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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北京):五四运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
(博讯2007年5月04日 来稿)
    原载:青年观察
    
     原来五四运动所以给予目标和梦想,老是盼望不来,人们已经丧失了信心。是去恢复,还是另外寻找?施密特对现代性的诊断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正当性资源已经亏空,已经转到传统主义的合法性中去寻求。传统主义的合法性,还是民族主义的。 (博讯 boxun.com)

    
    原来五四运动所以给予目标和梦想,老是盼望不来,人们已经丧失了信心。是去恢复,还是另外寻找?施密特对现代性的诊断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正当性资源已经亏空,已经转到传统主义的合法性中去寻求。传统主义的合法性,还是民族主义的。
    
    转到传统主义的合法性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堕落的过程,难道我们就顺应堕落,还美曰其名:发现自然?自然是要被征服的,堕落应该阻止。应该有峻烈的机法来截断堕落。
    
    汪晖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儒学政治和现代中国这个话题,重提鲁迅是很有趣味的。鲁迅和康德是文革之后思考的两个起点。康德系的,奔向了自由主义,鲁迅系的,大都奔向新左。
    
    搞文学批评的和鲁迅脱不了干系,例如汪晖,由研究鲁迅开始,到了现代,写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那是不是说,如果思考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绕不过鲁迅?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要把前面的鲁迅研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东西一起读了。“现代中国思想”延续到新启蒙,在延续到现在要复兴的儒学政治,都脚踩在鲁迅肩膀上,没想清楚鲁迅最根本的东西,就能起飞了?
    
    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造成要么回归中国古典,要么回归到近代。回归到近代,把古典看作史前史,近代的民族“再生”看作起点和源头,才是一个最佳出路。要批评西方现代性而回到中国古典来寻回主体性,是一件非常一厢情愿的事情。
    
    当下自足,无需外求和向古人寻找什么。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本身必须成为理想图景的源头,成为启示的源头,成为足以烛照未来的历史王道本身。实际上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要找出的规定性,除了汪晖的“天下帝国”之外,还有就是近代中国本身成为思想的来源,而断弃古代。记得汪晖本人也说过重视近代中国的话。如此一来,除非把近代中国以前的当做史前史,当作素材,才有可能解决这二者的矛盾。
    
    很有意思的是,二卷4部的《现代中国思想》用了整整一部,下卷的第二部来讲“科学”,这样就变得非常明显,前三部是讲“民主”的(五四运动的“民主”不仅仅是民主,而且平等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价值都糅合进去的)。那么《现代中国思想》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并不应该是从政治立场上拒绝西方,而应该是返本开源,回到其源头开出属于中国的现代性,正如德国哲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一样。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现代中国思想》至少是暗中回到西方的源头,但是明地里学习墨子刻,回到宋明理学。
    
    这样的反思,是对五四运动意义的摧毁,而且又形成政治立场上拒绝西方的效果。与现代中国的普遍心理来说,政治立场上拒绝西方的效果实际上降低了中国现代性的意义,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宋明理学与现代性的对立和断裂,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崇敬,就没有对中国现代性的崇敬。中国现代性的正当性来自西方。
    
    中国现代性自诞生开始,就站在古今之争今胜古和中西之争西胜中(中西之争其实就是古今之争)的偏见之上,没有这种偏见,就没有中国现代性。如果抽去这种偏见,中国现代性就立即被古典性打败,这是不可想象的。
    
    回到古代也是没有主体性的体现,也相当于找回祖先崇拜,也是异化。与学习西方而丧失的主体性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只能说从心理距离上来说,西方更不是我们的,祖先更是我们的。可是祖先也不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祖先崇拜更容易让主体性丧失,因为西方不是我们的,就容易警惕,而祖先崇拜更不容易警惕。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如果想拒绝把西方现代性当作中国现代性的政治立场,就必须首先崇敬西方现代性,不可否定今胜古和西胜中的偏见。而崇敬西方现代性确实有可能造成丧失主体性,那么唯一政治成熟的选择就是必须有这样一种政治神学:把近代民国和五四运动美化当作黄金时代,当作历史的开端,而在此之前的古代,是史前史,尚未被救赎的历史,仅仅是为现代中国做准备做酝酿的历史。过去的辉煌仅仅是地域性的,将来的辉煌是全球普世的。
    
    当下自足,无需到中国古代,或者西方去。现代中国精神的源头就在近代中国。从近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是从黄金时代下降到白银时代,如今到了黑铁时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也就是为未来立法。过去是真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必须有一个曾经美好的过去,没有也要塑造一个让别人相信。《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目的,在于促成结束黑铁时代,转入黄金时代。
    
    保守近代
    
    从《愚公移山的读经运动和基督教宪政》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写作》开始,我觉得我对文化保守主义最大的冲击之一,就是指责他们超越了近代,把近代忽视了,还是留在近代中西之争的心理记忆之中。难道不应该保守近代么?
    
    从表面看,文化保守主义放弃西方,来嫁接东方造成的断裂和彻底革命。其实不然,160年之后的今天,其中西交汇的语境,不再是单纯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而是中西混合的文化与中之争,甚至中西混合的文化基本说是西方主导,而中方仅仅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那么如今全盘推倒西方主导的局面,也是革命和断裂。其意图是保守主义的,可是功效是革命的。复古是革命性的。
    
    文化保守主义要恢复自己的政治正当性,可能必须学习佛教兴旺后儒家的做法,如果潜伏下来,搞成真正的保守主义进路而不是嘴皮上的,学会隐微,不与基督教的兴起相冲突,不与现代性的断裂,不与妖魔化古典的这种根本性动力相冲突,不与现代性向前的时间冲突,才有将来的复兴。只有潜入黑暗中,才有将来的光复。到了几百年之后,根本性断裂的心理条件或许丧失或者淡忘,这时候才有复兴的可能。根本性断裂和对古典的妖魔化,只有在现代性的初期才是强大的,而到了后来逐渐遗忘。所以现在谈文化保守主义,是为几百年以后,甚至一千年之后伏灰千里。在当下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弥补性的,如同施特劳斯在三次现代性思潮中,谈到的反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促进补充作用。文化保守主义能起的作用,也就是批判建立在现代性之上弥补现代性的不足和缺憾,使之更加完美。
    
    西方启蒙运动在战胜天主教教会之后,是让天主教回到适当的位置—社群方面。当然不让回到国家政治层面。因为有一个根本性的断裂,从古典时代的自然法意义秩序体制,也就“天人合一”的瓦解。这种瓦解,与走出伊甸园一样,是不可以回复的。中国张灏说到自然法意义秩序体制延续到文革为止。文化保守主义如果还建立在“自然”上,用古典时代的“自然正确”来论证,不时有些荒唐嘛。问题在于这种古典时代的“自然正确”到了当下还是“自然正确”么。文化保守主义的自然,是“历史自然”,那是人为的,是被污染的。在哲学上要被嘲笑的。
    
    文化保守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而担心主体性失落,而去搞起来的政治神学(蒋庆翻译完《政治神学文选》就变了)。把传统文化当做神,必须当作信仰,不可审判,其目的在于找回主体性。他们认为,只有传统神圣了,主体性才找回来。可是这是一种逻辑自恰的。自恰并不是实际上有效的。传统“神圣”了,就刺激起中西争论,中西争论如果不诉诸于民族主义,中方必败,诉诸于民族主义,就陷入非理性。这样西方地位更高了,反而更加陷入丧失主体性的可能。
    
    文化运动还是政治运动
    
    作为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周作人看出,五四运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政治运动。而现代新儒生胡适却扭曲为文化运动,并且后来沿着文化的方向,奔向文化政治,奔向文化革命。上个世纪中国革命,其启蒙革命,也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哲学驱动下的革命。胡适手上沾满了为之牺牲的近1个亿人的鲜血,是为血手。
    
    这并没有冤枉胡适。虽然他诉诸于文化,可是却极为强烈渴望政治。在胡适壮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也曾认为五四运动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运动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胡适就南下准备投机北伐(梁漱溟的父亲和王国维的自杀,都在北伐发动之后,可是北伐才是对古典秩序致命的见血封喉)。实际上,一度时间,他同意对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比他提出的“文化解决”更切合实际。
    
    五四运动有两个层次的参与,一个层面是教师的意识形态参与,一个层面是在老师意识形态教诲之下,在肉身参与的学生身上,真实发生的、自然的精神运动。属于五四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一开始受到欺骗,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好。因为如此,才能让闻一多具有最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到了抗战末期,闻一多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
    
    哲学或政治哲学,要带上剑。启蒙运动获得世俗王权的支持,才获得与天主教战争的胜利。没有带上剑,如何获得文化权力。儒学政治虽然可以开出新外王,但是并没有自由民主政治的品格,并没有站在民意这一方,历史这一方。即使儒学政治自由民主的品格,至少没有平等的品格。
    
    假冒伪劣产品与商业民族主义
    
    儒家文化是约定,自然高于约定。当约定不再合适的时候,如尼采所说,应该价值重估,用自然刷新约定,返本开新源。列奥·斯特劳斯说,自然远比任何传统都要久远;因此,它也就比任何传统都显得更为神圣、庄严,更不容被冒犯和亵渎。在剔除对祖先的盲目崇拜之后,自然的权威为哲学所认同和接纳。”
    
    由哲学进入政治,用基督教来启蒙崭新的方案。基督教来启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高于理性的说服力,二是利用了断裂的巨大能量。而儒家来启蒙的话,不仅没有好处,而且会让原有的约定败坏新的方案。
    
    文化保守主义既然有政治层面,就不能单纯留在哲学当中,应该进入洞穴经历政治。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恐怕过不了鲁迅这一关。2004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愚公移山的读经运动与基督教宪政》一文中,我提到了鲁迅在经学和基督教文明之中彷徨的生命体验。鲁迅就看到很清楚,很政治成熟,就必须看到文化偏执和矫枉过正的问题,应该说鲁迅在价值重估,学习尼采,用自然刷新约定。
    
    可是现在的文化保守主义,就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秋菊认为她丈夫的裤裆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禁忌,村长踢了的裤裆,是一种侵犯。秋菊为这种价值而不断告状,可是这样一种非常私人化的经没用公共性的主观价值。儒学政治只致力于秋菊式倔强,不去考虑别人能否接受。文化保守主义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普遍性:哈,我们儒家也可以开出自由民主论证,儒家可是不去考虑是否可以推翻“原判决”。
    
    儒家或许也可以开出自由民主论证,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儒家的方案?现成好好的换一个,代价多惨重,而且现成那些毛病儒家也补不上。儒家提出来的修补方案恐怕文化保守主义本身也没信心,因为儒家除了做广告卖吆喝之外,理性论证的工作基本不做。文化保守主义说,我们自家人阿,你不买自家的不好,还算自家人么,你看看西方的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
    
    虽然文化保守主义用批评西方现代性的方式,证明原来判决可能错误了,但是已经申诉开庭多次还败诉了,还是原来那种理由不屈不挠提出申诉。诉诸于自家的,就像国有企业假冒伪劣产品用商业民族主义来销售一样,无法证明原来判决确实错误。因为陪审团大都知道,你那是假冒伪劣产品,即使修补了赶上了国际质量标准,还是不信任,还有换一个转移成本太大,原来西方买来的修修补补还是很好用。
    
    重新审理近代思想
    
    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说,一切关于政治事务的知识都包含着与政治事务有关的种种假设,也就是不仅包含着与特定的政治情况有关的假设,而且也包含着与政治生活或人类生活本身有关的种种假设。包含着政治事务全部知识的有关政治事务性质的种种假设,具有见解的特征。只有这些假设成为评论的并构成连贯的分析的主题时,才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
    
    80年代新启蒙的思想高度根本不如五四,一茬不如一茬。就像《大旗英雄传》中铁血大旗们武功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大的问题,在于遗忘。
    
    陈独秀从儒家出来的人,切入政治很深,会抛弃儒家,指明基督教,其生命体验和思考,值得我们重新审理,这里不仅是一个时代潮流的宏大叙事,而且是一个痛苦蜕变的过程,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我们现在能想到儒学政治的好处,他们也能想到,但是他们的决断为什么是如此。如果没有重审,我想这次的文化复兴思潮还是弥补性的,其意图虽然与文化政治领导权相关,但是脱离为了现代性作嫁衣的命运。
    
    根本性断裂
    
    我们是站立在断裂之后的我们,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近乎没有任何身体烙印。鲁迅和陈独秀那一代有,也已一撑荡开来了。
    
    对于断裂的处理,一种方式是去连起来,一种方式是更加彻底的断绝,这两种方式在不休止的打战,古今之争没完没了。当然后者胜过前者,两害相权也比前者可取。还有一种方式是当下自足,我们的祖先是重新盘古开天地的鲁迅和陈独秀那一代,而绝不是儒家的那批人。
    
    儒家并不是我们的,因为没有感情,就像一个生你但是没有抚养你而且遗弃你的父亲,纵然有血缘关系,也无法爱她。与古典的儒家相比,鲁迅和陈独秀是我们的鲁迅和陈独秀,我们是历史中的合伙关系,他们在坟墓里面与我们共同呼吸,我们对他们有感情,他们是我们的父亲和兄长,我们爱他才尊敬他。儒家就像我的爷爷,我出世的时候,老早就不在了,我如何去爱他,当我祖先干什么,我根本不爱他。
    
    对于我们来说,儒家是约定的、文化的,是在博物馆中的史前怪物,没有爱是没有尊敬的,也不会被神圣化的,只会被投以怀疑的眼光,距离我们还不如西方耶稣接近呢。儒家憎恨我们的独立自由的激情,仇视我们,并不赋予我们的存在的意义,而且想榨干我们。
    
    如今的儒学政治说孔子是我们祖先,是一种虚假的激情,是伪造的。他们自己内心找不到的,而且又要把这种虚假的说成自然的。而鲁迅和陈独秀是自然的,我们可以呼吸他们的呼吸,对他们身感同受。自然的不会产生异化,不会妨碍主体性。约定的无法胜过自然的。
    
    例如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政治虚构而刺激起来的激情产物。政治虚构而刺激起来的激情应该是文化的和约定的,也不是自然的。在断裂以前,王夫之与孔子是一家人,他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是自然的,因为是在一个延绵不断的精神共同体里面的。
    
    而断裂之后,是一个崭新的精神共同体,梁启超严复开始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后来因为日本侵华而成为现实。这才是我们的精神共同体。现在所谓的炎黄子孙之说,也成为崭新共同体的素材,是经过政治裁减过的。文化政治的作用取决于政治,政治说要就可以,政治说不要就进了博物馆。新旧的炎黄子孙之说,大不相同。
    
    儒家是不是我们的儒家,要经过政治的裁决,过去已经裁决败诉滚蛋的,如今又提出再审,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原判决,或者能够证明原来判决确实错误了。
    
    新美洲与基督教
    
    美国与欧洲的断代,是新的天堂,在自然之野,一片空白地带上欧洲文化中自由民主的理想的试验,而这些在欧洲已经腐败。美洲大陆是新的开端。美国的开国先驱早就指出美国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隔绝于欧洲的思想。中国近代与古典的断裂,也是一样,是寻求脱胎换骨的再生,而不是苟延残喘的延续。
    
    如果学习黑格尔,首先塑造出一个自由的中国史,甚至为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那也不如美国与欧洲的断代。当然在德国不能用断代,但是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断代。而且德国没有成功,而美国成功了,保险系数更大一些。那更应该学美国,其实当代中国更接近美洲新大陆,从整个社会心理条件,例如平等,还有例如基督教的兴起等等。
    
    中国比美国具有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美国是空白,而中国藕断丝连,有比较深厚的心理沉淀。以色列作为天选民走向上帝救赎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而没有成功,而美国是混合民族的,比较成功。如今如果中国民族自任选民民族,重头回到以色列单一民族的。
    
    文化保守主义是虚无主义的延续,它没有对自身的自我克服,所有的灾难性问题都继续保留着,并且进一步扩大。从欧洲历史来看,虚无主义产生有两种解决方式,一种是民族国家的偶像崇拜,一种在社群方面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公民宗教。前者的解决失败前车可鉴,又可能把中国带入纳粹化时代。
    
    文化保守主义最大力量来自民族主义。但也不是基督教的对手。奥古斯丁说罗马基督徒时罗马最好的公民。很容易证明基督徒是最好的中国人。而且从基督教和民族主义对立的历史来看,这种对立来自清末的乡绅,因为基督教教士的精神权威影响到乡绅的文化权力,所以乡绅不断捏造谎言妖魔化基督教。为了自己私利,把基督教和民族对立起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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