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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依法统治到依法治国-台湾法治现代化的经验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6月17日 转载)
    
    
     曾建元(台湾) (博讯 boxun.com)

    
    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乃全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后由中国大陆移入者,但在此之前,实际上自一八九五年台湾民主国建立之始,近代法制即在台湾士绅机阶级萌芽,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则在台湾建立殖民法制,但这却是近代国家法制在台湾社会的全面生根,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华民国接收台湾,同样渊源自近代法制,并且大量借鉴日本法制的中华民国法制嫁接在台湾的土地上,尽管由于中国内战和两岸分裂,中华民国在台湾实施了长达半世纪的国家紧急权体制,但现代法治的观念历经百年的发展,则已经深入人心。
    
    何以台湾民主国短暂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台湾法治现代化的起点。台湾民主国建立的本身,就说明了台湾和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超越传统中国祖宗家法的恢宏气度和伟大见识,台湾省布政使陈季同早年在留学法国研习公法,台湾巡抚唐景崧依其建议宣布台湾独立,使台湾人民的抗日行动得以摆脱〈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束缚,陈季同并主持台湾民主国宪制之规划,参考法国宪法,建立三权分立体制,尽管台湾民主国为时未久即遭覆鼎,但这种凭借近代国际公法所展开的法律抗争,确实是盘谷开天辟地以来,中土前所未有的新思维。
    
    日本在台湾完成军政而实施民政之后,即在台湾展开近代法制的建设,除了移入日本法制、设立独立的台湾法院体系之外,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更自一九零一年起亲自主持了依现代法律体系重建的台湾私法和清国行政法的调查和整理,这些措施,使台湾有了清楚明确的制定法和习惯法,以及独立的司法,乃促成了台湾人近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而日本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立宪主义精神和法制,则成为台湾近代知识分子反抗外来殖民政权的思想与法律武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曾给了台湾人重要的启发。台湾士绅林献堂向梁启超抱怨道:「我们处于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差别,经济受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梁启超坦言中国三十年无力支持台湾,因而建议台湾人最好效仿爱尔兰人之抗英,争取台湾自治,此后乃有林献堂领导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的发轫,该一运动的目标即在利用明治宪法向日本帝国议会进行游说,希望争取台湾人在日本帝国下的国民待遇,此是谓内地延长主义,另一方面,则倡议设置台湾议会、制定台湾宪法以完成立宪主义的殖民地自治。一九二三年蒋渭水在日本东京成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台湾总督府认为违反了〈台湾治安警察法〉,乃加以取缔,此为台湾史上着名的治警事件,岂料台北地方法院竟然判决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同志无罪,此事轰动全台,虽然其后仍有多人为上诉审法院判决有罪定谳并发监执行,但此事件则使台湾人经验了法律斗争的可能性。
    
    而就在台湾进行近代法制建设的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也让中国本土君民意识到改制维新的急迫性,一九零一年,大清帝国宣布实行新政,这显示中国人已意识到现代化必须超越器物而上升到制度的层次,一方面,中国由薛允升、沈家本等人领导,在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等人的协助下,进行变法修律,从事各种近代精神法律的起草和立法,另一方面,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则于近代法治思想与经典的迻译和引介不遗余力,最后清朝则因阻挡不了国民革命的浪潮而灭亡。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集中于国会展开的制宪准备和各种立法,则实际上为中国大量快速地引进了当世进步的宪政思潮,但是新兴的中华民国并不盲动地全面否定旧朝律令宪制,而系依照近代民主立宪国家的需要,批判性地加以继承,举例而言,具有司法审判独立精神的清末〈法院编制法〉改订为民国〈暂行法院编制法〉,彰显罪刑法定主义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则系〈大清新刑律〉的延续,〈大清违警律〉在民国之后仍继续沿用至〈违警罚法〉订立,而在〈民法〉尚未制定的年代,大理院则利用判例和法律统一解释制度,以司法造法的方式建立了中国的民事习惯法体系。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以后,中国有了相对安定的黄金十年来进行法制的现代化,立法院乃依照三民主义的理想逐步完善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六法法制,这些完成于八十年前的法律,至今仍有效地在台湾施行。然而国民政府的司法体系则因为受到苏俄革命立法的影响,而从司法独立走上司法党化的岐路,国民政府司法改造委员会决议,担任司法官员者必须为中国国民党党员,而当政治忠诚成为司法官的基本要求后,清党之后的国民政府司法体系,自然便成为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迫害的法律工具。这一情形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后稍获缓解,惩治共产党反革命的立法遭到修正或废止,直到战后国民政府宣布动员戡乱为止。
    
    党化司法尚非国民党党国体制对于中华民国法治现代化的根本危害,问题乃出在国家的党化,公权力机关不可避免地国民党官僚私有化,从而使公权力的行使失去政治中立和行政中立,这就是中华民国接收台湾后,长期与日本殖民者进行法律斗争的台湾人民所无法理解者,当一九四七年台湾全面展开二二八起义后,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提出的〈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便提出了台湾省自治以及台湾半数司法官应由台湾人出任的主张,平等的国民地位和台湾自治是台湾人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半世纪后的衷心愿望,讽刺的是,台湾人还是要以这些主张来面对中华民国,更因此而成为国民党指控叛乱的口实。
    
    战后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依据国共〈双十协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旨在追求和平建国,结束党国训政,还政于民,建立宪法之治,在政协共识基础之上,由张君劢主稿的〈中华民国宪法〉,则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座丰碑。〈中华民国宪法〉以立宪主义、权力分立为其基本精神,全力去除党国体制和民主集中制的遗毒,明定军队国家化与司法独立超越党派,并虚化国民大会和总统的功能,将宪政运作的重心,放置在依修正式内阁制概念设计的立法院和行政院关系上,〈中华民国宪法〉更反对人权依法律保障,主张由〈宪法〉直接保障,以避免可能因立法院中党派的影响而使人权的充分实现受到干扰。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规定惟有法院有权依法限制人身自由,这使得赋与警察机关行政拘留权的〈违警罚法〉在中华民国行宪之后,即遭到违宪的全面质疑。
    
    一九四九年五月,台湾省宣布戒严,随后立法院通过〈惩治叛乱条例〉,中华民国此后即以军法代替普通司法规训台湾人民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平开国,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中华民国法制全面退出中国大陆,一九五零年七月,国民党在台湾展开党的改造,重建党国体制,十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巡防台湾海峡,两岸分裂结构从此巩固。
    
    虽然台湾长期为国民党党国体制实施戒严统治,而国民党人的法治观念亦远落后于在抗日过程中获得启蒙的台湾人民,但我们要指出的是,从清末即发端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毕竟在中华民国的司法体系上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制约着司法人员的信念与行为,而〈中华民国宪法〉所揭橥的立宪主义精神,也为被压迫的台湾人民提供了法律斗争的最坚强有力的武器,党外时期的维权律师最后成为台湾民主化最重要的推手和领袖。而一旦动员戡乱因反攻大陆无望而失去其正当性,台湾必得要回归宪法之治,党国体制在民主化的浪潮下土崩瓦解。
    
    台湾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权者,可以自由选举代议士或行使创制复决权来修订〈宪法〉和法律,〈中华民国宪法〉的五权分立亦从而得到实现,国家公务员和国军乃得以挣脱党国束缚走向政治中立,司法体系得以独立。当代的台湾法治,既是近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历程的沿续,更可以说是台湾人民百年来在日本与中国法制经验中奋斗得来的集体成就。
    
    (本文作者为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台湾教授协会法政组召集人)
    --原载《极光》 _(博讯记者:龚珉)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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