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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家庭教会的朋友和敌人?——评2008年5月中国家庭教会受逼迫系列事件/杨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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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20日 转载)
    (对华援助协会来稿)
    目录
     (博讯 boxun.com)

    前言
    
    一、 登记的功能
    二、 宗教管理体制
    三、 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宗教(团体)
    四、 家庭教会的国度观和敌友观
    
前言

    
    刚进入春意盎然的五月,政府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中国各地城市家庭教会即刻面临严峻的挑战:5月2日华南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退修会、5月5日华北北京锡安教会定期主办的北京家庭教会联合论坛、5月8日华东山东30位全国年轻传道人参加的讲道培训会,被所在地宗教局和公安局联合执法强制停止;[1]5月4日东北吉林延吉郝玉吉的家庭教会被当地公安局强制解散,郝牧师被殴打至伤。[2]5月11日北京守望教会的主日崇拜聚会,从上午到下午整整一天,遭到所在地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和派出所公安干警联合执法的干预,被认定为“非法聚会”而要求停止聚会。[3]
    
    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四地对城市家庭教会的冲击如此频繁,这种布局,这种策略,使得各地家庭教会领袖及其信徒,开始第一次共同地面对从1949年至今50年以来属灵生命中一直存在的三重困惑,而且这种困惑不再能如往常一样藏在心底,而是必须被置于公共空间:在信仰上,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受逼迫?在政治上,我们基督徒如何在看待政府的冲击?在《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宗教条例”)设定的登记程序上,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
    
    本文将首先从宗教条例的登记程序入手,分析登记程序的功能所在;第二部分则探究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在合法地位问题上陷入困境的根源;然后,将登记程序制度-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置于整个中国政治秩序中,探究我们基督徒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教关系。最后,在登记程序制度和政教关系定性的基础上,我们力争看清楚我们基督徒受逼迫的本质,寻求从上帝而来属天的智慧和判断力,给我们在现实中面对逼迫的方法和策略。
    
一、登记的功能

    
    是今年5月份城市家庭教会受逼迫事件,而且从宗教事务条例颁布以来,政府冲击家庭教会运用的行为逻辑就是:未登记即非法聚会,聚会场所被查封,教会乃至信徒私人财产被扣押或被没收,信徒私人信息被强制要求登记,教会同工和牧师被拘留,甚至遭到犯罪指控、受审、入狱,上述方式根据家庭教会所处地域、信徒组成结构或背景、政府行为目的的不同,而单独或结合运用;最严厉的打击方式就是综合运用所有的上述强制行为以取缔家庭教会。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登记?家庭教会申请登记的后果是什么?这就首先得知道登记程序的功能所在。
    
    宗教条例第6条,要求“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团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宗教团体行政登记程序由四步申请依次衔接:①申请成立;②申请筹备成立;③申请成立登记;④申请备案。每步手续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展开,由三个环节构成:即申请-审查-批准。第一步,被申请人是宗教局;后三步,被申请人是民政局。前三步手续中,被申请人享有审查-审批申请的职权,因此,成立宗教团体的申请,要面临三次审查;一旦被申请人审查后不批准,申请人不可进入下一步,登记程序就此终止。若未经批准而筹备宗教团体成立活动,或未经登记以宗教团体名义活动,登记管理机关将采取取缔措施,并没收其“非法财产”: 若该团体发起人和参与者活动尚未构成犯罪,对其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若构成犯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第四步仅仅是备案手续,登记管理机关收到备案文件后在30日内发给申请人《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根据社团条例第3条第1款,宗教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在登记程序的第一步,申请人要向宗教局证明其具备法人条件。法人条件中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资产和经费”及 “民事责任能力”等,源自《民法通则》第37条。该法旨在通过改革政府对企业单位的管理方式,以一种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思路,来塑造国营企业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用“法人”替代“单位”,[4]而不是赋予“法人”自治地位。《民法通则》的法人制度,不是通过法律拟制技术而承认团体独立主体资格以参与民事活动,实质仍是单位制度。[5] “法人”,不过是“单位”在法律中的表达,“换汤不换药”,社团,包括宗教团体仍旧被置于单位体制之中。单位体制下社团包括宗教团体的法人地位,实质是对社团依附于单位系统之地位的陈述。“法人”的四项条件:最少成员数量要求、住所固定要求、工作人员专职要求和最低活动资金要求,乃是国家(行政)立法者自身而非宗教团体发起人对宗教团体的要求;这意味着无法达到上述条件的公民,作为宗教信徒不能享有成立宗教团体的权利。如果在资金、场所能够达到条件的家庭教会,认同法人条件而申请登记,则将无法满足上述条件的家庭教会置于一个不利的境地:因为前者的申请前提是承认法人条件规则的合法性,无论申请是否能够成功,这种承认和提交申请无形中承认下述逻辑:即后者因为不能满足上述条件-不具备申请资格,因此,不具有合法地位。因此,只要有一个家庭教会提交承认法人条件的登记申请,就造成实质上默认和推广上述逻辑的后果。
    
     根据国务院民政部制定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规定,在登记程序的第二步,申请人必须提交章程,在章程中表明社团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而且民政部的这个文件要求章程必须设计单一的社团内部组织结构:会员大会(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执行机构)及常务理事会,和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书长的任职条件和职权,并要求特殊情况下的会员大会和理事长(社团法定代表人)的换届或变动“应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可见,章程,本应是发起人自由结社时对社团宗旨、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的意思表达。但它在成文过程中却必须按照政府文件要求形成,结果章程被行政意志格式化。行政文件要求社团组织结构、人事变动服从行政指令,不是以“自治”而是以“控制-依附”为社团成立及其活动的逻辑,社团的组建和活动由此被纳入行政系统中。政府(民政部)通过在社团登记申请准备中设定社团章程的格式内容,实质要求申请成立的社团必须依附行政。
    
    社团条例第13条规定:若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时,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这种规则设计的前提是:同一个行政区域的同一个业务领域,只能有一个社团存在,即社团的单一性;执行该规则的结果是:若同一个行政区域同一业务领域,已有一个社团存在,公民不能成立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另一社团,排除社团竞争,即社团的垄断性。这就是为什么《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6/5/1991)第7条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相类似的宗教社会团体。”
    
    可见,登记程序的行政许可性质、宗教团体的法人条件、格式章程和社团“单一”条款,构成宗教团体行政登记的程序制度,其功能乃是使得宗教团体的章程、结构、活动方式和目的被纳入行政运作系统,形成宗教团体依附于行政系统的局面。因此,宗教条例和社团条例设计的登记程序,具有取消宗教团体独立自治地位,实现政府控制宗教(团体)的功能。这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面对登记必须明白的背景。
    
二、宗教管理体制

    
    知道登记程序是一种控制宗教(团体)的手段,还不能完全明了一个问题:即家庭教会能否以申请登记与政府及其宗教局展开对话,通过对话获得独立自治的地位?这种“对话论”, 如果不能基于对登记规则历史、宗教管理体制以及政治秩序的恰切把握,不仅导致本文第一部分论证的“将其他家庭教会或团契置于不利境地”,而且无法为自身和其他家庭教会寻求独立自治找到正确的突破口。
    
    1950年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曾将“宗教团体”作为必须登记的六大社会团体之一:强制解散不登记者;禁止“反动团体”登记成立;对有“反动行为”的已登记团体,撤销登记并解散;要求登记成立的团体必须以接受政府指导,协助政府为义务。[6]例如1951年政务院《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实施办法》和《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以“反帝”为由,强制中国基督教团体与外国教会脱离关系并登记;[7]另外如道教,则是经历土地改革反封建残余和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及民间秘密宗教后,由内务部批准颁发社宗002号社会团体登记证以中国道教协会形式才得以存在。[8]
    
    政府对宗教团体地位的安排乃是四个招数:政府首先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标准来判断和鉴定宗教团体的性质,在该基础上通过群众运动重新组合符合自身需要的宗教团体。政府决定何种宗教团体享有合法地位,表现为登记的法制方式。规则是:禁止反动团体登记;撤销实施反对行为之团体的登记;解散抵制登记的团体;导致社会团体的合法存在必须以服从政府为前提。第二,政府赋予因服从而获得合法地位的宗教团体以执政党合作者身份,将其作为宗教界本宗教的唯一代表纳入政治协商会议,这种“宗教团体政治化”的设计定位,既为执政党执政提供正当性,又保证其宗教政策得到被纳入“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系统的宗教团体支持;第三步,爱国宗教团体人事通过行政编制安排,其经费由国家财政预算提供。宗教事务部门和民政部门分别作为宗教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使得宗教团体被纳入“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成为行政系统在宗教管理领域向基层的延伸。宗教团体对政府的附属地位导致“宗教团体行政化”。第四招:资本主义制度靠市场成功获得的劳动分工有效模式,被苏联模仿来推进工业化,进而被我国执政党效法。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土地、房屋、企业等资源国有化,企业由此行政化,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得以建立:作为统购统销控制手段的户籍制度、“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和集体福利分配制度,导致劳动者对就业场所的全面依附,即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在这个基础上,执政党根据生产的不同功能,将各种组织分为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在行政管理上被归属到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的范畴。[9]“宗教团体单位化”因此形成。
    
    宗教团体的政治化、行政化和单位化,形成并加固着宗教团体单一化的特征。我国宗教团体四个特征的塑造过程,就是我国宗教管理体制的建构过程——这不仅决定宗教团体登记规则的功能和逻辑,而且是造成宗教团体登记困境的根源。
    
三、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宗教(团体)

    
    在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受政府冲击的现场,和为家庭教会宗教自由辩护的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主张:宪法第36条赋予我们“宗教信仰自由权”。这种辩护的确可以作为一种主张宗教自由的策略,但要将其看成我们享有宗教自由的原则或基础,实质则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管制宗教手段所处政治权力运作结构的无知。
    
    在宪法结构中观察第36条,我们发现:宪法序言虚构了人民主权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导致人民民主专政赋予中国共产党独占政治权力并支配国家的正当性。由此,执政党借着宪法第一章“总纲”来安排政制和国家任务。在这个背景下,就能恰切地理解为什么第36条第3款选择由国家对宗教(活动)来设限定界。不仅如此,因为执政党在现代民主社会通过制宪和修宪来证明其权力来自人民主权及其政治秩序变动的正当性,执政党的宗教政策就借着这种仪式进入宪法获得宪法条文的表现形式。宗教政策,依靠党组织系统、政府及其宗教管理系统和爱国宗教团体系统来执行,只是实现的方法从凭借行政文件和命令走向依据法规规章体系,目的仍旧不变:即国家保证宗教活动的“正常”。
    
    宪法序言陈述因为中国共产党 “坚持真理”才带来民族和国家过去、现在的革命成就,所以,人民和国家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证明中国共产党永远独占政治权力的正当性。虚构的历史命题在想象的意义上成为超验的,不能被证伪,这就是执政党需要控制言论的根本原因。作为“真理”提供者,执政党的政治义务是为人民各个领域的言行举止制定准则;作为“真理”接受者,中国人民的政治义务是在各个方面永远相信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这种政治信仰将中国人民整合统一。因此,宪法序言在上述意义上乃是一种“信仰告白”。制宪和修宪活动及结果,已如前述,乃是执政党凭借其对政治权力的独占地位,支配制宪权和修宪权运作程序,通过设计其安排的政治秩序、删除其政治失误、添加改革成果或社会共识,旨在公告和宣传执政党代行人民主权的正当性,巩固和维系其执政地位。可以说,制宪和修宪已是一种仪式化的活动。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单位体制的建立,是执政党党纲政策得以贯彻到社会各个层次及个人所依赖的组织网络。
    
    由此可见,代表着信仰教义的宪法序言,被视为仪式活动的制宪和修宪,和执政党-政府-社会-个人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组织关系,构建并稳定中国的政治秩序。“按照瓦哈(Joachim Wach)的结构性视角和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功能性视角,将宗教定义为信仰系统、仪式活动和组织性关系,”[10],这种政治秩序可谓构成“人民宗教”(范亚峰先生语)[11]。“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符合宪法序言神化中国共产党而要求在政治共同体内的宗教(活动)服从最高政治权力代表的逻辑。正是中国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我们才理解:由这种政治权力衍生的制(修)宪权、立法权、行政管理职权和地方政府权力,都是为维持和巩固执政党统治地位而存在和运作,所以,宪法第36条、宗教条例、社团条例、地方宗教立法,都旨在塑造一种宗教(秩序),能够被纳入执政党独占政治权力的国家结构中,使之成为政治功能的一部分,从而为建立神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秩序服务。因为这种政治秩序的“人民宗教”性质,所以,与其说我国的政教关系是“以政统教”,不如说是各种拥有教义、仪式及组织的宗教必须依附于“人民宗教”。
    
四、家庭教会的国度观和敌友观

    
    将本文前述第一至第三部分反过来看,我们就明白乃是中国的政治秩序决定着中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是宗教管理体制决定着登记程序规则及其功能。因此,是否(申请)登记,背后实质隐藏着是否服从宗教管理体制,乃至对基督教而言是否依附“人民宗教”的生死抉择。在这个意义上,每位基督徒,不管是居于三自还是家庭教会,都必须明白,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证明:登记程序制度的功能是强制宗教团体依附政府,取消宗教团体的独立自治地位,实现政府对宗教(团体)的控制。这是登记程序制度逻辑上的功能所在,然而,在现实中,登记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因为各种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控制功能并不能完全实现,登记机制中的强制行为,也不得不根据不同情况而有选择地使用。
    
    “魔鬼藏在细节之中。”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登记程序的运转机制和生发的功能,而且适用于政府宗教管理体制及其置身于其中的政治权力结构。基督徒,每天在与自己的情欲、与属世的国度争战,深知争战的对象乃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家庭教会与政府强制行为及控制机制之间的争战,亦是如此。
    
    社团条例第19条的“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条款,乃是与第7条相配合,建立起社会团体的分级登记管理体制,即社会团体由各级政府民政部门按地域登记管理。这种分级登记管理体制,使得不同行政区域业务相同或类似的社团组织,不能成为一个联合团体,或者彼此之间不能独立决定实现联合意义上的合作关系。即使名义上是属于同一个社团在全国-地方-基层设立的组织,但若要在同类事务上实现合作,必须通过相应行政区域的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政命令和指示来安排协调。这种控制手段将社团分割开,防止走向联合。
    
    上帝创造的政治及其秩序,乃是慈爱公义的秩序,既赋予人独立自由,又要求人友爱联结。专制制度凭借的就是反政治的经验: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力,让我们之间滋生并传播恐怖、猜疑和仇恨,彼此分割,冷漠隔绝,否定我们共同生活世界的存在,不仅可以防范被治者的联合反抗,而且分割被治者有利于各个击破。
    
    基督是教会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在这个意义上,各地的家庭教会(团契)亦是互为肢体,“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哥前12:25-27)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教义及立基于其上的各个教会和教徒的行为,与专制意识形态和行为必定处于一个争战的状态。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明白:我们爱每一个人,但不是意味着我们没有敌人。在这场现实世界的争战-征战中,我们的敌人不是逼迫者的生命,而是他们的行为和背后的动机。
    
    从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宗教,设立和培养了“统战部宗教部门”-宗教局的 “宗教管理队伍”。这种宗教管理系统在行使管制权力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处理宗教问题的成见,由此陷入“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恶性怪圈中。驱动这个怪圈的就是宗教管理上的特权垄断利益集团。今年五月份叶小文带着五大爱国宗教团体领袖访问美国,要求美国政府的接见和承认。接见和承认,需要国际谈判桌上的筹码。但是筹码来自哪里呢?
    
    五月份的逼迫有着清晰显明的特点:宗教管理系统未选择农村家庭教会最强大的省份浙江或河南,而是对北京、成都、山东潍坊和吉林延吉的城市家庭教会采取行动。其中我们观察到,北京锡安教会发起北京家庭教会联合论坛、守望教会主持北京家庭教会联合祷告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带领人王怡曾以家庭教会基督徒身份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见、山东潍坊张永亮教会事发时正在组织全国年轻传道人培训会,因此可见受到冲击的城市家庭教会都有两个特点:具备联合地域性或全国性家庭教会的能力,拥有地域性或全国性的影响力。这次全国的布局行动措施有着两个层次:对北京教会只是要求停止,并未实施查封、扣押、没收、拘留等强制行为;对地方教会则是不同程度地实施了扣押、没收、拘留等强制行为。
    
    可见,宗教管理系统实施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软中藏硬,先软后硬。这样使其“进可攻,退可守”: 家庭教会反应过软,就趁机收拾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坚持聚会的立场强硬,宗教管理系统可采取不同程度的强硬措施,一则利用奥运安全保卫之际为该集团赢得中央政府对其工作的肯定和青睐,二则故意诱导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施加压力,以此为国际谈判的筹码。
    
    同时,中央政府开始启动计划:即通过国家安全系统组织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基督教发展与国家安全稳定”的调查,调查员以各种形式进入各地教会收集信息,或是诱导教会人士主动提供信息。其中“若某个教会受到政府冲击,其他教会及其基督徒会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成为调研主题之一。
    
    这次对北京锡安教会和守望教会的冲击,看起来是针对单个教会,其实是试探北京整个家庭教会联合反抗的可能及其联合力量的大小。锡安教会一个汉语堂、一个韩语堂、一个神学院和一个退休中心,主办北京家庭教会联合论坛;守望教会公开租用海淀区大钟寺华捷大厦写字楼活动,公开通过申请登记与宗教局对话,发起主持北京家庭教会联合祷告会;两个教会在北京家庭教会的影响力已经表明其领袖地位和辐射全国的影响力。“擒贼先擒王。”打击这两个教会,一方面投石问路,一方面杀一儆百,只要这两个教会反应不强硬,其他教会保持沉默,就证明不仅这两个教会本身软弱可欺不足为惧,而且整个北京家庭教会联合行动的可能不存在。“柿子捡软的捏。”一旦证实事态的发展确实如此,政府就可乘胜追击,各个击破,全部歼灭。5月13日,北京近郊河北三河市一家圣经学校被查抄,三河市宗教局局长亲自带队,廊坊市和三河市两地公安局联合参与行动,证明宗教管理系统已经认定家庭教会不足为惧,开始全面的压制行动。[12]
    
    属灵国度与属世国度之间的争战,在今天当下的中国,就表现为(北京)家庭教会是否愿意并敢于联合起来,与宗教管理系统同样展开“软硬兼施”的较量。究竟是坐以待毙,等着被各个击破,还是联合行动,赢得对话谈判的机会?就像申请登记会无形与政府合作陷其他家庭教会于不“法”境地,损害属灵的国度一样,即使是坚持聚会但除此之外无所作为并对其他家庭教会的处境置若罔闻,这种各自为“教”无友爱联结、割据分隔不合而为一的生命状态及其造成的家庭教会局面,给予宗教管理系统可乘之机,趁势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基督的肢体就将受苦,上帝的国度就会受损。末底改对以斯贴的警告,同样警示今天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贴记4:13-14)
    
    
    
    神让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作为教会的牧者,乃是为了扩张神的国度,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创建和服侍的教会固若金汤,却对扩张神国度的异象视若不见。正如范亚峰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当前政府与家庭教会乃是一种“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看似矛盾实则并存的关系。家庭教会的软弱,助长宗教管理体制的不正义,默认“人民宗教”对自己世界观的渗透,不仅对之毫无抵抗力,而且无法改变执政者与自身为敌的局面。家庭教会若刚强壮胆,不惧怕不惊慌,抵抗宗教管理系统的不正义,扭转“人民宗教”的支配秩序,不仅守住自身的圣洁,而且可以开辟与执政者和解、合作的空间,化敌为友,从而为实现中华共同体的转型创造机遇。
    
    
    
    因此,家庭教会领袖及其信徒如何应对面对今天极其复杂诡谲的形势,不仅首先要基于对耶和华我们的神的等待、寻求和亲近,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应该在这种形势中坚定立场,同时灵活应变。
    
    “支持奥运,坚持聚会”,是我们城市家庭教会的坚定立场:奥运是中国盛事,是中国人盼望已久融入文明世界的莫大机会,城市家庭教会支持奥运乃是理所当然。主日聚会和教会活动,是我们信仰生命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对上帝的义务,必须履行,不可剥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聚会。
    
    就单个家庭教会而言,教会领袖面对逼迫,以法律途径对政府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宗教管理部门构成诉讼上的压力;就整个家庭教会来说,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联合的契机。当然,现在的联合,绝不是教会组织的联合,而是肢体相连互相支持的联合。这种联合,需要高超稳当的政治技巧,否则将被宗教管理系统利用执政党高层的忌讳和恐惧感,给镇压家庭教会制造借口。在这段期间,未受逼迫的家庭教会应当为受逼迫的家庭教会(领袖)代祷,并写信向其表示主内的关系和支持;受到不同程度逼迫的家庭教会(团契),应当做好发表联合声明的准备:如北京家庭教会,向市政府、国家宗教局、中央统战部、国务院递交联名信,表明“支持奥运,坚持聚会”的立场和“和谐共处,互不为难”的希望。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3-4)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里,是为神作见证的一生,是扩张神国度的一生:我们不仅必须与自己内心的情欲-邪恶争战-征战,而且应当与世上的邪恶-暴力争战-征战,同时我们必须爱自己的仇敌,为仇敌的生命献祷,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以暴力对抗只能靠着圣灵引导,以和平的抗争来胜过邪恶、胜过死亡,这条道路必然意味着甘受逼迫,承受患难,出死入生。“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
    
    ----------------------------------------
    
    [1] 王怡,“王怡等对成都宗教局和警方冲击秋雨之福教会的声明”,博迅2008年5月7日。傅希秋,“山东、吉林家庭教会被公安突袭:7人仍然被抓,台湾牧师遭驱逐”,博迅2008年5月9日。
    
    [2] 傅希秋,“山东、吉林家庭教会被公安突袭:7人仍然被抓,台湾牧师遭驱逐”,同上。
    
    [3] 傅希秋,“一名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被抓捕;北京政府人员强迫守望家庭教会信徒登记”,博迅2008年5月13日。
    
    [4] 佟柔,王利明,“我国民法科学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发展与完善”,载《佟柔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p41。佟柔、方流芳,“民法与商品经济”,载前书,p71-74。
    
    [5] 参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 见《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50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2次政务会议通过),尤其是第4条。《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实行细则》(1951年3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尤其是第8、10条。载范宝俊主编:《结社立法与社团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p119-123;p123-127。
    
    [7] 见赤耐主编:《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p84-86。
    
    [8] 见赤耐主编:《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同前注,p353-354。
    
    [9] 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同前注。
    
    [10] 杨庆堃..
    [10]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 范亚峰先生第一次提出“人民宗教”的概念。
    
    [12] 傅希秋,“黑龙江省一家庭教会被取缔”,博迅2008年5月14日。
    对华援助协会首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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