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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两只船?/杨连宁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3日 转载)
    
     我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曼彻斯特住过3个月。2004年10月的一天,几个手套油污的蒸汽机车爱好者,发动起该市工业展览馆内人类第一台简陋的小火车,鼓捣半天车不走。多亏了旁观的我,发现他们忘了抽出塞在轮轨前的三角楔子。一个人听到我的叫喊,跳下车挪开了那木块,车头才喘着粗气起步了。那馆里的“珍妮走锭精纺机”和“骡子机”我都看了,也极简陋。我看过这个本国不产棉花的世界棉纺之都保留的当年民居,比咱们的经济实用房狭小。我年轻时读过曼城棉纺业资本家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知道当年女工的生活境遇不比今天珠三角长三角的女工强——每当有人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廉价劳力鸣不平,我就不以为然:谁没有受过苦?“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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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做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与印度人的灵巧双手展开了竞争”。1844年英商把中国的各种土布样品标上价格寄回老家,并在信中警告同行:“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布罗代尔语)——他们要以低于中国价格的布匹打入咱的市场。当年英国人就是靠加工加勒比海岛的棉花,靠质优价廉的布匹,打败了印度与中国的棉纺织业而成为“世界工厂”的。换言之,“经济民族主义”是靠卧薪尝胆才走入“市场全球化”的。
    
     1990年10月,我第二次从霓虹璀璨的东京飞回黑黢黢的北京,就是从“世界城市”返回“世界农村”。两次看日本的震惊是:2小时航程的邻邦间,贸易劳务交流少得可怜,人家的高度文明发达与你无关,全是“率先决定彻底利用人力资本”(施赖贝尔语)的日本人自己干出来的——玻璃擦得中国人视而不见地撞头,家庭主妇做家务是帽子围裙手套全副武装地认真。在丰田汽车的人工流水线上,每个装配工人的紧张,让我看的喘不过气来;但每人脚下地毯的洁净,绝非中国工人所能想象。人家起飞时咱正搞运动呢,可海湾的石油和澳洲的铁矿砂却需要国际买主。因此,日本不假近邻也能崛起。
    
     我坚信世界对每个民族都很公平——若要人前显贵,你必定人后受罪——谁的发达都得靠自己苦干加巧干,都得参与全球竞争。执着地对各民族的贫富强弱落差愤愤不平,无视人家含辛茹苦的创业史是不对的。或者说,把《与狼共舞》《走出非洲》《啊!野麦岭》当经济史看也行。总之,咱不能学邻国那样光想“重塑民族尊严 ”,“参与制定世界游戏规则,”(“对外好斗”?(赖斯语))自己却不勤谨。每年进口百万吨美国鸡腿,还恢复高关税,把每吨石油的出口关税提高10倍(由 14美元提至140美元),被切尼批评说“拿能源敲诈邻国”。
    
     不到英国还不知道,解决了“只有马力没有马”的机械革命,与其后的工业革命不是一回事。工业革命不是中国人理解的蒸汽机,而是指北美农业或麦当劳食品一类扩张性生产方式,也就是全力主张国际主义的马恩说的,“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他们二老算是普世主义的教父级人物。
    
     赵紫阳用“第三次浪潮”消弥过“姓社姓资”之争,“入世”也冲淡过咱的“吃亏占便宜”之争。咱中国这样的民族国家,历来不缺族群归属,缺的是地球村归属。咱也不缺对民族国家的崇拜,不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缺的是对普世游戏规则的认同。别以为普世价值就是脱离国情的空谈人权,不是的,普世价值跟咱的脱贫致富政策是接轨的。例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讲的“人人有权利享受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首先是讲 “足食的权利”,“免于饥饿的权利”和可承受的房价与医疗福利——这些个民生的紧要事儿,领导天天在说,能说普世价值不合中国国情?
    
     今日全球,所有国家分为3类:非洲,中东和阿富汗一些前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还没完成,咱且不论。欧美日等后现代国家早已进入市场国家:社会由国家控制转向由全球性组织控制,人家已开始变为全球化治理的国家。咱“金砖4国”(中印俄巴西)是超正点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军事政治权威上的国家。咱4个正宗民族国家与人家市场国家的实质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人家管理社会的权威早已不是建立在军事政治上,已转而建立在知识,专家与谈判妥协基础上——这就是人家说咱是“军警国家”的原因,也是咱认为格林斯潘比小布什权大的原因,也是日本一年换3个首相也安安稳稳的原因。两类国家一比较,你就会恍然大悟:咱不能全拿后现代话语为我所用。换言之,不能学邻国急于彰显民族尊严,急于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为什么?咱还没有成长到人家那一步,蹒跚学步时就想飞?
    
     邓小平与罗尔斯都已去世。他俩共有“以后果评价制度”的思想,也都把防止严重贫穷作为社会正义的核心价值。罗尔斯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与邓小平名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一脉相通。所以,在此意义上,谁能说邓小平没有普世价值?
    
     帝国主义是个什么东东?不就是民族国家间的恃强凌弱嘛。咱对外反对恃强凌弱,自己要先解决好国内的恃强凌弱问题。反对国际间的不公正,首先要在国内推行公正的普世价值,对不对?咱国家构建上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没有强大而团结的公民社会;咱民族构建上虽然固化了深厚的民族意识,但严重的社会不公危害着社会内部的认同与和谐,对不对?咱的“强国家”与“弱公民社会”,已经积累出可怕的(阿根廷式的)“制度性不信任”——“911”拼个鱼死网破的“吾与汝皆亡”,那是国际间的鸡蛋碰石头。而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是咱国内的以卵击石。有没有意识到,事件频发是咱构建社会公正的某种失败?
    
     民族主义兴起前的1890年-1914年,曾有过全球化的第一波,至今被人称道。那期间次第崛起了6个殖民帝国。当时全世界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比现在还自由。比如一个英国人,当时他可以在加尔各答,上海,开罗,悉尼,开普敦,渥太华,更不必说纽约,巴黎,柏林,东京和圣彼得堡自由地经商,传教,旅行。在其殖民地可以就业,做官,从军,居住和购房置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当时不用护照签证,不要健康防疫证明,没有邀请函,经济担保书等多种表格—— 你一看就知道,咱今天也没达到那个水平。咱今天连个外国人或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民族国家雨后春笋般崛起。后进民族迈开学习现代化的进程,但也走过弯路。亚非拉的不少穷朋友,都走进了类似毛泽东的民族主义 ——一场革命下来,只剩下到处矗立的恩克鲁玛塑像和残留的《尼雷尔语录》,自给不足的经济奄奄一息,还不如殖民时代纳入全球市场时活跃。
    
     中国人有天下主义传统。毛泽东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抱负,也有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壮举。季羡林说过“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王小波则说这是“手淫中国文化,意淫世界”。盛洪说过“文化相对无优劣”,王小波则说“不应剥夺我批评中国文化的权利”。“入世”后的这些年,咱又没少听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由此而见,咱们中国人始终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不是没有救世雄心的庸碌小人。圣贤们自古有世界大同,天下归一的遗训,咱肯定也有继承。
    
     近200年来,从一贯的“世界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是理解近代中国人性格的一把钥匙。”(黑格尔语)咱积弱积贫,必须以民族主义做全民动员,做重建国家的价值源泉。而一旦走进全球化的门槛,咱们就发现这世界变化太快——民族主义式微,地球村意识高涨,咱就得“换脑筋”(邓小平语)。过多强调“中国国情 ”与“特色道路”,拒绝国际社会“强加于人的意志”,要“捍卫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等等,都显得咱不融于主流。有时一着急,还会有“走第三条道路,让别人去说吧”的豪气。
    
     普世价值与双重标准肯定不合。咱们在价值表达上常常弄出对外对内的不一致,会令外人很困惑:比如对外讲多元,对内讲一元;对外讲不能把意志强加于人,对内讲统一意志。好像咱在“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之间来回跳荡,对自己怎么有利怎么来,显得不够严肃,对不对?其实在我听来,保全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只是表面话,不愿在国家制度构建上认同普世价值才是真问题。
    
     周国平说:“儿童会问哲学问题,青年常问知识问题,老人只问技术问题”——说的是人老了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世界。我就爱在“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之间左右逢源——难怪我一照镜子会不认识里面那个人,人老了,马也老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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