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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要“纸箱馅包子”的真相?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21日 转载)
    
    来源:天涯博客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7月8日播出了《纸做的包子》报道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包括海外传媒在内的舆论工具争相发表相关评论。一时间,“纸箱馅包子”可谓“誉满全球”,几乎成为北京的早餐品牌。本人也曾撰文,对无良商人丧尽天良的行径予以鞭挞,但并未因此而消恨。谁料仅仅过了10天,互联网上又传来消息:北京纸箱馅肉包子报道为假新闻。(千龙新闻网7月18日) (博讯 boxun.com)

    
    按通常的思维方式,在电视台和互联网之间选择新闻的可信性,我不会叛逆到宁可相信网络传闻也不相信官方媒体的程度,何况电视节目的直观性根本不容人怀疑。那么,这便出现了一个两难的抉择,我实在难以判断哪种说法才是事件的真相。据说,自从北京电视台报道了“纸箱馅包子”事件后,北京市工商、食品安全部门对此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执法人员,每天对北京早点市场进行彻底检查,结果均没有发现存在“纸箱馅包子”。
    
    执法者“没有发现”,当然不足以证明过去没有,他们将此指为“假新闻”的理由是,北京电视台临时人员訾某,曾先后两次以为工地民工购买早点为名,要求做早点生意的外地来京人员卫某等4人为其制作包子。訾某自带了从市场上购买的肉馅、面粉和纸箱,并授意卫某等人将纸箱经水浸泡后掺入肉馅,制成包子。訾某用其自带的家用DV机拍摄了制作过程,随后将其编辑,用欺诈手段获得播出。看了这个结果,我惊讶莫名,因为这不仅与中国电视播出节目的正常程序相悖,与《京华时报》7月12日的报道也大相径庭。不是说在现场采访中“摊主称,用这种纸壳加肥肉做出来的包子,比真正的肉包子节省了大量成本,一天多赚近千元”吗?怎么又成了电视台的临时人员制作的假新闻了?其他媒体现场采访的摊主哪里去了?
    
    平心而论,如果不是那么多的媒体都声称“跟踪调查”,白纸黑字连篇累牍,我宁愿相信“纸箱馅包子”事件是有人故意捏造事实,其目的在于借以损害北京乃至中国的名誉,制造负面国际影响,背后包藏着一定的险恶用心。而今,那些历历在目的报道骤然间变成了假新闻,让人越看越糊涂,就像唐三藏遇上了真假美猴王,即使善良无邪也不能不怀疑任何一方的真伪。
    
    我算见识了什么叫“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当曹雪芹撰写这幅太虚幻境楹联时,也许他万万没有想到,时隔300余年,这真真假假有有无无,让号称高度文明的现代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其中的哲学含义也越发深邃。我知道,当有人刻意把不存在的事物说成存在的时候,所捏造的事实往往比真实存在的事实都真实。比如,“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累累“铁证”几乎没有几人不信,到头来却是“欲加之罪”,这种被蒙蔽感怎能不叫人义愤填膺?“纸箱馅包子”同样如此,从电视台肇始,闹得全国人心惶惶,连国外传媒也不惜版面和时段争先转载播出,最后却以某个电视台假记者制作假新闻而告终。如此这般,就不能怪别人去领悟“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反面意境了。
    
    众所周知,搞假新闻是丧失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的行为,不仅使遭受信息污染之害人反感,也会使真正的正面形象成为可疑的角色,这是新闻界的耻辱,更是中国社会的耻辱。而近年来,这种有损人格国格的行为层出不穷且屡禁不止,充分折射出目前新闻管理机制的弊端。一般说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大体有三:一是有人拿钱收买媒体或记者,达到宣传自我形象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二是一些媒体管理者见利忘义、恶意炒作,出卖良知;三是某些利益集团为政治形象计,不惜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甚至借题发挥或者无中生有。不管怎么说,假新闻的存在至少有两个互相依存的前提条件:策划者从不担心自己在公众面前失信而危机权利根基;制作者无一例外是利益驱使,就算被逼无奈,也是出于趋利避害心理而不怕祸国殃民。
    
    虽然鲁迅先生说:“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是,每一种事物的存在,都与其周围的环境因素休戚相关,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使人不得不处处提防。具体说,制假售假的猖獗,正是有郑筱萸那样目无国法的贪官存在,他们手中的权力足以导致“假作真时真亦假”,就是反过来把真的说成是假的人们也没法不相信。由此而论,“纸箱馅包子”新闻的出现,之所以令人深信不疑,就是因为现实中确有不少人为了利益丧失了基本人格。在没有道德支撑的社会环境中,别说是“纸箱馅包子”,就是出现“人肉包子”也不足为奇。
    
    反正我不敢说“千龙新闻网”给出的信息就一定是真相,虽然近来中国传媒的社会信誉有所提高,但不说假话也不能代表所提供的信息就是真相。那么,公众应该向谁要真相呢?执法部门吗?连天津市高级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那样的高官都不能让人信任,工商行政、食品安全部门的事后检查会是什么效果也就不言自明了。看来,对于类似事件的调查应该有个法律上的规定,至少应该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监督主体,随机征选若干当地群众参与,由他们授权发布的调查结果才有广泛的可信度,也才能让真相走出“假作真时真亦假”悖论的怪圈。
    
    一言以蔽之,真相是民主机制的介入,是社会道德的回归。若非如此,任何真相都有可能随时根据某些人的需要而改变,惟一不变的是蒙蔽。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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