篇文章对毛泽东的第一次被捕,进行了详细而慎密的考证,在世界上第一次做出结论:毛泽东在其第一次被捕中曾经出卖的同志,危害了当时的中共“革命”。
    
    第二篇文章揭密的毛泽东的第二次被捕,虽然令人跌破眼镜,但目前仍旧处于半保密状态,有关人员虽然抖露出星毛鳞角,但详情仍旧处于保密状态。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因为散布毛泽东出卖革命的知情人,如果身在中共大陆,肯定会被灭口。老奸巨猾的樊崧甫在应中央军委要求写材料回顾毛泽东被捕之事,绝对是好话说尽,不敢揭露毛泽东的丑陋真相。
    
    
    一,
    
    毛泽东有没有被捕降敌,出卖了同党?(ZT)
    
    文章来源: http://www.180.co.nz/bbs/viewthread.php?tid=8087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过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脱党并不认为是名节大事,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泽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无人敢去议论,党外和国外人士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连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泽东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剎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泽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泽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泽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内地或内地人到香港,或内地亲邻来信,知道内地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人不能不信。内地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内地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内地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内地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内地亲友来信要米、要油、要肉,还有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内地“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 “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内地逃来的人,将有关毛泽东残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泽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直把它存在记忆的资料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泽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对毛泽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泽东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反复加以研究论证,现将我们复印的书籍资料简单介绍于下: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李瑗记载对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按: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泽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间,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按: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干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内地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按: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泽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还有,毛泽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我们估计:潘心源这个人在中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泽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泽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泽东的功绩向毛泽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泽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泽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泽东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泽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泽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被捕急智脱逃”的故事,是粉饰自己欺世欺人的行为。
    
    中共建国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对抓他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象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还是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提高了团丁的阶级觉悟,在放毛泽东逃跑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这篇谈话在毛泽东的湖南湘潭故居纪念馆有存稿展出,香港刘济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约两百多字,无须在这里写出。我们估计:这篇谈话是毛泽东本人后来化精神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我们和几个朋友研究了这篇谈话,并找几个湖南籍的朋友参加,认为谈话的语法和语气,完全和毛泽东生前谈话口气和著作风格相同。为什么“被捕脱逃”事件,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党棍子笔杆子如此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伟大领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尽管怎样多方维护,乱真的假货,总会被人识破。用“文革”语句来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上多少疑案,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发覆钩沉,最终都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我们对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有关“被捕脱逃”的疑点提问于下:
    
    第一、毛泽东谈话只说当时被抓的人只他一个,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动并同时被抓,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我”是自己一人,而“我们”是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识。毛泽东只提“我”不提“我们”,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诺如此谈,和斯诺谈话以前与他人谈话,包括党内交代,都是用“我”,一贯用来,不好改变也不想改变。当时,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为潘心源、易学铁还有易子义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无人对证,所以胆大妄为,既不脸红,也不心怯,这是道德坠落人格卑劣的表现,能骗则骗,只要骗人能对自己有利,对这样的人即使大骂一顿亦有何用。对他鄙夷一笑,亦觉得不值。
    
    第二、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没有说出拿多少银圆贿赂团丁,但“贿赂”一事是他着力强调的,他忘记了在他被捕以后,他已是民团的俘虏,他身上的钱财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体,都是民团的捕获物。照例,在检查时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要打要押,权在民团头头手里。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贿赂,没有上峰开口,他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人, 卒然之间亦难齐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级部队去,可以立功受奖,不担释放犯人的查办风险,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就被捕者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自己行动和放言高论的自由,乱走几步,多说几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三、毛泽东说“士兵答应放我,而队长却不肯”,他没有说明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或全体士兵,也没有说明队长后来怎么能够同意,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真事,还是在说童话故事。象这样的事,没有士兵商量和队长同意的复杂过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泽东意图骗人,可是又骗得不合情理,人们会问:用什么魔术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贿赂?他们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队长由不肯而变为肯,原因何在?不说明其中理由和经过原由,人们永远难以相信。毛泽东喜欢读《西游记》,是否在编造这个“脱逃”故事时,也想过齐天大圣使用过的定身法和动心术的神力。
    
    第四、毛泽东被捕时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而捕他的士兵却是一队,有队长率领,至少十余人,不会是一两个。算他十个罢,几十块钱由十几个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队长多少?给少了,队长会肯吗?更可疑的问题是:士兵接受毛泽东的贿赂,却又给毛泽东留下七块钱做为“盘缠”路费一路走去,真是怪事!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队长,如此大发慈悲。不如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提高了团丁众士兵们的阶级觉悟,使毛泽东不仅得到脱逃,而且一路有“七块钱”路费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如何?只有毛泽东自己一人知道。我们推测:这“七块钱”路费,不是士兵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司令特意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假话连篇,只有这“七块钱”的事是真话。
    
    第五、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关于他逃走以后的事说得非常详细,简直不厌其详,比民团抓他以后和逃跑以前的事详细数倍,如说:“我走到一处高地,那是在一个水塘的上端,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这段描述连细节亦不遗漏,很明显的是毛泽东为了掩饰脱逃神话,而着意捏造出来用以搪塞他脱逃的隐秘的。他原来是被绳子绑住的,怎能挣脱?毛泽东是被绑着的一个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数。即使两个士兵押解一个绑着的犯人,都很难挣脱,何况士兵手里有枪,队长手里也不会没有枪,如果枪响,逃犯很少不会被射中。既然是贿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赶。追赶不上竟至费时费力强迫农民参加,不是故意白费力气。农民没有接受贿赂,搜寻时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出逃犯藏身之处,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泽东有遮眼法,神通广大,否则,那些士兵、农民、包括队长在内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斯诺是个记者,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一个从大陆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说,他也曾对毛泽东这次谈话怀疑过,只是不敢提出;又说,如果照中共“审干”、“肃反”以及文革时期“揪叛徒”方式来审问毛泽东,不“磕烂狗头”(一种严刑拷打的讯问形式)才怪。一般人见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銮宝座,认为“被捕脱逃”事件在他整个历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时找不到有关新的资料,管不了那么多。如今在斯诺的《西行慢记》有关的资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边区小学教师的调查,以及胡长水、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种资料,有主证也有旁证,毛泽东重要关键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样的问题,不被毛泽东抓去枪毙,也会死在打手们的拳脚之下,死于不见血的“非命”。说来一个有“被捕降敌”的重要历史关键问题的人,却用“抓叛徒”的名义和由头,对付政敌并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这真是历史的滑稽戏。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成为专制极权寡头,他就为所欲为。说来,专制极权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泽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晋著《毛泽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社)、《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何键的支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泽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醴陵、平江、安源、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矿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泽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泽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有关,换句话说,毛泽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毛泽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脱险,潘心源、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泽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泽东被捕时候?
    
    第三、毛泽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早不迟,正是毛泽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泽东后来强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余,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泽东吓破了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泽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泽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泽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当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二,
    
    吴越:关于毛泽东第二次被捕的秘密
    
    作者 : 吴越,
    
    發表時間:3/7/2007
    
    一、为陈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陈佑华(解放前上海市黄浦区区长)打电话来,约我到他家吃晚饭。我早早地就去了,为的是可以跟他多说一会儿话。
    
     陈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问起来,才知道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金华,任务则是一样的:卖房子。陈老在南京有三处房产,在金华有一处房产。问他为什么急于出售,陈老长叹了一口气儿,心情沉重地说:“从迹象上判断,我的处境不怎么美妙呢!共产党口头上说的是要搞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缓兵之计,最终还是要把我们这些历史上反对过他们的老家伙赶尽杀绝呀!我们上海房地产部门,一共八个民革成员,已经有六个不知道下落了,现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国民党军长,上将军衔)两个。哲山还是老脾气,一身傲骨,宁折不弯,什么都不在乎,近来连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里干些什么。他杀人如麻,我杀人也不少哇!可是回顾自己一生,‘滥杀无辜’的事情,好像还没有过。当年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是要造反的‘匪’,按照当时的法律,必然是‘杀无赦’的。我们执行命令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职业犯,这和国共两军在战场上厮杀拼命是一个道理,无非各为其主而已;如今共产党执政,国民党成了‘匪’,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成了‘反革命’,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既可以‘杀无赦’,也可以作为‘统战对象’养起来。怎么处理,人嘴两片皮,怎么说都有理,这就是‘辩证法’。当年李济深、黄绍竑再三劝我留在大陆,跟他们一起组织民革,跟共产党搞统一战线,为祖国、为人民做点儿好事。当时想想,他们的话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恶多端,罪孽深重,晚年醒悟过来,能保持晚节,也不算迟,所以拒绝了二陈(指陈立夫、陈果夫)的频频召唤,没去台湾。现在看起来,似乎想得过于天真了些,把共产党的胸怀也看得过于宽阔了一些。别说是我这样的人了,就是李济深、黄绍竑他们,也是有职无权,不过是个摆设,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谈何保护我们这些小兄弟?何况他们远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护,也是鞭长莫及。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劫难逃,也不幻想共产党能够对我慈悲。我们军校出身的人,视死如归,倒还做得到,什么时候拉出去杀头,眉头皱一下的都不是好汉。不过这不等于我们这些人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儿女之爱。我的几个孩子还都太小,也不怎么懂事。我打发她们去处理房产,就是想在我入狱以前,把房子变成金子,存进孩子们的户头里,也好让她们继续求学,不至于流落街头。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产都定为敌产加以没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请来,就是想借重你,万一我出事儿了,给我办理一下善后事宜:赶紧给我太太打一个加急电报,叫她尽快把房产处理掉,不要计较房价的高低。我已经是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们都能长大成人,都有谋生的技能,不再参与党政之争,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我嗯嗯地应着,心里在想:我虽然没有参加党政之争,命运还不是一样?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还不知道谁先进监狱呢!不过这时候跟他说这个,徒增烦恼;说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安慰他,与事无补,所以干脆什么也不说,只请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定尽我力量帮他妥善处理。
    
     草草吃过晚饭,就告辞匆匆回到家里。心情不好,一连几天没有出门。星期四晚上九点多钟,大小姐打电话来说: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现在没有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来了?我叫她不要着急,我马上过去。放下话筒,跟家里交待了几句,就跑下楼去,喊了一辆三轮车,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陈家,已经过了晚十点,陈老还是没有消息。三个孩子加上一个小大姐儿桂英围着圆桌坐了半圈儿,八只眼睛睁得老大地盯着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个电话到陈老的单位地政局去问,传达室的人说: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计陈老准是出事儿了。共产党抓人,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公开抓人,警车呼啸,警察出动,手枪、手铐一起亮出,弄得四邻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说请你到党委办公室或人事处有点儿事儿,一去就不回头了。我估计陈老已经秘密被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义草拟了一张电文,给她们看过,准备自己立即到电报局去发,叫她们不要着急,今天太晚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只好先休息,明天一早让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党委问清情况,再作处置。几个孩子都是没经历过大事的,除了会抹眼泪,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陈家,打发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让她也跟着。我和桂英、少爷坐在家里听消息。十点钟左右,两位小姐回来了,进门就哭,说是见到了党委书记,证实陈老是下午四点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谈话的,到那里就宣布逮捕,如今关押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估计可能在车站路监狱里。党委书记还说: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还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两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监狱:车站路监狱专门关押比较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监狱关押一般刑事犯,提篮桥监狱则关押比较轻的反革命和比较重的刑事犯。陈老既然被关在车站路监狱,可见问题是严重的。这座监狱不许家属探视,但可以送东西。我让桂英收拾出陈老的换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类,包成一包儿,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旧跟着。直到十二点钟过后,两位小姐回来,说是东西送到车站路监狱大门口,传达室翻了名单,检查了东西,就收下了。──这叫投石问路,至少知道陈老关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陈太太才回上海。我问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说:“三处房屋,都有了买主,只是价钱和条件怎么也说不拢。因为先生有话在先,第一,无论如何要把房子卖出去,第二,最好要条子。如今银行里条子有牌价,可是只进不出,买主一听要条子,价钱压了一半儿还多。我正犹豫,接到电报,只好拿人参当萝卜干儿卖,贱价处理了,这才回来。”我问她陈老的事情怎么办,她就说:“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卖了留给孩子们读书,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们都不会这样没良心,要钱不要爸爸。哪怕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把先生赎出来。只是我和共产党官场没有来往,这事儿还要你出面替我去办。”
    
     我苦笑一声:“共产党不比国民党,凡是牵扯到政治问题的案子,花钱是赎不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请求民革组织出面,以统战对象为理由,争取宽大处理。陈老是李济深和黄绍竑动员他留在大陆的,如今共产党要拿他当反革命,民革总不能袖手旁观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过他才能跟北京联系上。另外,吴山(字一峰,樊崧甫的同乡,曾任樊的军法处处长,解放后兼任樊的私人秘书)先生通过民革市委的推荐,现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当律师,还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小组一共九个人,只有他一个不是党员,可见政府对他还是比较重视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这方面的政策、消息,总比咱们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吴先生,但还是晚了一步,他已经到樊崧甫家里去了。据师母说,他近来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来。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说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里纳闷儿:陈老也说,樊崧甫已经好久不上班了,结合吴师母刚才说的,难道樊崧甫也要出问题了不成?要是连他也难幸免,陈老的这场劫难,恐怕再也躲不过去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赶到樊公馆。樊夫人出来开门,看见是我,一面说我好久没来了,一面又面有难色地对我说:“哲山近来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办,任何客人都不见。”我反问她:“那么吴山先生怎么天天来呢?”她苦笑一声说:“吴先生是来帮哲山办事儿的呀!”我告诉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搅一下樊先生。陈佑华陈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惊:“那你等一下,我去给你问一声。”
    
     我只好站在楼下等,心里有些反感:樊、陈两家关系不比一般,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还要通报么?”
    
     正想着,樊夫人在楼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楼,只见樊、吴两位隔着写字台一人端坐一边儿,桌子上摊满了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见我进门,同时问我陈老的事情。我详细说了。樊崧甫连连叹气,说近来形势确实非常紧张,不过他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时写信给李济深和黄绍竑。陈佑华的历史,和他樊崧甫一样,是尽人皆知的,无所谓隐瞒,既然已经列为统战对象,就不应该算老账。怕就怕他还有秘密身份没有说清楚,或者解放以后还有新的反革命活动,那可是谁也没有力量保他了。我说:“据我所知,他的历史问题是已经写过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还有秘密身份没有交待,这个我可说不清楚;至于解放以后是不是还有反革命活动,我估计不会。因为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对党政之争十分厌倦甚至反感,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要说跟国民党的联系,倒是确实有过,那就是陈立夫、陈果夫曾经派人到上海来跟他接头,要他到台湾去。他听李济深和黄绍竑的话,留了下来组织民革,连面都没去见。应该说,他这样做是对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吴先生摇了摇头,把话接了过去说:“你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按共产党的说法,这就是大错而特错了:他明知道特务混进大陆来了,怎么不向组织上反映,一网打尽呢?”
    
     我说:“两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总也不能干卖友求荣的事儿吧?”
    
     吴先生说:“这可就是立场问题,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统战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绝不许有新的活动,一旦发现,两罪俱罚,加重处理。”
    
     樊崧甫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有什么新的罪,那就是国家副主席说情,也没有用了。当然事情不一定就是这样。也许这事儿他已经向组织交待过了,也许这事儿至今组织上还不知道。总之,是要先弄清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可以考虑怎么营救他。”
    
     吴先生说:“按照陈佑华的历史罪恶,处理起来,伸缩性很大,多则判二十年、无期,中则十五年、十年,轻则五年,轻重的关键,在于解放后的表现,特别是被捕后的坦白程度。从政策上说,凡是判处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没收财产,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财产可以不没收。事到如今,只能尽量争取从轻处理,争取不没收财产,就算万幸了。”
    
     我一听,最轻也要判处五年徒刑,心里凉了半截儿。陈老已经年过花甲,享福惯了,五年牢狱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过,恐怕都很难说。但事情也暂时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谈完了陈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吴师母和樊夫人说的话来,就问樊崧甫有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会见任何客人。樊崧甫还没回答,吴先生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儿与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儿加上陈家的事情,就够你忙一阵子的了,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还是别操那么多心的好。”
    
     我碰了一鼻子灰,白了吴先生一眼,有点儿不高兴。樊崧甫觉察到了,笑了笑说:“你别怪一峰说话不客气,实在是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经超过了国家一级……”
    
     “那么是世界级绝密啰?”我横插一句。
    
     “不妨可以这么说吧!”他点了点头。“即便不是世界级绝密,至少也是国家级保密事件。我估计,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内,是不会公开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问:“你听说过毛泽东被捕的事情么?”
    
     我笑了起来:“毛泽东一九二七年曾经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场的半路上,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大洋贿赂了行刑刽子手,买回来一条性命。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经不属于保密的范畴,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他神色严肃地表白:“我说的是他当了中华苏维埃主席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以后。”
    
     我一愣:“五次围剿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他成了中共红军的总头目,怎么可能被捕?被谁逮捕了?”
    
     吴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见,却管自说下去:“当然是我啰,要不然,我们两个何至于天天为这事儿绞脑汁儿伤脑筋?”回过头去,又对吴山先生说:“我是故意说给他知道的。咱们两个,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为这件事儿卷进去,有一个第三者知道,不见得是坏事儿。我对阿庆还是信得过的。万一咱们俩为这事儿掉了脑袋,至少也还有一个人知道是死在谁的手上嘛。”
    
     我睁大了眼睛:“有这么严重?”
    
     他慢慢地说:“这种事儿,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你害怕了?”
    
     我连忙说:“我才不怕哩!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经死过一回了么?”
    
     “那我就临死再拉一个垫背的吧。简单地说,就是半个月以前,一辆汽车在我家门口停下,进来两个高级军官,拿着中央军委的介绍信,没有通过任何部门,直接来找我,开口就问我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是不是逮捕过毛泽东。一句话把我闷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事儿,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知道,是我们俩人之间的绝对秘密,没想到突然有人来问起我这件事情,既然我没说过,可见毛泽东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找我算这一笔老账?还是要我给他证明这一段历史?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最后狠了狠心,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儿。他们两个也不多说,只叫我把这一段往事如实写出来,他们过一个月再来取。我把一峰找来商量对策,他的意见是:既然毛泽东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保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对策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切照实写,绝不杜撰。写出来了,这是一段历史。他要杀人灭口,也只好听他的高兴了。难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体细节,要仔细回忆,怎样措辞,要慎重斟酌。这半个多月来,我是闭门谢客,天天在家里冥思苦想,想一点儿,写一点儿,一峰是天天来给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从前当大法官写判决书不知难多少。你不见我们两个,眼睛都眍了进去,人都瘦了一圈儿了么?”
    
     我仔细看看,他们两个,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许多。
    
     接着,他就把当年怎么逮住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怎么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樊崧甫,最终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的故事简要地说了一遍。看起来,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结果失去了主动权,蒋介石下令枪决,宋希濂只得照办。樊崧甫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办事留一手,像逮住了毛泽东这样的大事,也秘不上报,而且卖了个人情,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难怪上海一解放,陈毅市长就指名召见他,像他这样血债累累的人,也给安排了工作,而且有许多兼职还是身份很显赫的。要是他当年也和宋希濂一样,一逮住了毛泽东,就喜不自胜,赶紧打电报通知蒋介石,那整个政治局面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永远也到不了陕北,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可能要推迟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后,樊崧甫也就别想再活了。
    
     最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问我是福还是祸。我考虑了半天,结论是福。因为逮捕毛泽东,是樊崧甫的手下,释放毛泽东,却是樊崧甫本人,评论起来,这是对共产党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实上解放以后毛泽东也是报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泽东要杀人灭口,上海一解放,根据樊崧甫三次围剿苏区、杀人如麻这一条,早就可以把他枪毙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后?
    
     我的看法得到吴先生的赞同。但是樊崧甫却说:“尽管毛泽东这个人江湖气很重,当年我们俩也有过君子协定,不过搞政治的人最善变,从来不讲‘信义’二字的,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拿上海市房地产部门来说,所安置的八个统战对象,当时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么?现在怎么逮走了七个只剩下我一个?怎见得不会连锅端?如果毛泽东要恩将仇报,借此为由杀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实际上已经是俎上肉、阶下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这一特级绝密事件告诉我,意思是万一你们被杀,也好有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被杀的,是么?”
    
     他点点头:“但愿这是我的过虑。如果我安然无事,你可要绝对保密呀。”
    
     “多少年?”
    
     “他们说,三十之内,不许提起。我已经六十多岁,也许他们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岁吧。”
    
     “好,那么咱们也一言为定,三十年之内,我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后,要说的话,就向全世界公开,好么?”
    
     樊公也笑了起来:“但愿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后吧!”
    
     节自陈鸿年、吴越著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
    
    
    三,
    
    解密:“四人帮”中有三个是叛徒
    李 乔
    
      “文革”时大抓“叛徒”,无数冤狱遍于国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诬为“叛徒集团”,瞿秋白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也因“伍豪事件”险被诬为叛徒。可谁又能想得到,当时正大红大紫、领导着大抓“叛徒”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别法庭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只是略知一点江青的情况 。因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并未涉及这三个人的叛徒问题。我是近年来读了几本关于“文革”史的书,才确切了解这三人是叛徒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虽是叛徒却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还是抄几段书来看吧。
    
      关于陈伯达是叛徒,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忠直坦荡昭日月》一文中写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谈起一件事:我知道陈伯达立了自首书,我向组织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当时还有彭真同志在场,你父亲就当面问陈伯达,说:“你对党必须诚实,说清有没有。”陈伯达不承认,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与少奇同志说,不能这样就算完了。你父亲说,伯达年轻,工作积极,又能写,他不承认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脚注: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陈承认自己未经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
    
      刘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显然是很了解陈伯达自首叛变的情况的,他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建议应彻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陈伯达的蒙骗,相信了陈伯达。从脚注看,陈伯达晚年在文稿中承认了自己是有自首变节问题的。
    
      陈伯达自首变节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还要抄一段书:
    
      陈伯达被捕后,就投降叛变了。据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审理王通陈伯达)案件的主要负责人解方说:“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供”。“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场指认了”。“他印证了许兰芝、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1932年2月陈伯达出狱时,向敌人办了手续,在改过书上盖了指印。(周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陈伯达不仅自首,还充当鹰犬,指认其他共产党员,帮助敌人破获共产党组织。他是一个地道的叛徒,与甫志高同类。
    
      关于江青、张春桥是叛徒,多种书上有记述。这里引两种书。
    
     (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 ,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谈到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情况: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这段记述只提到了张春桥是叛徒。同书另一处则谈到了江青、张春桥两个人的历史问题: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同上330页) 
    
      毛毛的记述,应该说很可靠。周恩来先是与邓小平谈了张春桥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这表明,周恩来是掌握了确凿证据的,否则他决不会向邓小平直至毛泽东谈这个问题。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被揭发和被提出来,根据以上所引的几条材料,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告诉邓: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康生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后来又请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揭发。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来揭发江、张之前,周恩来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也从周恩来那儿了解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谈江、张历史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呢﹖如果毛泽东的信息来源只是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的康生的揭发,那么他也只是在周恩来向他谈这个问题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实际上毛泽东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毛毛的这段话,当是有根据的。照此看来,早在“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已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又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记述: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657页) 
    
      这段记述,表明毛泽东在听到康生的揭发之前,就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了。但这段记述没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闻生没有把江青的问题反映给毛泽东,还是纪希晨的记述有误,待考。
    
      对于康生的揭发,对于周恩来的当面汇报,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重大问题的呢?前引书中的材料有两处已做了介绍:
    
      一是对于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表示,他已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0页) 
    
      二是对康生的揭发,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后来的事情就是,江青仍当她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泽东提议,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怎样认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醒,进而去清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反而继续重用此二人呢?我觉得,还是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的解释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她写道:
    
      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331页) 
    
      “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这是一语中的的点睛之笔。什么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结果,陈、江、张三个叛徒成了文革小组大员,有组长,有旗手,有酷吏,他们手握重权,指鹿为马,直搅得周天寒彻,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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