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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温落实科学发展观面临“削藩”困局/杰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08日 来稿)
    (博讯编者按:本文观点是从一个角度探讨存在的问题,从另外的角度看,地方腐败问题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员不受群众的监督,连媒体采访某些黑暗事件的权力都没有,官员只能是胡作非为。本质上,官员还是怕上级的,怕中央并讨好中央,因为他们本来是中央任命的。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放权,放权给每个民众,否则权力越集中,问题越大)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国一盘棋,首先要解决的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博讯 boxun.com)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之原因,在于地方诸侯坐大,地方诸侯坐大,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力下放——即中央与地方分肥。这种分肥尤以朱容基时期分税制为代表。要开放改革,就要下放权利,就要造成制衡,这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当没有一种制度来规范这种制衡时,制衡就变成了权利游戏,循向恶性的方向转变。
    
      从这一意义上看,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难,颇似历史上上演的消藩困局。
    
      削藩究其本质,是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博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中国的中央政权都能够在常态——无大规模社会动荡比如“改朝换代”的状态——之下保持对地方的高度权威,中央垂直管理体制的实行居功至伟,中国之所以能够几千年长期维持大一统制度,也根源于这一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发轫于秦汉的郡县制,完善于两宋的安抚使制,成熟于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制。三次制度完善,都经历的削藩的过程,经历了激烈的政治较量和军事对抗:一是汉代削藩,平息七国之乱后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最高权威;二是唐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朝的历次削藩,先成后败,暴露了节度使制度的弊端,为宋代提供了教训;元朝不及削藩而亡国,第三次正式的削藩,应该算在明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朱棣夺位,改迁诸王夺其权柄;第四次削藩,则是康熙削藩,引发三藩之乱,平三藩后,布政使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不难看出“削藩”对于历代王朝的重要性:削藩成功,则国家的组织性、社会结构化程度都会有极大提高;削藩失败,不仅会导致强藩横行,中央政令不通,甚至会导致“独立王国”的产生,最终引发王朝崩溃。
    
      削藩过程,往往起伏跌宕,史书多有详记,不再赘述。纵观历代削藩,可以总结出如下规律:
    
      1.制度建设固然重要,然削藩事大,必须有孔武能干之主。汉代削藩历经三代,文帝、景帝、武帝均为杰出人才;唐代的代宗、德宗、宪宗都不是庸主。朱元璋所定制度,诸王之强不足谋国,然建文虽贤却少谋略与坚韧,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均不谙军事,竟然被朱棣靖难侥幸成功。朱棣得国之后并无太多制度建树,一样能削夺诸王,可见制度虽重要,实行还要靠人。
    
      2.削藩以武备,以文成。武帝《推恩令》虽然高明,也是历经了文帝、景帝两朝的休养生息,养成国势。代宗对强藩隐忍不发,才有了德宗的武功。然德宗之所以功未全竟,一方面是唐代的节度使制度,使得大将专兵,军权不统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宗缺乏怀柔手段,朱泚之乱,根源就在于唐朝廷对藩镇的怀柔手段不足。明建文并无大过,之所以失国,武功不足使然。
    
      3.削藩的基本思路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纵观历代削藩,基本思路都一样:分裂建制,使单独地方不能独大,在此基础上选择重点制裁目标以重兵加之。以汉代而言,文帝怀柔,景帝激进,至武帝在行推恩。唐于“安史之乱”后强藩势力遍布天下,德宗却四面出击,致使狼烟四起,不分轻重缓急,使得国力无法休养生息。宪宗削藩虽有武功,却后期昏聩,最终使得强藩再起。明之削藩,重在削燕,建文却先以周、代诸王开刀,授燕王口实。清定三藩,初期一样结好耿、尚,军事打击的重点,只有吴藩。只要贯彻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削藩无不成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削藩事大,不可轻言。纵观历代削藩,最早倡言削藩者多无好下场:晁错上《削藩策》,朝服斩于东市,三族被诛;唐之削藩,先杀刘宴,又杀杨炎;方孝孺、卓敬与议削藩,方十族诛灭,卓满门抄斩……利益结构是刚性的,刚性的利益结构,必须以刚性的军事力量才能打破。在军事力量未能展开之前妄言削藩,深陷利益纷争之中,必然会导致四面楚歌,首领不全。
    
      中共政体虽结于现代,但中央集权仍是核心。毛泽东谙熟历史,建国不久就撤销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东五大区,可谓是现代“削藩”的开始。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实体日益发展,中央政府力量不能畅行,“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积弊已非一日。宏观调控可谓新一轮“削藩”之前奏,然结果如何,至今尚处于盘桓阶段,虽然有取下陈良宇等显赫之功,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说担任胡温利剑前锋的李金华、潘岳等“当代晁错”在新一轮人事中因开罪诸侯而铩羽而归,令人扼腕,就算是温家宝也不得不常怀感天问地之心,可见一国之忧愁,连贤相也有无能为力之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 979;之忧”(苏轼《晁错论》)。
    
      十七大之后,中共上下气象一新,以胡哥的刚毅有为,落实科学发展之意已决,削藩势在必然。本文特意总结一点历代削藩的教训,以为谋国者鉴。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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