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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01日 转载)
    
    “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就地震及“六•四”十九周年答记者问
     (博讯 boxun.com)

    周舵 (北京)
    
    中共自毙不足惜,问题在于国家民族会不会因此就能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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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马上就要到“六•四”十九周年了,有几个问题请您谈一谈好吗?
    这次四川的大地震,中国政府的许多做法与以往不同,比如全民哀悼震灾中的死难者,比如新闻的公开透明,您怎么看这些变化?
    
    答: 一方面高兴、欣慰,一方面又并不意外。从1993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就开始到处宣讲“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到现在已经有十五个年头。当时,我的这种温
    
    和、渐进、改良的主张非常不受欢迎,可以说是两边挨骂:那个冷血的中共江-李政权认为我是敌对的民运分子,而民运又说我“对中共抱有满脑子幻想”,甚至说我是“为专制
    
    政权涂脂抹粉”,“谁反共他反谁”。坚持到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的“渐进民主”主张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共识,至少在国内的民运,和“十六大”之后揭幕的所谓“胡温
    
    新政”,两方面都开始认同渐进民主。温家宝前年在答香港记者问时甚至说,他主张“以渐进民主逐步落实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四年多以前,香港《开放
    
    》杂志约我谈“胡温新政”,那时我就认为胡-温新政的大方向是对的,是在往我所一直主张的“培育中左和中右两大主流”的方向走。这篇文章也遭到民运界的一片恶评,至今
    
    仍然余波荡漾。由于缺乏合用的分析工具,许多人看事物只看表面现象,看不到事物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和规律;特别是对于改良或说改革,它一定是好坏参半、新旧混杂、非
    
    驴非马的,你如果只是拿一套绝对主义的理想标准,来紧盯住那坏的、旧的一半,得出的结论当然就和我的结论相去甚远。所以我一再强调分析工具、科学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以
    
    至于我索性把研究课题的题目改成“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
    
    谈到汶川地震,中共高层这次是大大得分了。比较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得分不仅仅是因为“和过去比有所改进”这种低标准的得分,而且是和先进水平比,在高标准意义上的得分
    
    。最近我才知道,一直到2005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都是被列入“秘密事项”的,你能想象吗?有一种可能
    
    是,这是为了掩盖“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真相而作的规定。可怕的是,它一直延续到去年而没有人去触动它!还有一件更荒诞的事:仅仅几年前(对不起
    
    ,具体年份还没查到),政府的财政收支不要说对老百姓,对各级人大都是保密的!这样一种所谓“最高权力机构”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言自明。这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
    
    和出发点,其水准之低,根本不是习惯于西方标准的人所能够想象的。太多的激进派都大大低估了中国改革的难度。如果没有30年的渐进积累,政府和民间这次救灾中的良好表现
    
    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方面要肯定成绩——人都是需要表扬鼓励的,共产党人也是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别盲目乐观。能善始未必能善终,今后的灾后重建是个长期的艰苦工作,如果仅仅是靠中共
    
    的动员能力和民间的道德热情,不能利用这个时机及时作出重大的、长效性的制度创新,今后陆续暴露出来的制度和文化的深层病灶,有可能把已经取得的良好评价抵消掉。超强
    
    的动员能力,这本来就是极权政体的长项,而现代政治文明和制度的创新却始终是弱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犯的一个低水平错误就是以为非常状态下的革命狂热可以、而且应该
    
    永远持续下去。比如众所瞩目的善款使用中可能发生的贪污腐败,到现在充斥人们耳膜的还是什么“严惩不贷”,这简直就像是讲童话故事一样。童话里讲一个勇士和一只九头恶
    
    龙搏斗,勇士斩掉恶龙的一个头,立刻又长出两个新的头!又比如民间的志愿者行动,这次震灾民间有十多万志愿者自发参与,这是非常可喜的进步,特别是那些“八零后”让人
    
    们刮目相看,然而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志愿者不少,志愿组织却不多,仅有的NGO大多也是非法的——现行的社团登记法根本就是以扼杀民间组织为目标的。这种低
    
    组织化的志愿者行动聚得快,散得也快,不可能形成现代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公民社会。我一直想提个建议:由灾民、新闻界、法律界、知识界等各界人士自发组织起来
    
    ,经过民主选举,组成监督救灾钱款和物资使用发放的民间监督机构,来监督政府部门的救灾工作。没有这一类的制度创新,“能善始不能善终”的结局恐怕难以避免。
    问:我采访过不少维权人士,发现在他们当中,“民运”不但没人提,而且成了一个负面意义的词,他们都让我不要说他们是“民运人士”,好像那样称呼他们很“掉价”。请问
    
    “六•四”当时的诉求现在还有没有意义?“六•四”一代现在还能起什么作用?
    
    答:你的感受我完全能理解,其中原因不止一个。首先,在当今中国这种阴晴不定、乍暖还寒的环境之下,自我保护是每个人的本能,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要做事、要发展,前提
    
    是能生存。一露头就被掐死,那还谈什么生长和发展?当然,其实“民运”也未必就全都是出于非理性的英雄主义冲动,当前的中国政体已经和极权主义大为不同,干民运、当异
    
    议人士虽然也很吃苦受罪,要作出很大的牺牲,但是也并没有严酷到丧失生命或者众叛亲离、妻离子散的地步,相反,还会在另外许多人群当中收获赞美和声望。可以说,维权和
    
    民运,是当今中国理想主义者的两种不同选择,本来不应当相互贬低。那么,另一部分原因就要归咎于民运本身了。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主要的两点批评:一是民运丑闻不断,令人
    
    绝望。按理说,民运一无权二无势,全靠自身的道德形象立足,而中国的民运恰恰是从这个根基上腐烂。二是民运界的整体理论水平、组织能力和政治文化都始终不能明显超越中
    
    共的变革和进步,甚至被很多人士评价为“一群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这两点批评,我也已经讲了十多年了,似乎没有根本的改善,反而是把我这种善意的批评当作敌人来对待
    
    。如果不是出于对国内民运艰难境地的支持和同情,以及绝不愿意被人看作讨好政府,我也早就公开宣布“千万别把我当民运!”了。
    
    至于对“六•四”的评价,我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第一,不管对当年的学生们可以作多么严厉的批评,他们那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仍然让一切庸人和懦夫黯然失色。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终究是鸡,而鹰,却永远是鹰”!第二,“六•四”一代的主要失误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但这不是这一群体独有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全体的病症,从
    
    执政党、学生、知识分子到广大民众,每个人都应当对此认真反思。这种政治幼稚病的突出表现就是极端主义的政治文化。第三,对“六•四”的历史评价,主要看我们如何从这场
    
    民族悲剧中汲取经验教训。
    
    “六•四”的一代,从我的广泛接触来看,是能量极大的一个群体,这里“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同时其数量极为庞大,当年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卷入的人数,少说也以数千万计
    
    。中共到现在仍不设法和这个群体实现和解,迟早还要大吃苦头!“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而已!当今中共的各级官员,真正有意愿、有勇气为国家、为民族,甚至为本党的长远
    
    利益负责任的越来越少,机会主义盛行,人人一心想的是谋官、谋利,利用现有的权力抓紧机会谋个人的最大利益。这样一种官场现状,处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左右这个最脆弱的
    
    历史阶段上,潜伏的危机是很可怕的,再这么苟且、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混下去,中共不久就可能作法自毙。中共自毙不足惜,问题在于国家民族会不会因此就能浴火重生?我坚定
    
    地认为:不能!而且我一定要重申: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一切不准备和全体中国人民生死与共、命运共担的中外人士,都不大可能真正地持负责任的态度,也就
    
    是说——真抱歉,恕我直言——他们的意见没有多大价值。可以听一听,作为参考,如此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不要美国身份、不办绿卡的原因所在。最匪夷所思的是那么一
    
    小批人,抽屉里放着绿卡,什么实际贡献也不做,却每天极其傲慢、狂妄而放肆地骂这个骂那个,唯独从来不反省自己。民运的声誉就是被这种人败坏掉的。
    
    问:对不起,我们再回到“地震”这个问题上来。请问这次震灾会给中国的民主化带来什么影响?
    
    答:前边已经说过了,主要看能不能及时延伸到制度创新上来。如果这个进步的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并且尽最大努力去开掘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财富,用于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基础
    
    的建设,这是一回事;如果只是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一时的热情迸发,那就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六•四”野蛮镇压造成的一个深远的恶果,就是人心与中共的背离,同时造
    
    成中共深刻的危机感。危机感不是坏事,但不能过度。一个政权必须既有危机感,又有安全感,它才可能推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没有危机感,它没有改革的动力;没有安全感
    
    ,它就没有改革的勇气。让中共多一点安全感,让危机感和安全感两者相对平衡,这种状态对改革最有利。这次震灾的一个后果可能是,中共的安全感上升了,只要别上升到忘乎
    
    所以的程度,那就不失为一件好事。这对民主化是利好因素。另一种可能性——利用这种高涨的民间道德热情搞倒退,我认为基本上可以排除。我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持谨慎乐观态
    
    度,从来没有改变,而乐观的依据是建立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上的,其中当然必须包括中共内部健康力量的努力。经常听到异议人士自相矛盾的说法,一则说赞成改良、反对革命
    
    ,一则又说中共是不可能接受民主的,“别幻想与虎谋皮”。中共不可能接受民主,你还改什么良?可他又反对革命!可怕的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两个命题是相互矛盾的!精
    
    英的认知能力尚且如此,民主还想激进、速成,那才叫“缘木求鱼”!
    
    2008年6月1日 于北京
    
    《人与人权》 _(博讯记者:龚珉)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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