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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的朋友胡适之”到胡思杜自杀——也谈中国的思想改造/米藜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9日 转载)
    
     “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流行的口头禅,能与胡适之为友是莫大荣幸。然而到五十年代后,形势逆转。1948年底,中共希望胡适为其服务,通过各种渠道对其统战。毛泽东曾表示:“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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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中共还是没有放弃幻想。他们首先对胡适的故旧和亲朋进行“统战”,用权力改造、控制他们的思想,要他们劝胡适为新政权说话。1949年5月11日,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受命在《人民日报》发表《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文中说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集团……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对于此文胡适公开表示了鄙夷,他声称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1956年,胡适的另一位老友陈源受周鲠生委托,致函胡适,劝他回大陆。陈源信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作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是啊,陈垣、江泽涵、陈源们的思想被当权者改造、控制,已经没有了“自我”,成了当权者地地道道的思想奴役工具,难怪胡适要对他们不屑。
    
    通过多种途径统战不成,毛泽东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既然争取不来,改造不了,批判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也最符合中共的思维逻辑。
    
    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词》中,郭沫若说道:“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接下来还有如此妙语:“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批判胡适的郭沫若,曾经也是胡适的崇拜者,年轻时曾请胡适吃饭。1923年10月23日,胡适的日记中写道:“是夜郭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写道:“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但是以胡适的标准来看,郭沫若后期的诗就‘很错了!’将来他地下若逢老朋友,恐怕胡适之也就要拒吻了。”49年后,郭沫若不折不扣“做党的喇叭”,如何还能写出早期那不错的诗来呢?
    
    早年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的人,在这残酷现实面前,也避之为恐不及甚至不得不反戈一击。最具典型的悲剧人物,还数胡适的儿子胡思杜。1948年12月,北京已被中共军队包围,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在美国读了八年书,刚回到北平的胡适儿子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无奈,只好把他留下了。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便给胡思杜留下一箱细软,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但后来的事是胡思杜做梦都想不到的——中共改造思想之残酷,改的他“脱胎换骨”都过不了关!
    
    1950年,胡思杜便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改造”。胡思杜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在《大公报》等报刊刊载。文章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
    
    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就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致函《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傅斯年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胡适知道后更加坚定地表示:“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思杜此次的“表现”受到了中共的表扬。“学习改造”结束后,思杜还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给他那一箱细软。江泽涵说,为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 ,胡思杜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由此可见胡思杜的思想被权力改造得多么“彻底”和“绝决”。
    
    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讲,亲属有权不作不利于亲人的行为。然而,在那个思想被控制的年代,人性遭到摧残,心灵变的扭曲,人们几乎没有自尊和人格可言,自我作贱、违背伦理道德的荒唐之事层出不穷,如儿子批老子、学生批老师、亲人不能通信来往、朋友互相揭发批斗等等。正是这残酷思想改造,使胡思杜丧失了自我,被迫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亲生父亲。我们从胡思杜不跟父母南下可以看出,胡思杜是有一个独立思想的青年,姑且不论他当时的这个思想对与错。他当年的认知是:“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可是,残酷的现实与他的“认知”刚好相反。按胡思杜的逻辑,共产党是不应该对他这个没有做“有害共产党的事”的人如此这般的;他的内心深处肯定也认为,中共对他的思想改造是多么不合情理和不近人性。可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胡思杜不得不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决裂,其内心遭受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便可想而之了。
    
    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胡思杜给他所在学院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学院领导认定他是向党进攻,立马把他划为“右派”分子。父亲胡适也被抬出来同遭批判。胡适被扣上了许多 “罪名”,如 “文化汉奸”、“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等等。胡思杜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受到了无休无止的思想改造、自我检讨和群众批斗。遭受如此屈辱,胡思杜精神完全崩溃,于1957年9月21日在唐山绝望自杀,时年只有36岁。而父亲胡适,直到临终也不知道儿子已永远地离开了那个罪恶的世界。胡适没有因为儿子对他公开批判及宣布与之断绝往来而生怨恨,在其遗书中,他把两个儿子同时立为第二继承人(其中之一就是胡思杜)。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怕连累亲戚,几乎不敢与他们来往,只和他远房堂兄胡思孟(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有些接触。胡思杜自杀后,胡思孟到唐山,看到满院子都是批判胡思杜和胡适的大字报。组织上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胡思杜的遗书。胡思孟表示要带走遗书,但遭到拒绝,只给他抄了一份。胡思杜在留给胡思孟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引胡思孟口述)胡思孟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都不愿意了。”
    
    文革后期,胡思杜大哥胡祖望从美国给在大陆的舅父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弟弟胡思杜及他们的近况。但当时的胡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胡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值得思考的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扼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吝止言论自由。”
    
    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权力是人与生具有的。思想改造,究其根本原因是专制制度对思想的垄断,对于异己思想的不见容。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新政权要改变他们从旧时代带来的独立自由的思想习惯,以及彻底根除他们头脑中的各种所谓“旧思想”,试图要所有人以当权者的“新思想”即党的思想为思想。思想改造是专制政权侵犯人权,践踏人性的贯用手段,尽管政治运动名目不同,对人实行思想改造,都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残酷的思想改造使新中国民众的思想无一不遭受奴役,无数人还遭受肉体的迫害,甚至成了无辜冤魂。
    转在自《人与人权》2007年10月刊 www.renyurenq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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