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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 :饥饿中的“天府之国”——右派劳教生活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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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7日 转载)
    
     铁流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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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4月,不知何故内昆铁路突然停修,四川省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奉命转战成昆(成都至昆明)。我们中队二百多人分乘六辆卡车,从云南盐津经筠连、宜宾向成都进发。此时正值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我们转移工地的汽車进入四川境内,骤然感到一派萧肃之气。田野里看不見庒稼,农舍没有炊烟,既听不见鸡叫,也听不到犬吠,路上行人稀少,纵然看见三三俩倆路客,不仅衣服破烂,少言寡语,走路无精打采没点精神,那矗立在路边的土高炉群仍吐着长长的火舌,黑黑的浓烟遮去兰天白云,肩挑背扛的男女社员,在干部的押解下,打着红旗结队而行,不停地往泥石混砌的高炉里填放矿石。昔日三里一店,五里一集酒香肉臭的繁荣景象没有了,眼前全是一遍凄凉。
    四川死了,“天府之国”没有了。我们车队在距宜宾不远的一个鄉镇停下休息吃午饭,不少孩子妇女围过来,三三俩俩指指点点,贪婪地望着我们碗里那热腾腾的白米钣,有的看得涎水不停地往外流。他(她)们并不知我们是身负重罪的“皇犯”右派,所关注的是那碗里的大米饭。在这个生与死的年头,管它是什么人,只要不饿饭就行。听人说一斤粮票可以解开姑娘的裤带,两个饼子能买走母亲怀中的孩子。在和老乡的闲聊中,得知距此不远有二十多万人口的长宁县,现在已饿死了六、七万人,在宜宾市内过发生了一起将小孩骗到家中,药死煮熟后作为兔肉拿到街上卖的事情,还说哪个地方有人吃人的事情。面对所闻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国家民族真的到了如此惨痛的景况么?
    一路伤感,一路沉重。到了成都,我们住在距火车北站不远的成都鉄路中学里,等候去西昌的汽車。這里离家不足五站地,但无形的高墙深深锁住亲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兇神恶然,不准“教民”超越规定的警界綫。面对枪威阴寒,刺刀光冷的“专政”,可怕的“无产阶级专政”,何言“劳教”不是“劳改”?又何言“劳教人员还有公民权”?队里有不少人和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离家快三年了,谁不思念亲人?于是大家纷纷向管教(狱吏)提出正当合理的要求:请准许给一点时间回家看看。先初他们不同意,可大家一再请求,呼声强烈,不知是出于善心还是要求的合理,或是考虑到政策原因和上面的默许,第二天他们终于同意:“改造表现较好”、家又在成都的劳教人员,可以回家呆一个晚上。“谢主龙恩”开天之恩,我也屬于批准之列。
    第二天草草地吃罢早餐,我寻着熟悉的街市往回家的路上走。“锦城丝管乐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的成都,繁华景气不见了,熙熙嚷嚷人群没有了,大街小巷关门闭户,冷冷清清无欢无笑。商店里虽然摆有少许的商品,但全是凭票供应的“聋子耳朵—摆设”,餐厅饭舘也是如此,行人面带困倦的菜色,走路双脚不稳,且两目不停地向四面收寻,看能否有进嘴的东西。那时上斑的人都带着食具,只要一见有人排斑马上跟进。一次排了很久的长队,待商店开门一看,才知是卖棺材的,这个笑话在人们中流传很久。在一条小巷的拐角处,忽见有个妇女追赶着一个男人,一边追赶一边叫喊:“逮住他,逮住他,他抢了我的包子。”
    我举目望去,一个衣衫缕烂饥饿不堪的男人,气喘吁吁一边拼命跑,一边不停地将抢来的东西往嘴里塞,路边的人没有出手去抓,只是不停地摇头和叹气。当我来到童年的大科甲巷街时,却被儿时结拜兄弟的妈妈周母母叫住。她头发全白,拐看一双小脚,满脸笑容,惊喜地问:“润芝(我的小名),你回来了?快进来坐坐。”她一把拽住拖我到家里,忙着送来热腾腾的茶水,抱歉似地说:“现在不像过去,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糖啦、餅啦、油啦、肉啦、连花椒、海椒都要票,粮食吗就那一点点,真拿不出什么招待,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报上说你的那些事,我从来不信,看着你长大的还会有假么?!”她谈起往事没过完,对1957年报上刊戴批判我的那些事情全持否定态度,应了伟人英明论断:“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坐在椅上喝着热茶,环顾下四周,突然关切地问:“周伯伯呢?” 周伯伯是她老伴,是结拜弟兄周道炎的父亲。他是个画罩帘子的画师,一生勤奋靠笔头挣銭,养着三个儿子和両个女儿,反右前我常来看望他,也顺便打听下儿时结拜弟这些十一、二岁的孩趣之事, 在1956他申请入党还向组织作了交待,他们单位曾来人向我了解此事的全过程。我当时是记者,听后好笑地说:“這是娃儿办姑姑宴(当时小孩们的一种游戏)的事,难道是历史问题么?”来人不好意思地一笑道:“這是对他的负责。”
    周母母经我一问,眼圈一下红了,咽硬地说:“死了,上个月初八死的。” 儿时朋友父亲去逝,甚感悲痛,即忙问:“什么病?”周母母警惕地掩上门,耳语地道:“人老,身体不好,粮食不够吃,饿死的。”
    我“哦”了声,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们每月的定量是多少?能吃得饱吗?我看你比在报社瘦多了”周母母强忍悲痛,关心起我来。我道:“四十八斤,勉强能活吧。”她放心了,显得很高兴说:“這样多呀,每月比我们多三十八斤。”
    “你们才十八斤?”我听着惊了。“你以为还是你走前的二十二斤么,从今年一月就下降了,说是国家遭了灾,为了支援灾区人民,不餓死人,所以要节约四斤出来。”周母母越说越激动,最后竟气咻咻地道:“现在灾区餓不死人了,我们却餓死了。十八斤还是大人,不满十二岁的娃娃才十四斤。你知道不,现在各家各户吃饭都分着吃,因各人有各人的口粮。你不知道呀润芝,为一顆粮食亲亲父子、弟兄闹得快打破头啊!唉,我毎月要拿出両斤来帮补孫儿,他们是吃长钣的人,不能饿着了。”
    “那你呢,够吗?”我为她牺牲自已,保全儿孫的精神大为感动。“我六十多岁的人了,死了死了万事了,不能让他们年轻人去餓死哟!” 周母母长长吁口气,说到这里突然语调一转,神秘兮兮地道:“遭什么灾啊,听说毛主席把粮食拿到苏联换枪炮去了,你知道不?作孽啊!餓死老百姓也不管?”
    由于身分关係,我不敢啰嗦下去,慌忙告辞快步往家里走去。家,冷冷的家,没有活力,没有快乐,死死沉沉像个地穴。继母告道,妻听说我要回来,一早到幼儿园接孩子去了,家里只有她一人。近三年不见她老了一头,眼睛不再明亮,双颊灰黯少色,身板佝偻,一说话就咳。,她伤心向说:“润芝,你知道不,你鄉下二伯去年底就饿死了?我這点吊命粮你爱人硬要叫我拿兩斤出来给琦琦,我还活不活啊?农村比城里还饿得惨,什么胡豆叶,芭蕉头,野草根,都吃过精光,还有观音土什么的……老百姓私下骂死了,说共产党比国民党毒十倍,整人害人饿死老百姓,到它垮台时,我要拿起扠头扫帚打它狗日的,害得我们一家好惨,鸣鸣……!” 我无言以对,劝不是,顺不是,只能沉默。  
     快到下午四点,提前下斑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家,孩子依稀地认识我,张开双手高兴地“爸爸,爸爸”呌,我一把抱住女儿,在她小脸上亲过不停,但做爸爸地我却没任何一件礼品给孩子,忏愧负疚,心里长时间不安,只好匡哄道:“爸爸這次没给你买糖,下次一定买。”孩子似乎明白我艰难的处境,不但没提出要求,还一个劲地吻我。妻子收拾好屋子悄声问我:“饿不?”我当然饿,但再饿我也说不饿,相聚的情感充盈着肌肤,团圆的喜悦使我忘去腹中空空。此时纵有山珍海味能吃得下去吗?何况她们也在飢饿中啊!我不能夺去母女口中之粮,再饿也不能表现出来。我笑着从身上掏出积下来的両斤粮票和不足二十元人民币交给妻说:“饿什么?你看我还有钱和粮票哩!交给你给孩子买点什么糖果饼饼。”
    妻推辞坚不受纳,她知道這是我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东西啊!“荣,你留着吧,家里什么也不缺,要说有缺就缺你啊!”她说着,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不是在你身边吗!”我一把抱住她,也止不住流下了眼汨。生离死别人世沧然,共产党啊毛主席,你们为什么要把一对对恩爱夫妻强行拆散,這难道就鞏固了你们的政权?就满足了你们成功的迷梦?你们到底为的什么啊!
    当孩子熟睡后,妻子才告诉我由于营养严重馈乏,她己有一年没有例假了,同时还向我提出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报社总务科多次叫她搬房子,说我已不报社的人,没有资格坐這房子;二是她妈妈经常抱怨,说她怎么找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丈夫,這軰子有的是苦吃;三是她现不论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她是“大右派分子的老婆”,弄得抬不起头,别人涨工资她却没分;第四她说继母不爱孫女儿,糖票、肉票、油票、粮票全一个人用,一点也不分出来。我难以回应,只能苦涩地说:“這都怨我,忍一忍吧,我想回来就好了。”
    回来,几时回来?一生一世的铁帽,摸不着边儿的所谓劳教,竟然不知毛泽东给我们右派设置的竟是遥遥的“无期徒刑” ,太惨烈,太霸道!妻听我说“回来就好了”,那死寂的心一下亮起火点,少有的少妇红晕又在脸庞冉冉升起。她多么需要我,我多么需要她,可阶级斗争的血剑却要把天下眷恋的夫妻硬性分开,这就是马列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纵然团聚的梦幻,也使她凄然醉心。她紧抓住我的手,贴着我的脸问:“你几时能回来?你几时能回来?”我黙黙无语,心似刀割,在割的疼痛中听得她自言自语道:“荣,我再等你一年吧……”再等我一年?不祥的阴影悄然爬上心头。两年后我们终于别离,一个幸福家庭被彻底毁灭了……
    
    转载自:《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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