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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民主化路径的探讨/张旭昆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21日 转载)
    
    张曙光:今天是天则所的第35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主讲人是浙江工商大学的张旭昆教授,题目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可能路径》,是张教授最新力作《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未能出版的部分。这是一个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的共同研究对象,涉及面较广,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都牵扯到政治体制的因素,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共同研究讨论。
     (博讯 boxun.com)

    张旭昆:首先非常感谢天则所给我这次机会,也很高兴认识那么多新朋友。今天要讲的内容是我的书未能出版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三编,那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制度演化。第一编是基础理论,第二编是对社会主义已往的经济改革的回顾和解释,第三编原本设想是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但由于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故没有出版。在此再作说明,我是学经济学的,如果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见解有所不当,希望大家给予批评和建议。
    
      第一节:威权政体民主化的两个阶段和三种可能方式
    
      研究转型政治学的学者往往将威权政体民主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主的转型期,二是民主的巩固期。前者指开始了广泛参与的自由竞争的领导人选举,后者指不再有人期望通过非民主的手段推翻民选领导人获取政权。巩固期就是有无下台后重复上台的可能性,按此标准而言,台湾省应该是已经进入了民主的巩固期 ——国民党下台后经过两轮选举又重新掌权。
    
      若民主化过程是渐进式的,民主转型期又可以区分为三个界线未必非常明确的阶段:一是从极权政体走向强威权政体;二是从强威权政体走向弱威权政体;三是从弱威权政体走向民主政体。民主巩固期可能使民主定格于一党独大的体制,也可能由一党独大演化为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体制。
    
      国外学者往往用不同术语对威权政体民主化的方式进行分类,用中国人易懂的术语可以将威权政体民主化大致概括为三种类型:1.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或者说改良,即由执政者或执政集团主持的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它往往具有渐进的特征。比如说是中国台湾的民主改革。2.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或者说革命,即由在野的反对党派通过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威权统治集团而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它往往具有突变的特征。比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的民主革命。3.上下结合的民主化,即由在野的反对党派与威权统治集团通过谈判协商而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除了民主化之外,还有两种可能:4.原先的威权统治者也可能在一定时间里继续维持统治。5.由新的威权统治者代替旧的威权统治者。
    
      决定上述五种情况发生概率的直接因素首先是威权统治集团与反对党派的相对力量对比,其次是这两个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相对力量对比。
    
      在威权政体民主化的过程中,威权统治集团有可能出现两个对民主化持不同态度的派别:民主改革派和保守派;在野的反对党派也可能出现两个对民主化持不同态度的派别:温和民主派和激进极端派。
    
      1.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强大,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强大,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强大,那么自上而下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2.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弱小,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相对强大,那么自下而上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3.如果统治集团和在野的反对党派势均力敌,且统治集团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强大,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强大,那么上下结合的民主化的概率将较大。
    
      4.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强大,但是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弱小,那么原先的威权政体在一定时间里继续维持的概率将较大。比如北朝鲜就是这种情况。
    
      5.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弱小,其内部民主改革派力量也相对弱小,且在野的温和民主派力量也相对弱小,那么新的威权统治者代替旧的威权统治者的概率将较大。
    
      决定各种情况概率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背景和历史文化根源。
    
      这些社会结构背景首先包括以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为基础制度的人均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与之相伴的工商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三个因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最近有些西方政治学家作了计量分析,认为人均国民收入在统计上与民主化进程的联系并不显著。但我认为仍然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东一些石油国家人均收入很高而仍处于专制政治体制,其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民主化的概率是很高的。当然也不排除例外,如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其民主化程度却很高。从大趋势来说,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由上述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有助于增强威权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改革派以及在野的温和民主派的力量。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增强一种要求社会改变威权(甚至是极权)统治,增加公民自由的社会压力,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对社会经济出现剧烈变动的情绪,希望出现的是一种不妨碍经济增长、不引起财富和收入分配急剧变化的渐进而且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倾向于渐进式民主化,因为政治体制的突变式转型,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失序状态。我年纪大了,担心退休工资没有着落。哈哈。若出现失序状态,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工商业者将受损,虽然他们在民主政体建成后得到实施收益。
    
      中产阶级的壮大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得社会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虽有差异但并不对立,可以通过相互妥协来实现双赢或者多赢。因此它不会滋长一种极端的情绪,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往往使得在野的反对派温和化,在野的激进极端派往往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在野反对派的温和化倾向又会反过来佐证威权政府内部的民主改革派的合理性。这两个派别可以起到一个良性的互动作用,会互相激励。
    
      第二,如果在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不幸滑入了富豪——权贵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的方向。现在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处于这种状况了。在这一方向上,往往出现官商勾结的私人资本的势力强化,政府官员腐败趋势的强化,公子党经济政治势力的强化。这些人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预期成本将超过预期收益,因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可能失去威权政府的庇护和经济特权,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私人企业主就极有可能成为威权政府的拥护者;腐败官员和其它威权政体时期有经济政治劣迹者在民主体制下可能会受到清算和惩罚;公子党成员将可能失去其政治特权,所以他们一般会站在保守派一边,增强威权统治集团中保守派的力量。这一方向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将是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往往会激化在野的激进极端派的态度,强化他们的力量,因为日趋贫困的穷人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野的激进极端派势力往往最强大。
    
      第三,威权政体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倾向。如果他内心倾向于民主,那么上述第1,3两种情况的概率将大大提升;如果他内心倾向于威权政体,把威权政体下的“ 明君、贤相、清官”三位一体作为所追求的理想政治体制,那么上述第4种结果即威权政体继续维持的概率将大大增强。历史多次证明一个能同时兼顾个人权威和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的精明强悍的威权领导人,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也可能通过高压手段使国家处于恐怖稳定状态,从而完全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维持住威权政体。至于他身后出现什么局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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