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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趋权到趋利,为什么中国学界总是趋炎附势?/杨继绳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1日 来稿)
    
    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9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五大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实际工作部门的社科研究机构、党校系统和军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000人,工作人员27万人。进入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民间研究机构和独立个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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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地说,这几万研究人员,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没有取得重大的具有精神力量的成果,在重大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为什么?其中原因很多,知识分子缺乏思想独立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思想创造活动,没有思想独立就不可能有成就。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思想界最为辉煌的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当时思想成就的光芒还照耀到两千年后的今天,现今中国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在那时候找到源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思想独立。但是,在以后的两千年中知识分子失掉了思想的独立性,从而失去了知识创新能力,先进的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
    
    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他们只是为社会支配者当参谋,出主意。处于参谋地位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生产出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产品。当今,以自己的作品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知识分子还大有人在。
    
    如果说前几年学术界有“趋权”的倾向,那么最近几年,学者中又出现了“趋利”倾向。人们称这种倾向为“学者傍大款”。他们明明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要贴上全民利益、公众利益的标签,却要盖上科学的图章。他们发文章、做讲演常常突破了道德底线,否定、篡改和伪造基本事实,不遵守通常的论述逻辑而胡言乱语,不做任何证伪工作和实证工作就推出种种高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大款那里分得一块蛋糕。
    
    趋权也好,趋利也好,都是趋炎附势。这本来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不要趋炎附势,还要主动使自己边缘化。所谓边缘化,就是独立于主流之外,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他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自己的生命。只有义无返顾地追求真理,敢于为真理而献身,才能够生产出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产品。有些人常把外部环境不好作为出不了好的文化产品的原因,这当然不可否认,但也不尽然。历来真正的传世之作大多是在恶劣环境中生产出来的。历来的大思想家,多数不在社会主流,而是处于边缘状态。思想独立的顾准就是在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中产生的。
    
    中国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不要忘记,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部促进人们创造财富的发动机。这部发动机本身没有限速器和制动器,它的安全需要其他系统来保证。人文科学就可以为起制造安全系统。哲学、社会学、法学、文学提出了与经济学角度不同的价值准则,可以中和纯经济角度的不足,可以用道德的力量、理性的和精神的力量来制衡经济学的“惟利是图”。
    
    改革开放以后,人文科学的研究开始被重视,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20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家主张自由竞争,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呼唤社会公正,这说明人文学科已经开始对经济发动机进行限速和校正。今后要重视中国这几万人研究人员的智能发挥,本着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原理,数万人的头脑一旦获得了解放,就会放焕发出更大的物质力量。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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