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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10日 来稿)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2)
     (博讯 boxun.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2008年3月19日
    
    教育涉及亿万公民(或未来公民)的心灵塑造。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中国的宪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拥有千百万具备独立人格、现代知识结构和开放视野的合格的公民,而这只有通过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才能做到。
    
    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分野
    
    公民教育就是以培养现代公民为目标的国民教育。现代公民不同于皇权时代的臣民,他(或她)应具有独立思考和观察社会的能力、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望、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尽到一个公民的职责以及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的品性。
    
    要造就这样的公民,教育就必须具备如下两个特征:第一,包容性。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普通中学和大学)必须把向学生提供全面的、非排他的普世性文明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普世性”在这里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总汇,不仅仅指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文、史、哲、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所积累的人类智识。第二,非强制性。教育重在学生潜能的发掘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必须给学生一个开放的空间,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允许学生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不同的学术主张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一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尤为重要)。满足了包容性和非强制性两条原则的教育,才称得上是现代公民教育。
    
    从体制上说,现代公民教育必须以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为前提,也就是,教育必须是一个公共的、独立的事业。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功利与短视。
    
    党化教育则正相反。所谓“党化教育”,指一党专权条件下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有公共性的外表,因为党宣称自己就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其实是把教育当作工具,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
    
    党化教育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排他性,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党会垄断对科学的选择权和解释权,凡不符合“党义”和当权者意识形态者,都在被打入冷宫之列。再一个是强制性,即学生必须接受党对“真理”、对周围事物、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容不得半点怀疑。学生必须认为党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特别需要指出,党化教育所诉诸的“强制”不一定表现为外在强迫的过程;恰恰相反,在一党统治仍然拥有群众基础、党的意识形态“如日中天”之时,对党的教义的接受完全可能表现为认知和心理上的自觉行为。只是在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危机、党对现实的解释和人们的现实感触截然不符时,党化教育之强制本性的狰狞面目才会暴露无遗。
    
    简言之,党化教育预设了党对权力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沦为权力的婢女。党化教育与教育的本性、教育的崇高目标是完全矛盾的,是背道而驰的。虽然在党治社会的初始阶段,这套东西也可能、或确曾具有动员民众、实现社会整合的巨大功能,但从本质上说,党化教育只能是专制的执政者向公众灌输意识形态教条、论证自身权力合法性的手段;而在政权走向没落乃至危机爆发时,则必然会堕落为为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进行无耻辩护的工具。
    
    中国现代教育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当政者)可能并不知晓,以公民教育为特征的现代教育在中国曾经出现过,并且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早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扩大,中国已经出现现代教育的萌芽。倡导新式教育的新式学校在各地涌现,构成对延续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并使其制度化,教育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重要先驱力量。进入民国时代后,新式教育获得了更具时代感的表征,它不仅指教育内容不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八股策论,而侧重于现代科学、现代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强调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有责任感的现代国民,公民教育成为教育的应有之意乃至核心范畴。陈独秀1915年就曾撰文言:“外览列强之大势,內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1] 这当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关于中国公民教育应该承担的任务的一种特殊的、颇具代表性的界说。
    
    事实上,中国现代教育的生长、以培养公民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理念的升华和普及,本来就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走进来的外国传教士和走出去的中国留学生都为这个进程做出了贡献。中国的特殊不过在于,这种现代文明的接受和繁衍乃是与这个民族抵御外侮、追求自强的伟大斗争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格外具有史诗般的悲壮性。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五四运动会和北京大学相联系,何以提起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人们就会想起爱国华侨陈嘉庚。
    
    以最终实现宪政为目标的国民党,在执政后推行的教育政策中,也有公民教育的内容。比如,1936年7月教育部修正颁行《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其中明确宣布小学的任务是进行“公民训练”,包括公民的体格训练、德性训练、经济训练和政治训练各个方面;而政治训练的目的是“养成奉公守法的观念”,造就“健全的公民”。什么叫“奉公”?文件列举了4条:“我不放弃选举权,并且自由选举我所佩服的人”;“我热心参加学校的各种团体组织”;“应当出席的会议,我都出席”;“社会团体委托我做的事,我一定热心去做”。什么叫“守法”?《课程标准》也列举了4条:“我遵守各地方各种公共规则”;“我爱护法律赋予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我遵守国家的法律”;以及“我对于应尽的义务不推诿,法定的权利不放弃”。[2]
    
    当然,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中还有党化教育这一维度,这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众多批评。当时的著名学者、也曾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的任鸿隽就尖锐指出,党化教育与教育的本性不符,“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教育要培养人智慧上的好奇心和独立感,而在党看来,这却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有可能动摇党所主张的信仰。[3] 这样的批评可谓一箭中的,颇具穿透力。
    
    应当看到,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源自孙中山“训政”和“以党治国”的理念。这意味着,一旦“训政”结束,党化教育也当退出历史舞台。抗战胜利后召开的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4] 后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总统训词”、“总裁言论”、“三民主义”等等,受到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这说明,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总是不得人心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台湾民主化改革,最终还是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送进了历史陈列馆。
    
    党化教育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语言中从来不用“党化教育”之类的提法,但恰恰是中共在拥有政权后推行了最彻底的党化教育。新的当政者宣称,国民党时代中国的“旧教育”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新中国”要搞的“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党的“伟大纲领”服务。于是,教育被彻头彻尾地意识形态化,成为当政者“教化”国民、实施思想一统基础上的社会整合乃至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
    
    中共党化教育不仅限于教育领域,文学、艺术、新闻等都是宣传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不过,为了集中起见,本报告只分析党化教育在纯教育部门的情形。
    
    在当代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中共党化教育具有核心地位。其特征包括:
    
    ● 党化教育获得包括宪法在内的当代中国法律的系统支持。比如,现行宪法的“序言”部分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与执政合法性的描述和规定,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就在第三条明确宣示“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六条则强调“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在上述法律条文中,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了充分肯定。
    
    ● 由党垄断了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各类党的现行政策成为党化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的公民教育被政治教育所扭曲、所取代。党的教导、指示就是国家意志。学生得不到系统传授除马列主义以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机会,更不允许对灌输给自己的“党的声音”有任何怀疑。
    
    ● 相应地,在各类教育、研究机构,教师必须按照党的要求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术研究的自由被剥夺。
    
    ● 为实施党化教育,中共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支持系统,包括学校党务工作系统、公共政治课教师队伍、班主任和辅导员队伍、青年团系统以及由党控制的学生组织。学生入学、毕业皆有“政审”;学生的政治课考试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或结业证书;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糟糕甚至可能影响毕业分配和就业。反之,在学校中“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或入了党的学生通常会在年终评比、获奖、升学、就业过程中得到各种好处。
    
    ● 党化教育有国家财政支持作为基础。不管是贫困的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国家整体财富已经有了巨大增长的如今,在每年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高的中国教育事业费中,肯定会有相当数量的金额用于支付学校中专职党务人员和政治课教员们的工资及其他开支。更何况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笔的金钱去支持那些和党化教育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或教材编写“工程”。
    
    那么,这样的“教育”造成了什么社会结果呢?
    
    在毛泽东当政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教育”确曾驯化出一代“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闯将”,他们真诚地相信党告诉他们的一切,真诚地要 “斗私批修”、为共产主义和“埋葬帝修反”的“伟大事业”而献身。这是这个“教育”的成功,却也是它的最大悲哀,因为它把真实的世界彻底遮蔽起来,让亿万中国人生活在“革命”的乌托邦幻觉之中,根本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尊严,也不知外面世界为何物。甚至,这种遮蔽还欺骗了极权主义体制的各级当权者,他们既是党化教育的急先锋,又是这种“教育”的可悲的俘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世界和中国自身有了更多、更真实的了解,也萌生出知识选择的更明确的权利意识。这使党化教育陷入新的窘境。一方面,党必须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化、权贵化、日益失衡的中国社会现实,党又拿不出既符合传统教义、又具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于是,党化教育充斥了更多的空话、假话,充斥了更多的虚伪。举个例子:从高中生、大学生到研究生,中国成百上千万的青年学生至今仍然被要求熟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更科学和更具实用价值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但即便是马克思的学说,其实也不过摆设而已,因为党绝不允许教师和学生运用这套有关 “剥削”的理论去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活生生的剥削事实。党化教育的传统说教和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党化教育不能不承担的粉饰功能,使这种“教育”越来越令人厌恶,声名狼藉。除了造成说一套、做一套的分裂人格,营造可怕而虚假的面具社会,实在很难说党化教育还有什么其他“社会贡献”。
    
    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党化教育中断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伟大传统,背离了公民教育的普世原则,造成了公共教育领域的极度虚伪,已经到了不能不改、非改不可的时候。本报告相信,不但从事政治课教学的广大教师、党务干部,也包括大部分党的各级领导人,其实早已对党化教育这套内容和这套体制失去自信。中国的教育不能再搞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中国的宪政改革也呼吁进行真正的教育理念革新和教育制度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
    
    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解构现存的党化教育体系,用公民教育取代党化教育,尊重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障这种自由,教育改革要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宪政改革将由此获得强有力的公民资源保证。
    
    上述目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分解为这样几个子目标:
    
    ● 逐步取消各级各类学校的公共政治课,把政治课改为公民教育课,同时完成相关师资队伍的改造。
    
    ● 改革现存的教材审批制度,学校有编写、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鼓励编写高水平的,既体现现代普世化文明原则、又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公民教育读本。改革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课程体系,使其与当代人类文明主流接轨。
    
    ● 逐步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学生组织实现真正的自治。
    
    ●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落实教育独立,实现教育家治校。开辟教授自由流动渠道,保障学术研究、教学自由。
    
    ●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使民办学校获得真正的独立办学权和相对于国办校的平等生存权、发展权。
    
    ● 为中外合作办学、外国人在华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让中国的教育更开放,更具包容性。
    
    把政治课改为公民教育课
    
    严格地说,在当代中国,党化教育是一个从儿童开始就进行灌输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小学和初中的“思想品德”课程设计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5] 到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必须接受更加系统的党化政治教育。大学公共政治课即包括如下内容:传统马列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在研究生阶段还要求学生必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等课程。[6]
    
    现在的情况是,政治课学生不能不学(不学毕不了业),学了又不信;其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学生不知道或不甚知道,这对学生的精神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很多学生一提到“哲学”,就认为是课堂上学的那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哲学存在。真正的现代公民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缺位,在中国的大学中由来已久,且至今没有根本的改变。有良知的政治课教师对此的弥补作用是有限的,尽管这样的教师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政治课被要求必须传达党的最新声音,因此,每当一届党代会结束,政治课教材就要修改、补充,以便让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决议“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进一步凸显了党专制体制内政治课的思想教化和控制功能,尽管其实际效用早已大大下降。
    
    改变这种害人的党化教育体制,首先是公共课程体系本身必须改革。为此,本报告主张:
    
    ● 废除“党的决议进教材”的做法,摒弃党化教育的传统积习
    
    毫无疑问,要求学生必须熟读、掌握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口号、纲领,甚至以此作为学生能否毕业的依据,或依据之一,是只有专制国家才能见到的事情。这种做法早就应该送进历史陈列馆了。
    
    公共教育课程具有系统性、严肃性,不能根据执政者政纲或具体政策的变化朝令夕改。
    
    公共课教材作为文化再生产和精神传承的工具,只应当记载、并向学生传授那些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
    
    学生应该了解时事政治,也应该了解执政者的政策主张,但前提是承认学生的独立判断权,不能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什么、拒绝什么。18岁以上的学生已经是公民,有权对执政者的主张、政策提出质疑、批评。把执政党的决议写进教材,要求学生必须接受,是典型的专制主义逻辑,是中共几十年形成的陋习。当政者以为这是保持思想一统的得力工具,其实这种做法与现代文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 在建设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大前提下,设计并逐步推出小学、中学和大学公民教育的系列课程,培养健全心智,拥抱人类文明。
    
    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平等对待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公民教育必须提供这样的知识框架和知识结构,让学生学习、掌握。仍以哲学为例,高中学生和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哲学知识是必要的,但不能仅限于马克思的学说,世界上许多哲学大家(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哲学家)都应该进入学生的视野。哲学课的任务是让学生感悟智慧,教会学生理性地怀疑、独立地思考;至于具体知识体系的不同,应该鼓励学生在自由、开放的学习中决定取舍,兼容并蓄。哲学如此,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授同样应该如此。
    
    这样一个开放的、自由学习的过程,将一扫当今政治课的沉闷空气,使公民课变得兴趣盎然。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这种学习将改变一代人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未来的中国人应具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更开阔的心胸,而这只有普世化的文明教育才能做到。
    
    ● 用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代替党化教育的“共同理想”
    
    有人可能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应该有一个“共同理想”,否则何以凝聚?我以为,这要看“共同理想”如何定义。普遍人权、宪政民主、社会公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当代人类共同认可的普遍价值,公民教育强调这些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应该的,全无问题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各国通识教育中最为注重的内容。中国人对此大可不必非要搞什么例外。而中共党化教育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其基本内容被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7] 明白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特色论”其实是中共当政者抵制普世文明的代名词,从根本上说,这些东西仍然是旨在维护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说教。
    
    一直强调“共同理想”的中共党化教育如今已经造成许多中国青年人的远离理想,远离责任,这是党化“理想”教育与威权主义社会现实截然对立、而党化教育本身又无力解释这种对立的结果。改变这种现状,一是要使教育自身独立,二是要使教育面对现实。说真话的教育才会有感召力,说真话的教育才能培养一代有责任感的公民。
    
    ● 纠正党化教育造成的认知误区,使学生学会批判地、客观地、历史地认识过去,理解现在,把握未来
    
    几十年来,为贯彻党的意识形态意图,维护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中共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课必须按照统一口径解释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现当代史。许多真实的历史被隐瞒、被曲解。1949年以前被笼统地称为“旧中国”,民国时代先贤追求宪政民主和国家富强的业绩许多不被当今的中国人所知晓,历史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1949年后的历史更是一部残史,反右、60年代初大饥荒、文革、六四都成了政治教科书说不明白、或者加以歪曲、乃至根本不敢提及的事情。历史甚至被遮掩、扭曲到这样一种地步:一些如今20岁左右的青年人竟然不知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两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
    
    未来中国公民教育课程的重要任务是:解构“毛概”和“邓论”等提供的中共意识形态框架,帮助学生科学地、客观地认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不回避当政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曾经干过的蠢事乃至罪恶,也不因这种过错和罪恶而否认当政者做过的好事。这需要更加完整、不带偏见的历史知识,还需要豁达、宽容的人性支撑。当一个民族的大部分成员都通晓本民族的历史,并把历史(无论是正面纪录还是负面纪录)都当作财富公开汲取时,这个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看中国如此,看世界同样如此。近年来中共党化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故意用“特色论”抵制世界文明主流,既开始承认“人权”,又承认得很不彻底,结果在“人权”和“主权”的关系上造成很多混乱。中共党内的一些保守势力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妖魔化“西方”,借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经历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片面鼓吹 “崛起”和民族“复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通过公民教育使中国亿万学生理性、客观地看待世界,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普遍人权原则,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理解民族主义的合理位置和历史性限度等,就成为极其重要、又有一定难度的事情。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既有做堂堂正正、不被人小视的中国公民和华夏儿女的气概,又有做一个宽宏的、以全球为己任的世界公民的情怀。让一代代中国青年人理性认识中国和世界,这就是中国公民教育应该担当起的职责。
    
    推进公民教育,必须有成千上万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合格、称职的教师
    
    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中共党化教育体制内,马列理论课和公共政治课教师是一个专有的职业群体。他们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向学生传授各门和党、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现行政治有关的“知识”。在中国任何一所高校,都会有“马列教研室”或“公共政治课教研部”之类的机构,形成或大或小的教学群体,组织有关教学、考试。教育部还专门办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用来“服务于全国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同时“及时反映教育主管部门的全国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最新举措、动态和成果”。
    
    中共各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政治课教师的培训工作。每当政治课内容有新的变化、改动,都要组织教师进行学习、培训,以“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和新教材的主题、主线”,保证教学“不走样”。
    
    那么,在中国高校中真正从信仰角度可称忠诚的马列政治课教师能有多少呢?肯定不多,否则党不会把“真学”、“真信”也当作这个职业的最高操守来褒奖。 [8] 更多的政治课教师是在混日子,拿一份工资、混一个职称而已。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在可能范围内给学生传授一些真知识。一般来说,凡政治课居然受到学生欢迎的地方,一定是授课的老师讲了些真话,而不再囿于教材的那些传统教义。他们甚至用各种迂回婉转的方式鼓励学生去独立思考,理解人生和知识的真谛,批判地看待现存社会,特别是它的各种负面现象。这样的老师,令人肃然起敬,也使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公民教育的希望。
    
    本报告认为,要推进中国公民教育,必须有成千上万负有使命感、责任感的教师,他们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视野,又对学生充满爱心。一旦解构党化教育的工程启动,这支队伍的建设就会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目前,本报告对此尚提不出更多具体建议,但以下两点至少是可以考虑的:
    
    ● 改组原来的政治课教师队伍,鼓励原公共理论课教师改变、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改变原来的教书心态,以便使自己胜任公民教育课程的新要求。一般来说,如今在大学任教的教师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中学政治课教师也至少是本科毕业。一旦转型启动,中年和青年教师使自己较快适应新课程的要求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当然,实在不能胜任的,也不能勉强。
    
    ● 鼓励有成就、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包括学术大家)到大学(乃至中学)担任公民教育课程,形成公共教育的崭新空气。公民教育是全民事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这项事业中,中国的事情就有希望。
    
    学校要有编写、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
    
    中共对党化教育的控制,很重要的一条是对教材的控制。无论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各门公共政治课均由教育部根据党的要求统一颁布课程标准,教材编写必须依照这个标准。教科书的审定权也由政府垄断。前几年,本来还有些有限的改革举措推出,比如中学教材(包括政治课教材)允许不同的出版社参与编写,最终由教育部审定的教材也不再限于一套,这使学校和学生有了选择的可能。然而,至少就高等教育而言,近年又发生新的变化,党化教育及其控制体制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此举被认为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举措”。该“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材”和“编写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和教育部的参与、配合下,大约70种新教材已进入课题组组建和编写工作阶段。[9] 2006年秋开始,全国高校普遍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四年制本科的政治课被整合为4门,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4门必修课教材的编写亦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作为工程重点教材“加强建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总体规划》,到2012年左右,基本覆盖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的教材将全部编写完毕,提供给学生使用。
    
    本报告认为,这是一个有违历史进步潮流的、严重的事态发展。
    
    由执政党亲自组织的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党化教材编写工作,动用人力无数、耗资无数且不说,更重要的是这项“工程”一旦完成,不但全国所有大学生都必须采用同一套由党“钦定”的公共政治课读本,而且全国所有文史哲和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学生也必须采用体现党的最新意识形态要求的、统一的、而且是唯一的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主干课程教材!
    
    这将是高等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材领域党化教育体系的彻底垄断。它完全违背改革开放的真精神,违背中国千百万大学生对普世化人文教育的内在渴求,违背近年来正在逐渐形成的高等教育文科教材多元化的可喜趋势,违背中国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现代化社会的根本目标!
    
    无论从狭义的教育改革,还是从广义的中国宪政改革的需要出发,这种情况都必须改变。为此,本报告呼吁:
    
    ● 执政者痛下决心,立即停止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上马这个工程本身就是巨大的错误。它说明一些领导者仍然生活在中世纪,仍然习惯于用传统党专制的思维考虑问题、进行决策。要知道,此类做法的要害是把执政党的一己私利(保住政权)凌驾于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把党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全民的做法将导致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真正扼杀。
    
    ● 高等学校应该有翻译、引进、选择教材的自由。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一些高校出版社翻译、引进了部分国外高等院校文科和社会科学的教材,这本来是件好事,有助于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开阔视野。执政者不应将此视为威胁。还是那句话,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成就应该被千百万中国学生分享。抵制这种分享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执政者对自己强行推行的东西根本没有自信。
    
    ● 更重要的是应该鼓励我们的教师和研究者编写既体现人类普世文明原则,又包括了中国学者对本土问题的思考、适合当代中国学生需要的公民教育读本。事实上,这些年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且富有成果。我们要向这些勇敢的、有眼光的编写者和出版家致敬!
    
    当然,这样的工作还嫌太少。本报告期待有更多的人士和出版机构投身到这个伟大的工作中来。
    
    作为党化教育的取代物,未来中国公民教育的教材必须体现包容性和开放性原则,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无须强行统一,让各种公民教育读本在百花齐放、竞相争奇斗艳中经受读者的检验。
    
    ● 与前述“工程”试图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课程教材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方向相反,改革者今天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进一步革新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课程和教材体系,使其与当代人类文明主流真正接轨。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经验,正等待着我们的学者、教师和研究者们去总结。如果我们能够拿出一套、两套、三套乃至更多这样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新闻学教材,它包含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成果,又有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独特创造,那才叫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切有良知、有抱负的中国思想家和教育家均应为此而努力!
    
    ● 改变现行教材审定体系和程序,政府不应垄断教材的审核和批准权。随着今后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应该探索更科学的各级各类教材(包括公民教育教材)的评价机制,特别是社会评价机制。
    
    解构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学生组织实现真正的自治
    
    前文已经指出,为了实施党化教育,中共在各级各类学校建立了庞大的党务工作系统。高校有党委,各个系(学院)有总支或支部。组织学生听“党课”、吸收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入党是中共高校党组织的重要日常工作。中等学校和高校中的共青团组织也是党组织的重要“助手”,学生“入团”被认为是今后“入党”的一个阶梯。学生会本来应该是学生自治组织,实际上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此外还有班主任、辅导员队伍,他们构成党化教育控制体系的另一个方面军,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也要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旦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影响到校园,党务工作、学生管理工作系统就会根据上级指示立刻动员起来,管好自己的学生,看好自己的家,做到“守土有责”。2005年4月北京发生民众自发的反日游行,高校系统连续开会,深夜还有上级指示下达,要求各校必须把学生不要“上街”的“精神”连夜通知到每一个学生,组织控制之凌厉,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组织学生收看所谓专家录像,讲解为什么不上街才叫“爱国”和 “维护社会稳定”云云,学生亦必须到场,不得请假。
    
    总之,学生是“羊群”,组织是“牧羊人”,学校则是“羊圈”。这就是威权主义社会背景下中国校园的真实写照。
    
    中国行将到来的宪政改革需要的是雄鹰,而不是绵羊;是顶天立地的公民,而不是唯唯诺诺的奴隶。即如此,强调学生自治精神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解构党专制体系对学生的禁锢,就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
    
    关于学生自治和共和政体建设的关系,我们的先贤早就有过透彻的论说。民国时代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言:“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只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养成服从的人民,必须用专制的方法;养成共和的人民,则必须用自治的方法”。[11] 这些话是陶先生将近90年前说的,今天读来竟仍然发人深省!学生自治能力培养与中国宪政改革的关系,难道不同样如此?请看,未来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需要合格的选民;未来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需要有判断力的公众;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需要千百万负责任的公民的参与。而公民维权,正是今日之中国到处都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在校大中学生以千万计,假如他们中的十分之一有志向并且有能力参与到公民维权工作中,这将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
    
    可以说,解决了学生自治和自治能力的养成问题,就等于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储备了最好的公民资源。从这样一个高度出发,本报告主张:
    
    ● 逐步解构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党务工作系统,去除学生自治的组织枷锁。这当然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情。中共党专制体制的解构,涉及全局,需要最高当权者下定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党的工作者无事可做。教育系统和别的地方一样,有许多主张改革的党内人士,他们完全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解构这个体制创造条件,做一些先期性工作。民间反对派力量则应该加大呼吁力度,同时提出更多的建设性、可行性主张。
    
    ● 共青团不能成为垄断性青年组织。众所周知,共青团这种垄断地位本身就是中共党专制体制的直接结果。未来的宪政民主社会中,青年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组成各种各样独立的组织。到那时,共青团组织是否还存在,只能由以后的历史去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组织不会再具有垄断地位,也不会再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一种奇特的组织要素,就如同今天的中国政治呈现给人们的那样。[12]
    
    ● 学生会应该是真正的学生自治团体。什么叫“真正的学生自治团体”?那就是学生会由学生自愿成立,领导人员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会必须反映学生的呼声,代表学生的利益,独立行使作为组织的职权,而不是校方党团组织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校青年联谊组织,也应该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 鼓励学生组成各类志愿团体,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今日中国的学生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只关注“小我”,不关注社会,这是威权主义“绵羊”加“铜臭”导向在一代人心灵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行将到来的中国宪政改革将唤醒青年人的热情,激发他们的勇气,锻炼他们的意志。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毛泽东的这句话倒是可以“古为今用”,用来鞭策今天的青年人,当然,不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以独立的、自治的学生团体身份投入到中国政治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的工作中。正是借助这个过程,原来的学生将一步步成长为合格、成熟的公民。
    
    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落实教育独立
    
    中国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课题,本节只从解构党化教育、落实教育独立角度做必要的分析。
    
    中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很多,核心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没有摆对。中国大学的校长不是同行推举或专家遴选,而是政府任命。事实上,是教育部党组和省一级的党的教工委控制着中国高校的副校长以上人事任命权。此类制度安排体现了党专制的固有传统,各行各业都一样;但教育行业的“党管干部”还有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保证党化教育政策在高校的推行。[13]
    
    这套制度的要害在于,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教育独立,同时为教育官僚化、学术官僚化提供了体制土壤。中国的大学各有自己的“行政级别”,比如“副部级”、“正局级”之类,其荒谬自不待言。在一些学校,“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形同虚设,本应通过学术民主决定的事情往往是校长、院长说了算。大学不再是办教育的净土,而变成了弄权者的天堂。官本位传统加上威权主义体制下金钱社会的泛滥,在高校已经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国家对高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投入在增加,中国高校的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职务、职称、课题、甚至学位授予权等等都成了牟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在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导下,又有几个知识分子还能忠诚于教书育人、学术独立的理想?
    
    显然,要改革现存教育管理体制,确立教育独立原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为此,本报告主张:
    
    ● 改变现行政府治理模式,逐步解构党务部门和政府对高等学校的人事控制权。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大学(公立大学)均应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它有权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决定学校行政负责人的产生方式和具体人选。
    
    ● 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所有高校在身份上一律平等。相应地,在高校内部建立行政职员等级制,取消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
    
    ● 在大学内部管理方面,提倡学术民主、教授治校、教育家治校。无论宏观问题(比如学校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具体事项(职称评定、课题项目申请及资金分配等),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应有更大的发言权乃至决定权。改变科研、教学成果评价方式,遏制学术腐败,使公共财政投在教育上的钱真正用在实处。
    
    ● 通过营造兼容并包的校园学术生态、建立教师合理流动制度,落实学术自由。解构党化教育传统,实现真正的公民教育,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为此,既要解放思想,允许那些“异端”主张走上大学讲堂,也要探索、建立更合理的教师管理和流动制度,使优秀教师资源发挥出更大作用。
    
    走向教育开放,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
    
    中国正在建设一个现代社会,完成深刻的社会转型。走向教育开放、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多元化有助于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全民办教育;有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中国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从政治角度看,教育多元化也有助于破除现存的党控教育体制和党化教育传统,使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主流接轨。
    
    ●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使民办学校获得真正的独立办学权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民办教育曾经为中国的教育进步作出巨大贡献。以高等教育为例,民国时代就曾呈现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是私立的,即它们都是由私人和社会捐资、而不是靠公共财政支持的大学。
    
    1949年后,出于意识形态需要,中共不再允许私人办学,教育成了公办学校的一统天下。直到改革开放,私人办学才在“社会力量办学”的名义下得到恢复。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已经有1000多家,在校学生数百万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
    
    必须指出,尽管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了不少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的政策,但民办学校的独立办学权并未完全落实。大部分民办高校还不具备独立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资格,只是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助考”、“助学”学校。民办高校在专业设置、招生等方面仍受到一些限制。另一方面,党并没有忘记在民办学校中建立党的控制系统。在意识形态控制上,民办高校与公立大学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显然,这一切都有待改变。
    
    中国私立大学应该产生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出现自己的“哈佛”,自己的“耶鲁”和“普林斯顿”。只有这样,它才能领民族精神和时代进步之风骚。解构党专制体制,对民办大学来讲,同样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方面,民办高校有自己的有利条件,毕竟,旧体制强加于它的东西更多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民办大学的举办者、操作者要具备国家进步、文明发展的战略眼光,突破目前体制划定的实用主义办学格局,多一些天下情怀,少一点牟利动机,这样,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战略伸展点,在推进公民教育,形成民间思想库,提供与中国宪政改革有关的、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等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 为中外合作办学、外国人在华独立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教育乃天下之公器。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教育资源全球共享正在成为一个明显的现实。就中国而言,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到中国来读书。这是中国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但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还受到相当限制,这也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外国教育机构必须同中国教育机构合作才能在中国境内进行教育活动,文件明确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即便是中外合作办学,也“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和实施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另外还规定“外国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
    
    上述限制,反应了一个专制主义体制对所谓“外部势力渗透”的恐惧和保持意识形态一统的天然要求。
    
    中国要建设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拥抱现代文明,所有这些限制早晚都要被突破。
    
    本报告主张,修改现行法规,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允许外国人在华独立办学。中国政府作为大国政府,应该有这份雅量和自信。我们不是在全世界到处建“孔子学院”么?那么也应该欢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遗产和当代文明成果到中国来安家立户,应该允许人家的教师、办学者到中国来设坛讲道。只要我们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这种文化和教育的交流、融汇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张开臂膀欢迎它才是。
    
    至于教会机构办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民国时代中国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不都是教会办的大学么?它们都曾为中国的教育进步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本报告主张:认真总结过去100年的中国教育史,认真借鉴当今各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和制度安排,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允许、鼓励宗教机构(含外国宗教机构,也包括中国宗教机构)参与公共教育事业。
    
    其实,不管是谁在办教育,只要这个教育属于公共教育范畴,并且是在宪政民主体制内运行,那么,它就会服务于公民教育这个总目标,并在这个总目标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文作于2008年1月30日~3月9日,北京)
    
    --------------------------------------------------------------------------------
    
    注释:
    
    [1]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新青年》第1卷第2期,1915年10月15日。
    
    [2] 转引自谢泳“从小学公民课本的设计看教育理念”,载《观察》网站2008年2月3日。
    
    [3] 任鸿隽“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
    
    [4] 萧公权当时就曾撰文,称赞国民党的这个决议案表示了实行宪政的决心,“其重要性是显明易见的”,“是我们教育政策的转变”。见萧公权“学术独立的真谛”,成都《华西日报》1945年9月27日。
    
    [5] 以近年来教育部有关文件为例,2003年教育部颁发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其中明确规定“本课程是为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的一门综合性的必修课程”。在课程的“思想性”方面,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帮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养成遵纪守法和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情感,逐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这是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要求。不过,应该承认,在教材编写人员的努力下,小学、初中的政治课教材在内容和呈现形式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包含了更多普世性人文内含,形式也活泼了许多。
    
    [6] 这些课程的名称和内容组合时有变化,而且经常根据党的“最新精神”进行改写、补充,唯一不变的是其党的意识形态的宣道者角色。
    
    [7] 引文见“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署名文章,人民网2007年2月7日。
    
    [8] 前不久官方对军队院校一位政治课教员的褒奖就是用了这样的词语。
    
    [9] 见《光明日报》网站2006年5月15日刊载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数字解读”。
    
    [10] 见新华网2007年12月28日刊载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
    
    [11] 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载《新教育》第2卷第2期,1919年10月。
    
    [12] 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后,“团派”系统人士担任省部级以上高官者见众,构成中国政局的新景观。
    
    [13] 按照现行《高等教育法》,中国高校虽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前提是在“中共基层党委领导下”,所以这个“校长负责制”是有条件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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