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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右派”的故事/严家伟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16日 转载)
    人生在世本乃“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短暂。然而一个人一生的离合悲欢,爱恨情仇又都可成为一本厚书,一卷长画。可能有“昨怜破袄寒”之夜,也可能有“今嫌紫蟒长”之日。所以民间有句俗话也说人一生“三穷三富不到老”。但不管贫富贵贱,顺境逆境,尤其是在逆境贫贱中更能看到一个人的素养与品质。本文想在这里介绍三位已过世了的右派朋友,一言以蔽之,大约就可归结为:可爱、可叹、可悲。
    
     一、可爱的“音乐家” (博讯 boxun.com)

    虽云“音乐家”并非音乐学院的教授、讲师,也不是作曲家,而是四川灌县县文化馆的馆长。但此人非常喜爱音乐,手风琴拉得十分漂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狂热声中,苏联电影中背着手风琴为别人伴奏或自拉自唱的青年男子,就是当时女孩们崇拜的“标准帅哥”。这位万文俊先生,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人物。其人高瘦,浓眉大眼,英俊逼人,再加上他那低沉浑厚的男中音,伴着他优雅的琴声,倾倒了他身边无数的姑娘,成为她们梦中的白马王子。但万先生往往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对姑娘们频频送来含情的秋波,却熟视无睹一笑置之。就在邱辟特的神箭引而不发之际,毛“伟人”一手制造的“反右”风暴,却无情地刮倒了他的身边。
    
    在此之前,苏联的一个什么水利考察团,到灌县来参观古代李冰父子的治水工程。县当局对“老大哥”自然不敢怠慢,白天好酒好菜招待,晚上选了县机关单位中最年轻貌美的姑娘,来与“老大歌”联欢跳交谊舞。那时还没有什么卡拉OK音响设备,所以文化馆奉命必须去现场伴奏助兴。而万文俊的手风琴伴奏更被视为必不可缺的重要项目。可这位万先生却看不惯那些俄国佬趾高气扬,官员们低三下四的样子,开场不久,便拂袖而去。弄得领导十分尴尬。好在万先生家庭出身好,暂时拿他无奈。反右运动一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再加上有积极份子,为了表现自已,便揭发万文俊看不起工农大老粗出身的文化馆党支部书记,说该书记“周身没有一点文化味”,连音乐正谱(五线谱)都认不得,说“这是些啥子鸡巴豆芽足足啊”?对书记大人——党的化身如此不敬,再加上还有“反苏”的具体行为,“二罪”俱罚便划为“极右”。送“四一五”劳教自然是“罪有应得”了。
    
    到四一五后,便被送往101队,该队全是老右,不象其他的队还混编有小偷,“乱搞男女关系”之类的“人民内部矛盾”者。因为全是政治犯,所以管得特严。¸该队的一把手指导员姓岳单名一个毅字,这岳毅对人十分凶恶,说话一口一句“我代表政府如何,如何”,“右派”们便据此给了他个外号叫“岳政府”。万文俊来后干活努力,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所以不被人注意。转眼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是一个什么法定节日,队上照样要搞点什么文艺演出,一是装点政府的所谓教育关怀的门面,二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免得不干活坐着乱想。那年头还敢演什么,只有唱点革命歌曲,当台上“社会主义好”一曲大合唱正在进行时,台下一个高个子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喊道“错了,错了,这里是个切分音,完全唱错了”。歌声在惊诧中停止,大家 定睛一看,正是万文俊。而且他此时似乎已欲罢不能,一不做,二不休,走上台去试图予以示范纠正。台下的“右派”们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小声骂道“吃多了,神经病,都劳教了,还去管那些”。这时“岳政府”生气了,骂道“万文俊,你跟我滚下来,少捣乱”!有的积极份子,也马上配合“政府”轰万文俊叫他下来。万下来后仍不依不饶地对“岳政府”说“指导员,这是艺术,切分音要唱准,不能马虎”。他大概不知这位“政府”连“切分音”那三个字也认不得,更不用说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岳政府”立即予以迎头痛“骂”道“你这个家伙就是反动成性,社会主义好,就是好,哪个敢拿去切呀,分呀?坚决给予打击”!——这台下“秀才与兵的对话”,真比台上的演出精彩多了。
    
    “切分音事件”后,大家才开始留意这个人,但此人仍如既往,干活努力,沉默少言。只一门嗜好,有一支紧随其身的小铜号,空闲下来便自吹自奏,号声婉转悠扬,十分动听,还能吹出一些旧曲,古曲如“燕双飞”、“苏武牧羊”等。右派中不少是有音乐文化素养的人,便跟着号声小声哼唱起来:“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膻,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貌老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寨前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一有了词,问题就来了。劳教中有个外号叫“屁斑虫”的人,此人原是四川南充市公安局的干部,还是团员,肃反中,为了表现积极,竟将其亲生父亲诬为“国民党特务”,那个年头遍地都好象有特务,反革命。现在又是你亲生的儿子检举的,人家当然更加相信。遂将其父整得死去活来,要他“老实交代”。但无论怎么说,这公鸡总是生不出蛋的,所以最后查来查去,这“特务”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按理说这是诬陷,要负法律责任的。可是那个年代不要紧,人家一是靠近组织,二是革命警惕性高。所以没事,设事,还得了表扬。也许他此次尝到了甜头,以为只要按党的指示办怎么胡说八道都行。1957年又是党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他于是也来当“积极份子”,也给领导提了几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意见。可他忘了,说你老子,哪怕乱说也问题不大,说领导那还了得?再加上他的父亲还有特务“嫌疑”,儿子当然就是“出身不好”,于是按我党“新老账一齐算”的优良传统,不但划右,还送劳教。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人虽然劳教了,还在终日盘算如何表现积极靠近政府。于是便在其他的右派劳教们身上打起了“一本万利”的主意,把人家当作垫脚石,来表现他的“接受改造”。于是他几乎天天都要去向劳教队干部告发别人的“反改造”或“反动”言行。所以大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屁斑虫”。这是一种身上有特殊臭味的昆虫,以此表示对他的鄙视与厌恶。此人不但有一定文化,而且受过“我党“多年的教育,“政冶嗅觉“比一般人都要灵敏得多,所以一听见万文俊铜号吹出的歌,外加唱出的词,他顿时如获至宝,忙去向干部告密。并添油加醋。“燕双飞”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留恋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这还稍轻一点,特别是那首“苏武牧羊”的古曲,经“屁斑虫”一番分析,那就是借古喻今,苏武被匈奴捉去,北海牧羊十九年,就是不投降,而且“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这不正好表达“资产阶级右派”不向“人民”投降,要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吗?
     那个“岳政府”本来就是个文盲加流氓的货色,什么匈奴,苏武他虽然如听“天书”云里雾里,但说“就是要和共产党顽抗到底”,这是他“本专业”的“术语”,一听就懂,一懂就怒,一怒就兽性大发,指着万文俊一顿臭骂。什么坚持反动,什么与人民为敌,虽然这些字他也认不得,但早能倒背如流,骂起人来驾轻就熟,快如连珠屁流畅自然。骂完后还不解恨,抓起万文俊心爱的小铜号狠狠住地上一砸,末了还抛出一句:“下次再听见你吹,老子就给你没收了”!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了万文俊,说去检举这事的人就是“屁斑虫”。几天以后的一个中午吃了饭,有一小时短暂的午休时,大家正躺在铺上“靠一靠”,突然听见外面院子里传来沉闷的肢体相互击打的声响。于是有人伸出头向外一望,“喂,来看,来看,这‘屁斑虫’和万文俊打起来了“!当大家一涌而出来到院子里时,“战斗”正在惨烈地进行。但万文俊毕竟是一介书生,而“屁斑虫”原乃“我公安干警“五大三粗壮实有力,因此万已渐渐招架不住,节节后退,脸上已两处挂彩。形势明显对万不利,再打下去,万肯定要吃大亏。“屁斑虫”是遭众厌恶的,人们都想去帮万,但又苦于师出无名。于是有两人便以劝架为名想加以制止,殊料“屁斑虫”仗着有干部宠信,便高声叫道“干啥,你们几个反改造的要来帮万文俊吗“?那二人一听更不敢动手了,但可以动口呀,于是那二人便风言风语地回敬道“你那么积极,为啥还不摘帽,解教,还给我们反改造的一样啊”?“屁斑虫”当然不服,也反唇相讥。“屁斑虫”又要顾着打,又要顾着骂,这一心不能二用,结果一脚踩“虚”在院边阳沟上,一下子跌入了阳沟内,谁知这沟十分窄小,“屁斑虫“跌下去被卡在沟里,连连挣扎几下也挣不起来。众人一见齐声欢呼“老万,好机会,快动手,狠狠揍”!有个更出“歪点子”,“那不是石头呀?往下狠狠砸嘛”!在众人一片欢呼的喊“打“声中,万文俊却平静地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和唇边的血,然后走到阳沟边,对“屁斑虫”说“君子不乘人之危以加害,你慢慢爬,爬起来我们再打”。“屁斑虫”经过一番挣扎,最后终于爬起来了,在众人一片愤怒,冷峻的目光中,垂着脑袋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对万文俊的评价,分为了两派,一派对万赞誉有加,认为这才是读书人的道德和君子应有的操守。另一派却认为万是书呆子,迂腐。“理论”根据是鲁迅的要“痛打落水狗”和毛的“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争论了一阵子。
    
    1967年万文俊随“四。一五”筑路队来到灌县。近十年的残酷折磨,年纪不大就已罹患高血压。但他对于什么事都还是那么一丝不苟的认真。一个星期日队中进行兰球友谊赛,当离终场还有几秒时,万的这个分队,落后对方一分,却得到了一个在对方兰下“二打一”的好机会,几乎是个必进之球。此球如投中则反败为胜赢对方一分,对方已无反击的时间了。但传球的队员却把这个球传高了,飞出了底线,一声哨响“全场时间到”!万文俊在大腿上一拍,大喊一声“哎呀,这球怎么传的呀”!话音刚落,突然仰面倒地,队友们忙上前见他已不省人事。急送队上医务室,已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一个才三十多岁的人就这么“走”了!最后诊断结论:死于脑溢血。
    
    也许这就是天意,自灌县始,又到灌县终;曾在这里展现过他靓丽的青春才华,也在这里结束了他悲惨的人生。一切就都这样匆匆逝去,只不知当年那些曾心仪于他的姑娘,在她们的春闺梦里还能找到这个白马王子的身影吗?
    
     二、数学老师,为你长叹息
    此人姓廖名远平,四川成都市人,是我的同乡。但我这位老乡确是貌不惊人,不但身材矮,皮肤黑,还因小时患眼疾冶疗不当,一只眼完全失明,另一支眼又高度近视。但此人可谓身残志坚。凭着那“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而且成为成都一所重点中学优秀的数学教师。还多次在当时全国范围发行的《数学通报》上因解开编辑所出的数学难题,或对数学上的某一命题提出独到的见解而多次获奖。这时校中也有位青年数学女教师姓李(因事涉隐私姑隐其名),年轻貌美。在教学中遇到困难便来请教廖远平,廖耐心指点,举重若轻,每次都使李老师得到满意的回答,获益菲浅。久而久之,李老师遂对廖由敬而爱。好象那时的女孩还不象今天一些人择偶的条件,动辄就要“身高一米八,样儿象周润发”,而更看重内在的知识学养。殊不知该校的党委书记,一个三十多岁的南下“老干部”,早就对漂亮的李老师垂涎欲滴,而且认为李姑娘在自已的“一亩三分地”上,“猎”下此“艳”,自不在话下。万没想到这半路上杀出个陈咬金,“黑丑怪”,“横刀夺爱”而去,真差点没把肺气炸。但婚姻法上并无择偶“领导优先”之规定,而廖远平又是个才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家“一不偷,二没抢,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所以一时也没啥办法去“修理”人家。
    
    可是到了1957年机会终于来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就在眼前。要不要你当右派还不是我书记大人一句话。所以才新婚两年的廖远平不但“划右”,而且是“极右”立马押送劳教。一场棒打鸳鸯的现代剧就这样“圆满”落幕了。
    
    转眼来到了三年大饥荒的年代。这时的廖远平早已与“老师”二字无缘了。因为他一眼失明,另一眼又高度近视,故他所在的四一五劳教队的战友们便戏称其为“廖瞎子”。除了集合点名能听到廖远平三字外,平时“廖瞎子”似乎就是他的“尊号”了。当然更没有人会去提到他曾在数学上的成就。在这个筑路队上,成天用的是钢钎,二锤;成天接触到的是路边边,山脚脚,谁还有雅兴去谈三角与几何?
    
    但是正如俗话说的“有麝自然香”,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们的廖远平老师展现出了他的数学才华。那时全中国的人都在为一个“饭”字发愁,饭就是命。四一五筑路队是重体劳动,粮食定量每月大约是四十一,二斤,即平均每日约有一斤四两。如果按现在的生活条件,肉食蛋奶可随便买,一般人都吃不了。可那时十天,半月还见不到肉食,至于蛋,奶只好去梦里寻找了。每餐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片老叶菜,菜里连点油星也看不见,又是超强的重体力劳动。那几两米饭产生的“卡路里”热能确实难以维持一个个青壮奴隶的躯体。我对挨锇的体会是,如果偶尔一顿,或一天吃不饱那无所谓,如果天天,顿顿吃不饱,就会产生一种恐慌。所以每顿吃饭,对于自己碗内那一份的多少,已不是斤斤计较,两两计较,而是“钱钱”都要“计较”了。当时为了方便,用一个约30CM直径的小瓷盆把四个人的饭蒸在一起,然后你们四个人去平分。本来是个小学生都能解开的题,盆内划个“十”字不就四等分了吗?但在大瓮灶内蒸饭,不可能让每个小瓷盆都一点不倾斜,于是四等分中必有厚薄之分。对于“钱钱”都要计较的劳教们来说,这就不能不算个难题了。几乎每餐都为此发生争执。后来有人利用杠杆原理制成一把“土秤”,即用一根小竹杆,一头吊个小碗当秤盘,一头用麻绳拴个小石头当秤砣,形成支,重,力三点当秤用。但这方法太繁琐太慢,有时饭都冷了还未称好。这时我们的廖远平老师主动请缨,他说“我来分,我分好了你们把三份拿走,剩下一份算我的”,以此表示他决无“以权谋私”之意,于是获得大家授权。只见他端着小瓷盆,把盆360度的转一圈,偏着头用他那高度近视的一只眼睛,仔细审视后,然后默默地似乎念念有词,少顷,便手持一竹片,先在饭上似手打了几个点,再连了几根线,最后“刷刷”两下就把盆内的饭分成了四块。大家拿到土秤上去一称,秤杆只有一点“平”与“旺”的微小差别。这一下把大家都惊呆了,这“廖瞎子”怎么一只眼比我们双眼还看得准啊?有人便开玩笑说:古人早就说了嘛,“独具只眼”,当然一只眼看得更准啊!也有人更不耻下问去向他请教,希望能学到两招。可廖老师说这需要应用立体几何,甚至微积分的原理,说了半天别人也听不懂。听说廖老师当年在课堂上讲函数、对数从不翻书,倒背如流,使师生们都叹为观止。可他当时怕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学问后来最大的用处却是用来分一盆饭!
    
    1973年秋天,廖老师和其他几十人一起被调往四川永川县境内的永川劳改茶场。此处真可谓是穷山恶水,不仅山高,坡陡,路狭窄,而且入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秋雨绵绵,难见晴天。这对茶叶生长到比较有利。但对于担任采茶的右派劳教们来说,则是灾难性的。一是雨天野外作业,那时谁还给你发雨衣?一顶草帽或斗笠就是雨具了。而采茶必须弯腰,全身除头部外都遮不倒雨。二是整个茶场绵延十多里,全是崎岖陡坡小路,长期下雨路面湿滑,恐怕把申雪,赵宏博这样的滑冰高手请去也要摔跟斗。而且每天采茶必须完成高额的定量。完不成,批斗,挨打,甚至叫你晚上都要去完成。毫无人性的“管理”,人象牛马一样的被驱赶着,因此在陡滑的山坡路上,也象在竞走赛跑一样拼命奔向工地。
    
    一天去工地途经一悬岩边的小路,因连日阴雨,人的脚上全是稀泥。行走中廖老师的一只旧塑料凉鞋从脚上滑落,掉在路边下草丛中,廖老师去到路边探下半截身子想去把鞋拾起来。但他视力极差,没发现路边泥土因连日阴雨已经松动,经他探下的身体一压,“哗”的一声,随着垮塌的路边泥土,我们的廖老师落下了万丈悬岩……
    
    一个正在壮年而富有才华的生命,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廖老师,我为您长叹息之馀,回头看,当年我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曾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当年也不止一次的在死神抓住我的一瞬间,侥幸逃脱了!
    廖老师,安息吧 !
    
     三、可悲的,就长话短说了
    其实在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他,就是那位外号“屁斑虫”者,原南充市公安局干部,名叫姚奉启。后来此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就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右派劳教们,星期日通过请假,还可去附近集市上走走,平时也可接近到当地的一些农民,因而对社会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当看到那时农民吃草根,啃树皮,饿殍遍地的惨景时,一些头脑敏锐的右派,开始发出质疑与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下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议论中不免有人情绪激动,言词趋于偏激。有的人还相互传阅一些自己写成的文字,抒发自己的观点。“屁斑虫”不愧是出身公安系统,搞过刑侦的人,此时也装出一付大彻大悟的样子,甚至说出一些十分“反动”的话,获得了某些人的信任与他无话不谈。当他把许多情况“套”到手后,再添油加醋,经一番加工便密告上去,结果被上面认定为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集团。抓了几十个人,经酷刑逼供后,有的人受刑不过,又乱“咬”一气,案子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至上百人被捕,枪毙了好几个所谓“首犯”,其馀的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成了一个所谓惊动了中央的“反革命集团大案”。
    
     “屁斑虫”终于在别人的生命和血泪上,建立起了自已的,“靠近政府,积极接受改造,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殊勋”。论功行赏,不但摘掉右派帽子,立马解除劳教,而且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尤其体现皇恩浩荡的是,竟通过公安部,将其两个子女的户口迁入北京。这在当时连一般的“革命干部”也难获此雨露天恩!可见当局对此的重视态度与欣喜之情。此冤案至今仍冤沉海底。
    
    “屁斑虫”此次不仅算尽机关,大获全胜。而且他的那个“雅号”也在众位右派劳教中得到了一次“升级”。从此大家提到此人便呼之为“总屁斑虫”,以别于那些偶尔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的“小屁斑虫”。可是“总屁斑虫”万万没料到,他费尽心机从狗洞里爬了出来,在前面等着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1966年毛泽东继发动“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后,又一手“发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得意的“收官”之作——文化大革命。此“革命”似乎有点不同于彼“革命”。过去历次的所谓革命运动,都是中共官员“革”普通民众和阶级敌人的“命”,而这次“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叫大家来“革”所谓党内走资派的“命”。这虽然是为了毛争权夺利的需要,但中国人中不乏聪明的人,立即接过毛的圣旨,并即以当年中共官员“整”人之道,还“整”中共官员之身。当然也同时拉上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来“陪斩”。所以一时之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而闹得最凶的一个问题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而要砸烂它,必须要给它找出几条骇人听闻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说文革前的“公检法”包庇,保护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为此各地都必须要找出一些实例,以证明所言非虚。“屁斑虫”恰好正撞在这“枪口上”。你他妈一个右派劳教份子,凭啥享受那么多的优待,这不说明是走资派包庇,保护阶级敌人又是什么?而那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公检法”老爷们,此时一个个都已是缩头乌龟,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谁还敢来揽这事?谁还敢来替“屁斑虫”辩解。而且在那些老爷心中,整死一百个“屁斑虫”又关他何事?所以“屁斑虫”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才从狗洞爬出来,谁知一下又落入造反派狼群中。最后终被批斗整死,而且死得很惨。
    
    也许有人说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甚至认为是“因果报应”。其实在一个公民没有人权保障,没有民主,非法治的独裁专制的国度里,上至达官显吏,下至升斗小民,没有一个人是有真正的安全保证的,没有一个人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屁斑虫”的可悲下场,除了他个人的品质因素外,其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皆为必然也。
    
     2007年8月完稿,同年10月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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