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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主:金观涛的书不值得谢选骏先生认真对待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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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人眼前的选题相关,主要是因为拜读了谢选骏先生的批评,所以才注意到了金观涛刘青峰二人合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下载了,看了,发现其“第六章: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系统”有问题,看后感觉,这本书不值得认真对待。兹简述个人看法如次: (博讯 boxun.com)

    
    一,金的书在方法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或说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一种整体论的思维范式贯彻始终。这种思维范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习惯性地把复杂的社会进程理解成单因子的,所谓主要矛盾或本质主义的。如果换了我来写,某一种倾向或现象在历史上占主导的结论,比如文中的所谓中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必须建立在对背景的全面介绍的前提之后,而金文中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使用的是胡适式的大胆假设加小心举证,是观点在先的。这样,通过寻找得来的“证据”,充其量只能得出或然性的结论,金文却误把或然性的结论视同“本质”。
    
    二,金刘二人的所谓“超稳定结构”,缺乏清晰的界定,显然把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与文化的封闭性混作一谈。以我粗略读过后的理解,他们的“超稳定结构”指的应该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封闭性,但他们却又将保守性与封闭性混淆,并把政治文明的封闭性的成因与政权的求稳怕变,和社会的周期性动荡搅和在一起,把政治文明的封闭性与资本主义要素的有无搅到一起,纠缠不清。政治文明的封闭性与“强控制和郡县城市”是个什么关系?是不是单因子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根本没有论证。一边说什么“对比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一边却在说什么“超稳定结构”,自相矛盾。整个第六章,因为概念缺乏清晰的界定,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思路混乱。洋洋洒洒,言不及义。他们的结论可以接受,但与前面的分析之间,好象也缺乏严谨的逻辑关系。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未必正确。谢先生如有兴趣,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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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批判
    
    自二十世纪开始,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西方中心论已经逐渐受到扬弃,西方意识已经意识、承认“西方的衰落”,并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死亡。但是人们可以称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因此变得像中国社会那样“超稳定”了吗?这种荒唐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
    但是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些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等),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拷贝?其实质,还是欧洲中心论的,例如,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主流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
    “中国奴隶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之辈杜撰的概念。为什么中国社会要比欧洲的经典奴隶制和经典封建制,较为稳定?我想可能是因为前者保留与容纳了氏族制度的许多要素。先秦中国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氏族。家、家族、氏族、部落的要素,在新的郡县制的社会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被“五四”时代以来的人们叫做“家族主义”,并目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病之根”与“万恶之源”。殊不知,这种氏族制度的残余,这种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主义,同时也是“长治久安”、“周而复始”(停滞的“周期性循环”和虚构的“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它造就了中国式混合政体的牢固基础。而中国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也同样具有中国氏族政治的特点,形成所谓“四大家族”、“八老治国”的奇观,这样,才能在“文革”与“六四”过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凤凰涅槃、周而复始”,使局外人的头脑百思不得其解。
    上述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人撰写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把政治效用作为最高原则”中的所谓政治,不是狭隘的暴君政治,而是“社会的治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意义的社会治理,与文明的整合息息相关,《礼记》中的《礼运》与《乐记》,就是体现了这种完备而深刻的关怀。政治(社会之治理)不是文明的目标而是文明的结果,因此必要的革命作为一种休克和中断,可以帮助社会寻求更好的方向。这就是何以社会的破坏有时成为文明继续发展的黄金法则的奥秘所在。在这样的时刻,对社会及其秩序的扰乱、毁灭,正是更深刻、更壮美的治理!例如,我们有关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奇异灵感,正是在中国文明横遭腰斩的1975年,产生的。中国的灵魂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奋起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孔不入的压力。夜以继日的沉思使我们逐渐明白,政治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充其量不过是“表”而非“里”。而文明整合的最大难处就在于,怎样才能既保持秩序又不扼杀生机?如何把文明从王畿(中枢城市)推行于普天之下(各个方国)而不丧失其原有功能?我想,假若没有局外的强力震荡,假若公元2004年的支那(Chian,“秦”)与公元前221年的秦国一样是个统一帝国,那么缺乏生机的化石阶段很有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以致被不懂历史的“历史学者”谬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如何避免文明的化石命运(埃及、拜占庭帝国也像中国一样跌入了这一命运)?从而使未来的全球政府较为具有生机?
    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但是,难道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说?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其实,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本文选自谢选骏《全球政府论》及《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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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杜智富
    
    祝各位网友圣诞快乐,勇猛精进,兼评谢选骏文: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
    
     2006-12-24
    
    祝各位网友圣诞快乐,勇猛精进,兼评谢选骏文: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
    
    大鱼网友贴出“谢选骏: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一文后,贝苏尼网友握要的评
    论了谢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引起了我仔细读谢文的兴趣。
    
    光从谢文的标题来看,谢文很有一点挑战余英时院士的味道,看完全文后的观感是
    此文如此标题,虽然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但是也使大家比较可能误解谢文的全意。
    
    
    谢文大部分花在追述希腊,罗马史,用以证明余英时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
    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到了中古以后,基督
    教才逐步兴起,。。。”这句话的不准确,我的理解是余英时的这句话是在得奖的
    演说里的一句话,是不够严谨,但也不必深究。
    
    当然谢文在西方历史的重述方面有其必要,也使网友们得益不浅,可是在我看来更
    重要的是谢文的后半段,由其是对金观涛中国文明超稳定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
    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
    解释中国历史”的批判,我认为谢文对这二者的批判的含义,其实要比对余英时的
    纠正的含义要大的多,因为这二者:中国文明超稳定论和中国是一个封建的文明对
    历史的曲解和误导人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影响。
    
    谢文中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直接关联的就是贝苏尼指出的那一段:
    
    [贝苏尼: 这段话说得很好: 2006-12-21 17:33 [Click:78]
    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
    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
    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
    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一直想为“帝国主义”翻案来著。所谓“帝国”都是多元文化/宗教/民族的结合体,
    帝国的原则就是多元共处的原则。中国式的“天下观”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
    未来方案”,至少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
    
    的确今天的国际社会并无一个民主机制,要是把今天的国际社会看成天下,那么今
    天的天下共主是谁,美国可能最接近做天下的共主,可是这有两个困难,一是今天
    的天下没有一套大家接受的行为准则,和天下运行的机制,二是美国的声誉和国力
    都在下降,对当天下的共主也不是有全国的共识的。
    
    而中国却正在努力走欧洲主权独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富强的老路,这条路
    我们不能厚非之,因为吃了西方民族国家过去扩张,和今天的竞争,这是目前国际
    秩序下自立的必然手段。
    
    我对谢文的这一部分很欣赏,觉得选骏可以把这方面更加展开来讨论,谢提到西方
    文明的衰落,的确,要是用OSWALID SPENGLER的文明和文化的分别来看美国,可以
    说美国的文明是建立在民主的文化之上的,就像罗马的文明是建立在希腊文化之上
    的,那么罗马文明的衰败,对今天美国文明有什么对应的启示,谢文说的对中国文
    化更大的视野,和天下秩序的今天意义,是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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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
    
    (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
    
    
    拙作《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些猜测和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以为我指出余英时院士误读欧洲历史,是基于“文明的冲突”等价值观上的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我在《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一文中,较多讨论了余英时院士对于基督教和希腊文明的误读。
    其实我之所以撰写《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一文,是为了追求一种正确的知识,而不是为了讨论不同的见解。我是担心余英时院士携带获奖的名气,会导致一个乐极生悲的后果:传播一些错误的欧洲历史知识给一些阅读欧洲历史还不够多的中文读者。而恰巧余英时院士又拥有日益增多的中文读者。现在,为了平息读者们不必要的猜测并澄清读者们相关误解,本文将在与基督教毫无关系的课题上继续讨论,余英时院士怎样误读了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并传播了错误的历史年代知识而不仅仅是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本文将完全避免讨论意识形态、哲学概念和宗教信仰等价值观问题,而专门考订历史年代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
    余英时院士说:“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在这里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在我看来,这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共和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
    为了说明余英时院士的观念确实违反常识,请看下面的历史年代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
    
    一、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六个方面
    
    1、早在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就从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n)那里学会了书写,并改变希腊字母为拉丁字母,造就今日的欧洲文字和世界文字的主流。
    2、罗马人的宗教深受埃特鲁里亚人宗教的影响,而后者的宗教深受希腊人宗教的影响,因此罗马人的宗教与希腊人的宗教颇多相似: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包括拟人化的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缺乏完整的神学体系。罗马神话的基本构造来自希腊,甚至可说是希腊的翻译:宙斯是罗马的朱庇特(Jupiter,天父)、赫拉是罗马的朱诺(Juno,天母)、波塞冬是罗马的涅普顿(Neptune,海神)雅典娜是罗马的密涅瓦(Minerva,智慧神)、阿佛洛狄忒是维纳斯(Venus,美神)、赫耳墨斯是罗马的默丘利(Mercury,信使神)、阿瑞斯是罗马的玛尔斯(Mars,战神)、赫淮斯托斯是罗马的伏尔甘(Vulcan,火神)、赫斯提亚是罗马的维斯塔(Vesta,炉神)、哈德斯是罗马的普鲁托(Pluto,冥王)、狄奥尼索斯是罗马的巴克斯(Bacchus,酒与欢乐之神),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则直接进入罗马神话,名字都没有变。太阳神阿波罗的妹妹阿尔忒弥斯则改名为戴安娜(Diana,月神)。
    其实罗马人大力承袭希腊神话的现象,在古代各民族中是一突出的典型,而非偶然的例外。罗马人接受希腊神话和宗教,是通过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n)的中介。在公元前六世纪,埃特鲁里亚人就建立了“三位一体”(Trinity)的巨型神庙,以祭祀“雷神金尼雅(宙斯)和他的妻子马尼(赫拉)和他的女儿米涅尔瓦(雅典娜)”。后来,罗马人承袭了这一系列的崇拜。而根据罗马人的语言和宗教习惯,改称为“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米涅尔瓦”(Minerva)。在这些承袭后面,诚然隐藏着某些埃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从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导出的“独特解释”,但它们对希腊神话的继承,却是基本的。所以,我们在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后18年)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可以看到比所有希腊原著都更条理化、更富于系统性的“希腊神话”──尽管那时用拉丁语讲述的,并不同程度地罗马化了。
    3、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人那里,也有类似的神话专著和史诗作品,且已长成参天大树──如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搜集和加工的古典世界神话专集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和维吉尔描写罗马起源的神话英雄史诗《伊尼特》(Aeneid)。史诗作者维吉尔描写罗马起源的英雄神话,其实是模仿《伊利亚特》、《奥德赛》而作。不过主角由希腊人换成了罗马人。当罗马元首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变成独裁者后,为唤起罗马人的自豪感,就大力鼓励维吉尔写作。维吉尔也认为罗马人负有统治世界、传播文明与法治的使命,所以用了一生的最后十一年(前30-前19年)写作《伊尼特》。但到去世之际,他仅完成《伊尼特》的初稿,并且遗憾作品不够完美,在遗嘱中吩咐家人焚毁手稿。但奥古斯都下令保存,并指派诗人将他的初稿整理、编汇、出版。出版后,广大读者却认为他的诗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至高境界。从此就在罗马帝国享有崇高地位,它的诗句经常在祭典或墓志上引用,类似国家宗教的经典著作。《伊尼特》甚至因此成为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学生们必读的课本。
    《伊尼特》取材于特洛伊王子在特洛伊灭亡后到意大利建国的故事。全诗共十二卷,近万行,分成两部分。前六卷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写特洛伊王子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等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热情招待他,并与他相恋。但由于神的旨意,他必须离弃迦太基到意大利重建邦国,女王因此自焚。特洛伊王子抵达意大利后,女先知带他游历地府,见到了亡父的灵魂。他父亲指点他看到自己的后裔──罗马国家一系列的统治者,从罗马城建城者罗慕路斯到凯撒,再到奥古斯都。后六卷模仿荷马史诗《伊里亚德》,写特洛伊王子到达意大利拉丁平原,受到国王拉丁诺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这就引起了伊尼斯与另一求婚者之间的长期战争,全诗以特洛伊王子杀死敌人而结束。这样的结构让我们怀疑,《伊尼特》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党的文学”,是为奥古斯都的专制统治服务的“哥德派”,他的崇高声誉,和罗马帝国的强大国势是密切相关的。
    4、时间上比较晚出的希腊半神超人的传说系列,也像希腊体系神话主干的形成一样,大大得力于希腊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国际继承性。以希腊最后一位天神、最伟大的超人──赫拉克勒斯为例,在关于他的传说里,就含有相当浓厚的亚洲信仰的成份。到了罗马时期,赫拉克勒斯崇拜传入意大利,又增添了他在意大利创下的赫赫武功:如取消萨宾人(Sabine tribes)的杀人祭,奠定对火神的崇拜,杀死著名大盗等一系列传说。
    5、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八世纪。在罗马人生活的埃特鲁里亚以南、台伯河以西地区,拉丁式的朱庇特庆典祭祀节日的设立,不迟于公元前七世纪。受埃特鲁里亚文明的影响,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化。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王政时代”(Period of Rex in Rome)其实就是三族轮流执政的。“纯粹的罗马文化”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种族和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一种特殊的秩序。例如异族的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命运的;最后则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蒸发消失在罗马历史洪流里。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整合世界的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无疑选择了后者,因此使自己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并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如坚定、简朴、感情迟钝、行事简单。这可以被评价为某种“原始性”,因为世间的美德往往与原始性一体两面。那时的罗马王(Rex),是军事首领、最高审判官和最高祭司,却没有行政方面的权力。历史在在表明,原始的美德要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慧);但无美德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再也开不出鲜花来了。结果只能烂掉,除非让种子在下一个季节重获机会。
    6、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们要比埃特鲁里亚那些只会经商的手艺工匠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从未开化民族变成了半开化民族……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一步步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那果子就是他们的地中海帝国,尽管他们的花有些苍白无力,是从希腊移花接木而来的文化与技艺。这当然也使他们的果子有些先天不足,给罗马世界的崩溃埋下精神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质朴、迟钝等“高贵的统治者性格”,且与他们的“正义感”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例如,罗马人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一一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或被统治的“同盟者”。这多少有点像是美国人对待欧洲人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日本那样的战败国了。
    这当然要归功于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南北的交通要冲,周围各个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与文化的成分混合,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这与近代英国的形成颇为相似。可见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商业文明,也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明!只是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在罗马建城和获得霸权的中段时间,罗马人才联合其他拉丁语城市,并与意大利的希腊殖民者结盟,驱逐了其文化先行者埃特鲁里亚人的所传播的“真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正是商业文化的失势,为罗马保持了美德,并为其政治能力奠定了基础。
    
    二、罗马帝国之前的希腊化
    
    除了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上述六个重要方面。后来,在罗马帝国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进一步受到希腊文化的更加强烈影响,从而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标兵。而且,这些影响基本上属于“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大多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方面的,而不是“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因为罗马帝国成立的时候,希腊化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谓希腊化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文明融合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从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在此之前的前146年,罗马人已经毁灭了希腊名城科林斯,而在希腊本土确立了统治地位。
    造成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人,原来生活在希腊世界的北部。其文明水平相对落后,至古典时代仍然保留原始色彩。前四世纪中叶马其顿人崛起为希腊世界的主宰。
    前359年,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即位并进行改革。他一方面削弱部落贵族的势力,强化王权;另方面建立常备的职业军队取代原有的人民军队,由国王亲自指挥。著名的马其顿方阵显著提高了马其顿军队的战术水平,腓力二世得以挥师南下,于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而确立了马其顿人在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
    前337年, 腓力二世主持召开科林斯会议,成立“希腊联盟”,包括希腊世界的大部分城邦。希腊联盟一面明确规定希腊城邦相互之间的关系,旨在克服内战、缔造希腊内部和平,另面拥立腓力二世为盟主,共同发动对波斯帝国的战争。
    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科林斯会议之后,希腊世界城邦之间的矛盾明显缓解。内部矛盾的缓解导致对外扩张,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重要背景。希波战争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波斯帝国屡屡插手希腊世界,也构成亚历山大东征的另一原因。
    前334年,希腊联军在格拉尼库战役击败波斯军队,占领小亚细亚。
    前333年,希腊联军在伊苏战役重创波斯军队主力,占领叙利亚和埃及。
    前331年,希腊联军在高加米拉战役再次取得决定性胜利,占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遇害,波斯帝国灭亡。
    前329年,希腊联军攻入中亚。
    前327年,希腊联军攻入印度河流域。
    前325年,亚历山大率军返回巴比伦,东征结束。
    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时年仅仅三十二岁。
    亚历山大东征的直接结果,是建立了希腊人统治的、规模空前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虽然解体,但却形成了安提阿王朝、塞留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安提阿王朝控制希腊世界,塞琉古王朝控制叙利亚,托勒密王朝控制埃及。
    亚历山大不仅打破欧洲和亚洲的藩篱,而且使哲人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希腊城邦的沦陷使希腊人对现实无能为力,转而超然物外,在混乱之上寻求个人的德行和精神。伊壁鸠鲁派、怀疑派、犬儒派三足鼎立,体现了晚期希腊个体意识的觉醒。
    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后向地中海东部发动扩张,安提阿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控制的中东地区才相继纳入罗马共和国的版图。
    纵观“希腊化时代”,发现它具有双重倾向:1、希腊本土东西两翼地区的希腊化(明显标志是希腊语的广泛传播);2、希腊世界的东方化。
    前222年,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军队击败了斯巴达人,历史上斯巴达第一次被外来势力占领。但结果腓力五世却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大的罗马。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达成了瑙巴克塔斯和平(Peace of Naupactus, 前217年)终结了马其顿和希腊联盟间的冲突,他因此控制了除雅典、罗德斯和帕加马以外的全部希腊。
    前215年腓力五世同罗马的敌人迦太基组成了联盟,这促使罗马引诱原先就只是名义上归顺腓力的亚该亚城市,并同罗德斯和帕加马结盟,成为了小亚细亚最强的力量。
    前212年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爆发,无结果地结束于前205年,但马其顿从此成为罗马的敌人。
    前202年罗马击溃了迦太基,扫清了东进的最后障碍。
    前198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腓力五世遭到希腊盟友的背弃,在辛诺塞法利战役中被罗马地方总督提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击败。弗拉米尼乌斯是希腊文化的仰慕者。腓力五世除了交出舰队,没有受到更多的惩罚。
    前196年的地峡运动会,弗拉米尼乌斯宣告所有的希腊城市获得自由,而罗马的卫队仍旧驻扎在科林斯和哈尔基斯。除了罗得岛,所有的城市都加入了罗马控制的同盟,民主政体被亲罗马的贵族政治取代。
    习惯上认为罗马对希腊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卢西奥·马缪斯(Lucius Mummius)对科林斯的洗劫,然而早在前168年马其顿就已经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了。罗马人将这片区域划分为四个小共和国,前146年马其顿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首都为泰萨罗尼基。剩下的希腊城邦获得自治地位,但从属罗马。罗马人将地方行政交给希腊人管理,并不欲破坏传统的政治模式,例如雅典的广场可以继续作为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存在。
    虽然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希腊文化却征服了罗马人。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就输入了许多希腊作品,加以翻译和摹仿。在公元前146年罗马灭亡希腊之后,罗马人更是将全部希腊神话、诗歌和戏剧据为己有。罗马贵族找了许多从希腊俘虏来的奴隶来做家庭教师,让他们编剧作诗,并研究各种科学,这使得罗马文学染上了浓厚的希腊色彩。罗马人吸收希腊文明的饥渴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文明、近代日本人吸收欧洲文明的程度。
    不仅文学,哲学亦然。卢克莱修(前98-前54年)的唯物论继承希腊唯物哲学传统,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规律性。塞内加(前4年-后65年):继承斯多噶派的精神倾向,强调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在历史学方面,波利比阿的《通史》、李维(前59年-公元17年)的《罗马史》、阿庇安(公元95-165年)的《罗马史》、塔西陀(公元55-120年)的《编年史》和《历史》以及《日耳曼尼亚志》,可说都是希腊史学传统的延伸。至于普鲁塔克(46年-120年),其代表作品名字就叫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一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莎士比亚、歌德等人均曾从中取材创作,尽管这部著作在史实上有诸多失真的地方,结果从十九世纪之后影响力逐渐减弱。
    
    三、使徒保罗墓与罗马的希腊化年代
    
    顺便再举一个最新的实例:《博讯》2006年12月13日有新闻《耶稣使徒圣保禄石棺在罗马出土》,报道梵蒂冈考古学家宣布,经过四年的挖掘,终于在梵蒂冈第二大的城外圣保禄大教堂 Basilica of Saint Paul Outside the Walls 祭坛下,发现使徒保罗的墓穴,相信石棺内藏有其遗骸。教廷计画在祭坛下加装玻璃地板,让信众和游客可以清楚看到尘封一千六百多年年的大理石棺。保罗在公元67年被罗马暴君尼禄斩首,遗骨390年迁葬现址。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考古学家质疑这座石棺的真实性,其证据不仅在于保罗殉道到教堂兴建相隔三百多年时间,而且更重要的证据就在于:保罗时代(公元67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而现存石棺上的刻字却是拉丁文。因此这座石棺可能只是一座纪念碑。(《联合晚报》朱小明编译)“保罗时代(公元67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这一事实,突出说明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化程度之深入。而不是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相反,“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的希腊影响反而急剧衰退,以至于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至于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即使不从保罗殉道的公元67年算起,而从公元390年迁葬现址的年代来说,也根本不是中古时代结束以后(“中古以后”),而明明是中古时代结束之前一千多年的事情。
    余英时得奖演说(《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说:“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二十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上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这是很好的,但也是不够的。照本文以上所述,如果仅仅了解“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却误解其他时段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无法用来比较研究具有高度连贯性的中国文明的(余英时院士也承认“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例如,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
    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人撰写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四、结束语
    
    自二十世纪开始,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西方中心论已经逐渐受到扬弃,西方意识已经意识、承认“西方的衰落”,并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死亡。但是人们可以称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因此变得像中国社会那样“超稳定”了吗?这种荒唐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
    但是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些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等),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拷贝?其实质,还是欧洲中心论的,例如,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主流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
    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但是,难道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说?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其实,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2006年12月14日,纽约城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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