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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钱
(博讯2007年5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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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是王者之迹,囊括了二百四十一年的历史。 (博讯 boxun.com)

    
    《春秋》原意是记事的简策,因此先秦的不同国家曾有各种版本的《春秋》。现存的《春秋》则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记。其编年的体裁,简短的大纲、平易的散文、点到为止的记录。《春秋》列于“五经”,是前722至481年鲁国十二公爵统治年间的编年史,它用仅仅两万字的精炼语言,记载了二百四十一年中外交会盟、封建战争、鲁国与邻国关系,以及日食、洪水、地震和自然奇观。
    
    孟子首先提出《春秋》的作者是孔子,但现代人怀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因为此书更像是《尚书》那样的官方文献汇编。但是传说的力量永远大于历史事实,山东巨野县城城东七公里的麒麟台,相传是鲁哀公“西狩获麟”的地方,麒麟台东西长七十三米,南北宽五十二米,占地面积三千八百平方米,在原鲁国西境。“西狩获麟”的故事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而《春秋》一书也恰在这一年绝笔稿,这时孔子已七十一岁,从此不再著书,两年后死去。至今在巨野仍在流传“孔子获麟绝笔”的故事。南宋诗人辛弃疾,参加抗金义军,途经麒麟台,感动之下即兴一首五言律诗说:
    
    终始春秋笔,经名旧记麟。荒台曾建鲁,野草未烧秦。
    郁郁山川秀,葱葱景钯新。韦编续继否?书带已成茵。
    
    《春秋》三传是指三个注解:《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汉书·艺文志》还著录了其他两家传注《邹氏传》和《夹氏传》,各有十一卷,但都已失传。现存的三家注起源于《春秋》的解释学派,他们在汉代激烈争论谁是孔子的真传,因为它们依据的《春秋》版本不同,《公羊》和《谷梁》依据的《春秋》版本是汉代通行文字书写的,号称“今文”,在汉代被官方承认为正统解释;《左传》所依据的是先秦文字书写的,号称“古文”,比较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公羊》和《谷梁》采用教义问答形式来阐释《春秋》,说明孔子编著《春秋》要批判当时的暴力和腐败等社会现象,从而具有“微言大义”。据现代研究成果,战国末期《公羊》就已成书,在秦王焚书坑儒的文化革命时拆散,汉初重新汇集成书。《谷梁》大量转录《公羊》并对《公羊》增改,表明《谷梁》的成书较晚。《左传》与上述两种注解不同,它涵盖的时间比《春秋》还要长,注重历史背景,篇幅也是三传中最长的。
    
    况且《左传》和《春秋》时有脱节,有时经文下没有传记,有时传记前面没有经文。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左传》是由两部不同的著作组成,一部是小型的《春秋》文字训诂,主要与礼仪和伦理问题有关,与《公羊》、《谷梁》相似;另部是长篇编年史,原与《春秋》甚至与鲁国史无关,而主要和晋国有关,所以和《国语》关系密切。而其历史编年部分则被分割开来以适应《春秋》的条目。
    
    需要指出,在《春秋三传》的基础上,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形成了完整的历史记载系统甚至雏形的历史理论。虽然《史记》并不是经书的传记,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观念,确实和《春秋》及其三传,具有继承和创新的双重关系。
    
    和《圣经》中神本主义的历史记载不同,人本主义的《春秋》虽然具有“微言大义”的社会批判,但基本上“隐恶扬善”,而且“为尊者讳”,从而为中国的“字里行间文化”作出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传统。圣经的史记作为上帝的见证,则对一切君王的劣迹作出明确的记载和批判,甚至像大卫和所罗门的污秽,也被毫不留情地一一披露。这使得西方史学传统更注重真实性和客观性,比较不为胜利者粉饰罪恶。
    
    实际上,先秦儒家子书自宋代以后也被渐次归入“十三经”范畴,例如汉代称《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唐代则将五经加上《周礼》、《仪礼》、《春秋》三传,扩大为九经,南宋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清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刻《十三经》于石,奠定十三经的地位。可见春秋时代的子书与经书,本无明确界限,都是汉唐宋清的执政者根据政治需要来定的,这与《圣经》的启示和见证超然于政治和国家,是无从比拟的。
    
    《孟子》的”民为本”思想,在《左传》中已经出现,其国家思想虽然没有近代西方的人民主权论,却是反对以人祭祀、殉葬,具有强烈的现代式正义感。民本思想,说到底也仅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是一种有时间性的“意识反应”。
    
    民本思想,并非没有局限性,而且有着双重的局限性。第一,说人民是社会的本体,而其余一切都只应为人民服务──这不仅失之笼统含混,而且根本上就是僭主的谎言。什么是“民”?“本”又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在民本主义者那里都缺乏起码的定义。如果把“民”定义为被统治阶级,又认为这经常处于被动状态的人类存在才是社会的真正本体,那算什么逻辑?而在实际上,宣传家们的主子却以空前贪残的胃口榨取着这些被剥夺了基本自卫能力的、“经常处于被动状态的人类存在”。我们不得不认为,尊重“经常处于被动状态的人类存在”这种意义上的民本主义,实为僭越的伪统治者们设下的一帖“精神麻醉剂”,其政治功能相当于古代的国家宗教。这种“精神麻醉剂”仅仅是一种权力资本,否则便不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了。一切真实的社会思想都承认,人民本身不过是一种社会资本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民本主义者,勇敢承认一下“人民本身不过是一种社会资本”这一真实的“民本主义”吧!
    
    如果“民”仅仅指那些参与统治的人们,如毛泽东宣称的“林彪想发动政变,推翻无产阶级”(即推翻毛泽东自己;毛泽东=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专政),那么民本主义的哲学辞令实际上就是僭主专政的政治宣传。
    
    谁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居民可以构成社会的本体?谁就是一个真正的反动派──他显然是针对人民这些无权势者的被动状态,在进行思想的反动、反应、反击等等“反革命活动”。他甚至是在挖苦和揶揄人民的毫不争气。这样,结论就自己出来了:民本思想,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反现实的虚伪理想。这种理想本质上与其他一切理想相同,都是出自对生活中根本没有并且根本不可能有的事物,所怀抱的“深刻希望”。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实践,是利用民本理想在进行精英操作,而不是民本理想的真地实现。代议制民主同样不可能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当人民即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居民掌握了某些权力,并获取了某种权利生物时候,这些“人民”便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分裂,“人民内部”的冲突将随着“人民”地位的提高而越演越烈。“人民内部矛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兄弟阋墙就会变成异族仇杀。
    
    那么请教一下:如果当原先利害大致相近的“人民内部”,分裂出一些不可调和甚至誓不两立的势力集团──那么试问,这时“人民”的桂冠应戴在哪一集团的头上?还是两个集团都变成了“反人民”的强盗?事实上很清楚,例如中共党内的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厮杀,其实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分赃不匀”。可见,民本思想不是“真理”,它既不是,也不“接近”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它不是客观的分析,而是主观的武断。
    
    既然“人民”从来都不是社会的本体甚至主体,那么所谓的民本思想显然只能是某些思想家针对世弊而发的良好心愿,或者干脆就是一些特别坏的政治家用来欺世盗名的法宝,它不是“科学总结”,只是“反动幻想”。
    
    诚然,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一再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在统治思想日趋解体的过程中,民本思想作为一种内驱力和感召力会起过某种推动的作用,但它不是推动社会进步,而是推动解体过程。这还是它的好处。但是,当民本主义成为某种维护现状的理论时,如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空口许诺时,它的鬼域伎俩就暴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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