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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再一次甜蜜蜜啦/何必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7日 来稿)
    
    中日关系再一次甜蜜蜜啦
     (博讯 boxun.com)

    何必
    
    2008年5月7日,国内各大媒体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胡锦涛在日本访问的相关内容。
    
    安倍上台后,对中国的访问被称之为“破冰之旅”,转年温家宝对日本的回访,则被说成是“融冰之旅”。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期。
    
    不成想,进入2008年,对中国来说流年不利咧。各式各样的麻烦层出不穷,以往各界委府击鼓传花积攒下来的问题、矛盾、祸害、冲突进入了集中爆发期,让中国当局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光是这胡锦涛访日,就因为类似东海油田、毒饺子等问题而屡屡被推迟。
    
    现在好了,终于成行咧。
    
    曾几何时,中日关系被中国委府绑架,成为释放国内民众不满情绪的突破口。这种法宝,在江泽民时代屡试不爽。到处都是对日本的敌对内容。
    
    网上流传着对日本冷嘲热讽的内容。
    
    中日文化部部长通信录(成人)
    
    文章内容:
    
    ----尊敬的丁广全部长:您好!
    
    很抱歉打扰您的工作,我想就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根您做一下磋商。
    
    前不久,我的在中国读书的小女回来之后很遗憾的告诉我,贵国有一种骂人的词组叫做“狗日”,意思是说我们日本人象狗一样。这严重伤害了我们日本人的民族感情。希望贵部能在贵国做一呼吁,不要再使用这个词语侮辱我们大和民族了。
    
    随信附上我日本部分学生写的请愿血书,望予以高度重视。
    
    谢谢!
    
                     日文化部部长  桥本牛太郎
    
           2001。8。1 
    
    尊敬的桥本部长:您好!
    
    非常高兴在中日关系出现某种不愉快的时候收到您的来信,我一连看了5遍,并对您在中文上的深厚造诣表示钦佩。我本人连日本的拼音都没有学过,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差异啊!不过我想您对中国乡土文学尤其是民间俚语掌握不够熟练。狗日虽然的确是骂人的语言,但决非如您所说,是针对贵民族的侮辱。事实上,????狗并非是象狗一样的,而是用的原意,就是狗。而日,是。。。过性生活的通俗的说法。请不要误会。我们很多中国偏远山区的农民根本不知道日本这个国家,但他们说狗日仍然十分熟练。这完全是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总结,不是政府动员的结果。对其中的误会,我们深表遗憾。
    
    随信附上新华字典第245页,请参照其中解释。 
    
    中国文化部部长 丁广全
    
           2001。8。6 
    
    尊敬的丁广全部长:您好!
    
    您的解释合情合理,并且我在字典上也看到了对日字的解释,其实就是操的意思。但我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因为据我所知,贵国有不少粗话都跟操这个字有关,如果日就是操,那我们大日本帝国岂不是天天都在蒙羞乎?如果随着奥运会的召开,贵国文化传播到世界,我日本岂不在世界面前都抬不起头了?所以,我在此郑重提出要求:请立刻从字典中删去日字的这种不雅的含义,并在民间加以禁止。
    
    随信附上我国部分居民停止性生活以抗议贵国这种侮辱性语言的报道,请尽快解决。  谢谢!
    
                    日文化部部长  桥本牛太郎
    
           2001。8。18 
    
    尊敬的桥本部长:您好!
    
    首先,就我国两个汉字对贵国居民正常性生活造成的不便表示抱歉。
    
    我想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全面的解释。据考证,孔子曾说:食色,性也。就是说吃饭和过“性”生活是人的“本”性。简化的说,不就是日本了吗?贵国的名字当来源于此。中日两国都崇尚儒家,贵国国名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国怎敢小看呢?西方社会更是崇尚自由,对贵国国名如此别具一格只会钦佩,怎敢做何不好的评价呢?
    
    随信附上本人从台湾购得的伟哥一瓶,祝部长和太太日的愉快!
    
                   中国文化部部长 丁广全
    
           2001。8。27 
    
    尊敬的丁广全部长:您好!
    
    看了您对本国国名的解释,让我很受鼓舞。我已经将此事汇报给首相先生,他也很受启发。他决定,在以后的小学课本中加上对日本国名的解释和对孔子先生生平和主要作品的介绍,并在青年中进行“骂一句脏话,学一句外语,看一眼历史”活动,把狗日,日和日本国名的由来贯穿到整个活动中,让我们的学生把注意的焦点由丢失的那一段历史转移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去,相信也能为日本在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改变形象作出贡献。 
    
    另:您赠送的药丸的确不错。我从靖国神社回来,哭的都站不住了,
    
    多亏了它才没让我太太失望,谢谢!
    
    随信附上我国旅游局下年的新口号:“日本,以日为本”的标语,请指正。 
    
           中日友好万岁!
    
         日文化部部长  桥本牛太郎
    
           2001。9。7
    
    ……………………
    
    嘿嘿。
    
    其实,中日关系从来就没有正常过。到了本届委府,则更加微妙。
    
    王未名给我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2007年04月1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40北京时间 14:40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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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共同开发应在有争议海域进行"
    
    中国坚持未在有争议海域开发油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五表示,中日最新达成的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共识将只适用于两国有争议的海域。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两国有争议的东海油气开发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提出要通过协商解决东海问题。
    
    但是秦刚表示,"共同开发"只限于有争议海域,而中国目前的开发都是在没有争议的海域进行的。
    
    日本一直认为中国在东海所开采的部分油气田位于两国有争议的海域,但是中国则始终否认这一说法。
    
    秦刚说:"目前中国在东海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是在同日方没有争议的海域进行的,是中方行使主权权利的正常活动。"
    
    他表示,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有各自的主张,中国的划界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现代海洋法规定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由于东海最宽处仅为360海里,因此中日双方的专属经济区互相交叠。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各自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出现的重叠区域就是争议所在。
    
    日本主张中日的专属经济区应按照中间线原则,以中日海岸中间线进行划分。但是这一主张一直没有得到中国的接受。
    
    ……………………
    
    2007年04月1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22北京时间 20:2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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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与安倍会面促进两国关系
    
    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温家宝此行被称为“融冰之旅”
    
    中国总理温家宝开始访问日本,并与首相安倍晋三会晤。这是中国领导人近七年来首次访问日本。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中日两国同意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共同开发油气田,追求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以"正视历史"的态度来建立未来的关系。
    
    安倍首相在首相府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会谈,他一开始便说:"我们的会谈将是(两国)建立战略与互惠关系的一大步。"
    
    温家宝同意说:"这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这是温家宝半年内第三次与安倍会面。
    
    他说,两国需要商谈两国如何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内容。
    
    他们迅速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在环保方面的合作。
    
    访日行程
    
    温家宝星期三(11日)从韩国抵达日本展开三天的访问,这是2000年以来首位中国总理访问日本。中日关系能否得到改善成为了这次访问关注的重点。
    
    温家宝在访日期间还将会见天皇明仁,和访问京都农户。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介绍温家宝在日访问的日程说,周四(12日)上午,温家宝还将同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以及参议院议长扇千景会谈。随后,温家宝将步入众议院议事堂,向400多名众议院议员发表演讲。这是22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周五(13日)温家宝预定访问京都。届时他将前往京都西郊岚山向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早年留学日本时在山上写下诗句"岚山诗碑"献花。此后温家宝还获安排访问京都一家农户。
    
    "融冰之旅"
    
    这次访问被称为"融冰之旅"。据分析这次访问可能会使中日关系在多年受历史问题争议影响后趋于平稳。
    
    据中国媒体报道,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上台积极推动"亲美疏华"政策并六次拜靖国神社以来,中日两国在过去五年中一直关系冷淡。
    
    不过,他的继任人安倍晋三去年9月上任伊始即访问中国,修补两国关系,并邀请胡锦涛与温家宝访问日本。
    
    日方发言人预计,温家宝访日期间,中日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试经济领域。两国领导人届时将商讨推动中日互信和交流的方法。
    
    两国领导人还将发表一份类似去年10月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的文件,双方将表示建立战略和互利关系的愿望。
    
    ……………………
    
    2007年11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06北京时间 02:0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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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将举行首次经济高层对话
    
    日本媒体认为温家宝(左)与福田康夫的会谈未能取得成果
    
    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确认,两国将在12月1日举行经济高层对话。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是今年4月温家宝访问日本期间,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商定的。
    
    这一机制的主要任务包括:促进两国经济交流,加深相互了解;协调跨部门经济合作;加强在重大地区及国际经济问题上的政策沟通和合作等。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首次经济高层对话的主题是"合作共赢和协调发展",双方将探讨如何共同努力构筑经贸领域的战略互惠关系,寻求中日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另外,双方也会讨论宏观经济、环保合作、贸易投资、地区及国际合作等议题。
    
    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日本的首席谈判代表则为外相高村正彦。
    
    "渲染"两国关系改善
    
    中国媒体指出,中日贸易近年来持续增长,2006年的贸易总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今年1月到10月的贸易总额到达18.9亿美元。
    
    日本官方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就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外来投资国。
    
    尽管中日关系显然有所改善,但日本共同社的评论文章指出,福田康夫与温家宝周二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时,日中之间分歧较大的议题被搁置,福田的"亚洲外交"仅是停留在"渲染"两国关系改善的层面上。
    
    文章指出,温家宝未能承诺帮助解决被朝鲜绑架日本人的争议;中日双方未能就东海油气田争议取得突破;以及温家宝拒绝承担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责任等。
    
    共同社的评论说,福田如何具体实现其倡导的日美外交和亚洲外交,"前途依旧迷惘"。
    
    两国关系改善的层面上。
    
    文章指出,温家宝未能承诺帮助解决被朝鲜绑架日本人的争议;中日双方未能就东海油气田争议取得突破;以及温家宝拒绝承担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责任等。
    
    共同社的评论说,福田如何具体实现其倡导的日美外交和亚洲外交,"前途依旧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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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1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16北京时间 04:1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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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学者探讨历史问题仍存分歧
    
    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中日对死亡人数依然存在分歧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三次会议周日(6日)在北京结束,双方谈到南京大屠杀,但依然存在分歧。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两国学者都认为会议气氛是平和认真的。
    
    日本共同社报道,会议中谈及了死亡人数存在意见分歧的南京大屠杀、及日方认为系伪造的的田中奏折问题。
    
    不过双方未就事实认识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与会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表示,两国学者在一些历史认识上存在分歧。
    
    求同存异
    
    他认为,由于两国自身历史经历不同、感觉不同,产生分歧是正常的现象。
    
    他这出:"最需要的是创造一个听取对方意见、并能思考对方意见的平台,这才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双方将于今年6月在东京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撰写报告书。
    
    但是报告书并不统一意见,而是采取由各自提交论文,对意见相左的部分相互附以意见的形式。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2006年10月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致同意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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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1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05北京时间 01:0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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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要求修改南京大屠杀展览部分内容
    
    名录仅记录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部分(新华社图片)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后,日本向南京市提出修改相关内容的要求。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馆于"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2007年1月13日)开放,展览内容突出了日军的"惨无人道",其中提到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为30万人。
    
    日本驻中国上海领事馆总领事隈丸优次16日透露,由于日方认为经扩建后再次对外开放的位于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存在一些可能与事实不符的展示",他已向南京市提出了修改相关内容的要求。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
    
    隈丸日前就此事与南京市官员和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等进行了会谈,并表示有关问题已经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
    
    隈丸的具体意见是:展览强调了日军的残虐性,可能引起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心理,另外关于日中恢复邦交后关系进展的展览内容不足。
    
    谈“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
    
    他还表示,展览也没有体现日本首相福田访华等努力达成的日中"良好气氛"。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对BBC中文部记者说"大屠杀纪念馆的大部分面积是和平公园,展馆也是按照和平之鸽的形态兴建的"。
    
    张生还表示,就他以研究人员的感想而言,中国人或者南京人纪念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希望鼓动仇日情绪,而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机制,能够防止正常的人在战争中变成一个兽性的人。
    
    据报,朱成山回应说,已经考虑到日方的立场而在馆内共设了和平公园。南京市也表示,为促进中日关系,可以考虑日方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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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1月1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2北京时间 23:0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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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将就东海共同开发达成协议”
    
    东海油气田问题是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问题之一
    
    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说,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访问日本前,中日两国能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达成协议。
    
    东海油气田问题是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问题之一。在日本的时事评论员陈世昌认为,在胡锦涛访问前中日两国估计将达成共识。
    
    陈世昌说,崔天凯今天在外国记者俱乐部说,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前,双发对开发应该达成共识,访问时就能签署正式的协议,因为双方就油气田开发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会谈。
    
    BBC中文网采访在日时事评论员陈世昌
    
    陈世昌还说,本来日本首相福田访华要签署共同开发协议,但因为仍然存在一些细节问题而没有签署,所以要等4月胡锦涛访问日本时再签。
    
    如何看中日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
    
    崔天凯表示,中日双方已经就资源共同开发的框架达成了共识。胡锦涛来日本前,应该可以决定。
    
    陈世昌说,日本国内对中日两国在东海中间线如何划并不十分明朗。
    
    他说中国要开发的油气田虽然位于靠中国的一部分,但日本不同意资源开发应该如此划线。
    
    陈世昌认为,中日双方希望在资源开发问题上能够合作,崔天凯的讲话似乎也表明中国在此问题上做了某种妥协。
    
    ……………………
    
    2008年02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14北京时间 13:1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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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媒:日中考虑平分东海油气资源
    
    东海油气田争议已持续多年
    
    日本《日经产业新闻》星期一(2月4日)报道称,中日考虑平分东海油气资源开发所得,以解决两国此一分歧。
    
    有关报道称,中日目前正在讨论的方案是双方联合开发东海油气田,然后按照两国各自的投资和地理位置远近等因素决定各自所得,但最终目标是实现两国平分油气资源开发收入。
    
    《日经产业新闻》的报道并没有写明这些信息的来源。
    
    法新社报道则引日本政府负责与中国东海油气谈判的贸易官员称,中日谈判尚未取得报道所提到的进展。
    
    该名官员透露,中日东海油气谈判目前仍在讨论双方未来共同开发的具体海域位置。
    
    不过,他表示中日双方都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春天访问日本前达成一个基本协议。
    
    东海问题
    
    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1月也曾表示,希望中日能在胡锦涛访日前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达成协议。
    
    东海油气田问题是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问题之一。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4月访问日本期间,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东海油气开发问题达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提出要通过协商解决东海问题。
    
    由于东海最宽处仅为360海里,因此中日双方的专属经济区互相交叠。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各自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出现的重叠区域就是争议所在。
    
    日本主张中日的专属经济区应按照中间线原则,以中日海岸中间线进行划分。但是这一主张此前一直没有得到中国的接受。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崔凯有关中日可能在胡锦涛访日前达成协议的说法似乎显示中国在这一方面已做出妥协。
    
    ……………………
    
    中日协商共享东海石油
    
    【路透东京四日电】日本产经新闻4日报导,日本与中国正在协商如何均分得自东海石油资源的利润,以便能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春天访日之前,能有定案。
    
    产经新闻报导,中日双方已决定暂时搁置双方对此一海域主权长身久争议,先就合作开发进行协商。
    
    据报导,依目前草案,日本会在靠近日方的海域,投资一半以上,进行开发油气,中国也会在靠近中方的海域,投资一半以上,进行开发。在初步阶段,自己海域所产生的利润,与在对方海域所产生的利润,将依中日双方在两个海域的投资多少,进行分享。
    
    据报导,中日双方最终目的是能研究出一套双方能平均分享所有利润的方案。
    
    据报导,日本已提议中共同开发日方认为是中线的左右海域,这条中线分隔中日两国的经济专属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日本官方对此报导暂没有评论。
    
    2008-02-04
    
    ……………………
    
    查毒饺 中日财长有共识
    
    【本报北京十一日电】日本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10日在东京和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会谈,针对中国制水饺混入农药造成日本民众中毒的事件达成共识,两国将合作查明事件并防止再次发生。这是中国毒饺事件爆发后,两国部长级官员首次针对事件进行协议。
    
    额贺在会谈中指出,水饺引发中毒是很不幸的事件,不应造成对日中两国关系的阻碍。谢旭人表示,中国重视这个问题,将适时回应,两国有必要共同努力,查明事件并防止再发生。两人并就3月下旬召开第二届财长对话,达成协议。
    
    此外,日本「共同社」10日发表的民意调查指出,由于中国制水饺造成日本民众中毒事件,高达七成六的日本民众表示不再使用中国制食品。
    
    受访者表示过去曾使用过中国食品、但今后不再使用的达36.3%,另外,有39.6%表示过去未曾使用过,今后也不会使用,总数共达75.9%。
    
    调查指出,受访者表示过去使用过中国制食品,今后还会使用的只有21.6%。
    
    2008-02-11
    
    ……………………
    
    呵呵。
    
    也算是异彩纷呈了吧。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富,富得流油,经济总量坐四望三,很快就可能超过小日本啦。
    
    这也成了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把持政权的唯一的合法性,并且依靠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让越来越甚的积重难返得过且过。
    
    不过,人们还是看到,富裕的中国(姑且不谈国富民穷)其实连狗屁都不如。
    
    Richard Xu
    
    2008年1月28日 10:32
    
    FW: New civilization
    
    " 57.doc"
    
    国力富得流油也只是群待斩之猪
    
    作者:佰骥
    
    历史有很多嘲弄人的地方,试想当初大宋朝何等富裕?无论是财富还是科技也或是文化,全面地独步世界,却也不免被北方步步进逼来的钢刀引颈。再看中国的近代史,就在1848年,大中国将被几个小强盗暴打前夕,尚还是世界主要制造业大国,《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曾提到,就在1830年中国制造业还占据到世界生产总量达29.8%之巨,为各国之首,约相当于现在的美国。而所谓的GDP,在最近的凤凰卫视《专题点评》中提到,当时达世界总量的30%以上,比之现在美国还高出几个百分点,可谓是完完全全地世界第一大国与强国,就那么一个超级大国竟然被几个弹丸小国围殴到跪地求饶。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大清全年财政收入达八千万两白银之巨,约为日本的三倍,军事上建有亚洲第一舰队,排名世界第六,这样一个远超日本的强大帝国,竟然被落后于自己三倍国力的日本打得节节败退,直至割地赔款求饶。
    
    其实历史无数次地告诉人们,无论是富裕程度还是发达的国力并不见得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一个强大的民族必然还有其它的主要因素构成,富裕保证不了你不被欺辱,空建有庞大的军事也可能是一道一推即倒的泥墙。
    
    普遍认为的一个强国的主要构成因素无疑于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这三个要素,我们以宋朝为例,它几乎全部具备,但却也逃脱不了被异族灭亡的命运。就此我们可能还会忽略一点要素,那就是强悍的民风。就宋朝政治制度与结构来看,当时可谓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鼎峰,其中文化科技与军事技术几乎无一不是世界第一。但笔者认为他们缺少的恰恰是一个强大民族所必须具备的剽悍之气。试想,一个到处是贪污犯,道德沦丧,满街诈骗犯的所谓大国,就是国库满盈,人人富到吃得脑肥肠圆,那也不过是一群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猪而已,肥而待斩之。
    
    1848年左右的大清朝,是当时世界的实质超级大国,但却一战赔款,二战跪地,这样一群窝囊废,就是富到人人宝马桥车,个个别墅洋房,那怕占据到世界GDP的100%又有何用?
    
    观察中国历史,能战者,且能战而胜之者,莫不是民风剽悍时期与开国之军。秦有横扫六国之军,蒙恬领30万铁骑,区区二战就把匈奴赶到了现今外蒙古的蛮荒之地,汉之陈汤千里斩敌郅支单于之首,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剽悍之气跃然纸上。
    
    而距今也只不过50余年,毛泽东辖下的开国之师以几近可怜的国力,一战就令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军顿止于朝鲜半岛之南,北敌苏俄于珍宝岛,南扫印度侵犯如虎驱羊。开国之军的强悍,当然与他们身经百战,视战火如无物,躺敌尸于枕边的大无畏气概有关,且开国之军必定是政治清明,且思想统一,而将士们能同甘共苦,同歌同泣般地团结友爱。
    
    但看现今,尚且只距离50余年,而当官的十个有五个贪赃枉法,现在哪个敢站出来说一句自己连一条香烟也没伸手过?且满大街娼妓骗子,报纸杂志电视上全是暧昧得软绵绵的东西,尚有一丝令人惊跳起来的内容,那也必定是某地那座煤矿又活埋了一群同胞,甚至于残害国家未来的黑砖窑之类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恶毒事情。就这样的一群猪,尚且还要自拆长城,竟然能够导致到军队去走私谋财。
    
    开国之初,那还有一丝机会从此就能改变我们的民族,再也不会变成一群吃得脑肥肠圆的待斩之猪,但就这一丝机会竟然也被一群现在只知道收红包的所谓民族知识分子搞成一滴不剩。就算有留存,也是被他们极尽抹黑丑化,甚至于造谣中伤,歪曲事实。再看看所谓的抗拒外敌,变成了迎合顺奸,满世界找东西为了制造廉价的产品提供给他人享受,而自己人民多数竟然无力消费片瓦安身,教育、医疗、住房、老保一座座大山压顶。群猪,自毁长城,自取死耳。
    
    ……………………
    
    去年,原本应该是中日关系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不过,咱们傻屄似的中国人对此不知不觉默默无闻啦。这引起了好事者的说三道四。
    
    無知的羔羊 愚昧的奴隸
    
    一,無知的羔羊 愚昧的奴隸
    
    按照前些年的中日關係,今年本該是抗日年,單憑日本挑起全面侵華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和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就足以點燃幾場抗日烽火。然而此一時非彼一時,如今推行對華強硬路線的小泉政權落幕,續任首相安培(最近也下台了)擺出「自肅」姿態訪華。早就等不及「和解」的中共趕緊順坡下驢,開始強調中日友好是「主流」的調門,又逢中日建交三十五周年,「聯誼」是頭等大事,還有中共十七大大典,明年將召開奧運盛會,都需要營造祥和氣氛,七十年前的傷疤還是少揭為妙,免得一旦點著憤青的「愛國主義」烈火,最後保不住引火燒身。
    
    七月七日那天,只有駐京部隊官兵和大中小學生千餘人,在蘆溝橋抗戰紀念館舉行了一個走過場的紀念儀式,中央電台和電視台沒有關於「七?七事變」的專題解說和報道。幾個熱血網民無奈地抒發不滿,感慨中國人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冷漠,也僅此而已,大多數抗日憤青不過是拿日本當出氣筒,眼見今年沒戲,自然偃旗息鼓了。
    
    中共能收放自如地調控國內宣傳,卻無法管理海外的輿論熱點,今年美國同時有兩部講述南京大屠殺的記錄片出品。一部是泰德.萊昂西斯投資二百萬美元製作的紀錄片《南京》。這部以外國人視角回顧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被稱為中國版的「辛德勒名單」,在美國聖丹斯電影節上放映時引起轟動。另一部是朗恩•約瑟夫自費拍攝的記錄片《南京夢魘》。兩部片子都以已故美籍華人作家張純如的作品《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為藍本。
    
    當承受了奧斯維辛之後的猶太人痛定思痛,從滅絕民族的浩劫走向復國自強的道路時,遭受了南京大屠殺慘劇後的中國人卻繼續在「愚昧無知」中自戕。
    
    先是國共兩黨不願和平共處,為了獨佔政權進行了規模比抗戰還大的內戰,同胞火拼自相殘殺,最後毛澤東以犧牲幾百萬生命的代價登基。改朝換代後的毛共政權,不利用和平環境普及教育文化,為民眾祛昧療愚啟蒙,振興民族精神,卻反其道而行之,強制推行愚民政策,用搞政治運動的手法整治民眾,使中國人在愚昧無知中愈陷愈深。在政治運動這部製造愚昧殘忍的絞肉機裡,無數自以為「聰明」的「運動分子」,一茬又一茬地積極投入進去,幾乎都從為虎作倀的鬥人者開始,以以身飼虎的被鬥者下場結束:反胡風運動中揭發批判的人,在反右運動中成為右派;反右運動中衝鋒陷陣的人,在文革中成了黑幫分子……。
    
    最不可思議的是,南京大屠殺時中國人的愚昧,還可歸咎於民眾缺乏教育。相比幾乎百分之百受過九年制教育的日本人,當時的中國人大多數都是文盲,而四九年後的中國人似乎愈有文化愈愚昧。大躍進時,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學校、醫院等文教單位,竟然也會架起爐子煉鋼;大科學家錢學森不僅相信「河南一畝試驗田上會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的報道,還由此引證將來畝產四萬斤糧食不是問題。既然大科學家都這樣說了,那麼作家把浪漫當現實創作也就不足為奇:「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在「聰明」的知識精英的協同鼓噪下,共產黨的大躍進「成功了」,平民百姓卻跑步也跟不上,在承受隨之而來的「三年大饑荒」時,苦難農民的麻木也被弄到杜鵑啼血。僅一九六○年的河南信陽,地方政府為邀功強行徵收糧食,幾百萬農民們竟看著滿滿的糧倉活活餓死。中國古代皇權下的農民也有奴性,但餓死前還會揭竿而起,只有共產黨手下的農民,才會愚昧麻木到在糧倉邊等死。
    
    在共產黨洗腦式的愚民政策下,餓死幾千萬人的殘酷現實還沒能喚醒民眾,災難的肇事者毛澤東繼續走向神壇。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借助神威發動文革,全國民眾自虐地掀起崇拜毛神的狂歡,中國人的愚昧無知也登封造極了。
    
    直到毛澤東死掉才物極必反地帶來契機。中國人終於從全民愚狂的文革中醒來,其中的先驅者率先反思批判中共的愚民政策。從一九七六的天安門事件,到一九七九的民主牆運動;從一九八七年的學運,到一九八九年遍及全國的民運,中國人開始向世人表明不願繼續做「愚昧的奴隸」。遺憾的是,即使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六?四民運,參與者也主要是知識分子,在十二億中國人中還是少數,而且一些民運的主導者本身也沒脫盡愚昧和奴性,當學生代表一邊在人民大會堂前跪著請願,一邊把徹底拋卻愚昧和奴性的真正勇士--向暴君毛澤東像投擲雞蛋的湖南三壯士扭送派出所時,六?四民運的失敗命運就注定了。
    
    六四過去了十八年,被剝削和壓迫的農民和工人逐漸覺醒了,愈來愈多的民眾走出愚昧泥潭擺脫奴隸意識,維權運動風起雲湧,到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勇敢地站出來,不再做中共的「無知羔羊愚昧奴隸」時,中國人就可徹底告別南京大屠殺的陰影了。
    
    二,不見亡靈的魔幻數字
    
    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正面石壁上,有一個用中、英、日文鐫刻的「遇難者三○○○○○」的黑體字。進出紀念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對這個數字產生疑問,因為他們看到這個數字的反應是,三○○○○○只是一個概數,也就是大約、估計被屠殺了這些人的意思。這個數字的實際解讀可能是二十七、八萬,也可能是三十二、三萬。這個數字說明日本人屠殺了許多中國人,多說或少說幾萬並不影響事實。
    
    因此,「三○○○○○」看上去是個確切的整數,但中國人寫這個數字的意識是模糊的,很符合當時剛引進中國的「模糊數學」概念,但決不是對「模糊數學」的活學活用。三○○○○○數字一出,引起了日本人的疑惑,怎麼不多一個不少一個?他們向中國提出了疑問:這些數字是怎麼出來的?被屠殺的又是哪些人?這樣的疑問對日本人來說順理成章。因日本人的習性和中國人截然相反,他們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對此類數據必然追求嚴謹不苟,日本人自己就是這麼做的。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慰靈碑內放著被害者的名冊,到今年原子彈爆炸紀念日為止,廣島慰靈碑裡錄下的死亡者是二五三○○八名,長崎的慰靈碑內是一四三一二四名,數字精確到個位,而且還有每個人的名字。
    
    但沒一個中國人能解答日本人的問題。因為,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後,歷史教科書中的現代史就是中共的黨史和勝利史(應該稱奪權史),而從袁世凱到蔣介石都是壞蛋,民國史的教學和研究就成了禁區,作為民國史段落的南京大屠殺也被淹沒。
    
    六十年代初,東京大審判中唯一的中國法官梅汝王敖,呼籲中國史學界加強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然而,中共御用文人說他煽動對日本人民的民族仇恨和報復。嚴峻的史實被刻意迴避掉了,包括南京人在內,四九年後出生的新生代,八十年代前幾乎不知南京大屠殺。
    
    事實上,「三○○○○○」這個數字,在中共的意識中不過是一個符號,而不是三十萬個死難的冤魂。因為中共自己不僅靠殺人奪權,還靠迫害殺戮老百姓維持政權,死在中共手上的中國人不知有多少個三十萬,把百姓生命當草芥的暴戾獨裁政權,哪裡會痛惜被日本人屠殺的同胞?
    
    對中共而言,「三○○○○○」這個數字的唯一價值,是在政治上用作要挾日本政府的籌碼,在經濟上要求無息貸款時當敲竹杠的道具,就像果戈里的名著《死靈魂》裡的乞乞科夫,買來奴隸的死靈魂用作牟取暴利的押金。
    
    一九九五年在莫斯科舉行二戰勝利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出席典禮的江澤民宣稱中國在二戰中傷亡三五○○萬人,比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統計的傷亡數一千七百餘萬多出二千二百多萬,以此壓倒世界公認的死亡二○○○萬人的蘇聯。中共以為二戰中中國軍民的傷亡數字愈大,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就愈大,「領導」抗戰的中共也就愈偉大。
    
    只有愚蠢而不自知的中共才會虛報這種數字。首先,幾乎不會有人相信這種數字,其次,即使相信,也不會認為犧牲愈大愈偉大,而是相反。如果傷亡三千五百萬的數字是真的,應該是中國人的莫大恥辱。日本當時整個國家的人口是六千多萬,入侵中國的軍隊大約維持在二百萬,中國死傷了三千五百萬人,比日本總人口的一半還多,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還打不敗日本;南京大屠殺的情況也類似,按現在的解說,三十萬死難者中有八、九萬是投降的軍人,這些數字在證明日本人殘忍時,不也揭示了中國人的孱弱和無能?有自尊的人羞愧都來不及,哪裡還好意思以此為榮!
    
    中共誇大數字的本領令人瞠目,減少和縮小數字的花樣也讓人愕然。比如,在土改、鎮反、反胡風、反右、四清、文革、六四等運動中,民間估計被害死的人數在二百萬到一千萬,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中共知道,但中共要麼諱莫如深地密封檔案,要麼語焉不詳地矢口抵賴,六四時竟以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來否認北京屠城。
    
    可見,攸關人命的數字,在中共操弄下,好似魔術師手上的魔幻數字,既可以無限膨脹,也可任意萎縮。這樣的數字無論大還是小,都是不見亡靈的空洞符號。
    
    也因此,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建起來了,石壁上也刻了「三○○○○○」的數字,但中國人的心裡並沒有豎起一座沉重的受難紀念碑。一九九二年我去南京,叫了一輛出租車去大屠殺紀念館,司機問了我的目的地後淡淡的說:「沒什麼可看的。」走進紀念館,整個展覽廳空空蕩蕩,加上我只有四個參觀者,其中兩個是一對日本夫婦。此後十多年過去了,儘管時下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漲」,但紀念館的清冷一如以往,南京所有的一日遊都不包括參觀大屠殺紀念館。去年一位海外遊客撰文說,他在南京叫出租車去大屠殺紀念館,司機不太情願:「不要去,沒東西看,沒什麼意思,幾塊石碑……」他走進紀念館後,也是「館裡空蕩蕩的,只有幾個遊客。」
    
    只有活著的中國人的生命得到尊重和保障,大屠殺紀念館裡的數字才可能注入亡靈,大屠殺中死去的冤魂才會得到真誠的關注和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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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日感慨
    
    樊百华
    
    今天是2007年12月13日。南京的天气有些冷。上午十时许,一阵熟悉而沉闷的声音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弥漫开来。是警报。我的居所离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就一站路。今年的警报声与往年这个日子的相同,都是南京当局统一拉响的;又觉得不同,往年的次数多,今年的次数少,我就听到一遍。
    
    为什么少了呢?也许我多疑,猜想大概与中日关系数年来处于低谷,最近刚刚“由经贸深层合作开始升温”有关。坦率说,以中国政府1989后的外交看,只要经贸热闹政治方面升不升温、怎么个温,都不是要紧的,例如眼下的德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批评多了,中国政府对德国的经贸就会降温么?不会。经贸在中国当局眼里就是最大的国际政治,什么人权不人权,你外商还不是只关心赚钱么——在利用、放大人性的弱点方面共产党既简明又粗鄙。在这里,应当受到责怪的绝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了。
    
    从紧紧抓住经贸这根稻草看,中国政府的边界意识相当明确;从认为中国民间对日本侵华的民族记忆会影响两国经贸看,中国政府的边界意识又很混乱。该谈政治时回避,不该上升到政治时搞泛政治化,这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精神紊乱的表现。按规矩做生意之外,诸如反对日本政府对二战罪行反省不够,我看是越鲜明越好。只要没有违背中日两国外交原则和国际准则,则不必害怕民众的“反日、仇日”,哪怕是情绪,只要依法宣泄,都是十分正常的。
    
    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无论什么种族和国籍,都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日本侵略军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滔天罪行,永远感到震惊;也永远认识到,对类似暴行的反省与警觉,只有不够,没有太甚;只应延续,不应终结;只会增进和平,而不会妨害和平。相反,为了“GDP”和“外汇”,为了减轻政权压力的“卖国生意”,为了生怕洋人生气,而刻意冲淡人类的“灾难记忆”,肆意压制民众的正义表达,都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人类的萧杀与恐怖。
    
    事实上,任何国际间的非正义,都一定会降落到相关的民众身上;任何对国内民众的非正义,都不可能有利于国际的和平,一如不会增进国内的稳定与和谐。
    
    关于南京大屠杀,我得坦言,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中国民间的相关努力既是远远不够的,又是异常艰难的!而中国官方的相关努力则聊胜于无!
    
    是的,仅仅从最近两天南京快报的报道,我能够感受到的遗憾就已经太多太多了!不是么,虽说1949年之后,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活动进行过三次,但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能够达到应有的认真与严肃。据大屠杀纪念馆长、也是研究大屠杀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朱成山先生介绍:1938年国民党政府调查过一次,那当然是调查条件最差的一次——南京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嘛!1951年一次,1984年又一次,这两次都相当麸皮潦草,以至于1997年,纪念馆发动了147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40天的拉网式调查只回收到“有效结果1213份”,且非常令“纪念馆失望”:“一些中学生的报告五层以上非常粗糙,叙事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而且字迹潦草,他、她不分’……”如今70周年祭日,纪念馆第一次得以向人们展示2592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8284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这些名录中的相当大的一个数量还是来自海外、台北。(写到这里不禁哽咽)请读者与我长嘘一口气吧,此刻我一定是痴痴傻傻呆呆的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底层人有一些小快乐、小机灵、小成功已经不容易,对于人间世态真相的认知,由于被迫患上了社会聋、社会瞎、社会哑,欲求不痴不呆不傻,也难。如今,谁还能指望弄清那些死难者和(曾经的)幸存者的生平名姓?按理说,1949年之后,中国统治的编户齐民传统达到极致,从1950年代初的肃反开始,急风暴雨、血雨腥风般的“阶级斗争”一浪接一浪,竭泽而渔的拉网式的严密,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之势,怎么连战争的死难者和对历史真相有着巨大证人意义的幸存者,都不能像模像样地调查一番呢?!
    
    据民间学者披露,即便是雨花台烈士墓,其资料也是大大凌乱残缺的!应当是两年前看电视吧,江苏城市频道零距离节目报道市民在雨花台附近的杂草灌木丛中,发现一年久失顾的烈士墓,主持人孟非小伙子十分克制地发了几句感慨。是啊,多少烈士风流云散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事实上,只要拿出“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万分之一的精力、心思来顾念一下逝去的烈士与难民,只要稍微対保存历史的惨酷真相有一点责任感,很多事情完全可以早做、做好的。快报记者报道说,2005年始得呈现给世人的“唯一一份由中国人书写的日记”《程瑞芳日记》主人留给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后,一直尘封于“故纸堆中”,学校并没有派人整理而是简单交给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档案馆派人接受整理“这些混装在大口袋中杂乱无章、落满尘埃近50年的档案时”才不无偶然地发现了。程瑞芳老人当年62岁,1969年去世时应当是94岁了,面对记者的报道,我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长达37年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年所写日记的重要?或者虽然意识到却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心思)向当局提出来?为什么老人没有自己保存本当属于自己的日记?老人可是当年出席东京国际法庭的证人之一呀!
    
    对比之下,当年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美国医生鲍恩典女士,也记有一本日记,直到2006年3月鼓楼医院为了自己的院史资料建设派员前往美国,才被中国人发现。发现时日记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已于1976年去世的鲍医生的侄子手中。这位鲍女士当年与她的美国同道威尔逊医生们一起挽救了众多受害市民的生命,其中就有著名的幸存者,当年怀有7个月身孕、身中37刀的李秀英(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联想到若干年来因为缴不起高昂的医疗费而惨死在医院的众多当代平民)。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李秀英老人无数次对子女表达过想见一见鲍医生的愿望,却终未如愿!是什么原因使得李秀英老人的愿望终成泡影?
    
    域外来宾带来的信息还有:美国的新泽西州历史教科书开始出现日本侵华,加拿大的历史教科书则有南京大屠杀的专章。来宁的加拿大有关民间组织的友人说:加拿大的教材设计“是引导和鼓励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世界公民,认识何为人的尊严和人权,关怀他人所受的苦难,以及培养正义感。”
    
    真是让人一呼三叹呀!世界公民是要有关心人类的胸怀、境界的了,可我们的民众连国家的公民还举步维艰呢!这块土地上充满着苦难,每日的人祸都可以编成一本厚厚的大书的。光是民众死于非命每年就至少一百万啊。据相关专家研究:中国每年死于环境污染的就有40万;据2006年6月28日《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过劳死也呈急剧增加趋势。据估算,每年因过劳死去世的人多达60万。(请读者参与拙文《今日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呜呼!要知道“中国公民”的涵义么,请从关注生命开始吧!
    
    还关注南京大屠杀么?是的,聆听南京市民的生命,30万同胞的血肉,那些不死的灵魂的诉说吧!
    
    2007年12月15日于南京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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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纪念南京大屠杀呢?反正,当局故意低调处理此事,一切都服从于地缘政治需要,服从委府既得利益安排。
    
    可这时,中国的愤青们什么抵制日货呀,什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什么和平撅起啊,都不见了踪影。
    
    剩下的,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美籍华人女子形单影只孤军奋战的新的抗日战争当中。詹奕嘉发来的内容。
    
    詹奕嘉
    
    2008年1月1日 0:03
    
    2008年的第一期网文共享^_^
    
    张纯如:一个人的抗战
    
    张纯如曾经数次敲叩过我的记忆和民族良知:数年前,在日本右翼政客颠倒黑白之时,一本《约翰•拉贝》的问世,对日本政客是一个有力回击,那时不知道拉贝日记的发现及问世,全靠了她;后来从网上看到她和美国朋友合作拍摄的历史记录片《南京大屠杀》,黑白底色的历史图景,》,黑白底色的历史图景,把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呈现眼前,让我揪心,让我震撼;最近从《左岸》上,读到了她的《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http://www.eduww.com/Article/Class27/200712/16713.html)。
    
    全书分为十章。《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到《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日本人对中国首都的洗劫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大批处决战俘,以及屠杀、奸淫数十万平民,这一切违背了所有的战争规则。至今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是公开的活动,是有预谋的残暴行为。国际人士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但他们试图阻止日本人的努力却是徒劳的。南京的暴行也并不是军队纪律暂时的松懈所致,因为屠杀持续达七个星期之久”。
    
    她在叙述:“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那来自她的父母的回忆,从此潜伏入一个小女孩子的生命中,使她后来用了整个生命去破解。 一九九七年,张纯如在接受访问时说﹕“这是我真正不得不写的一本书。我写,是出自义愤。即使拿不到一分钱,我也不在乎。让世界知道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发生了什么事,对我来讲,这才是重要的。”她在追问,“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
    
    是的,是南京一九三七。阿多诺曾经追问,“在奥斯威辛之后,世界何以有诗?”而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我们何以能如此轻松地和日本人握手言欢?
    
    我曾受过这样的灌输:“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小撮日本政客发动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但后来翻阅历史书籍,却为真相震惊。当日军占领南京并实行大屠杀时,日本国民成群涌上街头,手挥太阳旗举国狂欢,欢呼对“支那”(对中国的蔑称)的胜利,欢呼对南京的屠城,日本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渲染两个日本军人的杀人竞赛……那图片上的日本人,每个人都是野兽。
    
    忘不了,在一个小电影院里看《辛德勒的名单》时的震撼,当成队的裸女接受法西斯屠场,当纳粹军官随意枪杀每一个行人……我的心在黑暗中颤栗,哭泣。而在中国大陆,经历过同样悲剧的土地上,至今没有类似的杰作问世,我们对抗战的回眸,常常荒诞地落足于所谓的“中日友好”,为了这虚伪粉饰的“中日友好”,我们在有意无意地掩盖真相,搁置历史,使惨淡愁绝的历史悲剧,面目日益可疑。当日本人在竭力地否定侵华事实,把南京大屠杀说成“莫须有”,把侵华战争说成“和平进入”,我们还在侈谈什么“中日友谊。”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仅南京一地,我们惨死在日寇铁蹄下的同胞即达三十万之众,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却要靠约翰•拉贝和张纯如等人的仗义执言,才能回击翻案者的疯狂叫嚣,才能证实历史真相,这是怎样的不公、荒唐而且耻辱。那么,从什么时候起,原本清清楚楚的事实,开始一点点变得云遮雾罩,以至于成了无头公案?我敬重这个中东小民族,以色列,为它的自尊自强;他们从未忘记过去,忘记自己死难的同胞。他们一直在追踪着每一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的下落,不管他逃到天涯海角,不管他逍遥法外多少年,都要绳之以法。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民族的苦难为世人共知,也使纳粹德国恶行昭彰铁证如山,谁也翻不了案。
    
    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本•古里安,在成为以色列总理后说,“饶恕,但永不忘记,”我不知道日本人值不值得中国饶恕,但如果他们良知未泯,应该一把火烧了靖国神社,把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们的牌位扔到茅坑里去。
    
    和野兽讲友谊,那是愚蠢,问题是我们愚蠢吗?
    
    历史不只在那时,而且也在每一时刻发生、演绎,而历史现场中的我们,又是多么地虚弱淡漠,我们何曾呐喊过,愤怒过?从晚清、民国到今日,什么已被改变,什么又始终未曾改变?当我们自以为无所不精的时候,可曾真正地清醒着伫立着?如果重来一次抗日战争,又有几人愿意疆场厮杀为国捐躯?庞大的却不肯(不屑)担当的民众啊,骨骼虽大,内里却透着虚弱。无数先驱者的血,沉淀在历史的年轮里,在今天渐被淡忘。我们还记得张自忠、八百壮士、杨靖宇这些先烈吗?
    
    是每一个日本人,每一个日本人,组成了日本,组成了日本的对华战争。从甲午海战、旅顺屠城,到芦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挥着膏药旗留着八字胡的日本人,人前“哈依”人后“八格牙鲁”的日本人,才能干出那样的兽行,以人类有限的词汇,无法形容其无耻其凶残其歹毒。这是一个盛产色情、屠夫和谎言的民族,这也是一个习惯于忘恩负义的民族。几千年来,日本倍受中华文明的滋润关照,从遣唐使、鉴真东渡,到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宽大为怀,放弃战争赔款,释放日本战犯……可是换来了什么?从晚清、民国到二十一世纪,日本哪一次不是反华侵华的急先锋?日本何曾反省,日本何曾忏悔?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阴险的邻居,与日本一衣带水,是中国之大不幸。
    
    看看美国吧,两颗原子弹毫不客气地毁了广岛和长崎,也彻底地征服了日本。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是多么地俯首帖耳摇尾乞怜,那真是美国人手里的一条狗,让它往东它不敢往西。它敢把珍珠港事件说成“和平进入”吗,它敢把对美战争歪曲成“为了解放美国”吗?
    
    是的,并不是我们要刻意地死翻老帐,而是日本缺乏最基本的与人为善的认知,直到今天,它还在处心积虑地反华仇华,自晚清以来,吞并中国奴役中国的意识,如毒素般地融入日本的血脉,使它日渐癫狂凶残而不自知。在和平年代,他们调情赏花酗酒,一旦战争发动,他们每个人都是狂暴凶残的战争机器,烧杀奸淫无所不为。
    
    正视历史才能面对现在,一个连历史都要歪曲否认的民族,不配得到他人的信赖和尊重。经常地,能够见到日本人睁大双眼,反问道,“真的吗,真的有南京大屠杀吗,真的有日军侵华吗?”哦,他们是多么地天真,多么地无辜啊,几乎如白纸一般纯洁。倒是我们这些真正的受害者,反过来要内疚,觉得伤害了他们。甚至为了所谓的“中日友谊”,我们自己,也在有意无意地掩盖真相,封闭历史证据。经历了八年抗战,数千万无辜生灵残遭涂炭,美好山河毁于一旦,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那样多的现场、废墟和证据,它们去了哪里?如今,我们却只能靠约翰•拉贝和张纯如,来为我们主持公道,挺身作证。
    
    张纯如是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她有自己幸福的家庭,有自己心爱的工作。可是为了完成对残酷真相的追寻,为了为自己的母国伸张正义,她挺身而出,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摧残了她的身心健康,是的,她“必须跟几十万同胞一次次赴死,一次次经历那比凌迟还残忍的非人暴刑,同他们一起浴血,一起遇难,一起活埋,一起被刺刀挑出腹中的胎儿。”最后以36岁的芳龄不幸离开了人生。她比我们这些立身中国大陆的人,更有血性,更有民族气节。她既让我骄傲,骄傲于自己有这样的同胞;也让我惭愧,惭愧于自己的健忘和淡漠。
    
    扪心自问,当张纯如孤军奋战的时候,我们在忙什么,我们可曾为她声援过,呐喊过?她独自一个人,面对着残酷而血腥的历史真相,面对着普遍的麻木淡忘。她以一介文弱,放弃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为自己遥远的母国呐喊抗争,而我们自己,却是做了一回看客。
    
    她的死,让我尤觉震撼,真相之可怕和不忍目睹。那空前惨烈的历史真相,构成了不详的气场,摧毁了她的健康,可能也导致了她的死亡(如果她真是自杀的话)。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没有为仇恨蒙蔽双眼,她反抗的只是邪恶,历史上的和今天的邪恶。
    
    大陆母国,她只是追寻真相时匆匆路过,却以毕生最美好的年华付托之。感谢她的父母,养育了这样不朽的女儿,祝愿他们余生平安。
    
    此刻,一颗心深深入俯首,为七十年前的历史见证,为一个伟大的灵魂祈祷。在网上,能够搜索到网友为她设立的灵堂,黑色幽暗中火烛燃烧,寄托着无尽的哀思和怀念。以盛年之际辞世,她是替我们而呐喊、抗争,最终沉没的啊。
    
    2007即将逝去,2008扑面而来,值此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不朽女性张纯如,以她灼热的血,呼告每一个中国人:忘记过去就是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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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
    
    本来,咱们中国人就是个健忘的群体。按照中国的老话是怎么说来着?记吃不记打;还有,属耗子的撂爪就忘。
    
    一个没记性的民族,还什么公平正义呢。
    
    没看见,国内头面人物对于私营企业主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问题铿锵有力地抹杀不?
    
    人们更是从中日两国近代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当中,寻求着两国的国民性与现代性的南辕北辙。清华郑现莉发来相关的分析。
    
    郑现莉
    
    2008年1月3日 18:57
    
    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doc
    
    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上篇)【杨芳洲】
    
    回首晚清买办化衰亡之路
    
    人类社会在近代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都经历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之兴衰荣辱,成败起落;或波澜壮阔,或迂回曲折,无不令人感慨万千。如今各国或富强,或贫弱;或已发达,或正发展;似有天壤之别。
    
    有人云:凡崛起者皆因开放,衰落者皆开放不足也,故全球化乃第一发展要务。然细思之,此论谬矣!凡贫弱或衰落之国,并非皆对外开放不够,却多毁于开放中之重大失误。如晚清、民国时之中国,二十世纪末叶之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皆此类也。
    
    日本明治维新是对外开放,晚清洋务运动也是对外开放。其中日本经济主权皆操诸己手,决不开放给外人。而晚清海关、金融、工商产业乃至大宗土产贸易皆由外人掌控,岂非比日本更加开放?然中日之开放何以一兴一衰?一成一败?一荣一辱?皆因日本将发展开放之命运握于己手,而晚清洋务运动则因腐败产生内外勾结之买办权势,将国家民族之命运私授他人主宰。
    
    对外开放,无非扩大商品、科技、文化交流,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利双赢。但能否互利,还须利益对立之双方意愿能彼此制约,惟此才有最基本之公平,在此公平基础上才会有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产生,即有对立才有同一,有公平才有效率(利益)。如商品交换,双方俱各谋己利,自古未有靠对方为己谋利之事。而因腐败导致的买办化开放道路,乃自废自弃国家意志而任由他人意愿主导,他人所谋何人之利?其结果只能利益尽归他人,而成本、代价、风险、屈辱、穷困、动乱、分裂、败亡则留给自己。以此腐败之买办方式对外开放,开放愈甚则衰亡愈速。此乃死路!古今概莫能外。
    
    一国崛起与否,总有其道理依据。任何民族要崛起须先有其主观条件,即要有奋发振作之精神意志。因此须有爱国精神凝聚为国家民族魂魄,还须由教育宣传使其深入人心,浸透每一国民之思想意识,方能有民族崛起之国家精神意志。一国国民之爱国精神愈普遍愈强,其主宰掌握自己命运之国家意志也愈强,也愈能抵制开放中谄媚迎合外人损害民族权益之买办化路线。凡民族自尊心,爱国精神强烈之国,均不能容忍权贵勾结外人而走买办化道路。德国、日本就是例证。虽此二国民族主义过分发展使其走上对外侵略之路,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但凭其强烈民族意识,尽管两国在世界大战中均遭大败(其中德国败了两次),一、二十年后也仍能东山再起。因此,民众的爱国主义是凝聚国家崛起意志之首要精神条件。也无疑是对买办化道路的有力制约。尤其已走上买办化道路及一切受外国欺辱之国,爱国主义更属国家民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而抑制狭隘民族主义过分发展害人害己,则是日本等意图对外扩张的富强国家必须正视的历史课题。
    
    买办化道路根在腐败,因此凡是在开放中能有效抑制腐败的社会条件均有利于避免国家发展的买办化路线。
    
    政府权力自上而下有效维持的法纪环境是制约腐败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对腐败的社会制约(包括民意)最终都要落实到政府的法纪条件上来。
    
    任何腐败及其造成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转嫁给最无权势的民众,由人民群众承受痛苦。因此民众是天然的爱国者和坚定的反腐力量。凡是民意公开表达的程度可有效制约腐败的国家都不可能走上买办化道路。
    
    因此,凡是避免了买办化开放道路的国家,或是存在集权有效维持的法纪,或是民意得以公开表达,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样效果最好)。
    
    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发展道路
    
    日本国家意志所主导的民族崛起之路
    
    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同受西方列强欺辱,两国有识之士都主张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但两国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民族英雄高杉晋作在上海亲眼目睹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之惨状,因而产生强烈忧患意识,励志保国自救。于是回国组织攘夷运动,组成77人骑兵队起事,后夺取了长州藩政权,在人民支持下联合萨摩等藩举行倒幕起义,并联络、拥戴明治天皇号令天下。爱国的武装和人民及有为的君主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推翻了幕府,然后大刀阔斧革新――强化皇权,废除封建领地(“奉还版籍”“削藩置县”),研究“兰学”(西学),普及教育,改革兵制,发展军工,“殖产兴业”,建国立银行,君主立宪……
    
    倒幕后明治维新的日本,已完全是一民族主义主宰的国家。不仅政府官员、军队、民众是“尊王攘夷”的基本力量,就连受政府鼓励的商人也大都是曾参加“尊王攘夷”的爱国者。因此其开放改革完全是在为国家民族谋利益,凡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就引进、采纳、保存,反之就拒绝、革除。民族崛起的国家意志无处不在。
    
    明治政府的忧患意识十分强烈,并且锲而不舍。经过短短一、二十年的努力,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工业体系,不论是军事还是民用工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军事工业还为民用工业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这是真正在富国强兵。
    
    尤其应指出的是,不论是军工还是民用,国营还是民营企业,明治政府都非常重视一个原则:“日本领导者们恐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是他们认为,通过聘请外籍人员的办法来输入外国技术是没有危险的,于是用高薪聘用了外籍人员。在法律、军事、经济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聘请的外籍人员。”“大力引进技术、设备而不是资本和商品,或许是日本明治维新与清朝后期洋务运动之间的最主要区别。”(见《盛世之毁》)
    
    这是皇权独揽的国家,却又有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推动明治政府君主立宪而使民意得以表达,(颇得《墨子∙尚同》“一同天下之义”须“得下之情”之真谛。)在野党也常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一再倒阁,迫使政府频繁改组。日本国内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矛盾,也同样存在腐败。但高度的集权和民意的制约及其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将腐败限制在不可能产生买办势力的程度内,而且使朝野一致认为对外扩张是转移解决国内矛盾的良方。集权、民意,及其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制约了腐败,这使日本避免了买办化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但是却在国势强盛后使日本缺乏自制而走上对外侵略并最终将带来灾难的道路……(日本民族现在仍还需要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像德国那样成熟起来。)
    
    晚清买办化的衰亡之路
    
    “明治维新是富国、强兵双管齐下,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洋务运动是‘民富国强’幌子下的官商殷实、国家虚荣、民众贫乏、危机四伏。从国内危机看,实际上清政府和日本两国统治者在剥削民众方面大同小异,真正的区别在于强国或损国,及对外政策。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纪,当清朝的早期洋务运动成果演化为同(治)光(绪)兴盛的外强中干,而邻近的日本却在‘殖产兴业’中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国运相赌’的战争怎么可能避免呢?”――《盛世之毁》
    
    就在日本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之时,晚清时的中国却走上了一条买办化道路。这段长达70年的衰亡之路(1840-1911)是我们民族历史最沉痛黑暗的一笔。这是中国由富变穷,由尊变卑,失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苦难史。外来的侵略不是决定性因素,不可遏制的腐败所导致的买办化道路才是必然衰亡的内在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就存在穆彰阿为代表勾结外国的买办集团,并因此而导致禁烟抗英斗争失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激化了中国社会矛盾,从而引发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搞洋务运动,买办势力大发展。
    
    但同是搞洋务,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刘铭传就和李鸿章等不一样,左、沈、张、刘是爱国者,为国家民族谋利益,所以其洋务是在强国,并大有成就。像左宗棠、沈葆桢搞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张之洞搞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沈葆桢、刘铭传经营台湾。都是引进技术和人才,扎扎实实培养人才,消化技术,从基础一步步搞起来。后来北洋水师之精华,其实主要是左宗棠、沈葆桢原福建水师培养的人才。而马尾船厂在遭法军偷袭被彻底炸毁后,因人才和技术还在,所以仍能在三年后造出大型钢甲巡洋舰。
    
    而李鸿章等,包揽洋务,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充当掮客,挾洋自重,受贿贪污,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培植私人势力,甚至帮洋人吓唬清廷,其洋务都是借公事而谋私利,名曰自强,其实肥私,国家经费大都流入私囊。所以不论搞军用民用,都是质次价高,越搞越不行,最后干脆不如买洋货,洋务运动因何失败?因腐败的买办损国谋私。
    
    可见,洋务运动成败关键不在对外开放程度大小,而在于是靠爱国者搞强国,还是买办搞腐败。这其中有着天壤之别。搞洋务(开放)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以腐败的方式搞洋务。
    
    晚清之所以走上买办化不归之路,在于其始终无法抑制腐败的迅猛发展,腐败加洋务,必然生出内外勾结的腐败成果――买办势力。而晚清之所以不能有效抑制腐败,除封建王朝后期积重难返的腐败宿命外,贪腐狭邪的慈禧长期执政也是重要的政治原因。
    
    太后专权名不正言不顺,况慈禧又是贪鄙谋私之人,因此用人执意唯亲,用贤则是次要,不得妨碍唯亲,否则将大权“旁”落。而贪官污吏也就都将慈禧视为靠山,求得政治上的庇护。慈禧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也正是那些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势力拥戴支持的结果。可以说,慈禧和买办的势力是互为因果,互相强化,他们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形成朝中最强大的买办政治力量。所以皇帝即使想振作朝纲,用人才,明赏罚,除腐败,则皆无可能。晚清王权受到削弱,封建集权徒有虚名。是其走上腐败的买办化道路,对外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一系列微妙的帝后关系,日后进而导致帝党、后党的出现及其冲突,深刻影响到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及其之后的清王朝命运。”(《盛世之毁》)
    
    王权君心尚且委屈若此,更惶论容忍民权民意。上无集权肃纪,下无民意制约,腐败及其买办化发展就如长堤之溃而势不可挡了。
    
    (仅限于腐败上层之间对集权的制约与真正体现民意对集权的制约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其绝非“民”主,而是权贵作主。如上层多为贪腐,此权贵作主所制约者则定非腐败,而是严肃法纪所必不可少之集权,因此这种代表腐败上层特殊利益之伪“民主”恰恰是最糟糕的事情。)
    
    买办化道路对晚清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买办化发展道路丧失国家主权意志和利益,无疑是通往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奴化道路。看看晚清洋务运动各方面的结果吧:
    
    金融和海关
    
    英国历史学家季南在《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中有过如下描述:“英国汇丰银行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益关系。同所有的海外银行一样,人们谴责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但是,对它主要的批评是它掌管了中国海关收入的特权,并且往往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收入。这是造成它压倒一切财政势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强大支柱。”
    
    光绪年间,陈炽作《庸书》,对赫德长期把持海关提出指责:“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易假人者也。乃有非我族类,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费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苟或侵之,颠厥立至。囤钞数以百万,本国家自有之利源,乃一意把持,据为己有。浮标灯塔,行海之耳目,亦习焉不察,举为授之。家资之富,可以敌国……皆诡寄他人,运归本国。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诡计阴谋,莫窥其际。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近与越南、西藏立约通商,扶植其弟(赫政),冀稍效劳绩,身故之后,世袭其官。西人之入中国者,尊敬畏服,望若天人,视官吏蔑如也。”
    
    金融和海关堪称经济运行核心枢纽,如此关键部门皆由外人掌管,国家主权意志何在?外人控制了金融、海关,能不以此谋其它控制权乎?
    
    商贸方面
    
    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两次鸦片战争所促成的口岸开放和低关税条约,使涌入中国城乡的国外工业品与日俱增。1871~1873年,清政府出口收入比进口开支多400万两,到1881~1883、1891~1893年,对应数字分别下降为负1800万两和负5200万两,而当时的中央财政收入约每年八九千万两。(见《盛世之毁》)
    
    大宗商品被洋商控制,在进出口同步增长,贸易逆差与日俱增的背后,更有大宗出口产品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的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东北的皮革、山东的帽辫,逐渐被外商压价收购;英商及其买办还深入蒙古收购驼绒;19世纪70年代湖南湖北的茶价被俄国茶商控制;福建六种茶叶的每担收购均价,从1870年的36两下跌到1885年的25两;“湖南煤铁之利,自昔甲于天下……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煤铁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张之洞《劝开湖南煤矿示》)以胡雪岩破产为标志,1883年之后,以丝绸闻名的江苏一带,其生丝和丝制品均被外商操纵;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大量收购中国棉花,并返销棉纺织品。(见《盛世之毁》)
    
    新式民用工业
    
    从马建忠《民富论》对织布业的描述可见一斑“光绪五年曾经北洋大臣李奏设织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询其所由,则以资本不充,办理者或未尽善。今则重为整顿,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
    
    国防工业和买办国防
    
    早期洋务运动期间,创建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军工厂,中国近现代国防工业萌芽。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左宗棠、沈葆桢在1866年中国工业和科技近乎空白的条件下创建的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引进技术、设备和工程人员,经二三年即建成设施设备齐全的远东最大造船厂。一年后造出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木壳兵轮(比日本第一艘自造军舰早十一年)。至1874年共造出各式兵、商船15艘。其中“扬武”号兵舰排水量1560吨,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主造船,首制成功“艺新”号炮舰,表明中国人已掌握了近代造船技术。1877年更新技术,开始生产铁木合钩轮船。
    
    左宗棠、沈葆桢同时还创办了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以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课的新式学校。又于1875年始,分批选拔优秀学生出洋留学,接受西方科技教育。数十年间,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航运、机器、矿冶、电讯、铁路、外交、教育等领域,造就了一大批卓越人才,严复、邓世昌、萨镇冰、刘步蟾、魏瀚、詹天佑等,是其中杰出代表。
    
    1884年8月,停泊于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炸毁了船厂。之后清廷委派裴荫森署理福州船政局,由于人才和技术还在,战后船政员工竭力修复,一个月后重新恢复正常生产。三年后造出中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
    
    可惜裴荫森于1890年4月被调离,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
    
    北洋海军创建后,大肆购买外国铁甲舰等各型舰船、及各种枪炮弹药,耗银数千万两,将买办国防发展到极致。“北洋海军基地内外、舰船上下到处都有外国人活动。……众多外国商人和政客,常年‘川流不息地……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把‘本国最坏的东西(主要指军火),高价卖给中国’”。(《盛世之毁》)
    
    李鸿章认为造船不如买船,由此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对于福州船政局继续造船也不以为然。伴随北洋舰队买办经营的发展,中国舰船制造事业日渐凋敝。
    
    中法战争后,左宗棠去世,坚持自主国防路线的军政大员只剩张之洞等少数人。张强调,向洋人买军火,“采办维艰。必须购置机器,自行制造,始可取用不尽,无庸倚藉外洋。”“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且万一遇有缓急,敌船封口,洋埠禁售,受制于人,购运均无从下手。”于是办起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国内外种种抨击、制约,张之洞的自主国防发展并不顺利,汉阳铁厂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才正式投产(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早七年投产)。不幸的是,刚一投产即遭火灾,机器损失惨重,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恢复生产。
    
    洋务运动卓有成效者除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外,另一靓点是刘铭传继沈葆桢之后在台湾的新政,其建设海防、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办学堂、开山抚番、兴办煤矿、招商兴市、筹划财政,使台湾从蛮荒之地一跃而为先进省份。但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给日本,沈葆桢、刘铭传经营台湾的成果也随之烟消云散……
    
    除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为超级买办国防之外,当时清朝的绝大多数军工都纷纷走上了买办之路,而这些军火进口却是以“最低劣的枪炮,最好的价钱”成交。即便自造,也只不过向国外购买原材料进行加工。
    
    由于腐败以及不从根本上掌握技术,自造问题更多。如1872年,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遭到抨击后不久上奏:“所造林明敦枪……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1887年底,四川总督刘秉璋奏称:四川机器局“铸枪工料,用费已昂于外洋购买价……所铸之枪……比较外洋所购,实已远逊。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臣现已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裁减局中司事工匠……”
    
    “买办型国防企业的严重亏损,和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不断增多,使半官半商、亦官亦商双重身份的北洋官吏成为暴发户。……与买办国防相对应,在19世纪70年代后长达20多年的‘求富’的洋务运动期间,清朝国防并没有‘富强相因’,官方在各地总共创办了10个军工厂,数量仅仅比60年代后5年所创建的多一家,所办企业的规模,甚至反而不如以前。”(《盛世之毁》)
    
    买办国防之军队
    
    腐败的买办国防之军队无疑也是腐败之师,这在晚清历次对外战争中均有充分暴露。除少数爱国将领率军死战外,多数清军将帅腐朽不堪,遇敌一触即溃,甚至未闻敌至即四散惊逃。如中法之战中潘鼎新、岑毓英、唐炯、徐言旭,甲午之战中叶志超、龚照玙等。
    
    买办化最甚之北洋水师,虽有邓世昌等一批左、沈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的爱国将领,但李鸿章重用私党,使大量缺德少才之辈占据水师重要职位。因此其贪污腐败之风也更甚。
    
    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揭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中东战纪本末》卷四第38页。)
    
    北洋海军生财之道,除接送官员家属、招收自费生,还时常用军舰做走私生意。另一常见之贪污手法则是军官克扣军饷吃空额。“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原引自蔡尔康:《撤兵议》,《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5页。)
    
    训练演习则弄虚作假,李鸿章在《巡阅海军竣事折》中自吹:“鱼贯打靶,能于驶行之际命中及远。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而官兵战后揭露其真相“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北洋海军总督和北洋海军提督的人选,和海军内部的腐败,使千方百计向中国扩张的列强深感有机可乘,竭力向北洋海军渗透。……洋人在北洋海军享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都高人一等。”(《盛世之毁》)
    
    旗舰“定远”帮办副管驾英国人戴乐尔(另译为“泰勒”)在其著作《中国记事》(PullingStringsinChina)中写道:
    
    “此大机器……不依一共同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效率观点下之纪纲,此机器乃其反面;然此乃极有条理之纷乱,在无事时运行甚顺,绝无其嘎之声,盖膏之者有中饱之利,有亲族之援……
    
    “两战斗舰之十寸口炮,其战时用弹力猛烈之四直径弹,其练习用弹为二半直径者。后者库藏甚丰,惟前者旗舰只有一枚,其姊妹舰则有一双。……若以此事直陈于总督……则违反中国一切成规,则将全副机器推翻矣。
    
    “盖腐败、中饱及援结私亲诸症,使其手下各组织无复完肤者,其病源皆在李鸿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诸症,且视寻常中国官吏为甚。彼已受啮掣于顽钝之全国大机器中,且习为故常,即有为之指陈,彼亦懵然不省。”
    
    镇远舰帮办管带麦吉芬还揭示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炮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储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每弹必有一药线,储以铁管,轰发时量敌之远近,以为药线之长短,弹入敌军,药线之活力恰到,弹遂炸裂)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见《盛世之毁》)
    
    以如此腐败之军焉能保家卫国?
    
    经济凋敝破产人民失业穷困
    
    在洋务派成为暴发户的同时,国家的工商业纷纷遭受洋货冲击。较早遭受外商打击的,是航运业,江浙一带,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两千多艘帆船,到1872年就只剩下四百余艘。
    
    土布纺织业也是重灾区。1887年,在牛庄,三百斤一包的洋纱市价57两,同样重量的土纱却须87两才略有薄利。1890年,在宜昌出售的印度棉纱和棉花,其零售价格竟然差不多。1887年,烟台海关报告:“本省(山东)土纱纺织几乎停顿。”1890年之后,纺织业原本非常发达的江苏太仓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在贵州的偏远地区,“曾经是不可缺少的纺车,都蒙上了尘土,被人们遗忘。一捆捆机器压的孟买纱,似乎引起人们注意到手纺车已经不合时宜了”。
    
    其他地方、其他行业,也大多如此。在福建,“自洋钉输入中国,一千个以上靠打土钉为生的手工工人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在广东,“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百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乡邑妇女,多借纺织谋食,自有洋布,而土布无过问矣。其余纽扣线袜,向之著名专利者,亦冷落无趣,势将坐食。吾粤如是,余省可知矣”。
    
    时人道:“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
    
    (以上见《盛世之毁》)
    
    应该指出的是,洋货冲击国内经济,并非仅凭其“物美价廉”,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市场,但由于中国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成本非常低廉,西方列强大工业生产的洋布居然竞争不过农村落后的手工方式生产的土布,直到洋布凭借在中国内地免税的特权而土布却要处处交税才勉强打开了中国市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洋人各货……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五两。……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孓,不独涛张为患,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己民之权利,于国体亦大有碍也。”
    
    正是对洋商、洋货之超“国民待遇”优惠,造成国内经济大量破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从而更促使所有的捐税负担都压在华商、百姓、及国内产业上。
    
    丧权辱国失地赔款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腐败的买办化道路抵挡不住洋人真枪实弹的侵略和无孔不入的渗透,洋务运动表面一时虚浮“兴盛”,却难挽其形成日衰之国势。弱国无外交,晚清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如下: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又签定《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8年5月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6月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签定了《天津条约》。同年11月中国又与英,法,美三国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860年中英,中法,中俄又签定了各自的《北京条约》。1861年6月中俄《堪分东界约记》。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1874年10月《中日台湾事件专约》。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1881年中俄签《伊犁条约》。1884年《中法简明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签定《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中德《胶奥租界条约》。1898年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1901年清政府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国家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不平等条约并非都是战争失败的产物。其中有些是胜仗败约(如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和1885年《中法新约》),有些则纯粹是买办官吏腐败受贿所致(如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1896年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就是崇厚、李鸿章等腐败受贿所致)。
    
    畏洋媚外成风买办文化泛滥
    
    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中国人成为世上最具自豪感之民族。然慈禧、李鸿章等腐败的买办化道路造成晚清不断丧权辱国,失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民族日益沉沦。海关、金融、贸易及主要行业产业尽受外人掌控。
    
    慈禧、李鸿章等畏洋媚洋之心,被上行下效、见风使舵之各级官吏遵循不渝,使洋人在华尽享“最惠国待遇”之利,其掠我之财而日富,且享有特权而愈尊;国人则丧其生计而日穷,困窘屈辱而愈卑。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尤其上层文人之讳言腐败者,将因腐败而导致丧权辱国民族衰亡之恶果皆归咎于民族文化。而此论又恰与日本等欲动摇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根基之渗透宣传一拍即合,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而日本原师之于我之同样传统文化,则被保存、继承。中国自晚清以来之所以出过众多汉奸,丧失民族自尊自信无疑是一主要原因。
    
    间谍内奸全面渗透国家毫无防范意志
    
    凡买办得势之国,必是国家主权意志尽失,对外毫不防范,单向透明之国。晚清的中国已沦为列强一切对华破坏活动的乐园和庇护所。
    
    各国在华势力不仅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还相互勾结交换情报,商讨对策,逐渐渗透,干预中国政治和外交。曾任总税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记载:“这些外国公使,常常在蒲安臣(美驻华公使)家里聚会……在那里,我们一边吸着雪茄,一边讨论过去和现在的对华政策。而且,在每个下午这样的会议后,大家共同散步,还是讨论我们对华的未来政策,应该如何。”
    
    “在通过海关、外交官、军队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外交之际,西方国家还通过种种教会活动,广泛刺探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诱导、收买人心。其中,美国基督教教会的成绩特别‘出色’。
    
    美国公使田贝多次强调:‘这些先锋队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通过开设医院,‘医生每天与他的病人接触,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通过开办学校和报纸,‘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
    
    而日本则是在华大量收买汉奸,除刺探情报,进行各方面渗透外,还特别重视收买胁迫有影响文人为其宣传日本“人种优秀”及中国人种、文化“低劣”。
    
    晚清为洋人效命鼓噪之奸细遍布朝野,无处不在。国事对外已无机密,尽在列强掌控中。其间谍及渗透活动等毫无顾忌甚至公开进行。对此清廷不仅不敢微辞,而且还处处为其提供方便。即使与列强开战之时,抓住敌谍不仅不敢审讯,而且款待礼送,生怕引起列强责难。
    
    内外矛盾尖锐社会日益动荡
    
    在洋货冲击下大量破产之中国商民,还要被迫承受贪官污吏的压榨和各级财政亏空的转嫁。人民生计艰辛,对洋人越发不满。而清王朝不断加剧的崇洋媚外风气,更助长了传教士和教民的霸道。各地传教士和教民相互依仗,‘乡愚被其讹索,孤弱受其欺凌,出入衙门,干预讼事。’‘一切罪人讼棍,具以教中为护逃薮,从中生乱。’‘强占人之妻女财产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见《盛世之毁》)
    
    于是各地不断发生反抗教会和教民欺压的教案。1870年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迫于外国压力,“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屠杀16个中国人强行将事态平息,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社会反抗教会的斗争。“1876年,四川江北厅和涪陵地区先后爆发焚烧教堂的斗争。中法战争期间,华南和长江沿岸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教会运动。1891年,长江中上游一带数十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反教会武装斗争,其中包括著名的大足余臣栋起义。”(《盛世之毁》)
    
    以后人民的各种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始终不曾停止。十九世纪末期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买办集团的代表人物――慈禧和李鸿章
    
    慈禧作为晚清买办势力的总后台和保护伞,贪权营私,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单是几次做寿,就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过四十大寿为不冲其“祥和之气”,对侵略台湾被我军民打败的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不仅胜仗败约,而且在与日方签定的《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中将琉球人遇害写成“日本国民遇害”,并荒唐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为日后日本吞并流球制造了最好的口实。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对此评论道:“琉球事件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
    
    过五十大寿,慈禧醉心于大办其万寿庆典,全力支持李鸿章对法国侵略者一意谦卑求和,极大地鼓励了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并严令海、陆清军在大战将至之际“静以待之”,不作战备,李鸿章等秉承其妥协旨意,在明知法军有可能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仍允许法舰队开进马尾军港,结果法舰队夜间发动突袭,仅一个小时便毁灭了福建海军和马尾造船厂。后战争在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等指挥下,冯子材、刘永福黑旗军,及福建、台湾军民奋勇作战,我方大胜。在乘胜反击的大好形势下,慈禧、李鸿章竟又胜仗败约,丧权辱国。不仅将军队撤回,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且又给了法国在云南、广西新的特殊权益,就连中国要在这两省修铁路也要与法国商办。
    
    早在中法战争前,当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为财政极度空虚的情况下是否应耗费巨资夺回伊犁而激烈争辩之时,圆明园修建工程宣布开工。中法战争后,紫禁城西侧的三海大修工程开工,合计耗银600万两,其中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但慈禧仍很不满足。
    
    为筹办其六十大寿,又大修颐和园。在慈禧授意下,醇亲王、李鸿章与大太监李莲英等密谋挪用海军经费,海军衙门因此设进了颐和园。
    
    对颐和园等大兴土木,康有为在1889年上书谏言:“……然臣谓皇太后受天地之眷顾,承祖宗之付托,以四海为池,八荒为囿,天下为家,生民为体。如使复祖宗之故壤,安小民之生业,乐游可也。今安南失,缅甸亡,藩篱尽撤,是家具不完也;奉粤水,江淮旱,小民流离,是骨肉不保也。夫国家无门墙垣屏之蔽,而内以园囿为固;小民无片瓦一椽之栖,而上以宫苑为乐,恐未可遽即安也……臣以为,自娱云者,匹夫之事,非在上之事也。……”结果代转此奏折的徐守仁被永久性革职。康有为慨然离京回籍。
    
    为了颐和园工程,慈禧至少挪、占用了几笔巨款,这几笔款项对甲午战争都有重大影响:
    
    1.国库存款七八百万两。2.直奉铁路经费千余万两。3.“海军报效捐”卖官所得几百万两。4.挪用正规海军经费累计约3千万两。5.李鸿章以海军建设的名义代为募集、储蓄的二百六十万两“生息款”。仅此五项就不下5000余万两。
    
    此外,颐和园建成初期的每日开支约银一万至一万二千两。仅一年花费就超过镇远、定远两艘大型铁甲舰价款之和。当时中央财政年收入约为8000万两,购定远镇远两艘最大型铁甲舰花费约300万两。1891年6月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后,工程进度急剧加快,为此冻结了全国海军添置舰炮的费用。如此大规模挤占海军经费,甲午焉能不败!
    
    慈禧荒淫挥霍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害,比起其作为买办势力总后台所造成的灾难,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为内填其无穷欲壑,外乞其苟且小安,自然要重用那些投其所好并与洋人关系良好之贪腐买办。因此,尽管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招致朝野一片谴责,慈禧却仍对其恩宠重用有加。正是慈禧与李鸿章这种权力、利益勾结组合,形成买办集团政治上绝对支配地位,酿成晚清中国之巨大民族灾难。
    
    慈禧、李鸿章等知其腐败经不起洋人真枪实弹检验。因此其于外来侵略面前一味主和妥协,毫无抵抗意志。“抗战,总是那么严重掣肘、优柔寡断;议和,总是那么迫不及待、勇敢神速。”(《盛世之毁》)而要真正励精图治,必须清除腐败而损害其既得利益。因此其只想永远与洋人相安无事,好继续苟且腐败下去,洋人要什么就给什么,为了个人和集团的权势、利益,不管国家民族付出多大代价。而洋人也正因窥透了西太后、李鸿章的苟且心理,才步步紧逼,动辄武力威胁,使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李鸿章作为晚清买办势力的总代表,一手造成中国近代多数重大民族灾难。堪称中国近代史之最大卖国贼。
    
    在左宗棠出兵新疆,阿古柏面临灭亡之时,李鸿章公然与英国人及阿古柏勾结,为其向总理衙门游说承认阿古柏政权:“能否准喀酋(指阿古柏)投诚,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这种连朝贡义务都没有的名义上的属国实际上就是独立国。只不过迫于战场形势,用了“投诚”的谦卑字眼。在阿古柏绝望自杀后,英国人和郭嵩涛(李鸿章死党)又提出让阿古柏残部独立成国的建议。左宗棠对此进行了批驳:英国人既然要为阿古柏部众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
    
    1879年4月,日本趁俄占新疆伊犁,清廷忙于备战西征之机,以《北京专约》精心设计之“日本国民遇害”条款作为琉球为其领土之依据,出兵占领琉球,将国王尚泰及其王室成员软禁到东京,将琉球更名为冲绳县。值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且日本羽翼未丰之际,为强调海防而与左宗棠海、塞防并重主张相争执的李鸿章,在其强调的海防危机降临之际却反无斗志,坐忍琉球之失。日侵占琉球时,琉球国尚世子急赴天津,每早必长跪李鸿章辕门外,候其轿出门,哭请援救琉球。李鸿章却无动于衷。坚持数月之后,琉球王子痛哭而归。
    
    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对越南的侵占。法国茹费理总理评价李鸿章道:“我快乐地体验了这位中国的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利益的。”李回电:“为难隐衷,两地心照。”李鸿章的怯战妥协心态更坚定了茹费理的侵华野心。在《简明合约》中约定清军撤兵时间为三个月,李鸿章私下承诺提前两个月完成,却隐瞒此承诺不报朝廷,企图私下完成。一月之后,法方借口清军未能全部撤军,进犯谅山,重开战端……
    
    中法即将展开海陆大战之际,李鸿章不仅“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保位贪荣,因循畏思”,而且当清廷令北洋水师调“超勇”、“扬威”增援福建时,李鸿章以“北洋海军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甲大兵船”为由,拒绝参战。9月中旬,法舰队再犯台湾,占基隆。在其后淡水战役中,法军遭重创,转而封锁海峡、围困台湾。刘铭传电请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增援,李鸿章却仍以“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刻,万难与敌”为由,按兵不动。
    
    战至后来,清军海、陆均获大胜。法舰队镇海之役遭重创,孤拔伤重身亡。陆战方面,清军连获镇南关、谅山大捷,法军兵败如山倒。3月30日,法茹费理内阁垮台。李鸿章却迫不及待地促使清廷委任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在巴黎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与抗战决定的优柔寡断大相径庭,此胜仗后的败约以惊人速度签订,并于4月7日就传达到前线。
    
    “清军将士‘拔剑砍地,恨声连连’。……有人做诗抨击:‘十二金牌事,今日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盛世之毁》
    
    早在甲午战前的1888年,李鸿章秉承慈禧意旨,每年从海军军费中拨出200万两用于修颐和园。李鸿章还出面动员各省督抚为“万寿山”集款。所搜刮260万两“购舰设防”款,存放天津生息,其利息全部用于颐和园工程。1891年后,海军添置舰炮军备的费用全被冻结,用于修颐和园。当时李鸿章直接控制的淮军钱粮公所,实际上有800万两现银积存。李鸿章不愿动用淮军私产购买战舰军备。此外,李鸿章的另一位亲信李凤苞,仅在订购“镇远”、“定远”的一次订货中,就大肆“侵蚀肥己”60万两之巨。
    
    1886年1月,兵部左侍郎黄体芳上奏,指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拥兵自重,不适合担当筹练海军重任:“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所用)皆贪诈卑污之辈,遍布海军,一旦有警,祸甚噬脐,悔之何及……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威,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此奏折写于甲午战前8年,所陈忧虑,在甲午战争中均应验。但此奏折引起慈禧震怒,黄体芳以“妄议更张,迹近乱政”罪名,被降两级调离。)
    
    在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还为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对其奉若神明,殷勤接待。请其参观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
    
    在甲午之战中,李鸿章把北洋水师当作私家卫队,在辽东危急时禁止北洋水师增援辽东,又禁止北洋水师出海作战,致使朝廷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师被倭寇捂在港内全歼。两国交战之时,李鸿章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军。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还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明显袒护,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回国。
    
    甲午败后,日本其实战果有限,况小国劳师远征,也已无力再战,迫切需要一个条约巩固战果。而中国乃一大国,民众抗倭热情高涨,完全有力量与日本长期作战。而慈禧、李鸿章却毫无抵抗意志,一意苟且。日本之所以指名要李鸿章前去谈判而拒绝其他谈判代表,是因其认定唯此一贯卖国通敌之权臣才能使其获最大成果。李鸿章果然不负日本所望,使其在谈判桌上得到了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不仅赔巨款2亿两白银,还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后在俄、德、法干预下,辽东才得以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甲午战争对日赔款加上利息共计3亿4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加上向英法俄德借巨额外汇的利息,清政府为这场战争实际支付了5亿1167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8千万两的6倍多。)
    
    李鸿章不仅是甲午战败之罪魁,而且将战场敌我一时胜败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放大并使之固定下来。
    
    李鸿章1896年访俄时,与俄私订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密约签订后,维特(沙俄财政部长)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扒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见林治波文章《历史上的李鸿章》)
    
    1898年李鸿章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为此贿赂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两银子(《红档杂志有关中俄交涉史料选译》,页210)。整个东北因这两个条约便实际上落到了俄国的控制下。
    
    李鸿章卖国一生究竟受贿多少?除两次受俄国巨额贿赂曝光且有据可查外,其余具体事项恐只有天知道。但时人皆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及留美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则此卖国巨贪之胃口可见一斑。
    
    慈禧李鸿章主导的买办化道路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终于引发义和团等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本已对列强百依百顺的买办统治集团摄于人民反抗的声威,只好壮起胆子对列强宣战,但却又对列强刻意作出不得已而为的姿态并随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镇压民众。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政权立即变任民拒洋为媚洋剿民,甘当列强镇压民族反抗的走狗。而慈禧政权的买办内奸性质最符合列强利益。因此列强很乐于保存慈禧政权以更有效地为其担负起镇压人民反帝运动并榨干中国财富之“重任”。而慈禧买办政权只要能不被列强清算并保住其地位,宁可充当其刺刀下的傀儡并不惜为此而交换掉任何民族利益。结果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亿五千万两白银,加利息共计9亿8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几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列强可在京、津、山海关地区驻军,而中国则必须拆毁大沽、京、津炮台。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又一次为慈禧买办政权的利益而完全满足了列强的所有要求。
    
    历史证明:买办之实质,即有权势之内奸。自古未有内奸专权而国家不衰亡之理。即使如中法之战获胜,李鸿章、慈禧尚且力促胜仗败约,丧权辱国。更何况战败乎?
    
    慈禧和李鸿章乃贪腐权势之代表,因此其与买办化衰亡之路如影相随,互为因果,互相强化。慈禧和李鸿章作为买办化道路的现象决非偶然。
    
    何为慈禧?贪恋权势,名不正言不顺,该退不退,名退实不退。靠勾结贪腐奸佞为私党以保其权势者即慈禧也。但凡政治环境有利于结奸腐私党而保其无名分之最高权势,则必出慈禧。有慈禧则贪腐必不可救,且其开放也必走买办化之路。有慈禧则李鸿章之辈必得势也。
    
    何为李鸿章?勾结外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买办权臣权即李鸿章也。有买办则必有李鸿章及为其歌功颂德者现世。
    
    爱国主义对买办化道路的斗争
    
    爱国志士扼腕怃心怀悲报愤孕育巨大历史变革风暴
    
    中华民族乃天下最具自尊心之民族,晚清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苦难,深深刺激了众多爱国志士。墨子云“非士无以虑国”,民间爱国士子、江湖侠士怀悲报愤,盟誓救国雪耻,为之奔走呼号者不乏其人。从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孙文《上李鸿章书》等皆可见当时爱国志士之普遍忧愤心情。
    
    郑观应《盛世危言》愤然叹曰:“彼族人贪如此,中国之弱如此,天时人事之循生迭起、相乘相迫又如此,而谓我中国尚可墨守前规,不亟亟然早思变计欤!此天下有心人所为扼腕怃心、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大声疾呼“今兵则水陆不利,财则公私溃竭;官不择才而上下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而痛恨也……”“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则泣血谏言革除弊政以筹自强。
    
    尽管爱国义士民间豪侠泣血呼号此起彼伏,王公贵戚买办权臣腐败苟且却依然如故。巨大的历史变革风暴不可避免要席卷全国了。
    
    爱国主义未能凝聚为统一的政治力量是其未能制止买办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一向有深厚的爱国传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之所以未能避免买办化道路及半殖民地厄运,是因所有爱国力量未能结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及与其勾结的买办统治势力的统一战线,反而互相排斥、抵消。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有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其规模声势虽浩大,但由于其号召民众之思想武器与中国传统文化尖锐冲突,因而不能广泛而有效地凝聚民族精神,并吸引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反而在与代表传统文化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的冲突中失利,从而使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并勾结帝国主义对其镇压。英勇的义和团运动虽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但反抗方式过于落后陈旧,在政治上也未能识别买办统治集团的内奸实质,结果被买办集团出卖并勾结列强将其残酷镇压。而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以及意图振作的君主――光绪皇帝,却都始终未能与民间的爱国力量相联系,相呼应。因此,中国爱国者虽众,但作为政治力量却是分散的,缺乏配合甚至互相排斥、抵消。远远比不上日本明治天皇与倒幕起义的各藩爱国军队及爱国民众的紧密结合。这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光绪、康有为、谭嗣同等的维新变法不仅缺乏民众支持配合,而且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仅仅是貌似“爱国者”的将领袁世凯,这与日本倒幕起义时“尊王攘夷”的爱国军队有很大差别。结果与人民爱国热情相隔离的军队很容易被野心家控制利用,出卖其君王及其变法运动。
    
    爱国主义永远是凝聚民族力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无疑使中国成为世上最值得自豪之民族。即使某些贪官权臣,也未必就毫无民族自尊心。(如北宋亡于金时,朝中权奸也有羞惭而自尽者。)但大国缺乏小国(如日本)之危机感,认定国大地广,根深基后,有承受腐败之本钱,靠洋务运动搞些西式枪炮,大国仍会是强国,些许腐败无妨大碍。一些官员正是躺在大国“盛世”虚浮的神话里日渐腐朽而泯灭掉其爱国心。
    
    而官场腐败的一般发展规律――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又尽可能将贪诈无耻之徒往社会上层聚集,此物以类聚法则自然要排斥正直之士。腐败其根在上,因此腐败越甚,上层越无耻,也越缺民族良心(官怕洋人之缘由)。这也是为何中国如此强烈之民族精神未能形成国家崛起意志,抑制买办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无耻之徒越聚上层,民族自尊精神也越积社会底层,在人民的土壤中蕴藏培育着民族崛起之勃勃生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瓦德西拳乱笔记》)而在义和团运动以前,此惊天地泣鬼神之民族精神列强是看不到的,他们更多的是看到官员和上层的贪婪无耻,这也是其所以轻视中国人之处。而义和团运动所爆发出中国人民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和英勇气概,令所有列强为之震惊,具有如此英雄气概之民族如何征服之?义和团尽管一败涂地,但其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正是此民族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百年,最终于1949年彻底推翻了勾结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具有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决不会容忍任何列强及其买办走狗势力长期骑在自己头上,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已入买办化歧途的国家和民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也是摆脱买办化道路之首要精神条件!
    
    杨芳洲200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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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崇洋媚外,是百年来咱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嘛。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的是有条件要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卖。婊子嘛。
    
    现在中国人看到咧,国民经济28个主要领域里,被外国人把持了21个。
    
    而日本在其掌握核心技术的比如核电领域,已经把中国的全部悉数夹在自己的裤裆里。也就是说,中国的核电站,只不过是日本人玩乎鼓掌之间的道具而已,对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核安全问题,而是如果发生事变,日本人什么时候用中国的核电来摧毁中国、屠杀被卖了还乐不可支地为人数钱的中国人的事情了。
    
    在全球化、金融化、市场化的浪潮当中,中国就像是全世界的公共汽车,不给钱也能上。老舍说了嘛,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卖去?
    
    而日本人呢?他们的全球化市场化呢?米国人对此津津乐道。
    
    日本公司筑起反收购堡垒
    
    英 | 大 | 中 | 小2008年05月01日10:35
    
    日本重新为自己建造起了堡垒。
    
    多年来,日本一直对海外投资和并购持接受态度,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已经开始将它们挡在国门之外。许多公司和商业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之间进行交叉持股,从而加大收购交易的难度。日本人重新使出了美国人上世纪80年代时的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毒丸”(poison pill)策略。日本政府各部门也纷纷登场,试图给他们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构筑围墙。
    
    壁垒的重新竖立表明日本出现了明显倒退。日本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最为封闭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但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期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海外投资者开始涌入日本市场。日本允许一些标致性的大公司落入“外人”之手,例如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Co.)以及日本长期信用银行(Long-Term Credit Bank of Japan Ltd.)等,该行后改名为新生银行(Shinsei Bank)。在21世纪的头几年,即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执政时期,日本允许外国公司以股票方式收购本土企业。外资对日本企业的持股比例大幅提升,从1988年的4%提高到2006年的28%。
    
    而今,曾经开启的大门似乎有收拢之势。日本经济产业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本月建议,不应允许英国对冲基金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LLP在已持有前国有公用事业企业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 Co. 9.9%股权的基础上再进行增持。这番言论激起了很大争议。
    
    欧盟(European Union)贸易委员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随后向日本官员和商界人士发表讲话称,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最为封闭的一个。
    
    对海外投资者的不信任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的流行文化中。去年日本广播协会(NHK)推出了一部名为“秃鹫”(Vulture)的系列剧,讲述一个日本基金经理替一家美国投资公司收购负债日本企业的故事。剧中常出现的一句话是“那人是魔鬼还是救星?”
    
    在新建堡垒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原因是许多日本企业看起来都到了并购的好时候。虽然日本公司的盈利水平有所增长,但其股价仍较为便宜。Nikko Citigroup Ltd.发布的数据显示,现在日本公司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是15倍,大大低于五年前的50多倍。咨询公司UWiN Corp.表示,将近三分之二日本上市企业的股价与帐面价值比还不到1;这意味着出售资产所得要高于买下整个公司的成本。
    
    这就给越来越多的股东维权人士以及私人资本运营基金创造了机会。在过去五年中,包括TPG和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在内的外资企业纷纷在日本建立了办事处。数据调查公司Dealogic表示,2002至2007年间,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在日本的收购规模几乎增长了两倍,达到了111亿美元。
    
    和美国去年4,340亿美元的收购规模比起来,日本的并购活动仍显得较为温和。此外,敌意收购在日本没有市场。Dealogic表示,去年共有五桩规模不大的敌意收购交易,总价4.77亿美元,但最后均以失败收场。
    
    但人们的恐惧感是实实在在的。在日本这样一个终身雇佣制就在不久前还是主流做法的社会中,一些管理者担心新东家进门后就会炒“老员工”的鱿鱼。还有人则指出,海外投资者对利润的追逐会和诸如尊重创始人意愿等公司旧有理念发生冲突。
    
    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Takao Kitabata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公司是持股者的财产吗?他说,这些持股者“愚蠢、贪婪、朝三暮四、不负责任、威胁公司的发展,他们是脑袋一发热就会卖股票的那号人。”
    
    不光日本出现了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趋势:近期,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政府都就外资投资本土提出或实施了限制措施。同时,日本方面立场的转变也并非无一例外。仍有许多高官主张应对境外投资者保持开放;还有一些公司则放松了防备。日本邮购公司Nissen Holdings Co.以及隐形眼镜零售商Nihon Optical Co.已不再用“毒丸”来武装自己。Nihon Optical的发言人表示,反收购措施并不能在市场中为公司竖立良好形像。
    
    正当日本理应改革本土企业之际,政府“呵护”它们的意愿却再度出现了升温。去年,在七大工业国(G7)中,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垫底,而上世纪90年代早期该国还位居榜首。更糟的是,每年日本退休的人都多过新参加工作的人。
    
    为了避免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日本政府需要不断地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鉴于本国庞大的储蓄规模(约15万亿美元,其中大多利率水平极低),日本也必须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并购风潮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能给股市带来提振,尤其是那些经历重组的业务以及有望成为下一个投资热点的公司。股市的复苏也会进而促使更多的国人将储蓄转投股市,以此产生更多的国民财富。
    
    Kasai Kogyo Co.是首批感受到境外投资者冲击的日本企业之一,因为一家欧洲企业收编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
    
    在这家汽车内饰纺织品生产企业长达96年的发展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做为日产汽车的关联企业而存在的。在上世纪90年代,日产汽车陆续收购了Kasai约21%的股权。银行、保险公司和创始人家族成员等友好股东持有部分剩余股权,此类“稳定持股者”拥有公司半壁江山。
    
    但事情在1999年发生了变化。雷诺公司(Renault SA)收购了日产汽车44%的股权。新组的管理团队开始出售公司资产,并通知Kasai日产汽车将不再是它的股东了。
    
    Kasai的管理层担心私人资本运营基金或战略买家会减少对研发的投入,并进行裁员。而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又会给股价带来打击。
    
    于是该公司采取措施吸引友好的股东。Kasai总裁Kuniyuki Watanabe表示,我们选择维护自己的独立,并打算自己寻找合适的买家。曾为日产汽车雇员的Watanabe总是喜欢在衬衫领带外面再罩上一件工厂的蓝色工装夹克。到2001年9月,化工企业Nagase & Co.在Kasai中的持股量已经达到了10%;前者发言人表示,这是为了使两家的关系更进一步。去年当Nagase有意逢高抛出Kasai部分股票时,Watanabe说服总部设在东京的本田汽车(Honda Motor Co. Ltd.)配件供应商Tachi-S的高管收购了公司4.2%的股票。Kasai也礼尚往来地收购了Tachi-S公司2.5%的股权。
    
    现在Kasai约有52%的股权为稳定持股人所有。Watanabe承认当有竞购者开出高价时,这些持股人的忠诚度未必百分之百靠得住。他说,如果价钱足够高,就没有所谓的稳定持股人存在了。
    
    其他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在截至2006年3月的财年中,交叉持股规模占日本股市总市值的比例已从1991年时创下的33%的峰值回落到11.1%。但此后该比值又出现了反弹,去年时达到了12%;据日本投行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 Inc.)的估算,在截至2008年3月的财年中,该比值会回升到12.2%。
    
    在当前的钢铁业合并风潮中,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全球老大;而日本的几家钢铁巨头则结成了保护性同盟。全球第二大的新日本制铁(Nippon Steel Corp.)从2002年就开始和竞争对手神户制钢(Kobe Steel)及住友金属工业(Sumitomo Metal Industries Ltd.)进行交叉持股。目前为止,新日本制铁、神户制钢及住友金属工业各有约5%、7%和12%股权为合作伙伴所持有。
    
    新日本制铁法律部门负责人Soichiro Sakuma表示,交叉持股深化了公司和合作伙伴的关系。不过,其他管理人士指出这种方式还能带来别的好处。公司副总裁Kiichiro Masuda去年12月份时表示,巩固同盟有助于抵御收购。
    
    交叉持股的过程既花费时间,又需要大量的资本金投入。因此许多公司选择了又快又便宜的“毒丸”防御术。这样的战术通常是公司向除敌意收购者之外的所有股东发行认购权证,而向敌意收购者支付现金。日本公司采取这种战术主要是因为担心股东维权人士会买进一家公司并出于迅速获利的目的要求公司进行整改。他们尤其担心境外投资者会这么做。
    
    公司治理咨询公司RiskMetrics Group日本市场研究负责人马克•戈德斯坦(Marc Goldstein)指出,日本人在收购问题上的偏执真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在他们看来,任何重组要求都彷佛是给公司现任管理层赏了一记耳光,这暗示着他们在创造价值方面表现得很糟糕。
    
    “毒丸”防御术阻止了Steel Partners LLC这只最活跃的投资基金在日本市场中的前进脚步。2007年春天之前,该基金已经收购了小型著名调味品生产企业Bull-Dog Sauce Co.股权的10%。Steel Partners掌门人沃伦•里奇登斯坦(Warren Lichtenstein)很看好这家现金充沛、没有负债、营运利润率表现强劲且不难预测的食品企业。
    
    但Bull-Dog在本土市场没有取得什么发展。里奇登斯坦表示,他常常会向管理层提交一份业务扩展计划书。他指出,日本家家户户都用Bull-Dog的酱料,我们那时认为能让它走向全球。
    
    当年5月,Steel Partners发出了收购要约,希望将尚未拥有的90%股权纳入囊中。Bull-Dog董事会随后采用了毒丸战术,该基金的持股比例将因此迅速被摊薄到不足3%。6月底,Bull-Dog股东批准了这项策略,这在日本尚属首次。Steel Partners对该公司的毒丸策略提起了诉讼,但以失败告终──先是在地区法院,然后在7月初向日本高院提出了上诉。日本高院裁定Steel Partners存在不当行为。
    
    为了补偿Steel应该拿到手的权证,Bull-Dog向该基金支付了21亿日圆,按当前汇率仅略多于2,000万美元。里奇登斯坦表示,Bull-Dog的所作所为很可笑,而公司股东蒙受了严重损失。记者曾一再要求Bull-Dog对此发表评论,但都遭到了拒绝。
    
    7月9日,即Bull-Dog一案判决宣布的当日,日本股市涨到了最近高位。此后,日经225指数已经累计下挫了24%。由于日本在始于去年夏天牵涉范围甚广的信贷危机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一些策略师将日本股市的不振表现归咎于Bull-Dog创下了一个坏的先例。在东京股市这个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由境外投资者完成的交易占总交易量的一半以上。
    
    瑞银(UBS AG)估计,大约有634家日本企业现在是“毒丸”在手,和2004年时的两家不可同日而语。这在日本企业中占到了16%,而相比之下,采取这种防御措施的美国企业只有8.5%,而且其比例还一直在下降中。
    
    海外投资者最近则在担心政府也将为保护主义势力推波助澜。
    
    2007年9月,日本政府对有关限制外资在具有战略敏感性领域中投资的法律进行了修订,扩大了限制范围,其中包括:电力、核能以及航空业等。虽然这一次日本方面只是和美国等国早就通过的类似法律看齐,但人们普遍认为从其推出时机就不难看出政府试图限制更多的境外投资。
    
    去年秋天,澳大利亚Macquarie Group旗下的投资基金收购了日本羽田机场(Haneda)航站设备运营商19.9%的股权。1月份时日本国土交通省(Transportation Ministry)就整理出了一份议案,其中就以安全问题为由,要求外资持有日本两大机场航站运营商的股权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和日本其他大型机场一样,羽田机场一直以来都在为国土交通省前任高官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国土交通省一位民航事务官员表示,过去几年中,到各机场工作的前任官员数量已经出现了下降,而且这些就业问题和新法提议没有关系。Macquarie没有透露它希望看到发生怎样的变化。
    
    围绕着日本开放程度的争论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关注。一些内阁大臣指出,机场的提案会挫伤境外投资者的积极性。日本首相福田康夫(Yasuo Fukuda)的内阁没有批准有关限制投资的内容。
    
    日本金融大臣渡边喜美(Yoshimi Watanabe)对道琼斯通讯社(Dow Jones Newswires)表示,这份机场的提案会让人们怀疑日本未来要朝哪个方向走;日本需要进行改革,这样才不会被视为一个封闭的国家,或是官僚资本主义国家。
    
    Andrew Morse / Sebastian Moffett
    
    ……………………
    
    吼吼。
    
    日本人是如何摆布自己的国家的,很是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吧。
    
    奥运圣火在日本传递时,保护圣火的中国留学生遭到日本人毒打,日本警方竟然视若无睹。这才几天,中国的领导人就春风满面地到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去咧。
    
    再看看,日本农民到中国旅游,在山上摔断骨头,中国方面动用空军飞机救助。
    
    奶奶的,中国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农民、或者自己的其他国民这样来着?
    
    更不用说,日本正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干着的勾当,咱们中国人还蒙在鼓里哪。
    
    戴旭:日本正悄悄走向重新武装
    
    今年四月日本突然出手,准备以300百亿美元购买100架美国隐形战机F-22“猛禽”,亚洲和世界为之震动。六月初,世界还没有从中国大飞机立项研制的热议中平息下来,日本生产出的大型军用运输机C-X和远程巡逻机P-X,已经滑上跑道准备试飞!三个月中三次亮相,暴露出的其实只是日本军事潜力和军事大国雄心的冰山一角。七月,日本《读卖新闻》又爆出日本正在研发自己隐形战机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完成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战略举措,并一边与美国、澳洲、印度悄悄构筑“亚洲北约”,一边紧锣密鼓准备修改宪法第九条,以了六十年来历届右翼政客的夙愿。奇怪的是,世界只对日本政府高官顽固的军国主义历史观略感诧异,而对日本吞天吐地的战略意图浑然不觉。世界都知道中国在“韬光养晦”,岂不知日本早已在韬光养晦中完成了国家重建和全面崛起。
    
    一、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韬光养晦:400多年深藏不露的战略机谋
    
    日本有个1927年写成的《田中奏折》。核心内容是“依照明治大帝之最后遗志”,先征服台湾,后吞并朝鲜,然后是征服满蒙和中国,之后是南洋和印度,中亚和欧洲……为此要“打倒美国…与苏作战”。其企图是“首先从经济侵略入手,开发满蒙”,然后“向满蒙移入日本和朝鲜侨民等,建设环形之铁路包围满蒙心脏……”整个计划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宏大而细致。而这一计划的前身,乃是1823年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策》的具体化。而再往前推,又可追到16世纪丰臣秀吉时期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那时丰臣就想以武力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这时的日本还是一个封闭的小国,就已经孕育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念头。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日本“韬光养晦”了400多年。明治维新后,拥有全面实力的日本,即将国策转为不择手段“富国强兵”上。由于对中国的掠夺,奠定日本国力大发展的基础,也使日本从此利令智昏踏上战争的不归路。后来日本从军国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被世界正义力量联合打回原点,日本不得不又开始新一轮的韬光养晦。
    
    二、战后日本新的韬光养晦:搭乘美国顺路车,以经济“征服”世界。
    
    美国学者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二战前的日本的确如此。但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顺从,却可以用俯首帖耳来形容。日本以国家法令的名义,征集日妇女为美军建慰安所,天皇每天还要亲自到麦克阿瑟将军处问安,此情此景,颇类似中国卧薪尝胆的典故。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似乎甘心作美国的战略随从,其实日本心中一直装着重整河山的心愿,目光一直盯着美国的钱袋。日本大量盗用美国和西方技术专利,直接拿来仿制一切东西,然后把廉价的产品返销到美国和西方。1945年麦克阿瑟第一次乘飞机到日本,看到这个被战火烧的只剩下富士山、樱花和舞女的国家,感慨地说:如果美国是四十五岁的成年人,那么日不过是十二岁的小孩,“由于这场战争,日本已减为四等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经济顾问约瑟夫•道奇毫不犹豫地将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确定在1:360上。但到了1968年,美国对日贸易就第一次出现逆差;到1988年,日本竟然以平均一天买下一家美国大公司的速度,引起整个美国和欧洲的恐慌!此时,日本成为拥有6000多亿美元的债权国,而美国却成为5000多亿美元的债务国。
    
    日本右翼尽管屡屡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但从不挑衅美国,就是几十个议员到美国做广告,也是为了与美国无直接关系的慰安妇问题,对于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合理性问题,如石原等“超级右翼”也只敢私下发牢骚,国防部长久间章生甚至“理解”美国。中国有句格言:“谦,美德也,过谦者怀诈;默,懿行也,过默者藏奸”。日本的“诈”和“奸”就表现在一声不响地等待和利用每一个机会。美国被二战胜利冲昏头脑,草率介入朝鲜内战,随后又导致和中国的战争。日本终于等到了机会:大批美国军方的后勤订单,从1950年后开始拉动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起飞。后来,美国又与苏联展开全球冷战,日本又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来美国一直想把琉球群岛交还二战的盟国中国。由于中美此刻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未经新中国认可,私自把琉球交给了日本,日本大喜过望。苏联解体后,美国加快称霸世界的步伐,在全球范围内连年发动战争。由于已经完成全球经济体系的大布局,此刻日本一跃而起,坐在美国的“战车”上,开始尝试海外派兵,为日后突破和平宪法,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投石问路未雨绸缪。现在日本判断,美国由于连年战争,政治声誉大损,正是日本实现军事和政治大国梦想的可乘之机。
    
    三、对中国虚实并用,声东击西,以获取实质利益为目的。
    
    二战后,日本没有了从中国直接武力掠夺的机会,但从中国获取利益的想法没有丝毫改变,只是转换了博弈的场所和层次,由孙子所说的“伐兵”和“攻城”的战术层面,跃上“伐交”和“伐谋”的战略层面。一是借中国突破国际封锁之机,以对历史问题的“反省”,用建交换取中国在战争赔款中的实质让步,获取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好处。二是在历史问题上故意激怒中国,瞒天过海。日本非常清楚其自1879年吞并琉球以来,对中国长达六十多年的深重伤害,故有意在精神上刺激和折磨中国,从而让中国在愤怒中失去理智转移注意力,不去关注日本在实质问题上对中国的侵害。然后再以没有实质意义的、象征性的不去参拜或变相参拜,换取中国在诸如劳工赔偿问题、民间个人索赔问题上的忍气吞声。说到底,还是怕失去物质利益。三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日本国家战略中最隐秘的根本动机,就是希望迟滞或阻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往日本以两次战争中断了中国的两次现代化进程。现在日本没有进行战争的可能,于是转向其他手段。近几年,中国走向世界步伐加剧,能源问题突出,日本于是无理取闹,在东海把水搅浑。日本挑起东海争端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能源,而是以此战略进攻态势,迫使中国无暇顾及钓鱼岛问题;更深的动机乃是把现实争端点,尽可能地推向中国纵深,使中国因为地理的逐渐遥远,而不去意识到中日一切历史争端的起点在琉球。日本深知,近代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属地或其他地方,除琉球外都实现了独立或物归原主。如果美国认定琉球是中国的,则应该交还中国,如美国认为琉球是独立的,则应该恢复琉球国的独立地位,有什么理由交给日本呢?日本怕被中国翻出这本老账,那将使日本在国际法和人类道义的层面陷入全面被动。为达此目的,日本还一再在台湾问题上,挑逗中国。不是和美国搞什么安保条约范围涵盖台海,就是邀请和允许台湾分裂分子访问,最近更准备派现役自卫队军官去台湾。其实都是以孙子兵法中的“怒而挠之”,干扰中国战略视线的把戏。
    
    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虚张声势中,日本近来又有几个战略意义巨大的实质性小动作被暴光:一是日本准备在冲之鸟养殖珊瑚,以将那块不具备领土条件的礁石“养”成领土;二是日本宣布在位于冲之鸟礁西南180海里处,,又发现一个由海底火山活动喷出物堆积而成并露出海面的“小岛”。由于此“岛”处于台湾东部国际航道中心位置,一旦日本将其被纳入合法领土并拥有的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将严重挤压某些国家调查船只及潜艇的合法活动空间。同时也将在未来的军事对峙中占据有利态势。其他如大喊中国威胁论,也是日本对华大战略的一小部分,一是配合美国吓阻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二可以作为掩护日本扩充军备和围堵中国的烟幕。和一意孤行,行事张扬嚣张的小泉纯一郎比起来,新上台的安倍首相却总是笑眯眯的态度暧昧。看起来似乎在参拜问题上给中国面子,实际上步步走的都是实着:上台不到半年就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现在又紧锣密鼓、稳扎稳打地准备修改宪法第九条。然后是公开呼吁G8不要让中国加入,要求欧盟不要对华武器解禁等,终于露出了藏在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掌。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历届政府都遵循着几百年来西进战略。不同的只在于战术和手段。
    
    中国应该放过日本虚招,直击实处。历史问题可以交给国际机构,对涉及领海和领土的核心问题,不仅寸步不让,还应该从中日近代史的总源头开始讨论。日本现在韬光养晦的战略已经在实实在在地威胁中国。中国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
    
    四、日本现在是没有加冕的世界超级大国
    
    看看日本的汽车、船舶制造业,就知道日本的军工机械能力;看看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和电器产品,就知道日本的信息技术和进行信息化战争的能力;看看遍布日本的核电站和足够造几千枚核弹的钚,就知道日本的核能力。前不久朝鲜核试验,日本政客就曾鼓吹核武装。如果再看看日本的侦察卫星和排水量13500吨的大隅号准航母,以及具有反导弹能力的宙斯盾巡洋舰;还有2006年底开始部署的BMD导弹防御系统,2007年初成立的太空战略司令部,在2015年建立太空基地、在2030年成为超级宇航大国的计划……谁还敢对日本等闲视之?所有这些举动,都是在不引起世界注意的情况下,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的实质性重大举措。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日本领导人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若明若暗地对国民进行着事实上的精神武装。在中国人天真地向日本解释自己永远不称霸的时候,日本已经在进行实实在在的大幅度军事超越。日本的军事能力和军事机器的效率,曾经在二战中吓了西方一跳;今天谁敢轻视日本,未来谁还将大吃一惊。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就与西方一起走在军事发展的前列,在21世纪初的今天依然如此。
    
    日本这只东亚猛虎,已经几次从丛林中露出头来,但又很快地闪身。但是,迄今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还以为它是六十年前那只被原子弹烧伤的可怜的小猫呢。日本已经是一个没有被正式“授予”头衔的世界超级大国。
    
    五、日本深得韬光养晦的要旨:平时尽量不出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今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的韬光养晦功夫更到家的了。从唐朝时期对中国海战失败,日本一直隐忍或称韬光养晦到清朝,一千多年;从1853年屈服于美国佩里将军,到1941年袭击珍珠港,近一百年。尽管二战中无条件投降,但日本还是以万分的谦卑做到了保留天皇制的基本国体,甚至保全了大批战犯。日本也接受了美国赐予的三权分离等政治模式,并声称还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但同时日本还成功地保留了靖国神社等近代军国主义的灵堂。日本不仅在韬光养晦中发展了国家经济实力,也隐秘地复活了以武士道为核心的日本民族精神,同时还巧妙地利用美国与苏俄、中国等大国的矛盾,经过六十多年的韬光养晦,日本已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基本恢复了明治维新后在亚洲的战略进攻态势。
    
    中国古代兵法《六韬•发启》中对韬光养晦本意的描述是:“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即先示弱积蓄力量,然后待机出击。这是面对强大者不得不采取的正确战略,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的,更不是一再退让无所作为。日本是真正领悟韬光养晦要旨的国家。比如日本对美国就是“卑飞敛翼”的样子,对中国就一直是“鸷鸟将击”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对于并非强者的对手,有时候进攻也是一种韬光养晦。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地方,日本到处进行各种“援助”,以此弥补以前的恶行,赢得好感,从而获取那里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在羽翼未丰的时期,日本也特别注意把握时机,该出手时毫不手软。比如和中国建交,当美国还在和中国打乒乓球的时候,日本政府已经看准了通过外交突破带来巨大经济红利的“政治商机”。
    
    纵观整个20世纪,美国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把苏联玩死的,堪称高明;日本则从一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垂死之国,成为今天没有加冕的世界超级大国,堪称韬光养晦大师。这是一项远比明治维新更大日本战略成就,完全可以载入世界大战略史。事以秘成,语以泄败。反观有些国家,事还未做,先是动员,后是宣传舆论,结果举世瞩目。韬光养晦的战略意图被窥破,又不知权变,依然墨守成规,结果掩耳盗铃,被别人恶意利用,处处陷入被动。比照日本成功的经验,大有可检讨之处。
    
    ……………………
    
    日本对产自中国的饺子染毒事件喋喋不休,而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丢下的数以万计的毒气弹的处置问题却闭口不谈。
    
    而中国方面为了保持统治,也对小日本如此极大违背了外交责任原则的胡作非为置若罔闻。
    
    这也就执政为民?
    
    现如今,中日关系如胶似漆啦。
    
    可是,中日关系的真实图景,远远不是当局宣传的那样歌舞升平,更不会是一马平川。
    
    从今年日本人对巴西淡水河谷的铁矿石价格方面的态度看,试图通过大规模提供全世界资源型产品价格让中国在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上民不聊生动荡不安,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啦。
    
    实际上,由于政治的高度不透明,咱们对中日关系真相不甚了了。
    
    不过,就算是一星半点儿的内容,在咱们数典忘祖的中国人手里,也注定被糟蹋得一塌糊涂。
    
    其实,我一直对日本非常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啊,其国民性问题让我看到,不论是中国,还是欧美,都自惭形秽望而却步。
    
    当然,这个问题另当别论。
    
    领导人兴高采烈访问日本,咱们别忘了应该记取的古往今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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