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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思潮:分流与合龙/周伦佐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31日 转载)
     读了刘国凯先生发表在《北京之春》上的三篇文章,又从互联网上搜阅了谢韬先生的两篇文章。赞赏之余,感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之间的异同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出发点,自然是谢韬先生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话题。
     我认为,谢韬先生的两篇文章在当下发表并引起热烈争论,具有特殊意义。 (博讯 boxun.com)

    首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和共产党员,他的文章在官方眼中有某种所谓合法性而可能广泛传播,对于长期遭受洗脑的正统民众也更有说服力。这两个话语优势,自然为海外社会民主主义言说所不具备。海外民主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话语,虽然诞生多年,但因国内实行舆论控制和网络封锁,民众对其理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谢韬文章及其引起的争论和产生的影响,终于使这种政治理念正式登陆国内公共话语平台,让人们开始关注中国民主潮流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话语。重庆学者何蜀认为,谢韬先生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要超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北京学者徐友渔更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可以说从现在起,与“社会民主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主社会主义”,开始成为国内继“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之后的第四种思潮了。谢韬先生的文章,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国内传播,功莫大焉!
    第四思潮的出现,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国内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和吏治腐败共同催生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本是西方民主思想大框架下与“自由主义”并列的重要一翼,可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更熟悉公共话语空间宣扬的“自由主义”主张,而把“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完全忽略了。是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平等主义心理,眼下半封建主义政治专制、前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解共同形成的严峻现实,使人们在考察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不能不开始关注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
    然而必须看到,这波思潮中谢韬先生所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与刘国凯先生所提倡“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区别。
    谢韬先生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并非体制外的民主变革诉求,而是体制内的民主改革设想。如果说前者的政治目标是使现存的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那么后者的政治目标便只是把现存的极权制度改变得民主一些。可把中共内部分化出的两类先进政治人物视为两种民主走向的代表:李慎之、何家栋代表的政治主张直接通向“自由主义”, 明显属于体制外民主思想;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胡绩伟、谢韬代表的政治主张最终通向“民主社会主义”,明显属于体制内民主思想。李慎之和何家栋先生选择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与刘国凯先生提倡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理念,具有相同的体制外民主思想向度。
    谢韬先生的政治主张,至少有三个明显的体制内特征:第一是基本认同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基本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是基本认同中共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他在自己的两篇文章中,甚至明确认为:不仅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路线和胡耀邦与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设想是在推行“民主社会主义”,而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也是在推进“民主社会主义”。仔细阅读其文章,发现他所说国内实际发生着的“民主社会主义”进程,原来主要指1979年以来中共四届领导者所推行解决民生问题的改革举措。关于民主宪政制度必须包括的政治民主化和言论自由化,他的文章涉及甚少。
    欧美国家各种政党的名称五花八门,但大致可分为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翼,都以包括多党制度、普选制度、代议制度在内的宪政民主制度作为共同基础,只不过自由主义更提倡自由化经济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更主张社会化经济政策。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仅为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模式之一,它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另一种模式——英美自由主义体制一样,都属于跟中国现行的极权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尽管西方宪政制度的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都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大框架下。
    谢韬先生对北欧制度模式情有独衷,并以之作为参照而得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响亮结论。然而他似乎忘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宪政民主制度的大框架下才是真的,如果建立在极权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下就是假的。显然,他借鉴北欧模式的用意,并非要中共脱胎换骨,而是希望它旧瓶新装。不管本意如何,他最终想要拯救的不只是中国,同时还包括中共。
    不能认为谢韬先生文章的局限仅仅是中共言论控制所致,文章背后还隐藏着作者难以说出的更多主张。其实,中共内部民主派的立场和思路只能如此,再激进再出格也超不出基本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路线的思想阀限。除了追随一生的思想体系和精神信仰难以舍弃,更因为他们必须维护毕生自觉选择和真诚付出的合理价值。谢韬先生的勇敢言说尽管为中共民主派的政治主张举起了一面旗帜,但也免不了这种局限。
    不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词语组合的不同,或者属于概念弯弯绕式的游戏。虽然在西方人的专门用语中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文献里,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而可以互相代换,然而它们一旦脱离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大框架的使用范围,而进入当下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语义。事实上,两个概念的不同所指已经显现出来。按我的理解,这是两个完全相异的词组:
    民主社会主义:中心语是“社会主义”,“民主”只是修饰语。其所指,是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凸显民主权利原则。
    社会民主主义:中心语是“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修饰语。其所指,是在民主主义的大前提下凸显社会共同利益。
    中国语境下两个概念的不同所指,并非人为强加,我们从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和刘国凯先生“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差别中尽可看出。怎么能说它们仅仅是词语组合的不同或概念游戏呢?
    我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中的“社会”一词,在西方人的用语中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里,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不要忘记,他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所置身的“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实指在实行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保障社会共同利益;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却是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完全取消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社会主义”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手中早已变成专制、暴力、阴谋、谎言、愚昧、贫穷的同义词,而且至今仍然让人一听就感到厌恶。我猜想,李慎之和何家栋先生完成思想转变之际,之所以直接进入“自由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也在于已经彻底放弃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任何信任和留恋。
    这些年,美化和怀念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声音不绝于耳,必须警惕。这些言论集中体现在中共内部保守派的陈腐言说中,散见于知识界“新左派”的糊涂认知里,并以1990年代以来被损害被侮辱民众的不满心理为潜在动力。他们认为,中国眼下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主要是中共背叛“社会主义”所致,当局应该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些言论总体上都具有用道德观代替历史观的特征,但各自的出发点又不尽相同:中共保守派主要出于对自身边缘化处境的抗议,知识界“新左派”主要出于对国际和国内资本主义剥削的担忧,广大底层民众主要出于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气愤。几种“今不如昔论”虽有区别,参照标准和归罪对象却同样错误。如果从这个维度来批判“特色社会主义”而呼唤“原旨社会主义”,无异于主张绝对专制与普遍贫穷相结合的社会悲剧重新上演。难道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比邓小平时代的市场经济更好吗?如果让我在贫富并存和普遍贫穷之间作选择,我宁肯选择前者也不选择后者。面对这种反对社会进步并追念落后时代的荒谬观念,体制外民主主义者必须坚持鲜明的批判立场。中国当下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平等问题,并非中共背叛社会主义理想所造成,而是中共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任由人类历史上三种最坏的体制——半封建政治专制、前资本经济剥削、后现代文化消解共同肆虐的结果。
    因此,最好把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中的“社会”这个修饰语,定义为“社会共同利益”,而不是依然理解成早就变质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号动物,对于特定环境中的专门用语非常敏感,会立刻产生具有亲疏爱憎倾向的情感反应。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它在欧美国家的所指,不宜继续沿用和宣扬。
    对于“社会主义”概念,中共内部的四个派别已有四种注解:
    保守派——原旨社会主义;
    当权派——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派——民主社会主义;
    自由派——放弃社会主义。
    保守派固守的“原旨社会主义”,纯粹是绝对专制和普遍贫穷并存的毛泽东体制。当权派坚持的“特色社会主义”,自然是政治专制和经济改革并重的邓小平路线。李锐、胡绩伟、谢韬先生所代表民主派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增加了民主内涵,仍然处在体制的内沿。李慎之和何家栋先生所代表自由派完全放弃“社会主义”概念,终于跨出体制的藩篱。以此为例也能看出,体制外的政治理念必须抛弃“社会主义”概念,才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向度。
    当然,指出谢韬先生文章所包含的体制内局限,并不等于否认其主张的先进性质和人品的优秀光辉。事实上,共产党人并不都是邪恶分子,其中仍然有许多真心向往和热忱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想的优秀人物。除了已经逝世的高层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现在依然在党内英勇抗争的李锐先生、胡绩伟先生、谢韬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无疑是当下中国最可尊敬的党内人群。其可尊敬性,不仅来自他们凭自己特殊身份进行的自由民主言说所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因为们身上所体现良知、正义、无畏的人格品质。中共开展的“保持先进性活动”,最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却被引到了相反的方向。
    中国正处在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前夜,已有四种思潮在前方探路。仔细辨析,“新左派”偏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平等,“新儒学”偏重经济现代化条件下民族精神的重新整合,“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偏重社会转型期间的自由思想传播和民主制度设计。尽管四种思潮的探询重点不同,互相之间也存在差异和争论,但它们高举的手势都指向更合理更先进的自由民主路标,没有哪一种思潮认同现行的极权主义制度。
    1979年至今近三十年来,中共在竭力维护一党专制的同时,已经不自觉地为所面临的社会转型做了许多准备——奠立自由化市场和私有化经济、建立法律文本体系、确立社会保障机制。人们所期望的社会转型,只需再向前迈出一步——实行多党制、民主选举、军队国家化、言论自由,即可完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共同设想的宪政民主制度,就能实现。当然,“新左派”和“新儒学”的合理主张,也会被采纳于外交考量、分配政策、伦理重建之中;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际已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元素,也可能自然保存下来。
    完成这个最后转变的路径大概有三条:一是东欧国家那样的体制外社会变革,二是中亚国家那样的体制内民主改革,三是苏联那样体制内民主改革与体制外社会变革的交合。
    今日中国,不否认发生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可能性。不妨设想一种渐变前景:因为某种变故,中共高层出现民主派代表人物并偶然掌握权力,于是宣布修改宪法和解除党禁,允许多党竞争和民主选举;中共凭着占尽先机的主导地位、组织系统、舆论优势、管理经验,在选举中获胜并继续掌握政权,然后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构想逐步进行社会各方面的有限民主改造。
    这种体制内民主改革未必不好。因为能够避免政权更迭可能带来的秩序混乱和社会震荡,它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这种转型最切实可行,二是这种转型成本最低代价最小,三是这种转型最容易被正统民众所接受。
     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这条路径只属于有限转型,旧瓶的标记过于明显,新装中的杂质难免很多,远不是人们期望中的全面转型。然而,这只是中国民主变革的开始而非结束。魔瓶一旦打开,中共就将无法控制,民主变革将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解除党禁已使海外各种政治团体回国发展,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又使公众舆论形成民间威慑力量,军队国家化更将彻底解除中共一贯的暴力威胁,人们于是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团体和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全力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那时,中国可能发生前些年中亚国家那种“扫除红色极权主义马厩”的“颜色革命”,迫使中共交出继续掌握的权力,而让在第二次大选中获胜的某个在野党走上执政位置。这个新的执政党,可能是自由主义的,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可能是某种混合主义的,但起码是民主主义的。它将肩负彻底结束极权主义统治之后的民主使命,开始进行全面的民主改革。
    那时宪政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已经确立,多党并存、竞争上岗、相互制衡的政治生态完全形成,今日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划分自行失效,新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划分将以是否认同宪政民主制度为标准。中共将合法存在下去,或者保持现有名称,或者改变现有名称,它如果认同宪政民主制度,就可以积极准备参加下次大选。现在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那时可能做出无辜而委屈的样子重抖旗帜努力谋求选票,但由于长期依附中共、与虎谋食、毫不作为,更可能在世人的谴责声中发生分化和重组。由于社会制度框架根本改变,中共内部李锐、胡绩伟、谢韬为代表的传统民主派,可能有三种前景:一是积极参与中共内部的革新和改造,二是会同党内新兴民主力量一起分裂出来另起炉灶——成为在野政党左翼的一支,三是并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合龙。
    当然,由于半个多世纪犯下太多罪错,中共难免要受到法律追究。一个类似“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的机构将会成立,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主要追究中共专政时期那些属于“反人类罪”的重大事件,例如“土改”、“镇反”、“胡风集团案”、“反右派运动”、“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法轮功事件”。 一切都将本着宽容精神在法律范围进行,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和事实依据。目的并非追究个人罪责,而是为了履行法治、澄清真相、伸张人权、平息民愤、埋葬专制、巩固民主。如果经过法律追究后的中共能够洗心革面而赢得民众信任,它就有资格参加下次大选并争取获胜和重新执政。
    这些仅仅是推测,历史的变数很多,绝非今日的人们可以提前预知。虚构这个可能前景,只是为了说明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体制内向度,及其最终的走向。
    在今日一党专政并宰制公共言论的严峻条件下,体制外民主力量当然应该全力声援谢韬先生,让中共内部发出的民主之声更加响亮,也让中共内部的民主力量更有信心和勇气。但不能认为他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国内严酷环境中的委婉言说和曲折表达,而要看到二者之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明显界限。赞赏和声援的同时,应该指出这个差异,好让人们明白:中共民主派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体制外民主力量提倡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样做非常必要:一是使体制内民主派知道自己的局限,争取他们向体制外民主方向转变;二是使正统民众在认同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同时,看到体制外民主变革的广阔前景。当然,这里面还涉及一个话语权问题。如果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体制外“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就可能丧失自己独立的话语权。
    无论怎样,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正式成为国内公共话语空间的第四思潮。这不等于它必定会在国内今后的政治理念比赛中获胜,但广大民众面前毕竟又增加了一种可能的选择。不管在今后的政治民主进程中,人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理念和民主制度安排,“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正式成为一种可能的方案。作为李锐先生、胡绩伟先生体制内民主思想的澄清和敞亮者,谢韬先生将因此载入史册。
    当下中国,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百上千超警戒社会问题已经使人们强烈意识到: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过去那种根深蒂固地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的传统政治心理,正在发生改变。人们至少已经明白:中共统治集团是在靠广大民众的赋税供养着,他们对国家公权的长久垄断践踏了现代契约原则而丧失合法性,广大公民有权选择国家公权的合法执掌者。
    为了敞亮这个道理,许多英勇无畏的民主先行者曾经不顾风险点燃自己。1989年民主运动的血色背景下,国内外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文化运动、法轮功和其他维权民众,都是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高智晟、郭飞雄、谢韬、汪兆钧、郭泉,更是迎风高举而闪亮如旗的火炬。中国感谢他们,历史必将铭刻他们闪光的名字。
    
    
     2007年11月20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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