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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贫困﹑贫困化与资本积累/阿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2日 来稿)
    
    如今﹐认为贫困如不彻底消除也必须缩小其范围的论调正大行其道。这是十九世纪式的慈善论调﹐以当前的科技能力本已足可消灭贫困﹐这种论调却不试图了解滋生贫困的经济与社会机制。
     (博讯 boxun.com)

      资本主义与新的农业问题
    
      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之前﹐所有的社会都是农民社会。它们的生产由各种特定的制度与逻辑所支配──但与市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支配资本主义的是资本最大利润这样的制度与逻辑。
    
      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包括富有的大规模家庭农业与农业公司──现在正对第三世界的农民生产大举进攻。2001年11月WTO在卡达的杜哈﹙Doha﹚召开的会议上给这项行动开了绿灯。因此而受害者为数颇多──大多数是仍占人类一半人口的第三世界农民。
    
      资本主义的农业受资本获利的原则所统治﹐几乎都位于北美﹑欧洲﹑澳洲与拉丁美洲的南锥经济体内﹐从事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仅有数百万已非农民的农场主。由于机械化的程度与每位农场主管理的农场面积广大﹐农场主的人均生产率介于1到2百万公斤的谷物。
    
      对比悬殊的是﹐30亿农人从事小农耕作。他们的农地在生产规模﹑经济与社会特征﹑效率的水平上皆有极大的差异﹐可归为两种不同的类别。一类是能够从绿色革命﹑得到的肥料﹑杀虫剂﹑改良的种子获益并有某种程度的机械化的农家。这类农民的生产率是每年可收获1万到5万公斤不等的谷物。然而﹐无法享用新技术的农民﹐据估计其人均生产率是每年大约1千公斤的谷物。
    
      全世界农业中﹐最发达的资本主义部分与最贫穷的部分两者的生产率之比﹐在1940年之前大约是10:1﹐如今则趋近于2000:1﹗这意谓农业与粮食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发展比其它部门都不平等得多。同时﹐这样的演变也使粮食产品相对于工业与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下降到仅有50年前的五分之ㄧ。农业的新问题是上述不平等发展的结果。
    
    欧美发展模式无法在第三世界重现
    
      现代化总是结合了积极有益的方面﹙即资本的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与破坏性的一面﹙把劳动贬低为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经常摧毁生命与生产两者的再生产所需的自然生态基础﹐并在全球造成财富分配的两极化﹚。现代化也总是同时产生吸纳与排斥的作用﹐在市场扩张创造就业时吸纳了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则在丧失了原先体制内的工作岗位之后﹐没有被纳入成为新的劳动力﹐遭到了排斥。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它在全球的扩张过程中既排斥又同时吸纳了诸多劳动力。但如今﹐在第三世界的农民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排斥者众而吸纳者寡。这里引发的问题正是﹕对仍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农民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30亿人民来说 ﹐这样的趋势会不会持续发生作用。
    
      的确﹐如果农业与粮食生产真的与其它形式的生产一样﹐服从开放且解除管制的市场的竞争规则﹐按照2001年11月WTO在杜哈所决定的原则办事﹐那会有么结果﹖WTO的原则会促进生产的加速吗﹖
    
      可以设想﹐今天由30亿农民在维生之余卖给市场的食物﹐改由2千万新生的现代农场主生产。实现这种改变的条件须包括﹕(1)良田沃土转手给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这就必须从目前的小农手中夺走这些土地﹚﹔(2) ﹙用来购买食品与设备的﹚资本﹔(3)销往消费市场的通路。具备这些条件的农场主当然可以赢过目前数以十亿计的小农。但这数十亿人民会有什么下场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意WTO强加给农产品与粮食品的普遍竞争原则﹐就意谓赞成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消灭数十亿没有竞争能力的生产者。这数十亿人大部分已是生计艰难的贫中之贫﹐他们结果会怎样呢﹖在50年内﹐纵使依照纯属幻想的假设﹐持续每年有7%的经济成长率﹐也无法吸收这数十亿待业人口的三分之ㄧ。
    
      为WTO的竞争教条合理化的主要论点是说﹐19与20世纪的欧美国家产生现代﹑富裕﹑城市工业与后工业的社会﹐而与之并生的现代农业可以养活全国人口﹐甚至出口粮食。为什么这样的模式不能在当代的第三世界国家重现呢﹖
    
      这个论点没有考虑到﹐有两个因素使欧美模式无法在第三世界国家再现。第一﹐欧洲模式有150年是与劳力密集的工业技术一道发展的。现代技术所使用的劳动要少得多﹐而新近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工业输出品若要在全球市场有竞争力﹐就必须采用现代技术。第二﹐欧洲在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漫长历程中﹐有大量过剩人口移民到美国﹐从而获益良多。
    
    只有毛泽东了解第三世界的农业问题
    
      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达的中心国家确已解决了农业问题的论点﹐为很大一部分左派所接受﹐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的名著《农业问题》就是个例证。苏联的意识形态承袭了这个观点﹐并据此而运用史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来推动现代化﹐结果成效不佳。过去老是忽视了﹕资本主义之能解决中心国家的问题﹐是用在外围国家制造深重的农业问题换来的﹐而资本主义只有靠灭绝人类的半数才能解决外围国家的农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了解这一难题之艰难。因此﹐那些非议毛泽东思想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正轨的农民社会主义的人正是自暴其短 ﹐显示他们缺乏分析能力以理解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他们把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简化为泛论资本主义的抽象论述。
    
       WTO及其支持者主张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自由化来完成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把本来必要结合在一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置并列﹕一方面﹐全球规模的食物由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场主生产﹐这些农场主大部分位于北方﹐但未来在南方的一小部分区域也可能会有这类农场主﹔另一方面则是第三世界的30亿农民大多会边缘化﹑ 工作无着﹑更加贫困﹐最终被隔离在某些保留区内。因此这样的规划把支持现代化﹑效率至上的论述和让受害者在物质生活﹙包括生态﹚日益恶化的状态下苟延残喘的一套生态─文化─保留区政策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个组成部分可能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冲突。
    
      我们能设想出其它的方案﹐引发广泛的讨论吗﹖这些方案既能在21世纪的可见未来维持农民的农业﹐但同时又能不断推动技术与社会进步。这样一来﹐农民就会循序渐进地转换到离乡离农的工作。
    
      这样一套战略性的目标必须要有兼含国家﹑地区与全球层次的复杂政策。
    
      在国家层次上﹐必须有宏观的政策保护农民的粮食生产﹐免于遭受现代化的农场主与本地及国际农业公司的不平等竞争。这将有助于确保可承受的国内粮食价格﹐与受到北方富国的农业补给格外扭曲的国际市场价格脱钩。
    
      这样的政策目标也质疑工业与城市的发展模式﹐主张工业与城市发展不该着重于出口导向﹙即为保持低工资而必须压低粮食价格﹚﹐而该多措意于以社会分配均衡为基础的国内市场的扩张。
    
      同时﹐这也必须要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政策──这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共同体中要作为积极主动的成员﹐享有自主与谈判的必要余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地区与全球的层次上﹐必须要有摆脱支配WTO的自由贸易教条的国际协议与政策﹐即把特定的问题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考虑在内﹐针对不同区域用富有想象力的特定解决方案来取代WTO的自由贸易原则。
    
    新的劳动问题
    
      现在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至少有30亿人约占人类的半数﹐而农民则构成在统计上没什么意义的另外一半人口。根据这些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区别出何者可称为中间阶级﹐何者为人民阶级。
    
      在资本主义演进的当前阶段﹐统治阶级﹙正式拥有主要生产资料者与高阶经理人﹚仅为全球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虽则他们从社会产出的收入中占有可观的份额。在此之外﹐我们再加上旧有意义上的中间阶级──非工资收入者﹑小企业主与中阶经理人﹐这些中间阶级并不必然在衰减中。
    
      现代生产部门中的大量工人由工资收入者构成﹐发达的中心国家的城市人口五分之四以上是这些工资收入者。这些工人群众至少划分为两类﹐其间的界线既是局外观察者明晰可见的﹐也真实地存在被划分开的个人的意识中。
    
      有一类我们可称之为稳定的人民阶级﹐他们的工作相对来说较有保障﹐这尤其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资格赋予他们与雇主谈判的权力﹐因此﹐他们﹙至少在某些国家﹚经常组成强有力的工会。这个群体具有政治影响力﹐加强了他们的谈判能力。
    
      另一类构成了不稳定的人民阶级﹐这保括那些由于技术水平低﹑不具公民身份或受到种族﹑性别歧视而谈判能力低的工人﹐也包括失业者与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穷人等非工资收入者。我们可称第二类的人民阶级为“不稳定的”﹐而不宜称之为“未被纳入的”或“边缘化的”﹐因为这些工人完全被纳入了支配资本积累的整体逻辑。
    
      从发达国家与某些南方国家﹙我们由这些南方国家的数据推估出数据﹚可到手的信息﹐我们可得到上述两大类人民阶级在全球城市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例。
    
    表一 全世界城市人口百分比
    ﹙统计仅是近似值﹐百分比的加总结果可能不一致﹚
      中心国家 外围国家 世界
    富有与中间阶级 11 13 25
    人民阶级 24 54 75
    稳定的 (13) (11) (25)
    不稳定的 (9) (43) (50)
    合计 33 67 100
    相关人口数
    单位﹕﹙百万﹚ (1,000) (2,000) (3,000)
    
      虽然中心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18%﹐但由于它们的人口有90%居住在城市﹐故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是在中心国家。﹙见表一﹚
    
      全球有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是人民阶级﹐而全世界的人民阶级中又有三分之二属于不稳定类别﹙中心国家的人民阶级约有40%﹐外围国家的人民阶级中则有 80%属于不稳定的类别﹚。换句话说﹐不稳定的人民阶级至少占世界城市人口的一半﹐外围国家不稳定人民阶级的比例更远高于此。
    
      半个世界来不稳定的人民阶级人数跃升
    
      检视半个世纪前二次大战后的城市人民阶级的组成﹐显示人民阶级结构的特点﹐今昔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当时第三世界的城市人口不到全球10亿城市人口的一半﹐而今天则占三分之二。今天所有南方国家的大都会﹐当时尚不存在﹐仅在中国﹑印度与拉丁美洲有一些大城市。
    
      在战后时期﹐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迫使资本接受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人民阶级因而受惠于这个特殊例外的情势。这项妥协使得大部分的工人在“福特制”工厂制度这种劳动组织下获得稳定。在外围国家﹐不稳定人民阶级的比例总是大于中心国家﹐但在当时也不到城市人民阶级的一半﹙今天则已超过70%﹚。另外一半稳定的工资收入者﹐一部分在新殖民经济与现代化社会中工作﹐一部分靠手工业谋生。
    
      二十世纪后半叶﹐主要的社会变迁的特点﹐ 可以用一个统计数字概括﹕不稳定的人民阶级的比例﹐由不到全球城市人口的四分之ㄧ跃升至超过半数﹐而且这种贫困化的现象已经大规模重现在发达的中心国家里。在半个世纪内﹐生活不稳定的城市人口从不到2亿5千万增加到超过15亿人﹐增长率高于经济扩张﹑人口成长或城市化本身。贫困化──再也没有更好的词来称谓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演进趋势了。
    
      总之﹐这个事实本身已在新的流行用语中被承认与重申﹕“减少贫困”已经成了政府反复重弹的施政目标。但贫困问题只是被当做由经验数据衡量的事实﹐非常粗糙地用收入分配﹙贫困线﹚或比较不那么粗糙地用综合指标﹙像联合国提议的人数发展指标 ﹚提出来﹐却不提产生贫困的逻辑与机制的问题。
    
      我们要更深入地揭示这个同样的事实﹐这样就可以着手解释贫困化现象及其演变。中间阶级﹑稳定的人民阶级与不稳定的人民阶级全被纳入同一个社会生产的体系﹐但在其中各自执行不同的职能。有些人实际上无缘享有繁荣的好处。被排斥者是体系中的一大部分人﹐而如果边缘化是指没有被纳入体系执行职能﹐那就不能说他们被边缘化。
    
    贫困化是资本主义扩展的产物
    
      贫困化是个现代才有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收入不足以维生。贫困化实则是贫困的现代化﹐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结果。来自乡村的移民在黄金年代﹙1945-1975﹚常能成为工厂工人﹐相对较好地纳入了稳定的人民阶级。如今那些新近入城的人与他们的孩子只能在主要的生产体系的边缘谋生﹐ 这为用小区的团结取代阶级意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妇女比男人更受经济不稳定之害﹐导致她们的物质与社会处境更加恶化。若说妇女运动无疑在思想与行为领域已有长足的进展﹐从这些成果中获益的几乎都是中等阶级的女人﹐贫困化的人民阶级妇女当然无福消受。至于民主﹐由于民主无法制止越来越多的人民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化﹐其可信性从而其正当性已日益削减。
    
      贫困化是与全球的两极分化无法分割的现象﹐是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固有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按其本性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
    
      城市人民阶级的贫困化与牺牲第三世界农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三世界的农民社会屈服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要求﹐支持了新形式的社会两极化﹐使越来越高比例的农民无法利用土地。这些变穷了或失去土地的农民以高于人口增长的数量移向城市的贫民窟。但只要自由经济的教条不受到质疑非难﹐而且在自由经济的框架内没有正确的政策能制止其扩散﹐那么所有这些现象都会每况愈下。
    
    进步的社会运动必须驱除市场论的病毒
    
      贫困化使经济理论与社会斗争的战略都受到质疑。
    
      传统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回避了资本主义扩张所引起的真实问题。这是因为庸俗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想象为简单而持续扩展的交换关系﹙市场﹚﹐用这套理论来取代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实则资本主义体系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不是简单的市场关系﹚为基础来运行并再生产的。这样的取代很容易与视市场为自行调节且产生最佳社会效果的先验概念配套﹐这种先验概念不论是历史或理性的论证都无法加以证实。于是贫困就只能被解释为是人口增长或政策错误这类外在于经济逻辑的原因造成的。贫困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关系也就被传统的经济理论置之不理了。自由市场论的病毒污染了当前的社会思想﹐摧毁了了解世界的能力﹐更别提要改造世界了﹐这种病毒已深深渗入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各式各样左派人士中。目前致力于为寻求“另一种世界”与另类全球化而斗争的社会运动﹐如果驱除这种病毒以形成扎实的理论辩难﹐就能产生重大的社会进展。只要社会运动还没驱除这种病毒﹐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仍然会陷在旧思维的镣铐里﹐因而沦为高唱减少贫困这种无效的矫正主张的囚徒。
    
      上述的概略分析重新建立起资本积累与社会贫困化现象两者之间的联系﹐应可促成展开这种辩论。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首开先例分析了这种联系背后的机制﹐却鲜有人步武其后﹐更几乎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风气。﹙译自Monthly Review 2003年10月号﹚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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