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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避免流血的三个机会看六四责任/冼岩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30日 来稿)
    邓小平先生的女儿邓林女士最近关于六四的一番讲话,引发了对六四责任的又一轮争论。本文试图从另一视角,即从避免流血的可能性角度来厘清六四责任。

    从89运动的整个进程看,避免流血的机会主要有三个。一是4.26社论之前或其前后,其时学生运动还没超出学生范围,其他人只是旁观或暗中呼应,并没有大规模公开介入。和1986年时一样,此时只要当局态度坚定、果断,学运不难压制,也不会酿成流血事件。是邓小平的犹疑、观望,使学运的星星之火燎原成了民众参与的大火。其中虽有赵紫阳一份原因,但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难辞主要责任。邓林所说的“领导人集体负责”,在集权制度下不能成立。

     第二是六四前夕,运动的联席会议已作出让学生撤出广场的决议,是学生领袖柴玲、李录从所谓的“独立性”出发,临时变计,决定不离开广场,从而使信赖他们的学生失去了避免流血的机会,也使支持学生的市民在道义上不好离去。 (博讯 boxun.com)

    第三是六四时军队不进城,这意味着学生运动取得胜利。继续长期僵持是不可能的,既然接受失败,政府要么下台,要么按照学生的要求进行改组(后一结果正是赵紫阳所希望且极力推动的),如此中国社会将经历比前苏联更为激烈的政治剧变。有了前苏联和六四的前辙,相信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坚持认为这种变化一定会是理性的,也没有人能预知变化的后果。对于不能预期后果的变局,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和选择。但从理性的中立立场而言,除非现状已经无法忍受,否则一个国家不应该作出这种选择。

    实际上,仅仅因为一些人集会抗议,政府就被迫下台,这样的事即使在民选国家也很少能够发生;在非民选制度下,基本没有可能。政府不愿下台,则唯有动用武力压制,因此军队进城不可避免。从客观性而言,上述第三个机会实际上不可能发生,学生领袖所断送的,其实已经是避免流血的最后机会。

    从道义而言,我们反对流血;但从客观情势分析,1989年避免流血的契机其实只有两个。其一责任在邓小平,其二责任在学生领袖。从机会的重要性而言,第二个机会是最后机会,危险的可预见性也更高,因此学生领袖的责任更大;但从权责关系而言,政府是社会安全的责任人,拥其权必负其责,因此邓小平的责任更大——他不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其他人的行为所引发的后果负责。

    在某种意义上,邓林所说的“六四不是你想有就有、你想没有就没有的”一说可以成立。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学生领袖,都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情有可原,但这种难以避免的错误就导致了流血的不可避免。学生领袖的错误是因为其英雄情结和权力意识,邓小平的错误是因为他存心观望,想借机推动他一直有心推动却没有得到机会推动的政治改革,至少也能增进政治自由。陈子明先生认为邓小平是坚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说法解释不了邓小平在89时期的观望与迟疑。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而言,早压制比晚压制更容易,成本和代价也更小。或许,邓小平不是不想“真正实行”政治改革,而是顾忌其可行性,“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他在推进改革时保证社会稳定的手段。后来苏东剧变的进程,证明了邓小平的顾忌是有道理的,那是他多年政治经验的结晶。89时的内外气候,使他有所期待:是否条件已经成熟了,难道本来板结的历史就在此处裂来了一条可以操作的缝隙?拨开权力之争不谈,此时邓小平与赵紫阳产生了相同的期待。所以邓小平才会迟疑、观望,甚至放任赵紫阳“软弱”,直至发现妥协难以实现,或者代价难以承受,才转而以铁腕相压制,并最终放下了政治改革情结。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六四流血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应对此类事件的经验。如果事先多准备一些类似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之类的防暴武器,就可以轻度武力驱散群众,流血即可避免。这种从一般性群体事件得出的经验,忽视了六四的特殊性。在百万居民聚集、并试图以路障阻止军队进城的背景下,除非军队不进城,否则必然要以强大武力作为威慑。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之类的防暴武力,对付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聚集没有问题,但在情绪激昂的百万民众面前,很可能因威慑不足反而刺激起民众的反抗意识,其结果是引发巷战。到那时,死多少人难以预计,局面也难于控制。这就是笔者批评邓小平贻误时机的原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时已别无选择,只要坚持军队进城清场,使用强大武力作为威慑就不可避免,发生“误伤”也难以避免。这种不可避免性,是从政府维持管制的角度而言;从被伤害者的角度而言,事后要求政府赔偿更天经地义。今天的政府对此不作回应,不是因为自己理直气壮,而是惧怕由此引发的政治反弹。

    综上所述,六四流血的主要责任在邓小平。悖论在于,邓小平的错误却是源于他的政改情结,有心借势而为,致使处理时机被贻误,最终导致悲剧难免。历史有时会惊人相似,虽然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但1989年的邓小平与1957年的毛泽东,心态确可类比。毛泽东当时的初衷是利用知识分子制衡官僚主义,所以放任他们大鸣大放;等到发现运动超出自己可控范围、矛头直指政权根本时,才转为铁腕“阳谋”,将运动压制下去。但毛邓之不同也多,不但在事前一个是试图主动创造形势,另一个只是顺势而为。更重要的是,事后毛泽东的浪漫主义使他在对知识分子彻底失望后又将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身上,于是乃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却不但使他从此放下了政改情结,而且使他从此坚持“将不稳定遏止在萌芽状态”。但是,他不甘寂寞的雄心和历史责任感也促使他在1992年再次站出来“南巡讲话”,最终奠定了中国“经改独行、政改止步”的独特发展轨道。

    邓林有句话说得好:“看历史要过一段时间来看,看是对还是不对,不以当时的具体一些事情来判断。当然有些人可能思想转不过来,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包括这些人,他们能发财,我们都很高兴”——六四的伤痛只是历史之一瞬,只有迈过去,中华民族才有未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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