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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事变,武昌起义,大泽乡困境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01日 转载)
     作者:钓你的蟹
    
       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博讯 boxun.com)

      
        当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 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这些谣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些谣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悠关的谣言。
      
        1911 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徵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徵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但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这则谣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徵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能。
      
        回过头来考察这则谣言的传播,不难发现谣言所特有的简化原理在这则谣言的流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简化原理,是指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谣言进行分类从而避免问题的复杂性。1947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10 事实上,在宝善里事件之后,“清朝政府正在大量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也经历了一个被简化的过程。
      
        首先,这则谣言源于革命党人的一种猜测。当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这时的核心是“清政府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
      
        其次,当天,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谣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由于在1910——1911年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剪辫的汉族士兵尤多,所以将“捕杀剪辫士兵”的谣言简化为“捕杀汉族士兵”,其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按缴获的花名册捕人”,到“捉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再到“另编名册,惩罚所有汉族士兵”,不能看出,谣言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了。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 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谣言。
      
        美国学者彼德·布劳曾经对权力下过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消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事实上,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权力也是建立在这种威慑的基础之上,然而,上述谣言的传播则使这种威慑失去了效力,——因为威慑的前提是“服从要比不服从更好”,而“清政府正在捉拿汉族士兵”的谣言则意味着“不管你是否服从,只要你剪了辫子,甚至只要你是汉族士兵,你都可能受到惩罚”,这便使服从清政府的权力失去了任何意义。
      
        总之,一个政权不管如何残暴,只要它想延续其权力,它都必须明告或暗示被统治者:服从的代价比反抗的代价要小。否则,便可能将被统治者逼入类似陈胜、吴广在秦朝末年所面临的 “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走向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具体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言,尽管湖北地方政府并无将新军士兵逼反之意,但瑞徵等人又无法将不予深究的真实意图告知全体新军士兵(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朝廷的责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低估了谣言的作用),所以最后在湖北新军士兵的心理中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大泽乡困境”,从而导致军队的大规模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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