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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贵民论与锁国论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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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11日我写下这样的笔记:

《略论中国进入“新王国时代”的几大步骤》

[1974年,我很崇拜希腊雅典城邦的立法者梭仑,希望同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中国。现在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是我本人却觉得中国的变化太慢了。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面积太大,人口太杂,不像雅典那么富于效率?无论如何,以下是我十年来在这个蜗牛国度里的蜗牛思考:]

一、瓦解与重建
A、革命精神崛起
B、权威中心凝集

二、新锁国政策
A、新权力的第一步:内在的封锁,反抗与压制
B、新权力的第二步:对外联络的相对闭锁,中国一体化政策

三、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开禁
A、正常生活的逐步恢复
B、各种高级文化的复苏
C、经济结构的民族化
D、政治结构的现代化
E、宗教政策及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及文化意义
(1)反基督教而“天子化”;(2)反伊斯兰教而“教派化”;(3)反佛教而“修道化”。(4)推崇、赞助、规范并深化民间道教。

四、建设宪政
A、一切有活力的社会都是相对封闭的社会。
B、一切上升的社会都是权力分享的社会。
C、隋唐的分权与明清的集权之比较。宋朝开始企图垄断权力,后果是受迫于辽、金、元。
D、罗马公民权与雅典公民权的不同性质。
E、“公民权”还是“教派组织”?前者易趋官僚化,后者易招分裂之虞。
F、一百年内用党派的特权与教派的秘仪,限制“公民权”。
G、贵民社会的立宪君主。(所谓“贵民”,是与“贱民”对称的。“贵民”一词兼有“尊重人民”和“高贵的人民”这双重含义。而与“仁政说”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贵民论”,不尽相同。)
H、最高法官与军队统帅的任命仪式。
I、“一人之下”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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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17日我写下这样的笔记:

为什么说“新锁国政策势在必行”?

这是因为,中国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而如果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就必须先让中国完成某种回归,从老大的世界帝国“退回”到民族国家,就像俄国正在经历的,就像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阿拉帝国已经经历的。

我们看到,现代世界一切乱源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诞生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俄国和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德国和日本之所以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也是因为分别受到了俄国与中国塌陷时刻的致命吸引,被卷入到一个深不可测的革命黑洞中。

那么,如果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呢?首先就是要彰显民权,使贱民成为贵民。(所谓“贵民”,是与“贱民”对称的。“贵民”一词兼有“尊重人民”和“高贵的人民”这双重含义。而与“仁政说”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贵民论”,不尽相同。)贵民不是一个观念和态度,而是一个实存和阶层!

只有保证一个新型贵民社会而不是贱民社会的发展,并有效地防卫由它而兴起的新文化不受贱民的毒化;世界秩序的支撑力量才得以在中国形成。

如此说来,中国正是应该加大推行开放政策,怎么可以反过来实施锁国政策呢?

这是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条理分明,上等国家与下等国家泾渭分明而且很难“翻身解放”──二十世纪以来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的所有努力其实全都是失败的,不论苏俄还是德日,不论文革还是伊斯兰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现在很明显,中国走向世界的结果仅仅是加入国际贱民的行列。“中国品牌”在国际上就是“劣等货”、“冒牌货”、“伪产品”的代词。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荣誉。例如中国人在日本的声誉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深入过程,而日益败坏的。

未来的中国如果甘心继续败坏下去则已,如果不愿继续堕落、继续革命下去,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而要改弦更张就不得不厉行某种程度的新锁国政策。

1、新的锁国政策是民族自新运动的有力杠杆;而民族自新运动的能量将折射回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一杠杆的作用。

2、新锁国政策还有待于一个保护机关、实行某种程度的文化隔离。其目的就是像建立一个苗圃,保护新型贵民社会不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污染。

3、新锁国政策意识到:一切新兴的、年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它充满自信,拒绝感受异己势力的威胁。甚至像美国这样的极端开放社会,在它走向世界舞台、扮演霸主的角色之前,也还是奉行孤立主义的!它要求“内外有别”;它渴望“文化隔离”;它追求“不同于人”(与众不同)。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摆脱欧洲的控制和影响,走向自主和主宰地位。在美国自己实现贵民化以前,它并不汲汲于去同化别人──因为它还要养精蓄锐,所以表现为孤芳自赏、自相愉悦。

只有逐步走向衰落的社会才是“开放”的。例如美国的全面开放其实是在它获得霸主地位的“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期间,尤其是在战后以及冷战期间。那时美国开始扮演英国在十九世纪积极扮演而被十九世纪的美国严词拒绝的角色,也就是开放社会的角色。“开放社会”诚然是强大的、富足的,但同时却具有生命开始没落的一切症兆。它已丧失了严格的自我约束力这一“强劲生命力的有力表现”──它也就失去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威慑性和持续不衰的吸引力。因为巨大的生命能量永远在“含苞待发”的状态下蠢蠢欲动!

关键不在于是否执行锁国政策,而在于执行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锁国政策。一切创造集团其实都在实行某种积极的锁国政策。不论他们的政治制度如何。对内保持肃静、对外鼓动骚乱,这是他们的共同态度。这和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基本上属于生物与捕食战略。而全面开放,则促使文化及秩序不断走向颓废与瓦解,这也和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基本上属于生物与传染病范畴,尽管这会影响到政治与意识形态,使之患病。对内厉行礼制,重新唤醒自己的活力;对外加速他人的腐化,引导敌人犯错误,使之率先毁灭。

如果真能这样,一个国家对外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压抑力量,对内就形成强大的压抑力量:这是可被称作“内外之分”的两面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就是这种“隔离政策”。例如,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准许人民自由离境,更不允许自由进出。这样的自由,只是有条件地授予那些远道来华的外国商人,那些“朝贡贸易”的使节。

只有等到力量对比已由于这种忍耐、等待及两面战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有等到敌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格局已从根本上被淘空、而中国文明的内在结构已再度确立并茁壮成长之际,中国才能结束新锁国政策,才能开始与世界混同。不过,那时的混同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混同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不是作为被迫的贱民,而是作为主动的贵民;不是被世界同化,而是去同化世界。

中国人不可忘记这个瑰灿的国宝,因为它能赐福给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新锁国政策的推行,并不需要一个信念明确、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手段严酷并具有最高的纪律性的统治集团,那是列宁主义与纳粹主义的道路,已经失败。新锁国政策仅仅需要“贵民”二字,然后根据贵民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设计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避免中国在不利情况下继续贱民化,同时不断提升中国人自己的品质,包括生活品质与人种品质,然后等待一个历史机会再来返身(而不是“翻身”)进军世界:以贵民的而不是贱民的身份进军世界。

以此,不必顾虑中国在物质上的贫乏及科学上的幼稚,这些都是成长中的故事,总有一天,世界会为中国提供这些技艺与装备的。看看罗马人的历史,这一点就不喻自明了。当然,中国为了加强及巩固“两面战略”,也必须适当发展这些故事,但切不可为这些故事而损害甚或放弃了“两面战略”。否则中国的血就算白流了,而且世界的危机也无以挽救了。

“内外之分”两面战略──就成为中国的罗马法。这种战略的精神内核不仅是罗马法意义的“公民精神”,而且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崇拜”。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即使在罗马,这两者也是并存的。

从“公民精神”与“天子崇拜”在罗马的并存,回溯以前的贵族制度,不难发现历史上的贵族制度有三大类型,从时间上讲既是相继而起的又是相互渗透的:

(一)独身的贵族制度

1、由独身者、不顾“家庭”者统率的社会。

2、两种独身贵族:A、劫贼、海盗、冒险家;B、哲学家、修道士、僧侣。

3、独身为常人所难──因此独身者似乎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尤其当他以哲学或是宗教的名义这样做……就是老子与道教的起源了。

(二)非世袭的贵族制度

1、这种制度主要存在于古代的奴隶专政和现代的无产阶级专政里,许多僭主都利用这种“制度”来强化个人崇拜的力量。

2、因为类似绑匪的能量常存人类社会组织中,强有力者、有统治能力与胆魄的人们,虽然一时窃取权力,但并不能将之传与子孙后代,结果导致非世袭常居上风。

(三)世袭的贵族制度

1、世袭的贵族制度是文明走向稳定和成熟的表现,也是原始生命力开始衰落的表现。

2、世袭的贵族制度的精髓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结果却把“礼”与“权”绑在一起,使得夺权者必须篡改礼。

上述对“三类贵族制度”的描述也许失之于笼统,但并非“宰割历史”、“任意胡说”。我之所以如此提法──是因为我希望未来中国社会能够走上贵民道路,而不是沉浸在腐化堕落的贱民主义中不能自拔,听凭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那样的野蛮军事强权来蹂躏自己,为自己制造一个外来的军事贵族阶层!

如果中国不能自己创造一个贵民乃至贵族集团,就不得不把中国拱手相让给外国征服者,让他们来为美丽的中国提供一个丑陋的王冠。

为了避免这种周期性的恐怖,我把最赤诚的希望寄托于第一种贵族也就是独身的贵族及其强有力的表现“独身贵族的虎贲团”,如果他们能够形成“天子的臂膀”,就是中国的至幸,百姓的至福。中国人民不是那种能够有效自卫的人民,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某种内部的秩序,他们就会被某种外来征服所压倒。为了避免外来的征服,让我们欢迎内部的秩序!

第二种贵族即非世袭的贵族仍然能够成为新文化的有力开拓者与宣化者。他们的表现形式最为灿烂,但其末期已有衰落之兆。

至于第三种贵族也就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的贵族──有识之士对之嗤以鼻,称之为“蠹”。如今中国就被无数“叫花子出身的蠹”所叮满。

新锁国与新王国的关系为何?

──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社会如当代中国,其进入民族面临根本的文化转型时,它要在以下两条道路的中任选一类组合,以构成自已的转型方式:

1、内生型的、外生型的;
2、无组织的、有组织的;
3、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
4、内部无产者领导的、外部无产者领导的。

内生型的、无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内部无产者领导的,叫做“国民革命”;外生型的、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外部无产者领导的,叫做“共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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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22日在日本东京,清晨的梦中,我兴起并记下的这些提纲:

《“新王国”的线索 》

1、“八九·六四”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2、中国近代史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建立民族国家”。
3、中国文明的几次变形:王国——帝国——宪政(新王国)。
4、中国革命是制度之争还是文化之争?
5、联邦之梦: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在分裂割据(联邦)与中央集权之间循环。
6、统权与治权的分离:“礼乐之邦”的本义是“王道”。
7、新王国的历史意义:建立君主立宪的宪政中国。
8、新王国的现实功能:传统与现实的最佳结合。
9、新王国对急速进行的后现代化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07/6/1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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