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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你要“右派”忏悔什么?— 与司鹏程先生商榷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30日 来稿)
    
    
     最近,在《民主论坛》上读到署名司鹏程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以下简称“司文”)虽然此君在文末也声明该文不针对任何人,并对当年“右派”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但纵观全文,全是对当年这些受害者的谴责与挞伐,好象这些人是自作孽活该受罪,甚致将“右派”“定性”为“自上贼船,为虎作伥”,简直是“死有余辜”了。个人作为当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今未获“改正”的“右派”中的一员,对司先生的高论殊难苟同。 (博讯 boxun.com)

    
    一
    
    “协助中共夺权”,是“司文”加于“右派”们的第一条大罪,好象当年若不是这些“右派”们大力支持中共,共产党怎能那么快取得胜利。既然如此,你们遭难也是自食苦果了。在这里“司文”举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为例,以证其所言非虚。但他却故意“忽略”了一点,即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官方宣称的是55万多,实则以各种方式入“右册”的应在百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干部,大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甚至小到十几岁的学生娃娃,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与“协助中共夺取政权”扯不上边。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按照司先生的逻辑,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
    
    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权前,以各种诱人的许诺,号召欺骗民众,为其效劳,取得政权后却背信弃义,食言自肥,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作为社会舆论,或评价历史,受到责备的当然应是背信弃义的政治人物而决不应是受欺骗的众生。何况当年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的弊端,把他自已打扮成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斗士”,其欺骗伎俩,表演手法,在当时堪称“超一流的高手”。受骗者甚至包括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样杰出的政治家。这种大奸似忠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仅毛一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是后人咏史的诗句。说明高超的骗术,虽不能骗人于永远,却可在一定的短时间内骗倒许多人,包括聪明和杰出的人。而司先生不谴责骗人者,却一味怪罪受骗上当的人,没有孙悟空的金晴火眼,不能一眼看穿白骨精,你们就是愚昧,就是该倒霉。以这样“事后诸葛亮”的“高人”姿态来教训别人,恐怕很难令人信服,到反而令人怀疑这位“高人”究竟是在帮谁张目,替谁辩护。
    
    至于司先生指出的储安平,罗隆基等人已经查觉到了毛的独裁更胜于蒋,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即使完全属实,也只是少数人的问题。以少数几个人来概括百万“右派”都是中共骗人的“同路人”,“支持者”,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吧!
    
    二
    
    “司文”另一以偏概全的手法,是把“反右”说成是“一次文雅的政冶运”。我不知身居海外的司先生来没来过大陆,从他文中所举的几个“文雅”例子,都是毛泽东所谓的“上层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为了“国际影响”,对这些人“文雅”一点,那是中共的一种高明策略,说白了就是要装点一下门面,以显示“我党”的宽大为怀。能享受这类特殊待遇的最多不过一,两千人,而且主要是在北京“首善”之区。越往下走,越到基层,越到一般民众,则离文明越远,只有赤裸裸的残酷与野蛮。一旦被划为右派,接踵而至的就是残酷批斗,无情打击。挂牌,游街,“君子”动口也动手;侮辱,漫骂,父母妻儿皆株连。接下来,轻则砸饭碗,断其生计,送管制,交“群众”监督。重则不经司法程序,便送劳教;任意罗织罪名,一纸送入大牢。“四·一五”,夹边沟,新鬼烦冤旧鬼哭;沙坪农场,中川铁厂,荒野白骨无人收。这难道就是“司文”说的反“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嗟乎,一入右册,哪个不是血泪斑斑?当上右派,谁人不是妻离子散?而司先生就拿那么几个上层头面人物(而且主要是在北京的),再加上毛泽东在官样文章里,满嘴仁义道德,口惠而实不至的许诺,诸如什么“对右派的处理要比较宽大,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便断定“反右”是“文雅的政治运动”。请问:“文”在哪里?“雅”在何处?真不知此君是高度无知,还是偏见使然。
    
    三
    
    “司文”对“右派”们的另一苛责,是说右派们缺乏骨气,谓他们反右前是在“为虎作伥”,反右后又“诚惶诚恐葡伏在毛的脚下为独裁者张目”,不仅检讨,认错,甚至互相揭发撕咬,以求自保。在中国这样一个君权至上,官本位至上的国度里,几千年封建传统,造成民主意识的缺位,再加上毛泽东空前的暴烈独裁,使中国的知识份子既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甚至连个人的吃饭,穿衣,家庭住房,孩子读书……也得仰中共之鼻息,在如此完全寄人篱下的生存空间里,他们表现出十分软弱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又何止是知识份子,当1949年伟大领袖南面称孤,宣布他老人家“站起来了”之日,当时中国已是“六亿人民齐下跪,更无一个是男儿”了。但司先生对此不仅缺乏理性的分析,不仅不抱任何同情悲悯之心,反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以仇视,鄙视的眼光横挑鼻子竖挑眼,任意调侃,嘲弄,一副教训人的口吻,按照他的意思,右派们一个个都应该去壮烈牺牲。甚至成为“人体炸弹”,与对方同归于尽。既然你们做不到这些,今天便没资格再谈什么。这位先生是不是也太有点“站着说话腰不疼“了?假如你当年也有幸来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躬逢无产阶级专政之“盛世”,甚而一不小心也成了”右派“,你不一定比那些“老右”高明,杰出到哪里去!说不定还不如我这个当年的“顽固份子”。当然,先生身在“华府”,洪福齐天,这种可能自不存在。不过正如一个胃子里装满了鱼肉的人,可以夸口说“一天不吃饭,精神照样好”但如果饿他三天后,再请他来发高论,那“牛气”也许就要荡然无存了。
    
    不过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右派”中,既有象林昭、冯元春这样名闻遐迩的巾帼英雄,也有不见经传,鲜为人知如周居正、杨应森、戚学义这样视死如归的壮士。他(她)们是圣女,壮士,英烈,其圣德,壮举足以青史留名。作为后死者,我们应该景仰他(她)们,但任何人都无权将这种圣德拿去强求别人必须作到,如果圣德每个人都可以作到,那么它就不成其为圣德,而只是象“不许说谎”这样一种“常德”了;如果非要别人作到圣德不可,非要别人当烈士不行,否则便要对人家嬉笑怒骂,讽刺挖苦,那么此人就是存心要用圣德杀人。这样的人很多都是与官方有特殊关系的,还是离他远一点,时刻防着他点为好。
    
    四
    
    “平反,平反,平个鸟反”!这是“司文”中出口成“脏”的一大“亮点”。按“司文”的逻辑,他首先把上百万的右派通通定性为建立独裁专制政权的“共犯”。然后笔锋一转,破口大骂道:“你们有什么资格借助‘平反’,为杀人者附上正义的标签?中国社会不需要你们这种奴才对主子专制合法性的认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对罪恶的清算和彻底的历史反省”。壮哉,斯言也。在这里司先生摆出了一付正义化身的姿态,根本不顾中国现实的客观环境,要当年的右派们必须马上去“彻底清算”中共的罪恶,你们若做不到这一点,你们就是一群对“专制合法性认同”的“奴才”。当然,站在大洋彼岸唱这样的高调,既无任何风险,一点也不费力。但司先生如果是大陆居民,你敢把这样的话在网上或你的博客里,真名实姓的说出来,那么有关部门以“颠复政府罪”,请你去观赏观赏铁窗风光,就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也敢说你没这个胆量。
    
    其实,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强求一步到位。“右派”们要求平反当年的冤案,正是对当年毛泽东独裁专制,迫害众多无辜的彻底否定。要毛的政冶继承者,对这一历史问题向人民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如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中国民主进程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怎么是对“专制独裁的认同”,怎么又成了是“给杀人者贴上合法的标签”?如按“司文”的这种荒唐逻辑,那岂不是接受了日本对中国被强征的劳工的道歉和赔偿,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合法性的认同”吗?台湾民众接受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道歉和赔偿,就是对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合法性的认同”吗?司先生为了蛊惑人心,制造乱局,已经到了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还远未实现民主政治,还仍然处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右派”们要求彻底平反当年冤案,也是在当前国内政治体制内,一种合法的维护人权的诉求与抗争。是一种正视客观实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行为。而司先生却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以他那些似是而非,极富煽动性的“革命”语言,叫已七老八十的“右派”们去与现政权对抗,搏斗,进行所谓“彻底”的“清算”。你老兄在大洋彼岸说得比这更“激进”些也无妨,你有本事就到中国大陆来为“右派”们作个“代言人”试试看。这种“吹牛不上税”的“豪言壮语”,人们听得多了,对解决实际问题,对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只能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
    
    就算我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吧,司先生是不是对当年右派们一个个未能“壮烈”,深感遗憾,因而还要苦心孤诣,再制造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必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以便为党国消除一个可能危害社会的,不安定的“隐患”。若是如此,就请免了吧,今日尚幸存健在的“右派”,已不是当年那些容易受骗上当的毛头小伙了。
    
    该忏悔的,不是那些当年的“右派”,而是司鹏臣这样别有用心的人!
    
    【原文转载】
    
    “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作者:司鹏程
    
    
    
    【右派网编者按:中共发动的罪恶的反右运动,其中很多被打击的“右派”,特别是“大右派”,都是亲共左派。左毒害人害己,这是事实。题目比较凶猛,而真心的忏悔总要从心里自己发出,恐怕要求不来。关键的关键:左毒害人害己;左毒无孔不入;不意识到被历史证明了的左毒的危害,难免还会和魔头共舞,最终害人害己。害己很遗憾,害人很可耻。】
    
    1957年是平淡一年。中共建政已逾八年,历经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肃反等运动的洗礼,地、富、反、坏等诸多阶级敌人早已“千百万人头落地”。1957年又是特殊的一年,习惯冷漠与鲜血的中国知识分子,此时要为红色政权奏响“百花齐放”的凯歌。
    
    1957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运动是毛一时兴之所至还是当局刻意设计的引蛇出洞,殊难考证。但毋庸讳言,“右派”们无不是抱着治病救人、帮党整风的初衷,对中共提出建言的。孰料高瞻远瞩的毛主席受到蒙蔽,将精忠报党者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一、反右──一次“文雅”的政治运动
    
    资料显示,从1957年6月到1958年夏末,全国共清理出552,877名“右派”。另据1980年6月11日中共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反右运动实划“右派”49万余人。
    
    应该说,和中共的历次运动相较,反右这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在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称得上“温文尔雅”。
    
    运动中遭受密集批判的是所谓“三大反动理论”,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和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章不满意“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认为国家大事应“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章伯钧本人即荣赝中共交通部长)多方面地讨论。”储抱怨“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可是后来政府改组,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罗则肯定中共“肃反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他敦促中共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解决党和非党隔膜”。这些言论被视作“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章、罗、储也沦为“疯狂向党进攻”的一群。
    
    值得注意的是,章、罗两人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说过“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类的话语。因此前述语言是否出自中共的归纳或假想,姑且存疑。即便如此,运动中遭受批判的“右派”言论俱无出这“三大理论”之“右”。
    
    为什么“右派”选择1957年发声?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经过中共八年的屠戮和清洗,红色政权的各色敌人此时已被清理干净,天下抵定。而俨然以新政权功臣自居的“精英”们出于分一杯羹的心理,试图向以往的盟友讨要轮流坐庄的权利。例如储安平就诘问中共,“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副总理的交椅?”谁知愿望落空,他们不免如失宠怨妇般抱怨三两声。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独坐池塘如虎踞”的毛绝不容他人分享权力,早已打定主意要去除自己“身上的虱子和害虫”。
    
    众所周知,中共长期以来将“右派”视作人民的一部分。即便此刻出于“保持党的健康肌体”需要,将其从人民行列划为敌对阵营,对“右派”的处理也仍然有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等“四类分子”。
    
    以反右高峰时期,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以作“右派”处理“样板”的《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为例。该文件共涉及96名“右派”,其中绝大多数被撤职、行政降级(一般降4、5级),另有监督劳动、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免于处分等。兹举数人如下:
    
    章伯钧,撤去交通部长一职,工资从行政3级(月薪517元)降为7级(副部长级,月薪322元)。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原住房不予变动。配轿车和司机,用车由“吉姆”降为“别克”。
    
    罗隆基,撤去森林工业部长一职,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9级(司局级,月薪253元)。原住房不予变动。无轿车和专用司机。保留服务员、炊事员及警卫员。
    
    章乃器,撤去粮食部长一职,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10级(月薪218.5元)。保留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1963年,改为每月发150元生活费,后经章反映,增至每月200元,但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自理。
    
    这就是大“右派”们的际遇,虽然“悲惨”但仍然让普通民众仰慕。
    
    对待各色中小“右派”们,当局则执行1958年1月29日的《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该文件划定了对“右派”的六类处理办法:劳动教养或开除公职;撤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留用察看,并降低待遇;撤销原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降职降级降薪;免予处分。据此,罪行严重的“右派”将可能失去“铁饭碗”和公费医疗,加入普通民众的行列。
    
    应该说,全国各地大小“右派”的落魄遭遇于其个人是场悲剧,但和早已进入地狱的诸多“牛鬼蛇神”相比,实在是天上人间。要知道,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从来就是当局“杀、关、管”的对象,他们及他们的家属经历了共产政权下的各种歧视和迫害并欠缺最基本的话语权,直到今天。
    
    二、“右派”是谁?
    
    中共对待阶级敌人从不手软,它总是检讨自己将“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镇压不及时;杀人过后的总结也不外乎以后要“打得更稳更狠”、“避免宽大无边”等。独有“右派”备受青睐,得到宽大的待遇;“右派”问题始终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原因何在?
    
    1958年5月3日,中共宣布反右取得阶段性胜利。其时,当局统计称运动共清查出党员“右派”278,932人。这个数字颇能说明反右实乃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历史的真实。
    
    就个案而言,“全国最反动、最猖狂的右派”葛佩琦即是标准的共产党。葛1938年加入中共,受命潜入国军。辽沈战时,他任职东北保安司令部,以“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剌探情报。而被誉为“三大右派毒蛇”之一的章伯钧更是在1923年即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共。章的两个弟弟俱是共产党,长弟早亡,次弟被斯大林清洗枪决,都未能尝到共产主义的甜头。章本人曾参加过南昌暴动,也算为中共鞠躬尽瘁。
    
    除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右派”党员外,其他人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罗隆基、储安平及其所代表的政党在四十年代末的国共内战中,作为中共的坚定盟友出现,被毛夸奖作搞垮国民政府的“第二战场”或“第二条战线”。中共党史这样评述章、罗、储等人,“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中共夺取政权后,“论功行赏”,章伯钧、罗隆基荣赝交通部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部长,储安平也捞了个《光明日报》总编的职务。
    
    除前述两类外,“右派”中还有一类特殊群体,即高等院校中的学生。他们长在红旗下,基本上根红苗健,家庭属“依靠对象”或“团结对象”,在获得组织认可后被选拔进入无产阶级学术殿堂。对这些人,中共文件设定了较一般“右派”更和缓的四种处理办法——“保留学籍,送农村或农场劳动考察;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留校察看;免予处分。”(参见中共1958年1月29日《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毛后来并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即成为“教员”代表。林的罪行在于她不满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将“混蛋和投机的党员要清洗出去”、“老实而不起作用的,要动员他们退党;只保留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林被“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五十年后,旅居海外的林希翎谈起反右,仍是一脸气愤,“我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他们凭什么、凭什么把我打作右派!”
    
    毋庸讳言,“右派”从没有背叛中共,从没有否定共产极权制度——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无论事前还是事后。(至于在60年代后狂乱的政治氛围中走投无路,最终转向反对共产专制者,例如林昭,则不属本文讨论之列。)在1957年的那场运动中,所有的“右派”,都声嘶力竭地辩解自己拥护党、竭尽全力地表述自己热爱社会主义的真诚。罗隆基被打为“右派”后,委屈地说“即使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其言凿凿,其情切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有鉴于此,1958年1月28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对右派的处理要比较宽大。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右派”们也确实没有辜负伟大领袖的期望,他们为重回革命阵营,为争取入团入党,对自己昔时的亲朋故旧反戈一击,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应该说,从1958年开始,“右派”们就纷纷“起义”,弃暗投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反右运动结束未久,中共即开始检讨这场自家人打自家人的运动。从1959年到1964年,中共先后五批摘掉30余万人的“右派”帽子。1978年9月17日中共下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即“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原是党团员的并“恢复党籍、撤销开除团籍处分”。中共声称,“反右错误要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参见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截至1980年5月8日,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获得“平反”,仅有个别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共中央认定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五人以及由各地处理的90余人。
    
    显而易见,“改正”是一种姿态,它意味着当局正式承认反右是一场错误的运动,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这种表态对“从来不下罪己诏”的中共来讲可算极为罕见。在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上,“右派”又被进一步追认为“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
    
    三、“新”中国右派的众生相
    
    中国文人与生俱来就有“御用”的情结。入翰林院,为皇帝效命,是光宗耀祖的事。但中国儒家也讲 “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说知识分子要有做人的尊严,理念和原则是应该用生命去维护的东西。这种操守即便在历代封建王朝也为士林清流所推崇。远有“义不食周粟”的伯夷,近有自蹈昆明湖的王国维。
    
    但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1949年以降,知识分子一语不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当1957年之时,共产中国治下的“右派”脸谱尤为繁多,更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是精于算计的一群。他们早认识到极权制度的本性。例如储安平40年代中期就曾与人言,“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参见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文,载 1945年12月1日的重庆《客观》周刊)然而,荣任新王朝开国部长、总理职务的“最后的贵族”的迷梦,却驱使他们昧着良心说话,协助中共颠覆了国民政府。
    
    他们是助纣为虐的一群。党的人血馒头向来少不了他们一份。
    
    远者不论,从1949年到1957年在他们那所谓的新生革命政权下丧生的千百万人是谁之罪?仅以1950年的“镇反”为例,中共官方的统计是清剿各色“政治土匪”2,000,000人,另有特务份子600,000人,反动党团骨干600,000人。中国各地的55万“右派”,此时扮演了何种角色?从镇反到公私合营、从土地改革到批斗胡适,多少屠杀,多少批判,难道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反右前的那一次次政治运动,究竟是谁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煽风点火并推波助澜?莫非所有的罪恶和屠戮都是毛一人所为?
    
    中国“右派”,你们有几个不曾为“镇压反革命”欢呼雀跃?你们有几个不曾为中共“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摇旗呐喊?你们又有几人选择独立正义的立场,哪怕只是保持简单的沉默?
    
    有学者记录说,“百分之九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在反右初起时都曾经跟着批判过首批被定为右派的人。为求自保去斗别人。他们以为这样便可做教鸡儆猴里的那只猴,宰鸡时不妨去帮着戳一刀。谁知他们注定进不了猴的队伍,反而成了儆猴的鸡。”
    
    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对付天主教徒,我也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历史又是如此惊人的不相似。中国“右派”没有选择“不说话”的沉默,他们选择了“向人民投降”。1957年,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的日子里,被划作“右派”和与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加卖力地向党表现着自己的忠诚。怀着邀宠的希冀,这些教授名流们痛哭流涕、横七竖八地相互揭发、攻讦,出卖家人亲友,检举揭发自己的同类,践踏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践踏…….
    
    这就是反右!它远没有“右派”们所描述的那样惊天动地。“右派”,也从来不是他们吹嘘的那般清白高大。
    
    四、“右派”,你们有何资格索赔?
    
    平淡中走过50度春秋,历史也早已习惯了冷漠与忘却。
    
    2007年,坊间突然流传万千“右派”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书,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书。这些陈情书林林种种,或悲悲切切或义正词严。上书者来自五湖四海,文字各有苍夷,主旨却出奇一致,要求“党和政府给予经济补偿。”
    
    “反右是中国历史上冤者最多、株连最广、历时最长、手段最毒、胜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千百倍的大冤案。”“中国死于一九五七。”“右派不得赔偿,中国没有民主。”
    
    阅罢诸般宣言,直让人觉得,“右派”们为理想和正义遭遇了亘古奇冤,因为他们,方有今日伟大共产国的繁荣娼盛。当然,“右派”们也不忘指出,没有反右,就不会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们就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中国人民的日子会比今天甜蜜上千万倍。
    
    “老右”们为祖国和人民忍辱负重五十年,如今他们需要钞票,要行使“索赔”的权利。一提“索赔”,说话者嗓门就升了许多,仿佛人格也就此清醒高大起来。
    
    然而“右派”们忘记了,中国历史不是在1957方被改写。当“开国大典”之时,毛昂首高呼“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刻,还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早已跪将下去。时间在他们向毛敬献“我们永远跟您走”锦旗的那一刻,已经被定格了。
    
    毋庸讳言,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前是为虎作伥。反右后他们诚惶诚恐地匍匐在毛的脚下,努力为独裁者张目并论证其政权政策的合法性。即便是当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被毛用流氓手段羞辱作“伪装得最巧妙,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用笔杆子杀人,反动透顶的杀人犯”的大“右派”梁漱溟在毛死后也真心忏悔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
    
    悲乎?中国“右派”从没有什么正义和道德,他们的良心早已死尽灭绝。在极权体制被推向巅峰的过程中,“右派”们兴奋地扮演着共产暴政吹鼓手和广告牌的角色。中华大地万物凋敝、尸骸遍地,而中共非常拙陋的愚民把戏却能肆行无阻、传之久远,这批御用帮闲者的丰功伟绩实不可抹杀。
    
    多年后,当毛早已走入坟墓多时,丧尽良知的同一票人也浑然忘了羞耻,力图将自己打扮成受难的贞女节妇,仿佛当日所有的罪恶都与自己无涉。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忘向党表达自己的忠心。所谓“共产党像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显然,只要有金钱的补偿和职位的提升,“右派”是从来不惜将自己卖个好价钱的。颇得此中三味的朱镕基、王蒙也因此攫升为人民国的总理、部长。
    
    而今,“右派”更摆出向中共乞讨的姿态。好个“索赔”,寥寥两字,拧起来是标榜自己清白无辜的牌坊,放下去是向当权者赖狗乞怜般的叫唤。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利器。但你们可曾想过,自己应如何偿还中国民众,如何向你们协助建立的独裁铁幕下中国80,000,000死难冤魂赎罪?
    
    平反,平反,平个鸟反!你们有什么资格借助“平反”为杀人者附上正义的标签?中国社会不需要你们这种奴才对主子的专制合法性的认同,相反,它需要的是对罪恶的清算和彻底的历史反省。
    
    古语云为虎作伥。伥即伥鬼,自己被虎吃,又帮虎去吃别人。老虎被人捕捉后,还可以听见伥鬼在那里哀伤地哭号。《七修类稿》记载说,“伥鬼死的时候没看见自己的尸体,所以不知自己怎么死的,被虎吃了反而被虎役使,好不容易老虎死了,又悲伤痛哭,这是多么痴愚啊!难道不会内疚吗?”伥鬼与今日的“右派”何其相似?他们怀念着作威作福的最后的贵族的日子,他们不会去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希望借机依附新的权贵,为自己捞得利益——这不正是虎伥的所为吗?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士高张,贤士无名。既有鸡鸣狗盗之国,自然盛行妓院勾栏之“右派”——这些一直以“第二种忠诚”效忠中共的知识人——他们在各色政治运动中早已磨砺得良知丧尽。试看今日之所谓学者精英、教授作家,哪个没有在反右中有过精彩的表现,又有几人没有痛斥过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法轮功。“说出真相和揭露谎言”的知识界的责任从来同这些御用和半御用的精英们无涉。
    
    嗟夫!共产党之于中国,在于杀尽了中国人的骨气廉耻。
    
    1957年早已终结,但中国社会的集体失语和失忆远未结束;经历反右前后如此众多惨痛历史事件的国人,也迄今未有真实的思考和回顾。
    
    但是历史不会忘却,它将永远铭刻1957——这是一块猩红色的耻辱柱,上面遗留着中共的印记,也记录下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丑陋的一幕。
    
    【本文并不针对任何个人,谨为还原历史,慰藉万千死于共产灾难下的同胞而作。作者对“右派”们的个人遭遇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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