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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0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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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谢选骏新著《中国可否君主立宪?》) (博讯 boxun.com)

    
    
    儒家的“行为规范”比其“学说”更加重要,因为其实际作用是“用以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而不是像西化论者所说的“体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即,并非儒家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在我看来,中国文明要在整体上复兴,还是离不开儒学甚至儒教以教化大众的这一途径。此语出自吾口,非同小可,因为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儒家。但作为精神的载体,我必须说出自己个人并不喜欢的真相。在日本,你可以看到,日人比华人的优点,多是合乎儒家之教的那些部分。所以,日本并不需要“弘扬儒教”,儒教已经控制住他们了。以致于人们认为,“并不是日本人学习了儒教,而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那样。”相反,中国人失去了儒教的行为规范,所以需要“弘扬儒教”。
    
    “一切文化都是奴隶们创造”──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比这更能传神的秘语。此语的潜台词无非就是:没有奴隶的存在,就没有文化的创造;奴隶阶层一旦清除,文化就趋于毁灭;因为,因为“奴役现象一旦减缓,文化就是现出虚脱的症状”……所以,所以,“新文化的创造者有必要重建一个奴隶阶层,一个‘心甘情愿的服务生阶级’──否则一切高等文化都是不可能诞生的”。
    
    确实,一个“心甘情愿的服务生阶级”,是任何高级文明的诞生所必需的条件。一种文化越精深越伟大越富于生命力,它所仰赖的奴役状况亦必越严酷越广泛越惨无人道,以致到了出现了一个心甘情愿的服务生阶级的程度。
    
    一种新的奴隶文化就要继西方文化的虚脱疲惫、惰怠、衰之之后沛然兴起了。它的伟大原则却是以一句模棱两可的古语来表述的:“中庸之道”。
    
    东方人是特别适宜做这种新文化的创建者。因为东方人是一种特别优秀的“政治动物”。东方人的服从性,耐受力确实不凡响,这样,就为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文化体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奴隶基础,服务者阶级。
    
    现代中国的混乱,一方面是由于文化阶层的崩溃,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有无法发挥文化阶层的功能。结果一批未经消化的食客、毫无精神创造的社会活动家,支配了中国,其影响力造成了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广泛破坏在。另一方面,服务生阶层却被贬为“苦力”、“劳动阶级”、“下等华人”等,丧失了荣誉感和服务精神。
    
    中国的瓦解,第一步是文化阶层的丧失创造性精神及其本身的崩溃;进一步则是服务生阶级的惰怠,这是共产主义统治的重大恶果之一。可是,在这场大灾难大悲剧下,却酝酿了新野蛮主义的强劲精神──这就是曙光、这就是希望?
    
    这就是希望!这就是曙光!──新文化阶层并不等于现代人所谓的“知识分子”,新文化阶层将从新野蛮主义的冲天火焰中熊熊升起,回答中国两百年的文化中落状态。真的,中国文明的解体崩溃所招致的巨额灾难,其收获将是一个新文化阶层的兴起和一个新文化核心的酝酿,以及,新的天子冲天而起。
    
    1971年林彪死亡之后的中国政治形势显示: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日益浩大,且将进一步扩大,特权统治阶层对此已是阻挡乏术。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视,民主自由的追求者们有几许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仔细地剖析一下著名的民运人士的案例就可以了:他们更多是旧制度的反对派,而非新制度的修筑者。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态度或素养所致,而是由于自由主义百年来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中国社会现实的批评者,而非整合者。所以,百年来拥有整合中国社会的机会者,均非自由主义者。换言之,自由主义者缺乏整合社会的能力。
    
    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到底代表谁?“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民主主义者在中国,只代表了百分之一的人。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当然在中国,百分之一的人统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从来就不是例外,而是通义;但是,如果民主义者胜利了(姑且不论是多么不可能,多么容易“在过程中蜕化”),谁来监督、尤其是制衡他们?就凭那不以“民主自由为终极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九”?
    
    结果不难设想:民主主义蜕化为民主集中制,自由精神演变为先锋队(或曰“精英”)精神。
    
    无可讳言,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极可能代表着中国的前途,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则最多只能代表着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这就是,占总人口白分之十的城市人口中的最多白分之十五的受过较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散布于广大农村与乡镇的少数先进分子。而且就是这个百分之二也不坚持“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
    
    中国农民的生存需求,迄今停留在“求温饱”阶段,中国市民的生存需求,只是“寻求小康水准”。论者有言“少数先进分子常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不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可领导一个专制的、对自由并无内在需求的社会。当少数开明人士领导一个对自由与民主并无迫切需求的国家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变成“新权威主义者”。
    
    尽管如此,但我们要求新权威主义的政体:必须进行自由选举,哪怕仅仅一次!否则你们的政权在根本上就是非法的。因为,神权政治已经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君权也就不再神授了。除了选举体现的“民意”,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已经阙如。哪怕进行仅仅一次的自由选举,这是出于“合法整合的压力”。
    
    唯有基于“合法的整合”,中国的立宪国家才能收恰魔瓶、抵御贪欲,带领中国走出近代历史的困境——一种夹缝状态!它的左边有一座深谷,右边有一座高峰:左边是父辈传统中紧紧依靠的皇权,这一轴心在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中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却不合于现代意识,不合于现代化压力;有边是西方政治生活中紧紧依靠的法治,这一轴心在社会运作和发展战略上适于现代化压力但却不符合中国的民间习俗,即,不符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之乘积。只有这样两线作战的成功,所以,才能解救中国于绝境,解救中国于两座大山间的谷地。不错,西方人打开了中国封闭千年的“魔瓶”.这不是中国人请求的解放,而始于西方人贪婪地“掘宝”,因此他们注定要付出代价。但是,现在这整个故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远远没有接近尾声。百年来受害的是中国,但历史的报应将会指向哪里,这却是很难预测的。
    
    种种迹象显示,一旦中国恢复了正常状态,其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之积,将会提出下列要求:
    
    1、肃清汉奸思想,复兴中国本位,驱逐以外国文化为宗的奴隶主义,驱逐以外国偶像为宗的叛国思想。
    
    2、中国如果再像二十世纪宗法苏俄思想那样去宗法美国思想,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再也完不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3、既反对集权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因为我们不要这些方法上的区分,而要民族自豪感的复原!再不重入“共产国际”或是标榜为其他牌号国际陷阱,如“民主国际”、、“自由国际”、“人权国际”的陷阱。
    
    (选自谢选骏新著《中国可否君主立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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