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谢选骏: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博讯2007年4月22日 转载)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中国的二元性最为显着的体现是阴阳概念。而系统表达阴阳概念的是《周易》,其神髓通过象数鼓荡中国文明的灵感:现代人津津乐道的“《老子》的辩证思想”、“《庄子》的相对论”,其实都是从周易那儿借用来的。《老子》受《周易》的启发,正如王弼开创的玄学传统也是从《周易》开始。中国哲学家莫不受周易启迪,不通《周易》,非中国哲人。《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此实为《周易》之翻版,如《系辞》曰,“一阴一阳得之道。”何谓“道”?阴阳交运的奥秘万物大成的源泉。道通过阴阳运化而实现阴是混沌物质,先于《老子》所谓的“有”;阳是无处不在的动力,现形为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力”,这“力”只能“感到”而不能“看到”,也就是说不能全面知道。 (博讯 boxun.com)

    
    《老子》的“无”具有这样的含义: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而不是浑沌一片,正是因为阳与力的活动所致。没有阳─力─无,也就不会有世界─万物,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近似“天下万物生于阴,而阴生于阳”)。不过这仍然不能尽意。我们知道“有”作为形体不如“阴”作为因素那么广泛;有只是阴的产物,况且阴是生阳而不生于阳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与一,实为同指,不过要呼应随后出现的数字,须以“一”名之。一生二的“二”,则指阴阳,二生三的“三”,乃是阴、阳与阴阳混合物,后者乃阴阳的中和、万物的始祖。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和”实为《周易》的灵魂。与较为系统化的《周易》相比,对《老子》只能诵读而不能批判。谁知道“老子的原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的诠释和争议,最后不过是在发挥自己的思想,结果徒然成就了《老子》的伟大。
    
    而与《老子》相比,易道的最高精神却可以归结为对于易经本身的否定!易道不可形状,不可言喻;可以形状及言喻者,只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易道,但不可能就是易道。人的弱点,常把有形有名者导向无名无形者,结果跌入了绝对主义泥坑,在冒充易道的同时与易道大相径庭。然而不通过有形有名者,即使圣人也无法领略易道;因此易道与易经的差异,可以比之于直觉与分析的差异、灵感与科学的差异。由可形可名的易经,进窥无形无名的易道、领略易道的深邃悠远,再反过来观察核查易经,使易经的理解契合于易道的理想。
    
    元明清以降,军事管制暴政(“专政”)下苟延残喘的中国文人,暗地里私淑佛门,他们把周易的变通与佛教的虚无主义等同起来,再也无力用自己的神髓激发社会的灵感。事实是,他们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一同趋于枯萎。精神创造力的衰竭,使得灵魂沉沦到佛学的汪洋,甚至顶礼膜拜那些挂着佛教招牌的偶像崇拜。那些高妙的答案、圆融的归宿,也许正是精神的坟墓,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费力的创造。对于那个具有一切相反素质的庞然大物周易体系来说,一切思考和创造似乎都是多余的、太多余了,因为它和佛的世界一样,早就完成了。佛教比马列主义更接近“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万妙灵丹”,无论对象、不限时空,只是缺乏生育能力,是文明晚期的现象。
    
    在中国生活里,哪种要素相当于“阴”?哪种要素相当于“阳”?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此两大要素的任何一种,“本身都是对方运化结果”,因为“阴阳本身都是既包含阴又包含阳的”──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阴阳的玄妙之处。
    
    不论阴阳具体如何,可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复杂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推崇同化力的关键所在。反观自身,甚至我们“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的思想,本身也带有复合中国式的二元性:它是摄取儒、道二元的特点,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另方面它是寻求异境的。所以从这种意义而言,这一思想是吸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动的与阳的部分。
    
    “顺邃在天命,安于终极善”这一思想也是这样:它摄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静的与阴的部分。(虽然天命与终极善本身也在迁化中,因而充满了阳性,但关于它们的思想却只是在静静地追随天命及终极善,并不要求甚至禁止持有者发挥本身的冲动。所以可说我们的“思”乃是从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土”中长出来的;我们的命运及遭遇和由此形成的特有精神状态都是“中国的定数”。
    
    中国文化认为“知易行难”;西方文化认为“知难行易”。知与行,其“语言与仪式”乎?可否认为,“中国文化重仪式而轻语言,西方文化重语言而轻仪式”?中国人所谓的“伦常”、“实践”,其实无不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带有并非现代人经验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神秘性。不理解这一神秘性,何足与论“中国文化”?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像象现代北非的属于含米特[hamite]种系的柏柏尔人[Berber])。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6000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
    
    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我们理解:各种理性主义的共同基础其实就在于“对于语言的信仰”。例如汉字对中国的制约性的影响,比一切风俗、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结构都严重得多。我们的延伸理解:如果未来的中国废除了汉字,社会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而这对整个世界历史,又将发生无法预测后果的化学反应──一群群不识汉字、念着拼音字母的“中国人”将走遍世界,使发达世界饱受蝗灾之苦。世界名城的贫民窟里,将住满不讲信义、没有约束、什么都干的流民……他们用身上的油污改造世界。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未曾被另个文明的全面优势压倒过。然而对于印度、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人民而言,这种文明意义的互相征服却是历史的周期现象,甚至是家常便饭。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并非全面优势的文化入侵,那就印度—西域的佛教输入。可是那次印度与西域的文化入侵并不伴有欧洲与东洋的武装压力和政治优势,因而也就使得那次外来文化强制性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
    
    相对来说,两千年来的中国人面对佛教可以“自由选择”,而现代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就不再具有这种“自决权力”。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出中国,是伴随着欧美的武装压力、日本的武装压力以及苏联的武装压力──一起来临的。现代中国人被异族或同族人(生物上的“同族”,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同族)强迫着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西方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适应了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实践”……这不仅使我们猜测:难道第三期中国文明──宪政中国或曰“新王国”的降临:有待于“废除汉字于文化流通领域”?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相对独立状态,其实是它在地理上的孤立状态的延续。地理上的阻隔──东、南两面的大海以及大海外面没有文明中心,西、北两面的高旷及其辽阔的不毛空间,再加上印度支那的支离破碎──至少加剧了文化上的孤立状态。而从文化的独立生出的心理上的疏离──使其居民心理上的阻隔也无形加大。从此中国文化圈内的居民甚至包括日本人都觉得自我孤立才是正常的,而与其它民族的过从甚密,反倒是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了。
    
    地理、文化、心理的孤立,造成传统中国人的保守意识。而加强了这一保守意识的则为一个“大”字。正因为中国版图之大、人民之众、历史之久──才使其孤立状态更容易延续下来。相对来看日本,正因其“小”,在迫于外来压力(先是中国、蒙古,再是美国、西欧)时,才不得不一再“革新”、“维新”。从此,中国“华夏”之大的优势却就变成了保守的根子。中国一再以其“巍然不动”的态势,顽梗坚持其保守立场,反复把生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对任何较小因而面临势均力敌之敌国的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浪费、难以理解的罪行。更不用说那些面对优势敌手的国家了。
    
    我们这样分析,并非在滥用“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其中至少有一种“并生关系”存在。
    
    一部中国史,就是帝国政府与家族势力苦苦斗争的历史,优势的互相转移是经常发生的。在多数情势中,二者还能达成有效的妥协,造就社会的平衡状态。帝国政府承认、保障并适当鼓励家族势力;家族则作为政府的统治基础与社会政策的支持者:这近乎默契下的交易。
    
    政权的更替甚至改朝换代的革命──对家族的命运和作用殊少影响,除非某个家族卷入了政权更迭的争斗。而家族的兴衰与政权的更迭也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这里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并无互相“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正如皇帝和他的政府不仅不“代表地主阶级”,而且恰恰相反,经常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打击地主阶级。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中心,而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中国文明的内陆气质基本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为“癣疥之患”。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中国的传统,论到中国的近代化过程:
    
    (一)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志,在文化上的含义是:大一统“天下文化”的解体,“儒家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天朝文明”等。
    
    (二)、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上的分合之势──统一帝国的“分久必合”,走向“现代南北朝的“合久必分”──对应于文化上的两种不同特质:“天下主义文化”与“国家主义文化”。天下主义文化抑制技术力量发展以求得社会稳定;国家主义文化刺激物质力量发展以求得国际扩张。
    
    (三)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文化动荡的震源,不仅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而且也是天下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这一冲突派生出一连串的严峻挑战,它摆在每个中国思想者面前……针对这些挑战的应战,迄至二十一世纪尚未成功。其关键在于,人们尚未找到一条适中的新径,把传统的力量与现代化努力给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复兴运动的“合力”。
    
    (四)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运动此起彼伏,但似未脱离“一分为二”的堕落模式,即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立起来,或褒扬或贬斥或“一分为二”。其结果,协调传统力量与新潮力量,以便为中国社会的重组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似乎反倒被忽略了。这种现象发生在漫长的闭关锁国之后,是自然的,但却是不幸的。
    
    (五)中国近代史以来的种种不幸、骚乱、事变、革命等等──大体上具有三种不同成份的来源:
    
    1、人类历史所共通的;
    
    2、中国历史所共有的;
    
    3、中国近代史特有的。
    
    属于第一来源者,应从人性上去寻找原因;属于第二来源者,应从文化和种族特征上寻找原因;至于第三来源的原因则是“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压力和这一外在压力所引起的‘要求中国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在压力’”。这一三级反应程序,是解开现代中国之谜的利剑。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谢选骏:从“萨达姆替身”看“达芬奇密码”
  • 谢选骏: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 谢选骏: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 谢选骏: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 谢选骏: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 谢选骏: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 谢选骏:佛教与社会主义
  • 谢选骏:北魏与当代中国
  • 谢选骏:古今两个南北朝
  • 谢选骏:王蒙批刘翔,老公猩猩又打官腔
  • 谢选骏:圣人出而黄河清
  • 谢选骏: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 谢选骏: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 谢选骏:梵蒂冈捍卫中国宗教自由的原因
  • 洪禁书:评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
  • 谢选骏:余英时等人如何误解中国历史的?
  • 谢选骏:《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批判
  • 谢选骏:大国崛起,一个早已覆灭的神话
  • 谢选骏: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