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基督教拯救中国心/吴小丁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3日 转载)
    
    中国的5000年,竟然抵不上美国的200年。中美两国的巨大差距,最深层的原因,其实在宗教信仰上。
     美国是一块神圣的土地,因为它是神的试验场。美国成功了,她的成功是上帝的骄傲。作为一个连枪支都能够自由买卖和持有的国家,它是那么从容、自信,繁荣又稳定。我们知道,美国是新教徒为追求宗教自由而建立起来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美国,也没有美国与其它地区的区别。美国的历史、现实和高度文明,是基督教的甘露浇灌出来的。根据美国《新闻周刊》三月三十一日刊登的最新一次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国成人受访者相信上帝的存在,近一半的美国人拒绝接受进化论。这项由普林斯顿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认为,信仰上帝或有组织的信仰活动在美国非常普遍。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国成年人受访者说他们信仰上帝,大约有同样数量的人(百分之八十七)说他们属于某一宗教组织。信仰基督的人远远超过有其它信仰的人,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访者说他们是基督徒。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拒绝接受进化论理论。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接受《圣经》中的创世论。虽然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他们不信仰宗教,但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表示他们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自认为是无神论者。在美国的选举中,候选人如果是无神论者就不会被看好。有百分之六十二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无神论者。 (博讯 boxun.com)

    基督教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教徒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分布于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基督教直接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由于人的与生俱来的禀性、现代社会的特色、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推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人类精英和发达社会的基督教化,已经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必然。目前,世界上信奉宗教的教徒达到全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影响最大的世界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而尤有基督教,具有神圣的原创性和原本性。伊斯兰教的经典,实际上是把阿拉伯半岛的原始宗教信仰与外来的一神信仰因素揉和而成的,受基督教和犹太教教义影响较多。《古兰经》里的一些重要故事,多来自于《旧约》。如《古兰经》里的安拉创造的人类始祖阿丹和好娃,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影子,而且故事的情节也基本相同。还有《古兰经》里的使者易卜拉欣、易司马仪、鲁脱•优素福、穆萨、塔鲁特、达五德、素赖曼等,简直就是《旧约》中的亚伯拉罕、实马利、保罗、约瑟、摩西、扫罗、大卫与所罗门等。另外,《古兰经》中安拉七天创世与洪水的故事,也源自《旧约》……就连上世纪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且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艾哈迈德•爱敏也认为,伊斯兰学说源自《圣经》,并且指出:在逊尼派的《古兰经》注中,不但有大量政治目的的注释,也存在许多犹太教的或基督教的或以色列式的注释。由于其地区民族性和狭隘的宗族观念等消极因素,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佛教源自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印度,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代,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几乎苍老得败步失态了。传入中国的佛教,已经与印度本土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受到中国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后来与老庄、玄学相结合,便逐渐中国化了。佛教在中国的唐朝进入全盛时期,竟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的地步……但是,中国的佛教,只是照顾了封建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上是与封建社会的盛衰相对应、相适应的,而难以与民主、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相对应、相适应……
    年轻的现代科学发生于400年前,它的使命不是为了挑战宗教、与过去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相对立。历代思想家、观察家和实验者,他们往往自己就是传教士,靠圣灵行事,他们都希望解释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近代物理学,是为了解释上帝的创造物为什么有钟表般准确的运转规律; 现代地质学,至少部分出于想搜寻到挪亚洪水的证据; 对神示之奥妙性的惊奇, 催生了现代生物学……事实上,“黑暗的中世纪”,其盎然的生机,是西方价值之滥觞地;其文明成果,不但使当代的民众受益,而且也对近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库萨的尼古拉,更是中世纪涌现出来的几位最杰出的宗教思想家,他们不但深化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而且大大发展了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中世纪基督教教会为救助贫困弱小,成立了济贫院,为贫困无助的人提供了食宿、医疗等帮助,促成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近现代的建立,因而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而这些善举,对于中共来说,今天才刚刚开悟启蒙……中世纪在宗教信仰上所作的可贵探索,其意义是深远的。一位智者在《中国人的口误:黑暗的中世纪》一文中写道:“中世纪确实是信仰的世纪,是人们苦修精神之功的世纪,就人类心性的虔诚程度、内心的静穆程度,以及超然物外的灵性之境而言,说不定它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再现的黄金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是停滞的一千年,沉静的一千年,但同时也是充满了上帝之言、祈祷之声和人心祝福的一千年,是西人走向内心、修炼趋圣的一千年。是他们为未来那个即将要到来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做充分准备、充分筹划的一千年”。如此刚性的历史、深刻的见地,咱们中国人怎能视而不见、察而不觉。同样是工业化,西方人却不为物欲所击倒,仍然重视心灵生活,依旧保持对神明的敬畏,彼此团结友爱,而中国人却物欲横流,人人隔阂,道德良知匮乏。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西方人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沉思、信仰蕴蓄和良知发酵,而中国人却缺失了这么一个阶段。科学的价值是无容质疑的,而思想肤浅的人才因此而贬低宗教的价值。更深入地考究,我们应当理解,宗教和科学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作用。科学是真理,不应以宗教信仰而否定科学;宗教也是真理,不应以科学信仰而否定宗教。实质上,个人的幸福、人类的兴旺、社会的发达,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宗教信念,而科学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历史证明,宗教,是科学文化的本源和原动力。在人类社会,上帝与科学同在。人类社会愈发达,宗教的基础越深厚。
    对于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宗教,是社会文化价值的根,是一种打底的东西。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必须弘扬宗教精神;为生民立命,如果不是基督教的,那一定会是充满基督精神的,属灵的生命才得到喂养。但是,中国共产党是神和上帝的天敌,是宗教信仰的天敌,这就给整个中国社会打上了黑暗的底色……由于基督精神滞后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又由于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它与封建价值观的天然联系,中国进入市场经济轨道以后,必然发生全社会的道德溃败和秩序失范。中共一党专制形成的大政治背景就是谎言加暴力,与宗教精神直接冲突;政治权力一元化的封闭状态,适应不了经济多元化和社会的大开放。政权再也难以控制社会生活,而法治进程又被中共专制所阻滞,人心和社会的混乱成为必然。新闻媒体都是讲假话、大话、空话。整个官员队伍信奉说谎言、做假事。上行下效,广大老百姓顺受逆来的压迫,只能迎合一个虚假和欺骗的社会。中国商人坑蒙拐骗,中国商品假货泛滥,中国社会假、丑、恶,是因为中国人变得假冒伪劣了。青少年的诚信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负增长,大学生中抄袭作弊现象十分普遍。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4%,2005年则上升了24%。而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同时,宗教没能发扬光大。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很容易迅速弥漫。中国整个的人文环境极端恶劣,人的生活良心和职业操守严重缺失,恶人当道,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没有理想信念的社会,就连老祖宗的“礼义廉耻”都被扑腾光了。而宗教决定文化,文化决定人的性格,人的性格决定民族的品质,民族品质决定国家的命运。事实证明,佛教和儒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心理与道德的腐败,要负重责。一直以来,我们真的以为“人之初,性本善”,以为“善有善报”;而西方文化却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因而你需要反思与自律,你需要监督与限制。西方文化把这个剖析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焕发它。中国文化则是把它包藏起来,姑息养奸;更为严重的是,好些中国人在养自身心灵上的奸恶。虽然人是有欲望的,但是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人必须由自己来克制自己的欲望。由于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会自己拷问自己的心灵,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去嫉妒人、去整人害人。而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脑子有信仰,心头有神灵的人,才做得到。西方的教堂里面,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就是人的化身,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思想的苦难;灵肉受到煎熬,人性得到升华。西方宗教里的神其实是人,她是那么的普通、亲和。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因为只有人才会死亡。而仅仅在中国的庙宇里面,神才是神。那些神们,大腹便便,嬉皮笑脸,安逸地享受着人间烟火……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佛教文化不仅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对整个世界文化都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上至宇宙苍穹,下至山川河流,中至人的日常生活,无不显示了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与中国社会现实一样,今天的佛文化也已经污染和畸变了。登封的少林寺,大雄宝殿中香龛里的香柱,都是金光灿灿的,最细的一炷香比胳膊粗,最粗的一炷香比碗口粗,长都在一米二左右,这炷香要值六千块钱!本人去到少林寺的时候,大雄宝殿台阶下的卖香处,由一名法号叫永持的僧人负责,到那儿买香是“明码标价”的,过去只供皇亲国戚才能烧的黄香,现在老百姓也能烧了,但是,最低价400元一炷,然后是1300元、2600元、3900元不等,最高价位是10万元一炷……当然,大雄宝殿里的大香炉旁边还有小香炉,穷人可以烧小香。我却想起了《大腕》里面的一句话:“你要是烧小香,你都不好意思跟菩萨打招呼。”而事实上,中国的穷人占了绝大多数,因为穷,他们就连进庙宇烧香的权利都没有了,从而陷入心灵与生活的双重痛苦与恶性循环,思想感情早就麻木了,行尸走肉般活着。所以,在中国,总是富裕的地方庙里香火旺……基督徒结婚或追思亡人都进礼拜堂,吟唱赞美诗,中国人不论结婚或死人,都搞大吃大喝、受贿敛财;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而中国人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基督教是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中国则是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而中国人进庙宇则是为了贿赂;贿赂人还不够,还要贿赂神(西方人的“小费”,是合法地付给普通劳动者的,这同中国人向贪官行贿有本质区别)。更为可怕的是,中国人的贿赂是自觉自愿的!他们往“功德箱”里塞钱很踊跃,甚至争先恐后。据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调查显示,内地有52.4%的县处级官员迷信,绝大多数党员宁信鬼神不再信党。在中国各地的庙堂古刹里,新年的第一炷香火、第一敲钟声,已经成为庙宇贿赂贪官和贪官贿赂神灵的手段(而穷人在自己家里向神祈祷,点上几支粗糙的线香,摆上几只廉价的瓜果,诚心诚意,默默许愿,反而来得天真、圆融一些)……这种实质上的商业贿赂和纯功利心,是在贱卖自己的灵魂、至少可以叫心灵闭塞。这样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啊!就不要说理想信念了。这样的佛和神,当然信不过嘛。整个中国社会的“气场”混乱、污浊了,难怪老百姓发出“心诚不灵”的无奈感慨……如今,城市人搞“金屋藏双娇”,而庙里的和尚则时兴“精舍藏双尼”。广东省的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体嫖妓丑闻,经媒体披露以后,引起了全球佛教界的惊愕与指责。在中国,佛也开始腐败了。因为中国的宗教受到中共的领导;谁都晓得,中共领导到哪儿,哪儿就腐败。过去的一年,少女堕胎的人数达到1000万,而没有堕胎的女人不知有多少啊,中国更像是一个腐臭的大妓院!性泛滥腐蚀中国,中共的贪官,95%有婚外情。官员以包“二奶”、养“情妇”为时尚,甚至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据中共的卫生部统计: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各种性病每年以40%到100%的速度上升,至前年底已达五千多万,其中以高中级干部和职业女性比例占最高,性病已占各种疾病的首位。“首善之都”的北京市,在案受控的爱滋病感染者就已经超过一万二千人……人性的荒淫,是衡量全社会腐朽的一个综合性或经典性指标。玛雅的文明史,神迷又耐人寻味。近年来对玛雅木乃伊所做的医学方面的检查证明,很多玛雅城市莫名其妙地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可能和疾病、特别是花柳病的蔓延有关。我们知道,把梅毒性病带进旧大陆,是阿芝克人和印加人对西班牙人的报复。这种新型的疾病和几世纪前横行一时的黑死病一样,使死亡席卷了欧洲和亚洲。的确,在公元700-1000年间,托尔忒克和阿芝克与玛雅人接触时,也正是大部分玛雅城市莫名其妙地被废弃的时期。一些科学家推论说,玛雅文明遭受毁灭的原因,就是由于花柳病,是玛雅人自身的淫猥下流,灭亡了整个种族……其实,不光在美国或欧洲,历史上无论东方或西方,人类各民族的先哲和圣贤们都教导他的子民:万恶淫为首。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和门派,在教化人民的时候都强调“不准奸淫”,否则会遭到天的惩罚。今天的中国人却在“性解放”、“性自由”的幌子下为所欲为……继广东“三大古寺丑闻”之后,去年6月份在长沙又发生了“岳麓山寺和尚群殴湖大学生”事件。素以慈悲为怀的出家人,手持木棒、皮带追逐殴打手无寸铁的学子,实在令人不解和痛心。佛门净地都玷污了,中国社会还有救吗?“芸芸众生离苦得乐,共证菩提!”已经成为疯人的呓语……中国人的心头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不敬畏上帝,也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灵魂皈依。
    中共党文化的立教之根是辩证唯物论,而辩证唯物论一直没有回答三个问题: 一、物质之源? 二、运动之源?三、生命之源?归根结底,是害怕威胁到中共的权力之源?可见,物质运动之源是中共党文化哲学中的死穴。为什么物质会运动,说不出所以然,竭力回避牛顿关于“宇宙第一推动力”的命题,唯恐得出“有神”的结论。自诩掌握宇宙“真理”的中共,却不知道宇宙物质运动之源与生命之源。中共批判君权神授,号称“三个代表”,又害怕民主,害怕全民公投,自吹自擂,唯我独尊,比秦始皇还邪恶。宪法上居然写入共产党永远领导,公然违反宪政原则,一副恶党霸权的无赖嘴脸。没有信仰,靠谎言与暴力来执政的中共,腐败是必然的。
    中国的腐败从中共官场发端,已经感染到全社会和普通老百姓。由专制而腐败,不但中共自身溃不成军,而且好多中国人被邪毒缠身,灵魂失去了家园。全民性的道德崩溃,末日综合症在整个社会蔓延。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重要途径,但解决根本问题还得要从文化与宗教方面着手。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而制度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文化问题的根源又在于宗教。实践证明,基督教与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现代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基督精神。商业化,是经济进步的动力,却是人心和灵魂的毒药。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继以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重建仍然不够,必须重塑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与心灵圣地。人的物质生活并不决定他的幸福,人必须还要有精神生活和灵魂生活;通过返本还源,人的精神和灵魂活力,又从根本上提升物质生活品质。而宗教,就是人的灵魂生活的家园。
    中国人的思想与信仰、中国人的心地与灵魂,连金钱和色相的诱惑都抗不住,我们的文化价值何在?
    千百年来,在东方与西方的竞争中,东方失败了。其根源,不仅仅是有神论战胜了无神论,更在于西方宗教对于东方宗教的胜利。宗教的胜利,是从人心和人本上的胜利。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基督精神的意义逐渐突出或彰显。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和进步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而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中国正在对外开放,但实质性的改革没有破天荒。在经济理论界以及“和平崛起”、“大国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经兴起过一股持续的“韦伯热”。知识分子特别关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解说,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一些经济学家在论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潜在的精神力量”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在对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这是值得有心人玩味和思考的。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一种惊讶和顿悟扑面而来,随即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危机意识。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导致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于现代化的意义。中国社会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包袱太重、现实弊端太深,好多人失去了信心和耐性。当然,“现代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西化”,“西化”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基督教化”,不能把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一并抛弃,通过毁灭式的重建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但客观面对和认识基督教在美国乃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中国发展中某些弊端的批判和否定,以及理解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是有积极意义的。总之,中国心需要拯救,这种拯救是自我的,但价值观不能自我。
    其实,基督教从唐代就开始在中国传播了。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当时的基督教东方教会派罗本主教从波斯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善待。几年以后,唐太宗下令准许建寺传教。之后,除了武则天掌权的那一段,基督教东方教会连续受到唐朝六代皇帝的保护,前后达二百余年。唐朝的行政区划为十道,基督教在这些地方都有感染,甚至达到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845年,武宗废佛而使基督教受到牵连,至五代与北宋时期,终致绝迹。到了元朝,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统治横跨欧亚两洲,致东西方交通贯通,西亚的基督教又在中国复燃。元朝帝国统治中国的九十八年中,一直同罗马教廷有信使往来,还设立了“崇福司”来管理基督教。但信奉该教的多半是蒙古人和迁居中国的西亚人,而基督教又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了。十六世纪,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基督教又向中国卷土重来。1583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天主教大主教等向当时的国王斐力浦二世提出“用武力使中国基督教化”的计划,但由于明朝国防的强盛而未能得逞,才改为通过和平方式来传教。这才有了后来的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著名教士,通过结交统治阶级上层分子和借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传教的活动。当时的礼部侍郎沈崔在上万历帝的奏疏中,以西班牙利用天主教征服菲律宾为例,指出了基督教对我国的“隐患”,这个观点到了清朝终于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禁教的措施又推行起来了。但天主教还是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方式来活动。据康熙年代的统计,全国有二十八个城市设有天主教堂,教徒达十万之众。十七世纪俄国的东正教也随着沙皇势力的扩张而传入中国,传教士团在《恰克图条约》以后,变成了常设机构,成为沙皇政府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按照中共的教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工具。其实质上,早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具有较多的宗教气质,而近代基督教也是善意而来的。当时的著名教士如李提摩太、丁韪良、司徒雷登等,只是在畸形政治的哈哈镜里面才变形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基督教徒,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中国的方案,如改良救国、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先进理念和主张。这些改良主义起蒙作用,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打开长期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中国社会,积极意义十分突出。“解放”前夕,中国有天主教徒二百万人,新教徒近一百万人,其中主要是汉族信徒,一时间生机勃勃。中国的人心,一度掠过圣洁之光。“解放后”,宗教成了“麻痹人民的鸦片”,被严控在中共专制之下,名存实亡;与不幸的中国人民一样,基督教也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困境当中。“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按照中共的说道,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和“宗教自由”的国家。而实质上,在中国大陆,宗教领袖由共产党任命,“正教”与“邪教”由共产党认定,“正教”办成了中共的支部,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没有民主制度,也不会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因为宗教是不受政党领导和御用的。诸如傅铁山和赵朴初之类,都是中共党员、中共的高级干部,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根本不相信宇宙冥冥之间有主宰。倒是广大教徒或信众,保持了宗教的心态,渗透了神的意义,民间的祷告创造着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始终不能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是在舍本而求末,或画虎而类犬。基督教未能在中国发扬光大,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误会和现实不幸。当然,基督教对于中国当初的封建社会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有问题。欲“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荒唐又徒劳。
    中国已经是初步市场化的国家,如果再不从人心和灵魂上补课,经济的增长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和人民的灾难。
    首先,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原罪”情怀和反省觉悟。
    中国的现实困境之一是,罪恶累累、罪大恶极的窃国大盗反而不认罪,而一些小偷小摸的老百姓受惩罚。小偷受罚,也少有认错服罪的。这种现实困境,除了制度原因之外,就主观的普遍性来看,中国人在文化传统上对人的本性或本质通常持盲目乐观态度,轻信或认可人的“性善”和“良心”,而不认为人的本性有罪,这是对基督教原罪观的抵触。尤其对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神话诠释不以为然,因而形成对基督教罪感意识、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的一种文化隔膜。中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性善论和乐观态度,在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步骤明显加快的今天,正受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发生了本质或颠覆性的动摇。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发奋图强,期望引进西方科技、开展洋务来摆脱落后局面。但看到自己在科技上的差距和实力上的劣势的同时,中国人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其不反省或批判自身劣根性的伪清高禀性,采取“中体西用”、“洋为中用”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回头看一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基本上都是从肯定自我和积极意义上,来争取民族复兴的,以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老百姓的心理基础,仍然是一种乐观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性正面肯定的坚持,“文明古国”的傲气浓郁。然而,在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屡次政治运动唤起的激情和对社会改革全身心投入以后,却已经出现了与传统经历意味深长又截然不同的转向或反叛。好些中国人已经感到筋疲力尽,甚而在艰苦奋斗以后仍然面临困境而灰心失望。更多的人则对中共专制讳莫如深……在几度兴奋、真心参与和无私奉献之后,却面对了当今社会上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理想信念幻灭,这一幅惨淡的图景。在执政党腐败、社会污浊、人们追求享乐和实利、沉溺于低俗境界、价值观念混乱这一严酷现实面前,许多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了深刻的醒悟和体认。在这种冷静的省视和觉悟中,人们体察到性善论掩盖着中国人深刻的劣根性,并尝试着对其传统的人性论和人生观进行反思和反省,尤其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图强、维新、渴望“强国富民”却折戟沉沙的原因加以探究和分析。于是,基督教“忏悔录”意义上的反思情绪和忏悔意识,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弥漫,甚至发生过自暴自弃、全盘否定的极端悔恨或憎恨。有关人的劣根性和罪恶感的觉醒,都表现出一度视为“中国人最大的绊脚石”的原罪观这种基督教情怀,已经奇迹般地被一些中国人所体认。他们对传统乐感精神的性善论的反省或扬弃,代表着基督教人性论或人生观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一种渗透。这些,算是中国人在人性认识上的醒悟和震动,预示着国人心灵路径的一种新走向。人们终于明白,不能够靠自我的力量达到“人性完美”或“成德成圣”。从存在论和实践论角度看,人的罪性或人的致恶倾向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旦体察到这种人性阴暗丑恶的存在,意识到人世文化败坏而构成的“罪恶”存在、或“完美”的荒谬,才能够以一种高度的自省精神来批评或否定自我,从而站到谋求自由和人性新生的起点上。虽然中国人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负罪、忏悔层面上的基督教原罪观,但它对现代中国人通过自我审视和社会审视,来摆脱紊乱、无序的认知和生存窘境所提供的新视野、新参照,则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些理性、开阔又初步领悟了基督精神的共产党人,已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原罪问题,并明确体认到,暴力与专制,就是中共的原罪,是中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最大障碍。
    我们知道,黑色乃宇宙的底色,也是心理学的基色之一。我们当由此明白,罪恶与黑暗,是人格的本性、是人心的原色。凡人皆罪人,认罪悔改,是义人永生的功课。
    今天,已经成功的美国人仍然在反省:“人们正在逐渐失去对神的敬畏”…… “远离神是道德沦亡的祸根 ”……“远离上帝的伦理观是美国文化腐败的主要原因”……
    其次,基督教超越观启迪中国社会的变革。
    今天的好些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鬼,不信神,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更不信地狱与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只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和坑蒙拐骗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然,如果说真话,老百姓更不信共产党。人们从具体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来理解改革,只是体现为典型的现实利益关切。如果没有一种超然的尺度来衡量与规范,那么这些改革往往囿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窠臼,必然令人短视或迷惘。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改革,其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作为一种传统积淀和遗产而影响到今天的改革者和改革现实。中国人对改革有成见和历史负担。要有一种超脱立场和超越心态,来认识社会政治改革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才能克服改革者的自私自利演变成的自满自足,使改革不断深化并逐步完善。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比较强调儒家的“内在超越”,来实现“外王之道”。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内在超越,由于以自我为中心而无彼岸的追求或参照,结果被社会政治时空所局限,而无法真正做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所以说,基督教的超越观给现实的中国社会改革,带来了不同凡俗的启迪。与儒家传统有别,“基督教追求的主要是外在的超越与升华,以达到与绝对本体的合一。”而“内在超越”者却摆脱不了对政治的依附或为权力所御用,其“忠君”和被“御用”乃是其“参政”的前提,只有当“狗腿子”,才能有所作为,因而只能在修身、养性的局限内苟延残喘。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则认为,对“此岸”任何有限物的信仰均为迷信和偏见,只有对“彼岸”无限绝对者的敬仰,才体现宗教的本质和真理。这种超越观要求在“人世”政治之外形成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其观念本身并不是空想和清谈,而与现实改革和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了。回顾西方现代发展的历史,基督教超越观所具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其彼岸世界与超然价值的观念,使我们认定的国家和社会权力只有相对意义,而没有绝对意义。这些思想精髓曾经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铺过路,为普遍存在的民主意识、社会监督责任感和环保观念提供了思想养分,并且对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认识社会、国家、政治和文化现象的相对性与多元性起过关键作用。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变化的和不完美的。基督教超越观在文化潜意识上促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关系的相对化、分权化、民主化和多元化格局,并为它的存在和运作制订了规范、确立了秩序。以这种超越观为基准,才可能理解西方政治、社会领域中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世界主义以及自然保护和生态平衡等观念的真实意义。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恰恰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源泉。
    今天,基督教超越观所体现的精神及原则,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代变革同样有启迪性和现实意义。现代化,首先是思想解放和观念的现代化。所以,在汲取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可忽略基督教超越观所起到的潜在的、深层次的精神推动和思想指导作用,从而使我们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反思。从某种意义上看,基督教所推崇的超然性和神圣性能够不断调整人的文化定位及其历史定位。应该承认,这种超越观不一定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信奉基督教,但至少会使他们在一个有限、相对的世界中,在弊病丛生的社会人生中减少迷信和盲从。如果要超越,人们对其成败就会有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评估,就会形成一种张力,使其在投身社会变革的行为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张狂也不气馁,不迷信也不失去自我,更不能蔑视神明而目空一切。基督教超越观还提醒人们认识到,人在现实社会中互惠共存所需要的契约、法规、制度等行为规范,不能以相对主义来搞权宜之计或以虚无主义来随心所欲;也不可将其完全神化而求一劳永逸,而应该以一种超然、绝对的价值观念来作对比与参照,使之不断调整、修改和完善。当今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由贪官领导和管理的国家,老百姓没有尊严和自由,就不能符合规律地生长发育出高尚的信仰。因而,最基本又最为迫切的超越,就是对中共一党专政的超越。这就需要民主与法治,需要构造制度、建立现代社会秩序。人们在这种超越思维中,体验着对自我行为充满辩证价值的肯定与否定,从而渗透人的深厚的历史意义,由信仰而自由……笃信基督的人,才活得如此从容。
    第三,基督教拯救观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
    中国现代社会在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沦丧和人性败坏等消极丑恶现象,以及在与外界的比较当中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与失衡,已经使不少中国人体验到在文化领域上受威胁、被抛弃的失落乃至失败感,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深沉焦虑。在“改革开放”中屡经反复之后,人们在精神和文化领域里否定得太多了,几乎溃败得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自我,因而在感受到破坏力的痛快之际,又出现了价值和精神追求上的真空。不少人对于如何实现价值重构和精神建树已经感到茫然或力不从心。在传统价值的破坏和毁灭过程中,人们正思考着如何实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问题,和寻找通往精神家园或理想世界的道路。而基督教的拯教观正以其独有的悲壮和深刻给人以感染和激励,为人们创造价值的努力提供动力和信心。在基督教信仰中,人们特别强调基督以自我牺牲来救赎世人的拯救精神。这种精神既有超然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中国的现实是:什么“主义”也没有坚持,只有实用主义。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中共集中了“资”与“社”的主要弊端,在政治封闭的基础上来搞经济开放,正造成全社会、全民族的灾难。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以牺牲自我来拯救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拯救观正视人世社会存在的罪恶与不正义,又以基督自甘受难的态度来催生人的醒悟和悔改,荡涤人的罪恶、达成超脱与升华。其感人至深的舍身忘死之悲壮,和令人钦佩的高尚超越之境界,给人以强大的心灵震憾和精神鼓舞。在神学意义上,拯救观即指耶稣基督降临人寰、以其清白之身来替罪孽深重的世人代为受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人们得救的心理希望与现实可能。耶稣基督降生于世界沦落之时、受任于世人危难之际,以其谦卑、忍让和自我奉献来与人沟通、为人楷模,主动承担为人赎罪的磨难和苦行。这种观念也许难以被具有乐观气质的自信者或自私自利的执政党所接受。但现代中国人对其文化优越的自豪心,一旦被其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不安全感和深沉焦虑所取代,他们就会认真思索和冷静聆听基督教拯救观带来的“福音”了。这里面的精神价值,即在世俗化和无序化的混乱中重修一种纯洁、重树一种神圣、达成新的升华,以其超越尘寰的追求和体验来洁身自好、并爱人济世,从而为中国社会转型寻找新的价值支点和精神重心,人们便能够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站稳立场,并采取新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中国,一些人已经不同程度地体会到基督教拯救观不掩饰肮脏,强调人们要认清现实中的罪恶;耶稣来到苦难的人世中,不是要给人类所受的苦难进行按摩或催眠,而是带给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东西、一种全新的价值。这种全新的价值和意义,使混乱的现实得以整肃、空虚的世界得以充实,令消沉的人心得以振奋。而且,这种体认是一种不与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腐败现实同流合污的性灵抗争,是一种精神借鉴,以在污浊的尘世中确立一种真实、永恒的价值,来守住一方不染尘埃的心灵净土。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中固有的专制及腐败基因,需要基督精神来荡涤和蒸发,以重构全新的文化因子、重建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200年”对“5000年”的胜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基督教拯救观在中国现代社会价值重构中,可以弥补其原有的“人治”精神、“逍遥”态度、或“出世”情怀之不足,令人对生存意义进行重新把握,以便做出新的选择和行动。
    第四,我们需要对现代化的历史进行反思。
    通过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来认识和对待现实,基督教的终极观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人长期贫穷落后,对“现代化”和优裕生活由衷地憧憬和期盼。但当人们谈论“现代化”的时候,往往以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达到的程度作为参照系。在探讨西方社会时,人们不仅发现基督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密切联系的观念形式,也会看到基督教对这种现代化的不满和批评。与此同时,人们也察觉到现代化对基督教本身的影响或挑战。由此可见,基督教与现代化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基督教的终极观,从一种超越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指出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冲突,提醒人们认清现代文明的不足和历史局限性。这种审视,是以洞观历史全过程的眼光来明察历史的阶段性、片面性或局部性的,认为只有在历史的终结处才能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而这种揭示超出了拘泥于历史阶段中的人力,是一种神示或世人不能悟透的奥秘。人们若基于这种末世论和终极关切来观察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具体阶段,就能够防止其对相对历史的满足、陶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具有更现实而又客观的历史态度和责任感。
    对比以往的历史,现代化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但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带来的人际疏离、社会关系异化、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又毁掉了过往的传统社会中曾有过的和谐与安宁。然而,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化的消极否定、盲目反对乃至绝望的憎恶,基督教终极观倡导有破有立,为现代化提供了积极意义上的重建之可能性,并将现代化视为正在发展、和不断走向完善的历史过程。可以认为,这一终极观以整体永恒来对比局部短暂,从而调整了人们的历史认识和行为。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基督教终极观以对历史的独有见解而提供了借鉴意义,从而使人们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冷静地认识中共专制的历史片段性或过渡性,以便早做准备、面对和解决可能出现的矛盾,来迎接必然全新的未来,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走得更为稳妥、理性和理想。
    第五,基于基督教普世观的中国现代文化重建。
      现代化使地球逐渐“变小”。“地球村”的称谓,正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常用的话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不能回避文化重建和对文明的比较问题。而“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这两种对立的说法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中国的现代文化同样在重建,中国人对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如何评估,也是一个焦点议题。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人们热衷于“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拯救人类”、“中国的世纪”等说法,强调其内涵式的自我发展。而对 “复兴”或“重振”失去信心的人们,则主张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寻价值源头、重构价值本体”,提倡其外延式发展。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在海内外都有共鸣声。面对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一些中国人开始在基督教的普世观中得到启发,足见其对于文化定位的重要意义。
    上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普世运动,强调基督真理的普世性和其价值体系,能够与各种文化有机共存的普遍性。这与现代意识觉醒的“全球观念”、“世界公民”或“世纪意识”相当吻合。目前,政治意义上的“英特纳雄耐尔”等口号正悄然地被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文化融合”或“世界共存”理论所取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政治靠不住,而文化才有永恒价值。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形成的世界总体论或全球大视野,淡化了以往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冲突,但是并没有解决文化层面的矛盾。而文化层面的矛盾是无法也不能回避的。人们对于“全球化”,有“西化”、“东化”、“美国化”或“中国化”等诠释,但都是局部的和片面的。而基督教的普世性以及它所强调的上帝拯救观,则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现代世界正在多元化发展,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都不现实、也不可能,更谈不上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能够领导世界潮流。因此,普世观所揭示的人世存在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为各种文化的定位提供了基调和坐标。
    按照普世观的全球意识,各种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有其独立性和开放性,民族文化一方面不能自暴自弃、失去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唯我独尊、盲目排外。如此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定位是作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有机构成,既要继承、弘扬其自身的优良传统,又要面向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中国文化的重建不应该自我封闭,而必须融入世界,达到互补共融。文化的普世性决定其走向要与世界发展接轨,以达成人类文明的大融合。中国现代文化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显示其特色和贡献,从而构建人文和谐的社会生态。然而,中国社会,除了败坏的和倒退的,一切增长都是粗放型增长,包括文化事业。而粗放型增长,除了解决就业问题,实质上是得不偿失的或破坏性的增长。一个以加为进的社会,不免陷入庸俗化泥淖,于人生也不过涂脂抹粉而已。真正的思想文化精华难以生长和发扬。如果没有实质性或基础性的超越,文化重建也是空话。总之,基督教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语言,应该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挥独特的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将有别于过往的传教经历。事实上,中国的医疗、福利、扶贫、就业等改良措施,正在给无情竞争的腐败社会带来一丝暖意,给弱者以抚慰和鼓励,给陷入隔膜的人们创造了一种试图理解与沟通的气氛。虽然以中共的本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与爱人的问题,而基督文化却已经在发生渗透,中国人已经有了从思想文化层次上的体认和领悟,灵魂在不安地萌动、欲返璞归真。尤其在中国文化知识阶层,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教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信徒的增加,虽然不作乐观的预测或估计,但全球化的浪潮是阻挡不住的,地球的旋转和社会的运动一定是符合规律的。
    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基督精神来润滑和滋养。
    把思维扯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中国最要紧的任务,应该是如何规范和改善市场经济的问题。开头就说了,中美差距在宗教上。基督的市场经济,是美国真正的成功。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心血的东西。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甚至是荒谬的。今天的中国人没得中心,如果说有中心,自我就是各人的中心。
    市场经济好在哪儿?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坏就坏在没有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努力、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讲效益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就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积极地撒谎、勤奋地谋财害命,高效率地贪污腐败,不择手段地攫取私利。有人把这些弊端归因为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勤奋努力,而不能叫人诚实守信、不损人利己。勤奋和效率,只解决创造价值的问题,并没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规范与评价。
    经济活动包括有形部分与无形部分,而无形部分是指人的心理及灵魂状态。可见,经济活动天然地具有并需要宗教情怀。人的灵魂状态,从最深层次上决定他的思想、行为与文化出路。
    当然,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强度,而法律的手段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合同规范永远是不完全的,光靠重复博弈和法律措施来规范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是不经济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很高,成本高得甚至让人没法使用,最后就有可能自行崩溃。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多数中国人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在专制、腐败的恶劣政治背景下,龌浊的市场伦理已经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其一,不是靠劳动致富,不是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经济利益,而是靠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捞取好处;其二,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式的掮客: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人,他们高效率地靠贪污、撒谎和害人成就一己之私利。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除了专制霸权的执政党已经腐败之外,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信仰的自我约束。但是,基督的市场经济则不同。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基督教徒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很难理解他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情怀;以及他们的宽容、爱心与责任感,他们的诚实、互助与奉献精神;宁可下地狱,也不愿犯罪。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老祖宗的话,中国人却很难做到,因为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再是君子。相比之下,总是仰望教堂尖顶的人们,最为遵守财富操守和商业准则。因为,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人,但他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利益时,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因而人格也是完善、和谐的。一个清教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的,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清教徒相信取财须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上帝而创造财富,自然可以成为真君子了。说到这儿,我首先想起了朱镕基,他对我们国家的财务精英们的题词是:“不做假账”!(这多么像幼儿园的阿姨在要求儿童小子“不要撒谎”啊)同时,我又想起了小布什,他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要右手按住《圣经》起誓!……原来,美国总统不仅要为CEO们高悬起法律的达摩克利斯剑,还要将他们置于地狱之刀山火海的威胁之中。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作用大多了。因此,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恰能够弥补市场的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就像好马天生需要一副好鞍那样。事实证明,最成功的经济模式就是基督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令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同叫人诚实信用、与人为善的强大信仰相结合,才能结出最大最甜最美的经济果实。
    任何经济模式都是需要灵魂的。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信仰。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构成为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学习西方要学到神形兼备,最终必然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埋单”。虽然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普遍认识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要确立这样一块良好的基石并不容易。而中国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政府经济和权力经济性质,所必然导致的腐败,更加重了伦理及信仰危机。在现实生活中,有信仰的地方才有更多的诚信、才有靠得住的诚信。这一点,对于艰难爬坡的中国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或者叫做神示。基督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相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的共同信任,从而缔结契约,并严守契约。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最了不起的就是200多年前确立的一套宪政体制,这一点颇为重要。但是,美国宪法的基石则更为重要——早在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驶往新大陆途中,就有了后来成为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基础的“五月花号协议”,其内容包括组织公民团体以及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等等;其契约的第一句话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阿们”。由此看来,共同的信仰才构成共同的法律基础。否则,就算法律制定出来了也不会得到遵守,就像今天的中国法律一样。
    基督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开放性更大。因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核,更容易形成对外人的开放、宽容与尊重。
    基督的市场经济,还能够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马克思说过,富人要想进天堂,比大象钻过针眼还困难。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翁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了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只能是合理地使用财富,他只有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必须将财富的十分之一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像中国大陆这样剑拔弩张。虽然富人对财富的消费与处理,有的其实已经触犯了法律,有的却并没有触犯世俗的法律,所以也难于受到法律的惩罚。可是,这些丑行决不是上帝所喜欢的。如果没有了上帝的约束,就难免弊病丛生、祸水横流了。
    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都在美国,他们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去年6月15日,身价500亿美元的盖茨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我会逐步退出微软的日常管理工作,于2008年正式全身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紧跟着,6月25日,身价440亿美元的巴菲特也向全世界宣布,捐出370亿美元的财产给盖茨的慈善基金会……370亿美元,相当于一些中小国家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资金规模超过600亿美元,而他留给子女的创业基金却不过百万元。基督的价值和财富观,就是那样的信念。贡献社会、祝福亲人、实现自我,神的儿女才活得如此潇洒!而与此同时,在世界的东方,号称“立党为公”、“共产主义”的中共权贵们却干了些啥呀?金钱悲剧和财富灾难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涂鸦,这儿更像是撒旦的家园……
    中国通过西方的“船坚炮利”,尝试过“师夷长技以制夷”,又因为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已有160多年的光景。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痛苦呻吟中,我们切身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了人类最昂贵的计划经济制度,却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可能又陷入人类最昂贵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通过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构架,就十分必要了。要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就得考虑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北美广袤的土地与淋漓的人心,到处都布满了神迹;聆听座座教堂发出深沉的钟声,我们中国人首先应该学会做天国的子民:敬畏神威,敬畏闪电,也敬畏天空的惊雷。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才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根据《纽约客》的报道,美国最畅销的书,并不是“哈里•波特”等玩艺儿,而是《圣经》。美国人一年至少买了2500万册《圣经》,这个数字是畅销书“哈里•波特系列”的两倍。据报道,美国人每年花在买《圣经》上的钱大约是5亿美元。据调查,47%的美国人每周都阅读《圣经》,91%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本《圣经》,平均每个家庭有4本《圣经》。在各种版本的《圣经》分布如此密集的情况下,今天美国的出版商每年还是能够卖出2500万册《圣经》……如此广泛的灵育与深厚的灵修,令人肃然起敬,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人的执著和信仰了。一部《荒漠甘泉》,不但与《圣经》和《三民主义》一起随葬于蒋介石的棺椁,直至今天,依旧像一剂救世良药,征服了亿万读者的心;从纽约的摩天大厦到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从澳洲辽阔的草原到非洲燥热的矿场,无论市井平民、虔诚教徒,还是将军元帅、议员总统,都有它的忠实读者。更有作为座右铭摆上案头、传至后代的。这对于今天仍在指令性要求购买和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中国大陆,我们汗颜哪!
    胡锦涛自己承认,中共面临着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归根到底,中国的危机属于人心和信仰上的危机。干旱渴雨,上帝临机。实践证明,政治革命或社会变革往往是从宗教发端的。而“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也得要“从心开始”。振兴中华,何必“重走唐僧西行路”?
    悟解的中国人心头明白,变革一定会到来。沦落才有轮回;人的末日,神的开始……
    
     20070420
    20070525《世界民意网》首发 《新世纪》等转载 笔名:吴小丁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