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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张旗鼓地重提共同富裕/陈永苗
(博讯2007年3月20日 转载)
     处境可悲的穷人,受到日常所需的驱使,是一种奴役状态。但是改变这种奴役状态,并不是靠启蒙和文艺复兴,而是靠财产再分配。
     自由主义过于理想化的价值追求和缺乏社会基础而导致力量的单薄,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如周策纵分析指出的,中国的胡适那一代自由主义者后来转为保守或消极,成了无足轻重的政治砝码。他们没有紧迫的政治问题,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最后它们躲进了学术研究领域。所有这一切,是他们失去了与大多数青年和人民的联系。
     一、 穷人没有文艺复兴 (博讯 boxun.com)

     把黑夜中的穷人带入政治,确实有值得担心的问题:当穷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必然性也和他们一起亮相,结果使共和国进了死穴,在革命之中,步入历史舞台的贫困潦倒的群众,更像一股自然的力量,迫使经济进步成为革命理由,掌握政权之后,又要搞权贵资本主义,在把发展起来的积累再次贪污,又重新回到需要革命,面对穷人的自然欲望进入政治的困境。这是一个永恒的循环。把黑夜中的穷人带入政治,确实有可能使政治从自由的目标中脱落出来,奔向了奴役。可是毒药和解药同在,没有把黑夜中的穷人带入政治,他们也必然进入政治。现代性必然把他们带入,这是不可回避的。既然不可回避,就要直面。
     所以文化决定论确实看到了穷人受到日常需求的自然性,也提出征服奴役状态的道路,可是,在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却抛弃了他们,继续把他们安置在历史漫漫如铁的黑夜之中,不得超脱。想超脱,文化决定论就开始镇压他们:大多数人的暴政。一方面,文化决定论虽然明白自己的去政治化,但却隐隐约约地为期待中的政体作准备,在呼唤穷人站在他们或者他们的继承人一边。也就是说他们是要对穷人唤起启蒙,唤起以后饿着肚子,为未来做准备。等穷人咸与维新或者革命之后,文化决定论者(也就是左翼道德文学青年)也就是把抛弃他们,给予一张永远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并且把他们作为现代奴隶紧紧压迫和剥削着。
     文化决定论批评用政治解决财产平等问题,带来自由的缺失。可以说批评是为了完善,而并不是否定,不能拒绝用政治解决财产平等的倾向,而应该往自由的民主方向走,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和谐,而并不是用自由打倒平等。
     如果它致力于弥合贫富分化造成的冲突,那么首先要制造一个话语说服老百姓:德性是最重要的,而财产权和个人生存并不是重要的,不用首先考虑,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道德和积极自由。它天然的带有偏心,偏向贵族:穷人要做一个与富人相处的理性人,牺牲一点吧,高善一点少物质主义一些吧。
     文化可以迫使富人为穷人做贡献么,把社会保障给全国范围覆盖了,进行比较公平的再分配么。肯定不行。文化没有强制力,在一个道德慈善良心瓦解的时代里,道德只能是依赖于外在的评价和利益的说服来支撑,道德也世俗化。没有了宗教,也就没有良心和绝对律令。
     二、再提政治性
     至少说明文化决定论与作为立宪政治哲学的其自由主义有冲突。这些主张没有体系上与其他部分吻合。是情绪和意见的集合,没有考虑成熟。
     我一直有一个令我心惊胆战的结论:如果没有走向政治性,自由主义就是左翼道德文学青年的道德大棒,亡百姓兴百姓更苦;80年代的自由主义没有走出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磁场,属于其蜕变物。这样用狼汁喂养出来的自由主义红卫兵持道德大棒,拒绝了政治性,只会政治化地走上政治舞台,如同杨小凯在《政治随想录》中说的,只要有比前专制者更有邪恶力量,才有可能。他们走上舞台,中国就只能更加黑暗。前专制者的政治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看来自由主义红卫兵只能在台下喊喊空洞的口号了。
     文化决定论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有力量,就必须首先考虑暴力,至少是道德力量。而且必须突破自由主义批判的正当性在于捍卫自己,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于做榜样的限制,把批判转化为否定,不是去完善而是去摧毁。尽管文化决定论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经常豁免自我禁忌,对自己放任主义,对别人眼里容不得沙子。
     如果站在批判而不是否定摧毁的真精神之上,就可以看到从五四以降到今天网络上兴起的左翼道德文学青年(自由主义红卫兵),他们最大的问题,或者导致最大政治困境的问题,如果做唯心主义解释,就是豁免自我禁忌。 路易斯.博洛尔在其名著《政治的罪恶》(Political Crime)一书中说过:"那些谈论自由最多的人,希望的却只是自己的自由,不承认他人的自由……曾经一马当先高喊反对专制的人,自己成了货真价实的专制者,最大声地谴责各种滥用权力的人自己犯下了滥用权力的罪恶。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所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真诚。”
     当文化决定论转入90年代,把消极自由转化为积极自由的时候,非常开心地说,我们想到了最大的问题。是的,90年代或许想到了。但是想到了,并不等就能做到。即使现在能做到,但是到了舞台之上,可能就做不到了。而且光自由主义者想到了还不行 ,还要帮助前专制者或者潜在的专制者想到做到,这就需要在公共领域维权运动的对抗,在灵魂领域基督教超验上帝的无时不刻监管。前者因为只有激情才能对抗激情,后者因为只有超验才能压抑本能。维权运动又获得基督教的支撑,打成一片。这些都是90年代的教诲,我不过是将精神贯彻到底,贯彻到自身:警惕自己,对自己的爱恨情仇进行克服,一种自我克制的自由主义激情,是重中之重。
     三、从经济自由主义回归政治经济学
     应该回归到把市场经济当作政体安排一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把经济自由主义从权贵资本家的怀里带到民族国家面前,带到公平正义面前,带到当初作为一个共同体所共同誓立的美好理想和目标面前,来考察经济自由主义的绩效,是做了好事还是害了国家。
     用政治来解决民生问题, 当然不会彻底解决,但是可以转化。并不能看到政治解决的灾难,连转化都抛弃了。
     一个在自然权利的时代里,人们普遍关注普通人物质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亚当.斯密的著作冠以《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根源的研究》。他那里所谓的国民,是指社会的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指君主及其国家的物质状况。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财政学。
     知识分子对在生存底线上下挣扎的穷人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经验哲学家,他们一方面认可世俗权威,另一方面提醒世俗的国王和君主,在所有人之上有一个上帝,而这个唯一的上帝眼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上帝眼里,平民和奴隶拥有跟贵族和国王同样宝贵的灵魂,世俗统治者应该用正义和仁慈来保障穷人的生存,如果他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将在天国获得更大的奖赏。
     四、重提共同富裕
     首先要让穷人有自己物质利益,有自己的生活,才能和国家利益和谐,也才可以为文艺复兴买买门票。
     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中说,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当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与国家做对,因为这国家外在于他们,大众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个部分。改革共识的破裂,就意味着分裂为两个国度,一个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是底层的。二者敌对中。
     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于全民共同富裕,如今这个目标不再高悬于天空之中,而是摇摇欲坠。为了发展国家经济,适当的不公平是可以容忍的。只有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剥削才是被同意的。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是不可容忍的,是罪恶的。只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而对如何让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落实于每一个个人缺乏可靠的明确的方案,这足以使目标坠落。模糊的方案不能避免经济发展只受益于特权阶层的情形。乌托邦梦想幻灭的人们可以认为,从内部产生的蛀虫已经侵蚀了绝大部分奋斗的成果。如果社会存在大规模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现象,可以说,几十年来的奋斗,不过是黄梁一梦,转头已空。 ?&S
     在人们的心中,邓小平提出的“富裕论”中,必须有一个前提,让民众相信这才是符合普遍利益的。这个前提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这样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手段进行分离,由特殊趋于普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之间有一种连带关系。一些人或者一些地方,有幸被选中成为“先行官”,但是他成为先行官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一项连带责任。这就是履行帮助未富者一起富裕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天生的,没有人回避的余地,是无对价的,也就是没有回报的。
      至于如何履行,当“先行官”富裕到何种地步的时候应该开始回报,这是默示条款,没有明说,但是谁都心底清楚。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能束之高阁,必须不时地责问,不断计算他们与目标的距离,看看有没有逃逸出去。
      按照“共同富裕论”、“先富带后富”的逻辑,在时机成熟时,就应该开始“传帮带”了。以前有实施一些这样的动作,例如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还有例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批的青壮年农民向发达的、“先富”的中心城市的 “转移”,这就是在“带”,尽管带的力度不同。
      不能让人们认为先富起来的人像是挤公交车,已经上车的人都希望快点关上车门,或者是要扔下未富的人不管了。所以必须重提共同富裕,抵制先富起来的人意图破坏社会契约,破坏相对公平感,抵抗对共同富裕的无意遗忘或恶意遗忘。
     共同富裕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一种历史权利。说是自然权利,是这种欲望是中国有历史以来在生存底线上下挣扎的人们几千年的梦想,在改革时代被邓小平背书,这是自然权利的;说是历史权利,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权利,是历史中形成的。在这里权利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冲突消弭于无形,和谐的共处。共同富裕不仅是结果平等,更是权利平等。
     为什么权利平等和结果平等会打假,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否认共同富裕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一种历史权利。它认为是虚假的,所以要进一步驱除。这样迫使人们抛弃权利平等突出结果平等。所以只有重提共同富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把隐性的社会契约变成显性的,默示变成明示,就要大张旗鼓地重提共同富裕,要大声说,要坐下来算帐。
     五、平民经济社
     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刘正山、苏振华、吴木銮等创办了平民经济研究社http://plebeian.blog.sohu.com/,意图抵抗对对共同富裕的无意遗忘或恶意遗忘,并且给胡温新政民生倾向一个可以理解地恰当框架,并促动其往共同富裕方向靠拢。邓小平和温家宝都是平民经济研究社的荣誉成员。
     自由主义从中国近代以来,就有一个民族国家层面的救赎意义,也就是救国的。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民族国家的。这与西方不同,我们应该体验到这一点。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不单纯是观念性的,而且也是政治力量的利益冲突。阿克顿在一篇《欧洲民主》的论文中写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是中产阶级的口号,而平等是下层阶层的口号。阿克顿认为应该避免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冲突,公民自由的旧有观念没有为人民大众带来实惠,尽管教育有进步,但是这些大中仍然处于可悲的无知当中,因为社会法律是为了"上层阶级"而制定的。正因为如此,应该谈论的不是抽象自由,而是"民主的自由",应该审慎、稳妥和处理国家问题。阿克顿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财富和产权分配的差异不大的话,那么其阶级冲突和权力冲突也不会很大,社会进步往往为当权者对富裕生活的贪恋所阻碍,因此必须战胜强者的利己主义。
     在改革破裂的政治情境下,自由主义要代表公共利益,就必须戴上法律面具,自由主义变为法政系来参与主导改革遗产的处理。法律是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法律是整个民族的金纽带,是在目前矛盾和冲突加剧之下,唯一可以调和的金纽带。法政系致力于凸现一种“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如今充满冲突和矛盾的世界。戴上法律面具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中国,而不是用阶级斗争互相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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