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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04日 来稿)
    
    关于改革开放30年,已经有不少人写了文字。本文打算从政治哲学角度再做些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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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共当政60年,其中极权主义30年,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30年,后面这个30年又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正是在这个期间内,党专制体制的权力蜕变走到了它的逻辑终点。通过宪政改革逐步解构这个体制、建立符合现代普世文明原则的民主宪政制度,是当代中国人应该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既如此,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个权力蜕变是怎样发生的?中共历代当权者自己又如何看待这种蜕变?他们的认知逻辑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逻辑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又相互错位,最后在双重变异中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局面?这些问题的辨明,有助于凝聚民间改革共识,回答人们的一些疑问,特别是澄清“毛派”朋友们的某些糊涂想法;同时也有助于党内民主派下定决心,引领执政党改弦更张,走上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的遗产
    
     30年改革,基点是改革前30年、特别是文革留下的烂摊子。30年改革,起点是对毛的否定。这个否定正确么?全面么?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对毛泽东遗产的评价。
    
     说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和专制主义者,这一点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毫无疑问;但说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这个断言则可能在我们的“右派”(自由派)朋友中引起争议,而在我们的“左派”(毛派)朋友那里得到喝彩。我以为,毛既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独裁者,也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毛的悲剧,乃至当代中国的悲剧,都可以从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中获得更深层的理解。
    
     为了不致使讨论过于复杂化,本文不就中国共产党党专制演变的宏观逻辑做更多铺垫性说明, 也不去过多地关注毛时代残酷的党内高层斗争, 而专注于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蜕变”这个问题的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如何把握、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这种把握和处理体现了什么样的认知逻辑?梳理清楚这个问题,对后边几节的研究极为重要。
    
     我想首先明确指出一个事实: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曾经深深忧虑于这个已经在掌权位置上的党发生蜕变的可能,并试图用一套他认为行得通的办法去阻止这个蜕变。说毛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至少在主观意义上),根据即在于此。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关于“糖衣炮弹”的告诫是尽人皆知的。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进北京,毛就已经意识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大量党的干部贪腐问题的揭露,似乎证明了毛关于“糖弹”问题告诫的英明,于是执政当局又发动了旨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中第一条“反行贿”直接点明了两个运动间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严厉打击“不法资本家”对共产党干部的腐蚀。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事情。同期发生的毛支持山西省委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批评刘少奇在有关问题上犯的“错误”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毛的隐忧。按照于光远的解读,刘少奇曾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完整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先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待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东北局、山西省委先后反映土改后农村发生分化、甚至出现党员雇工的现象,提出应予制止;刘则认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刘还认为,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刘批评山西省委害怕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企图去阻止,这要走上错误的道路”。而在毛泽东看来,错了的恰恰是刘少奇,而不是东北局和山西省委。毛专门找刘少奇谈话,提出尖锐批评,随后即让陈伯达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并特意在这个文件前加了一句:“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其实,毛自己原来也不赞成匆忙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以后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提出“从现在开始”即推动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一再提升这种“改造”的速度,究其原因,除了共产党的既定社会改造理念、执政者所痛感的国家工业化的急迫需求、毛本人特有的乌托邦浪漫情结外,担心城市私人资本和农村自发势力对共产党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腐蚀,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过去人们较少从这个角度反思这段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不足,应该补上。
    
     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一直到文革的演变,以更复杂的形式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大跃进”本来想“超英赶美”,由于毛根本不懂经济,栽了大跟斗;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害的大家不再敢讲真话,浮夸风、共产风再起,造成1960、61两年空前的人为灾难,饿殍遍野。这才有了62年七千人大会的集体反思和西楼会议的力倡纠左。毛本人也在一定程度内做过纠左努力,比如毛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就把核算单位从公社降到生产大队,后来又进一步降到生产队,以避免穷队和富队之间吃大锅饭。然而,当各地纷纷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时,却超出了毛的容忍限度。毛坚持认为,只有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在毛看来,单干势必导致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质问道:我们是站在三分之一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事实上,在随后不久发动的四清运动中,毛所担心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之类现象果然得到了证实,且绝不仅限于“支部书记”。据运动中各地上报的材料,在“三自一包” 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和“地富反坏”的腐蚀拉拢下,农村党的干部队伍中产生了一大批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县、公社等各级政权 “烂掉”的比例竟然超过三分之一。城市和工矿企业党组织的情况也很严峻。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一五”计划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一个有1万多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四清时,这个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势力”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侵蚀和“和平演变”的典型。有关调查报告指出,厂领导班子生活腐化,公司的3个副书记大肆接受所属各单位送的礼物,2年中仅肉类就达1000斤,其他生活物资40多种。企业内行贿受贿之风盛行,给人事部门送了礼,可以连升三级,给财务部门送了礼,可以报销不该报销的费用。中央一再指示不准盖楼堂馆所,该企业却动用修建工人住宅的投资盖书记、经理宿舍,如此等等。 此类材料不能不引起毛的深层忧虑和警觉。
    
     苏联“变修”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证实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危险。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固然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有关,但“理念”之争对毛来讲同样是重要的。在毛眼中,赫鲁晓夫是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质变的典型,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是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发生的作用。 “九评”中的第九篇文章,即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是这个系列文章中分量最重的,毛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毛改写的原文是:“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1965年毛重上井冈山,还提醒陪同的地方官员注意他改写的这一段话,并做了某些发挥。
    
     总之,毛一方面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大力“批修”,另方面又在国内大力“防修”、“反修”。事实上,同时阅读反映那个年代这两方面历史的比较可靠的材料,会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确曾极度关注共产党自身的蜕变问题,乃至把它上升到党和“红色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
    问题是,毛是在什么样的认知语境内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毛本人从来不用“执政党蜕变”这样的术语,也很少用“执政党”之类的称谓来指称共产党。但当年毛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搞清毛一代人、特别是毛本人理解、把握这个问题的独特方式。我们要这样追问:在共产党掌权后蜕变问题的理解上,构成毛式认知逻辑的基本要素到底都包括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又以什么方式组合在一起而相互作用?它们何以会产生最后被历史证明极其糟糕的实践后果?
    
     毛对革命党胜利后的精神衰退有警觉,这是一个事实;但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农业乌托邦思想原质,是毛的基本思考依托,毛并不认为这种衰退是不可克服的。毛自信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尽管他的马列知识其实有限,且多是扭曲的。马克思理论中最有价值的一些内容,比如对商品经济不可逾越的论述和对“资产阶级历史进步作用”的充分肯定,毛并没有真的理解。相反,毛更看重也更担忧金钱对人心、对革命者意志的腐蚀作用。毛一直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之类心怀恐惧,这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和心理前提。毛甚至有一些关于经济发展与人性完善之矛盾的哲人式的反思(比如,毛曾一再表示“‘穷是动力’,这句话说的很对”。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爱讲“辩证法”,偶尔也引用一下黑格尔,但他从来没有理解这位德国思想家关于“恶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之类主张的深刻含义,更不知以牟利为动机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历史进化功能。毛更热衷于中国古圣贤鼓吹的“大同”圣境,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实践上并非不可能。这是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根本认知前提,也是毛思考执政党蜕变问题的不自觉的思想出发点。
    
     事实上,毛更多的是以一个农民革命家的眼光看待胜利后掌握了政权的党遇到的新矛盾,并幼稚地认为战争年代的经验有助于使共产党人继续保持“革命青春”。四清时,毛反对给大队干部搞工分补贴,“过去打仗有什么工分补贴呀!就是吃饭穿衣,还要死人,人吃了饭,穿了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到了文革,毛仍在讲战争年代“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毛提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甚至要把它当作一项根本制度来推行),主张取消军衔制,批评高干子弟搞特殊化,鼓吹在分配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都有这个思想认知背景在里面。
    
     当然,上面这些,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以共产主义事业追求者自居的农民革命家的认知幼稚。更重要、在实践上也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是,毛总是把执政党蜕变问题置于“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思考之,定义之,结果势必转换问题的真实发生学语境,遮蔽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它的本质。
    
     为什么会发生共产党进城后的“革命意志衰退”乃至腐败蜕化现象?这个问题从我们今天达到的宪政自由主义认知高度并不难回答。不要忘记,1949年建立的这个政权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家完全控制权力的极权主义类型的政权。不管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权力的垄断以及由于这种垄断势必造成的公共权力监督缺位,早晚会使各级党的官员体会到权力带来的“额外好处”。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现在变成了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而在参加革命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能经得起这些“额外好处”的考验么?
    
     可以说,不论城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还是广大农村,在缺乏有效制度监督的一党专权体制内,公共权力发生“烂掉”的危险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那些问题的逻辑真实性,而不管它在程度上、细节上可能有多少出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尽管共产党自我整肃的运动不断,仍然无法斩断权力和不法利益的联姻,――虽然当时的不法利益从今天的“标准”看极其有限,可能只是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取了一点好处,甚至只是索取了一些消费市场上的紧俏物品,接受了行贿者的小小贿赂而已。
    
     这些问题在宪政民主体制内不难解决,那就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用法治的办法、新闻公开和舆论监督的办法、反对党制衡的办法、司法独立的办法等等来预防和惩治腐败。但毛不可能走这条路。毛――和他的偶像列宁一样――早就把这些东西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而予以拒绝。事实上,毛完全是用另外一套逻辑来解读共产党蜕变问题的,这就是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反蜕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逻辑。
    
     我们看到,前边引述的有关“糖弹”的警告已经把共产党人可能的贪腐与“不拿枪的敌人”的“攻击”连在了一起。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上半期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也被认为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眼中,干部多吃多占、贪污公款之类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反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之类活动“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毛亲自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除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社教的目的,就是经过教育,使干部和党员“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毛本人有一段经典“语录”当时曾广为人知,乃至人皆能诵,这段话更典型地体现了有关执政党蜕变的毛式解释逻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真乃一个惊心动魄且意味深长的提醒,甚或预言!然而,这样一个有关“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逻辑却完全曲解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真正危险,误读了公共权力异化的真实原因。 权力的自身异化被解释为外力颠覆的结果,权力异化的哲学人类学属性被解读为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对抗属性。
    
     不但如此,在实践上,这个逻辑还势必导致两个互相关联的后果:一个是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作为革命动力阶级的阶级偶像化,另一个是对包括所有“地富反坏右”在内的“阶级敌人”的阶级妖魔化。两者(特别是后者)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先来看阶级妖魔化: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凡是“剥削阶级”(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官僚等等)出身或受到“剥削阶级”的深刻影响、“敌视”党和劳动人民的,均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而在和平时期经不住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腐化堕落,完全丧失革命性的,则属于“蜕化变质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既然“蜕化变质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很多是被居心叵测的“阶级异己分子”腐蚀所致,且许多地方的领导权已经被这两种人所篡夺,那么开展“阶级斗争 ”、从这些“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政权,就成了当务之急,且是天经地义之举。于是,所有“出身”不好、“成分”不佳者皆大遭其殃,冤狱遍中华。在那个既没有法治也没有基本人权概念的年代,多少人、多少家庭在“阶级妖魔化”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氛围里受到伤害,遭到打击,没有了自由,没有了人的基本尊严,被剥夺了财产权、工作权、表达权、受教育权乃至基本生存权,甚至丢掉了性命,是一个至今也难以统计清楚的数字。而各级共产党领导者却认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千秋万代的幸福而这样去做!
    
     阶级偶像化是阶级妖魔化的另一面,有黄世仁、穆仁治就要有喜儿、杨白劳,有韩老六就要有赵光腚,有陈瘸子、陈广西就要有何文进、胡素芳、陈有才。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有了他们,“白毛女”、“暴风骤雨”、“夺印”的故事才有了主角。这当然不仅是艺术要遵循的逻辑,更是生活要遵循的逻辑。四清时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要依靠他们,“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后来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在当时却被无数人信以为真。
    
     四清运动后期,毛更加明确地提出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党内――直至高层――已经出现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必须找到一种更彻底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什么办法?――这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毛式“继续革命”理论统领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西式民主被拒绝(因为毛不能允许其他人与共产党分享权力),苏联又提供了“变修”的反面经验,在上述前提下,毛式“继续革命论”就成为一党体制内解决共产党蜕变问题的唯一抉择,而通过发动文革整“党内走资派”、挖出“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是这个思路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以为,毛把文革誉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乃是毛泽东追寻其革命“价值”、毕其晚年之力试图实践乌托邦理念、同时阻止共产党蜕化趋势的一次巨大而无望的努力。不少朋友喜欢从权力斗争角度来解读文革。不错,中共高层的权争是理解当代中国史(包括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权力之争在本文所述的这个问题链中有多大“意义”,尚需推敲。事实上,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及认知上,中共领袖群体并无大的差别;通过“反修”保证共产党的纯洁,也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曾是当年对苏谈判、论战的主将之一,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时甚至比毛表现得更“左”。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毛关于党内高层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责纯属杜撰,是毛为了拿下刘的一个托词。无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都没有人真的对毛至%B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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