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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张博树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17日 转载)
    
    来源:公民月刊
     张博树,著名宪政学家、哲学家。1955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欧陆批判理论,分别于1988年、1991年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职于该院哲学研究所至今。 (博讯 boxun.com)

    
    张先生近年一直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的苦苦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
    
    本刊特约记者(下文简称“记”)张博树先生,从网上对先生简短的介绍上,我们看到先生曾经所学是哲学,并且多年也是从事哲学上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先生却"转向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的苦苦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请问是什么促成先生研究的这个转变?
    
    张博树先生(下文简称“张”):我最早学的是经济学,后来又研读哲学,硕士、博士论文都是讨论现代西方哲学的。但我的学术关注中心其实一直是中国问题,或至少是从中国语境中生发出来的问题。20年前,也就是1988年,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经济行为与人: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中国改革经验为背景,探讨为什么市场经济行为是“自私的”?它的更深层的哲学人类学根据是什么?那个时候,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还没有完全确立,人们更多的是从正面肯定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对市场的负面效应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这本书强调的恰恰是后者。在哲学建构方面,这本书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唯物史观均提出批评,并勾勒出“总体人学”的理论构想,试图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双重本性角度建立统一的人学理论。这种努力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稍后写成、并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英文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维度看》(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也属于同一方向上做的工作。
    
    1989年对很多中国人都具有特殊意义。我也不例外。震惊于这一年的六四剧变,个人的研究计划作出重大调整。我深深感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法,一个足够深刻的总结。我们不能拒绝这个要求,不能回避这种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它的历史起源,它的革命理念和实践结果之间巨大的反差,它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响,它在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它和中国前现代文化传统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未来命运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决定搁置“总体人学”的研究计划,而启动以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为重点的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工程。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研究和写作方案几经修改,最后确定写一部六卷本的专著,书名就叫《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2002年,这部书正式投入写作,2006年5月完成了第一卷初稿。目前这项研究和写作工程应该说仍在进行当中,因为后边还有五卷没有写,已经完成的第一卷只是确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记:2007年8月,先生发表了《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引起关心中国前途命运人士的广泛关注,一时好评如潮。请先生介绍一下这份重量级宪政研究报告的出台背景?先生既然正在写作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为什么又投入如此大的心血来研究形成这么一份报告?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在我原来的计划中,本来是没有写这样一个报告的打算的。但在第一卷的写作中,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涌现出来,撞击自己的心胸,不可遏止,那就是:《五四到六四》要研究的是过去100年的历史,这个研究固然非常重要,无论在历史哲学还是经验科学意义上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它的关注重点毕竟是“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体制中,深受这个体制之害。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它。作为职业学者,借助历史研究为这种“改变”提供思想资源当然是上面所说的“行动”的一部分,但通过宪政设计等面向未来的研究为这种“改变”提供更直接的智力支持,同样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行动”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更需要,也更迫切。
    
    我那个报告的开篇头两段文字如实地表述了上述认识,这两段文字是----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创共和以来,中国已经在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方面艰难地跋涉了将近一百年。几代先贤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可以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积累了足够的苦痛与教训。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要归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性魔力;但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极其落后,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
    
    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一方面,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100年的历史,以史为师,以史为鉴;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真筹划未来,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
    
    当然,我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学识、能力有限,不大可能把“过去时”和“将来时”两头都说透,只能勉力而为罢了。好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研究已经为梳理这个制度提供了较充分的学理准备,材料方面也有不少积累,后来再写这个报告反倒觉得比写第一卷要相对轻松些、容易些。
    
    宪政改革报告是一个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在网上发表的只是这个系列报告中的“主报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那篇文章,还有两篇“附件”,分别讨论俄罗斯、东欧民主化和台湾民主化对我们的参考价值。前不久,关于新闻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两篇分报告也已经刊出,但仍有另外8个分报告还没有动笔。宪政改革是一项全民事业,有不少同道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余愿足矣。这个报告全部完成后,我会回到《五四到六四》的写作,说实在话,那才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记:《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一份学术性的报告,其中客观/理性/严谨不容置疑,然而这样一份报告居然在国内网站难以全部张贴出来,据说其中有几百处所谓敏感词而遭到过滤,所以至今在国内网站根本搜索不全这个报告,而只能看到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请问先生对此“中国特色”有何感想?由于这份报告先生面临什么样一些压力吗?
    
    张:压力当然有。毕竟在现存体制内,直接批评当权者、批评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事实上,我在决定公开发表这个报告的时候,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公民在进步,知识分子在进步,执政者也在进步,尽管后者进步的步伐似乎缓慢了些。很多朋友关心我的情况,问我遇到什么“麻烦”没有。我要告诉大家,迄今为止,我仍在社科院上班、拿工资,我与单位同事、领导之间也保持必要的沟通。这难道不是进步么?如果是10年前,如果有人发表这么一篇报告,恐怕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当然,我仍然准备着应对各种“意外”。但既然做这件事情光明磊落,我的心其实是很坦然的。更何况,报告发表后,确实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也有还在上学的大学生;有民间反对派人士,也有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我在同大家的交流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以为,无论认同还是批评,朋友们对这个报告的关注,就是对中国宪政改革事业的支持,也是对我的工作的最高褒奖。有这个结果,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刚才提到报告在网上遭到封杀,这的确是个事实。但封杀的并不彻底。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网站上仍可以读到报告的全文。我不知道这是网警的“失职”还是网警的故意疏忽所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赞成“封杀”这种愚蠢的信息封锁行为。我们的宪法已经郑重写有尊重人权的条款,中共十七大也承诺要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表达权就包括批评当政者和表达政治异见的权利,而知情权则意味着公众有权知道和公共事务有关、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观点、意见,而不管这些观点是否与当局的观点相一致。
    
    记:宪政民主是人类社会绕越不了的文明历程,那些假借"特色与国情"而意欲回避的企图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对此我从张先生的报告中深有体会。然而这条为人类文明所昭示的正道,在一些统治集团利欲的驱使下却常常被无端地搁置与无限期的延误,对此现象现代社会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变呢?
    
    张:这的确是当今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过在相对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可惜这个机会被认知陈旧、目光短浅的当政者葬送了。20年过去,中国的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权贵资本也已经成了气候。这个体制的毒瘤已经扩散到社会肌体的各个方面,深入骨髓。看看到处都在发生的血淋淋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多地方,这种“城市化”往往表现为对城乡结合部原住民的非法掠夺),看看我们那些贫困县中并不贫困、反而极度奢华的县衙门,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灶已经有多严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那些大大小小的为官者怎么可能有实施政治改革、“自断后路”的动力呢?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动员全民的力量。宪政改革是全民的事业,和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有关。大家都行动起来,和自己身边的权力腐败、贪赃枉法现象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
    
    我相信体制内不全是贪官,也有有雄心的改革者。民间的改革力量要和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给改革以强有力的推动。改革的目标是要解构这个产生贪官的体制,建设一个更科学、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的体制。宪政制度就是这样的体制。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样一个体制转换,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记: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从几千年野蛮专制向现代文明民主大转型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中,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担负着什么样的角色?
    
    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占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地位。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中,我把现代社会区分为三大结构,一个是政治-权力结构,一个是经济结构,一个是社会整合结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是宪政民主政治,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整合就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们之间有着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相互联结和相互补充。
    
    公民社会的第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大家知道,为解决公共权力通常都会面临的异化危险,对权力的监督是绝对必要的。民主宪政之政治结构本身已经设计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以为达至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竞争性政党制度、代议制度、分权制度、有限政府、文官系统和武装力量的中立化等。但仅仅依靠这些来自权力内部的监督机制和反异化机制是不够的,权力还需要来自社会的监督。权力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需要紧密配合,才能相得益彰。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具有社会监督职能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广义的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
    
    公民社会的第二个功能是实现理性的文化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当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前现代社会中传统价值的延续也要借助文化再生产才得以实现。那么,何为“理性的文化再生产”?这个概念意味着教育的现代功能较之前现代教育有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它不但要完成传统价值中所有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批判性延续,而且承担着与现代文明相应的新价值、新思想的启蒙与创新使命。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教育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功能亦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功能。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功能是促成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以非官方、非市场形式实现社会资源的动员和整合,用公共理性的力量锻造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在国家、市场力所不及或不宜由国家、市场力量染指的领域营造人类的精神家园。我们所说的非政府组织(NGO)和各种各样的公益机构就有这个特点。社会越进步,公民社会越发达,这样的公民组织就越多。
    
    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只知道有臣民,不知道有公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历史机会,历史本身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记:从先生的研究来看,目前在中国开展公民教育、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存在哪些阻挠?在时下中国,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公民社会的建设工作?
    
    张:最根本的阻挠当然还是现存体制本身。我们刚才谈到了公民社会的三大功能。与这三个功能相对应的是公民社会的三大“硬件”执行系统,那就是传媒系统、教育系统和民间社团。传媒(特别是公共传媒)为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服务,这意味着传媒必须独立于权力,而不能唯权力是从,甘当权力的婢女。可悲的是,这恰恰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所以,我的宪政改革报告的第一个分报告就谈中国新闻制度的改革,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害人的现存新闻管理体制,给新闻记者和编辑们松绑,废除所谓“新闻内参”制度,中国公民应该拥有平等的公共事务知情权,取消对互联网的封锁、屏蔽,等等。政府花这么多钱去搞互联网屏蔽、过滤,雇了这么多网警去实施网上言论监控,这是对这个民族的犯罪。谁给了当政者这个权力可以拿着公民、纳税人的钱去为所欲为?
    
    民间社团的建设也是这样。根据现行社团登记制度,没有“主管”单位你就别想在民政部门注册一个“合法”社团。这其实是党专制传统的控制逻辑的产物,跟现代民主社会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加以改变。
    
    我们要敦促当政者顺应历史潮流,自己去改变这个过时的体制;但我们不能只把“宝”押在这一个轴线上。人家要总是不动怎么办?中国要10年、20年产生不了自己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或者“普京”怎么办?中国还得继续往前走。那就要靠我们自己。民间要自己动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创造条件,自己去建构一个理想中的公民社会,也为建设一个更理想的政治制度铺路搭桥。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民间公共领域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仅就北京来说,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的民间沙龙、定期研讨会、讲座等等,有知识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大学生、网友和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的,可以在报纸上发消息。还出现了一些民办研究机构,它们有自己的网站,甚至有自己的刊物。虽然这些网站、刊物时不时会被打压,但总的趋势是民间力量在成长、在壮大。在这方面,你们的《公民月刊》就是个例子,我愿意借此机会向所有脚踏实地从事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建设的朋友们表示敬意。
    
    记:先生曾经专门著述《大学:公民社会的重镇》,请问先生今日中国教育与公民社会建设存在哪些不相称的方面?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承担起公民教育的重任?
    
    张:今日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党化教育垄断一切,气焰熏天,而党化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我前些时发表的宪政改革第二个分报告,就专门研讨了这个问题。
    
    记:近年来中国社会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请问先生中国的维权运动/公民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如何?
    
    张:维权运动这些年在中国的崛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发生学上讲,维权运动本来肇因于公民权利的被侵害。这种被侵害,在多数场合,与地方政府的权钱勾结、胡作非为有关,或干脆就是这种胡作非为酿成的结果。中国人向来是很老实的,习惯于逆来顺受,习惯于作“子民”而不是当“公民”。如果不是逼到一定程度,不会起来抗争、造反。这样一个简单逻辑,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国民性有懦弱的、需要改造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实生活中的“苛政猛于虎”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居然迫使我们这么听话的老百姓都开始走上了维权抗争之路。贪官和腐败的地方政权、国企“转制”过程中那些贪得无厌的领导者从反面教育了我们的失地农民,教育了我们的市民和破产或“转制”企业的广大职工,也算坏事变好事吧!当然,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公民维权运动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是伟大的公民自我教育运动。最近这几年,公民维权正在向纵身领域发展,已经超出个体维权或小群体维权的范畴,厦门市民反对上马有毒化工项目、太湖农民保护生态环境就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可以这样说,维权运动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在概念上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有许多联系,维权运动的发展和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建设最终都将有助于我们这个民族走上宪政民主的大道。目前,维权运动的缺点是还缺乏组织性,这其实也是现存体制所造成的。 “党”总是怕在自己的控制范围意外有有组织的团体产生、发挥影响。我还是要说一句,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不是民主社会的逻辑。中国的普通公众都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借助自愿结合的、合法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必再担心什么人取缔,中国的社会就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争取这一天的尽快到来。
    
    公民教育以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为目标。它包括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包容性,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普通中学和大学)必须把向学生提供全面的、非排他的普世性文明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第二,非强制性,教育重在学生潜能的发掘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必须给学生一个开放的空间,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允许学生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不同的学术主张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一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尤为重要)。满足了包容性和非强制性两条原则的教育,才称得上是现代公民教育。
    
    党化教育恰恰相反,它是指一党专权条件下由“党”通过执政当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有公共性的外表,因为党宣称自己就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其实是把教育当作工具,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党化教育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排他性,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党会垄断对科学的选择权和解释权,凡不符合“党义”和当权者意识形态者,都在被打入冷宫之列。再一个是强制性,即学生必须接受党对“真理”、对周围事物、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容不得半点怀疑。
    
    这种党化教育是极其害人的。比如最近发生了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时也发生了冲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冲突?官方一口咬定是“达赖集团”唆使“藏独分子”所为,各种官方传媒按照同一个口径铺天盖地地进行宣传,还反过来指责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存有“偏见”。这当然是党化新闻的传统伎俩(不排除西方媒体有可能报道失实,但那是个体行为,我们的传媒造假却是系统行为所致)。党化教育呢?这两天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都会拿到一本小册子,标题是“十问:关于近期‘藏独’活动的观察与反思”,由官方控制的《大学生周刊》“特别奉献”。不用问,里边的内容全部是党的声音,或者是与党“保持一致”的声音。这个小册子还特意选了在海外研究机构任职的某学者的几篇文章,大概是为了显示编者的“公正”和“客观”。这套做法自然过于小儿科了,但它的危害却不可小觑。君不见我们那么多的“愤青”、那么多的“爱国者”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一片喊杀声?民族主义情绪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就中国而言,当前这种偏执的、带有新“拳民”特征的民族主义却显然与“洗脑”有关。我们的年轻人得不到有关西藏问题的完整信息,他们头脑中被植入的文化编码就是党系统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理解争取西藏的人权也是在争取自己的人权、人权的尊严要比奥运的奖牌和一个国家的“面子”重要得多。更何况,批评共产党执政者不等于就是和中国为敌,和十三亿中国人为敌。在这些概念之间做出区分,恰恰只有公民教育才能做到,党化教育则从来都是故意把它们混在一起的。
    
    从体制上说,现代公民教育必须以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为前提,也就是,教育必须是一个公共的、独立的事业。现代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也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功利与短视。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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