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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前瞻(二)---福兮祸之所伏/李 桉 费查理 庞忠甲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4日 转载)
    
    
     作者:李 桉 费查理 庞忠甲 (博讯 boxun.com)

    
    
    续上:金融危机前瞻(一)---浪峰过后,长宜放眼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场金融危机,无疑是天大坏事,但若处理恰当,得福恐非区区小福,兴许是结束“丛林法则”主宰的“史前史”,开创一部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人类史”,构建“和谐世界”的非常契机。其理有三:
    
    
    1.和平理性,举世合力,追求共赢,首开先河
    
    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系由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霸主”、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引起,这是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经济风暴,其影响力和复杂性超出各界预估,时间、规模、动向以及参与者都存在不确定性,但其最大特征是一起没有得利渔翁的全球性灾难,各国政府与市场需要共同担忧和承担拯救。
    
    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呼吁,全球应采取“史无前例”的协调合作,及国际金融监管秩序重整,来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这场全球性利益攸关的财富配置格局大调整,势必带来金融游戏规则大检讨和大改革。如此变局,不同于历来“丛林法则”惯例,“文斗”完全取代了武斗,没有硝烟,没有流血(难免个别自杀案件),没有大屠杀,也不会导致世界大战;而且危机的苦果并不任其为害弱势民众,恰恰相反,保护弱者免受损失正是今日决策主流的指导原则。
    
    麻烦制造者美国,作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强国,实际上主导着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为人类的家庭的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空前有利的良性公平竞争大环境。中国就是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成功实施改革开放新政,得以充分受惠于新的世界产业分工,引进与复制先进的技术,进入全球技术与产品的流通市场,结出了经济繁荣的硕果,国内生产总值按平价购买力计已居世界第二,把国家带上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今日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美国并非天生善类,并没有怀着“无缘无故的爱”,更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使圣徒。美国从来没有打出过虚矫的“大公无私”旗号,它总是公开宣称立足国家利益,在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制订政策。美国的国际使命感的根本来由,不是什么“性本善”之类的玄说,而是基于它“心态文化”、社会制度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性,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扬弃惯常的“丛林法则”,不必沿袭弱肉强食的掠夺手段,转而通过利己与利他的优化调谐,恰恰能够为自己提供最为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最为充分的发展机会。
    
    美国决策者并非天生高明,其历劫不殆、引领潮流成功的要诀,在于建国时奠定了强固的“权力制衡”基石,并坚决维护和不断完善之。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使者。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完善的权力制衡之道,人类的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凭借有效的权力制衡功能,得以形成一种不断求“中”--- “中庸之道”的决策机制(即中国孔子倡导的优化决策方法论:“孔门传授心法” ---“用中为常道”也)。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中国领导人对此有深切的了解。邓小平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这场金融危机显示,在全球化新形势下,美国既有的权力制衡体系存在大漏洞。
    
    近二十年来,华尔街主导下由证券色彩的股票、债券、基金、期货、股权之类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构成的虚拟经济,在高度发达的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支持下加速增长。国际“虚拟经济”市场上每天的交易额高达数十万亿美元,而现金交易仅为虚拟交易总额的二十至五十分之一,就是说世界上每天流动的资金中只有2-5%真正用在实物贸易上,其他的都是在金融市场中进行以“钱生钱”的投机性游戏。华尔街和美国制造了金融服务业空前繁荣的虚幻镜像。财富效应导致乐观情绪四处洋溢,好像脱离了实体经济照样可以做人上人,享受荣华富贵的好日子永无穷尽。
    
    于是,在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中,本来倾向于高度自由化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金融体系,在一系列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辩护声中,自由经济绝对化的经济理论甚嚣尘上,明智的质疑声音很容易被淹没于无形。华尔街演变成了一种无所节制的垄断性超政府集权,一种变相巧取豪夺的金融暴政,在房价节节上升的连年旺景中,为美国和全球经济埋下了堪以比拟核弹当量级的金融定时炸弹,终于在一场疯狂的放纵之后自我爆炸。
    
    美国政客们为什么要甘冒大不韪反潮流呢?这些年来,关于限制、监管金融业的立法非但跟不上,反而大大倒退了。
    
    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抛弃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重归万能市场论,主张放松管制,特别是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1999年,美国国会在金融行业强力公关游说下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允许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合并,从而摧毁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保护民众储蓄和企业资金免受泡沫风险的的防火墙,为游离于联邦政府严格监管之外的范围更广、风险更高的投资活动的出现提供了温床。
    
    2000年,美国国会进而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其中包括被视为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掉期(CDS),而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悉数“下放”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手里。
    
    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购房放贷标准明显下降,接受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在2006年,近40%的高利率住房贷款涉及背驮式贷款或再次按揭。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
    
    较之华尔街的投机豪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还是比较公平的,大家都要碰运气;但华尔街的赌具几乎完全操控在一些金融大鳄股掌之上,他们掌握的最高话语权粉饰了这样的极端逐利冲动,一般人根本弄不清楚那些评级三颗金星、精心包装的衍生品里面藏有什么祸害。
    
    与赌场不一样。在赌场赌钱,输赢都是自己的钱。荒唐的是,华尔街投行不用自己的钱,而且只赚不赔,赚钱后装进腰包;赔了别人的钱,连累了无数投资人,即便整垮了自己的公司,不必吐出分毫不义之财,也不会遭受任何法律惩处。难怪执行长们越来越胆大,岁入由百万级扶摇直上,动辄千万上亿,杠杆比率也越来越高。
    
    次贷危机是美国极度泛滥的金融衍生產品体系瞬间窒息的结果。次贷失误本身的冲击力是局部的、短期的;考虑到抵押物的存在,其损失甚至是“不足道”的。可是华尔街通过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将次贷风险严重性肆意放大,并且极力屏蔽透明度,把种种具有强大槓桿式功能的高风险金融产品贴上安全可靠的标签,不惜将证券化的金融市场远远带到了为实体经济发挥引导、控制和协调等应有服务功能的反面。
    
    次贷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决非阴谋论者畅想的某个特定集团所能为,其实是贪婪、狂妄、无度综合症的自然进程的结果。在美国这样高度自由化的法治社会,如果法律没有明文限制,干什么都不违法。华尔街精英一旦无视道德底线,尽可游走法律边缘,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显然,华尔街曾经引以自豪的自律功能,是不可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生效的;因此光责备华尔街的“原罪”是没有用的,更不能怪罪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它们本来就是双面刃,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嘛。
    
    典守者白宫主人布什(白白拥有MBA学位,今年7月22日终于惊呼“华尔街醉倒了-- Wall Street got drunk”,为时已晚)固不能辞其咎,立法者(Lawmakers)尤其严重失职。华尔街果然贪婪、狂妄,但为什么任其无度,无法无天呢?美国国会可以斥资千万美元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穷追克林顿夫人投资盈利9千美元的来由,或是总统的不雅私生活细节;却对悠悠大事若此视若无睹、听之任之,无所制衡,是无知、无能、怠惰,还是中了什么障眼法?
    
    今天世界为美国受累和买单,合力度过难关,追求共赢之际,幸而可以换来一次历史性的大演练,从全球化视野一起检讨美国这个“霸主”权力制衡体制的失误,以及建立全球性制衡机制的对策。
    
    在这个很不完美的世界上,难免有人称霸。霸则霸矣,“善霸”可乎?(英文中的“霸权” --- hegemon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指某个人物、集团或国家拥有优势的支配地位或能力,并非专指某种性质、行为或政策,没有汉语中“霸道”或“恶霸”那样的贬义。)
    
    後冷战时期,出类拔萃的先进优势条件和强大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决定了美国当仁不让,义无反顾、风风火火,实至名归担当领导全球化进程善霸重任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荆棘路上,一部“真善美”的真正人类史犹未展开,恶霸绝迹的美景良辰不会在一夜间莫名其妙俄然到来。“万物之灵”摆脱“丛林法则”也难,一旦出现没有霸权的真空,少不了群恶争霸,为所欲为,天下大乱。如此乱局非仅生灵涂碳,在科技高度发达,杀人手段空前长进的今天,更可能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万劫不复的致命危机。尽吾人想象力所及,理想的过渡状态恐怕只能是:全球性善霸登临历史舞台,世界进入一种“单极力量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状态,有史以来群雄争霸(地区性或全球性)导致人类厮杀不止的局面趋于结束;善霸引领世人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挫败形形色色不甘没落的罪恶集团势力,最终化解消弭产生恶霸的社会根源,乃至排除霸业功能存在的必要。
    
    滚滚红尘终于进入善霸主导时代,霸主会不断犯错误,包括重大错误,但善霸不同于恶霸,应能和平理性地纠错,并从权力制衡的根本机制上纠错。
    
    金融危机将鞭策美国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过犹不及”的歧途觉醒,回归理性的优化的中庸之道,带动一系列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改革。这是美国的,也是全球范围的一场和平理性改革大动员;相信对于中国深化改革,特别有关推进落实权力制衡机制,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启示和促进作用。
    
    人类解决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化的文明程式。这场金融危机诱发了一种全球行动、“利己之心”与“利他之心”最大限度协调一致以求共赢(或共同少输)的模式,如果这种不同中求和(“和而不同”)的模式获得成功,进而发扬光大,可能极大地推进国际合作事业,开创联合国和有关国际机构有效运行的新纪元,岂非人类大家庭的莫大福祉?
    
    华夏爱国民族主义者们大可从多年来习惯于挑战大国霸权的思维方式中调整过来,加强同美国的真诚合作,积极协调相处关系,牢牢抓住这个举世共同总结重大历史经验的大好机遇。这决不是盲目追随美国的意志行事,而是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极高明利己之道中寻求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并利用国际因素对霸主的国际行为提供必要的制衡力量。
    
    中国可以成为善霸的君子之交,非排斥性的竞争者,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殊途同归,是为达成和平崛起天字号战略大目标的正当选择。美国终将不再孤独,一旦越来越多国家,包括象中国这样日益强大的第一人口大国,参与形成善霸连线,共谋终结霸业之时,地平线上遂有无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间天堂冉冉升起。
    
    
    2.催生国际金融安全保障体系
    
    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显示为严重的制度问题,金融体系的制度规则面临检讨、改革与重构。
    
    这次的金融风暴是投资银行、贷款银行和贷款人共同的贪婪造成。但所以能够成为巨灾,在于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
    
    首先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欠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到底价值几许,是券商和少数金融机构的老大们说了算。既然价格越高回报越高,他们于是以次充好,不惜指鹿为马,将死马说成活马,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所谓一流专家包括许多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竞相“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蒙懵懵推波助澜。更严重的是政府监管缺位,美国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了私人债券评级机构,政府没有一种具有制衡功能的现代性金融监管机制;而国际社会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因应状态,目前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等国际权威性金融机构根本不具备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的职能与能力。
    
    都是虚拟经济惹的祸,但不能否定虚拟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时代的实体经济离不开虚拟经济。如果没有虚拟经济的适当资本运作,现代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停滞,甚至夭折。资本运作具有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化解贫富不均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需要通过资本运作,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机会,获得资金和发展自我的机会。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还,美国依靠空前规模的资本运作,为新兴科技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投资金,并借助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支持高科技产业获得持续发展的资金,成全讯息革命异军突起,美国得以稳居世界“超级强国”地位;都清楚地证明了善用“虚拟经济”的重要性。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本来意义,必然会走上歧途,反过来干扰和危害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有很大的投机性。投机不等于坏事。投机行为在市场经济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可以活跃市场,有助于价格的表现,促进市场均衡化,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投资理论和实际操作中,没有任何证券市场不存在投机行为。可是作为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决不可能为投机而存在。如果投机行为在市场上占了主导地位,“泡沫经济”就如影随形而起,往往先是价格猛烈飙升,最终急剧泻落,甚至导致市场崩盘,对宏观经济危害极大。
    
    在整个金融体系里,评级机构扮演着金融市场“看门人”的角色,通过“评分”来反映相关资产投资的风险度,他们亮出的“3A”评级被视为安全投资的黄金标准。但是享有权威地位的美国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Fitch)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为虎作伥,干了大量诱人上当的丑事。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10月22日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指责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盲目跟随华尔街“发狂的暴徒”,未能发现“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线中的冰山”。三大评级机构则承认,为了保住市场份额,他们曾违背职业操守。《纽约时报》转述曾在标普担任按揭评级业务总经理的弗兰克. 瑞特的话说,公司犯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利益驱使了行为”。瑞特在2005年从标普离职,他说,其实早在2001年标普就拥有了一套更新且详尽的按揭贷款评审模式,却没有将其运用到随后的250万宗贷款案例中,因为“这种新模式不能为标普增加利润”。“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这是22日听证会上披露的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证词。
    
    《纽约时报》23日说,从美国房贷市场的崩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评级机构大大低估了市场资产的风险。2002到2007年间,他们将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别,直到今年春季,才开始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调低,7月份后又大范围调低几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美联社说,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了“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成为第一批会员。从此,就只有这三家机构在受保护的市场中蓬勃发展,后来侥幸加入的评估机构也被它们吸纳吞并,其他的信用评级机构则根本得不到证交委的批准。可以说,三大评级机构的特权是美国政府赋予的。一直以来,这三大评级机构凝聚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和美国的国家力量,因此其市场权力得到极度膨胀,甚至于几乎充当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然而,国际社会却缺乏一个机构来监督这些评级机构,它们错误的判断被原封不动地转嫁到投资者身上。德国《明镜》周刊形容说,美国评级机构仿佛是一个手持“魔针”的巫师,投资者唯其马首是瞻,这是冷战后美国的另一个强权工具。美各界近年来也曾不断呼吁对三大评级机构进行改革、加强监管、引进新的竞争者,但政府监管部门一直没有对其采取应有的措施。显然,三大评级机构严重的误导性犯罪,应当追究和清算;而且国际社会再也不能被容忍这种失败了的评级霸权体制,构建制衡功能的根本性改革势在必行。
    
    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显示了虚拟经济的体制性失控的严重后果。
    
    化解这场金融危机的难度之大,不仅在于次贷直接和间接损失之钜大,还在于美国人所崇尚的“举债度日”生活方式造成膨胀不已的天文数字债务,其不可持续性已经动摇了对于美元经济前途的信心。
    
    美国金融体系主导全球金融市场,美元事实上就是通行无阻的世界货币,是世界贸易结算基本单位,因此美国有责任维护其金融体系和美元的信用。
    
    支持美元长期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后盾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幸的是,美国经济的成长过度依赖消费者的超前挥霍,这种消费需要庞大得可怕的债务来融资,并且造成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严重侵蚀着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信用地位。今天美国未偿付国债总额已逾10.5万亿美元,接近GDP的70%,业已撑破了纽约曼哈顿显示十三位数字的“国债钟”。如今美国的储蓄率是负数,国债有近50%是由外国央行和投资者购买的。非仅政府发行的国债,美国债务的所有五大方面——国内债务、国际债务、金融债务、公司债务和家庭债务——都越来越大,漫无止境,持续地创下纪录,2007年总债务已经高达GDP的346% 。
    
    布什政府宣布,截至9月30日的2008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4550亿美元(“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尚未计算在内)。这是继2004年联邦财政赤字因减税和伊拉克战争高涨至4130亿美元后,再度创下的历史新高。预计美国下一财政年度的赤字会更大,很可能超过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进一步松动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美国救市计划以政府信用担保私人金融机构,然而谁来担保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美国早已利用金融霸主手中的“铸币权”,借助发行美元来转嫁、减轻自己的债务负担,其后果只能破坏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道德合法性,驱使美元贬值不止,从信用破产走向实质破产。如果美国不能扭转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必然促使国际社会弃用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单位,由欧元和酝酿中的亚元、或其他国际通货取而代之。目前,委内瑞拉、伊朗、北韩已经摒弃美元;只是这些国家外贸比例不大,尚不足以对美元地位构成威胁。
    
    从美国和全球经济利益出发,美国必须控制开销、加强储蓄、平衡收支,逐步降低债务,而不是相反。国际社会有责任和权利对美元的安全性提出要求和建立制衡手段。
    
    最近各国相继纾困救市,但这些都是救急治标,而非治本之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强力合作,着眼长远,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全面的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为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有力保障。其中关键性的一步,是在现有格局中,建立健全国际监管和协调体制,通过条约形式保障确具制衡功能的法律地位。其内容至少应包括:
    
    一是制订国际金融安全章程,界定各类可在国际通行的金融工具的应用条件、限制范围、信用评价标准,行业诚信规范和责任制度,市场执业者特别是决策主管的计酬、奖惩办法,设立早期预警制度等。
    
    二是建立拥有实际处分权限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跨境流动资本和全球匯率实行监管,维持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经营业者的经营风险常处于受控状态。
    
    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同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经营业者设立共同使用的数据库,包括交易信息、审计数据,实现信息共享。
    
    三是对美元提出信用保障要求。除非美国政策上配合,逐步实现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其他各国不可能继续无限支援美国赤字。
    
    世界八大工业国(G8)已定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11天全球峰会,拟定共同行动应对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并防范今后重演。出席的国家将包括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加拿大和美国,以及G8以外的重要经济体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南韩等。这次会议将是一系列有关峰会的开始。
    
    白宫关于这次会议的声明说,G8共同承诺改变世界金融部门的管制系统,“采行一套改革议程,来迎接21世纪的挑战”。但“不能指望峰会立即订出新的政策和规章。骨上添肉的大量任务,将在各国领导人研讨危机成因、因应对策以及改革原则框架之后,由各国财经专家组成专门的工作班子来完成。”
    
    英国首相布朗以“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II)形容这场高峰会。他表示,这场高峰会需要当年成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眼光。(1944年7月1至20日,45国在美国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由此诞生管理战后货币和金融至今的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世银。1971年,通胀迫使美国宣布取消美元钉住黄金的汇率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开始了浮动汇率时代,可视为摒弃国际监管的转折点。)
    
    布朗表示,现代世界需求一套国际经济早期预警制度,以及加强监督跨国公司。他希望有一个督导小组来监控全球30个最大的金融机构:“现在的市场已经是全球金融市场,但我们只有各国和区域性的管制和监督。IMF必须重建来适应现代世界。”
    
    法国总统萨科齐指出这项高峰会的宗旨,表示欧盟27国都支持“根本改造”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当前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以利走向“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我们不希望未来又出现同样这些原因造成同样这些结果,我们要学到教训”。
    
    10月24日,中国在北京主办45个国家参加的亚欧峰会。这次峰会原本不是为金融海啸准备的,但现在聚焦于研讨金融危机对策。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北京宣布各方已就在“10+3”(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框架下建立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库达成共识,其中80%的基金将来自中日韩三国。
    
    中国虽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今天的经济强势如此出众,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幅度已超过美国,外汇储备稳居世界之首,并且承担了巨量美国债务,在国际事务决策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势必担负起保证全球稳定的应尽责任。
    
    正如欧洲联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说:“拥有强大金融实力的中国在重塑金融体系过程中不可或缺”。中国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积极努力,当以调整和完善国际金融游戏规则为己任。中国的金融体系从从后进的学习者,有机会成为新秩序建立的主导者,将给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带来全新的空间和话语权,以利把握全球经济循正道开创新荣景,发挥世界主要经济体应有的中流砥柱作用。
    
    
    3.金融危机帮助美国和世界重现实物经济“黄金时代”
    
    人类社会进步,仰仗科技创新。
    
    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发展进步状况,可从许多方面,诸如政治体制、教育程度、生产(经营)总值、人均收入、环境保护、治安质量……等等进行评估;但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持,没有科技创新成就为实证,一切丰功伟绩,总是绣花枕头,表面文章。好比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便幸免於“至恶”或“至善”型浩劫,充其量只能依靠外在机遇,搬运发达国家现成发明创造成果,纵极一时之盛,也改变不了东施效颦、忝附骥尾,以至假、大、空,虚矫伪冒脾性,格格不入,无缘跻身先进人类创新俱乐部。
    
    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强的根本原因在于旺盛的创造力。就科技领域而论,纵观20世纪三次重大科技革新,都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 —— 三十年代以物理学为核心的科学革命;50年代半导体技术的突破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等,带动核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电子计算工业、生物工程等新兴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始于七、八十年代,至世纪末大见成效的信息技术革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主流。
    
    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还,最先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产业结构大变,进入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以金融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不断上升的“后工业化社会”。现在美国GDP中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已呈七三开之势。特别是金融业,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投入最大、集中了最多精英,已成为居于全球制高点的产业。美国金融业产值占GDP的份额早在1990年就超过了制造业,目前占到近四分之一;金融业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份额最高曾达40%。
    
    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产生的经济效益只能算是分享了物质生产者所创造的财富价值。马克思早就评论过,由于信用体系和生产完全分离,和对工人的剥削完全分离,和利润——通过销售商品给顾客——的实现完全分离,其复杂性导致资本主义者产生这样的幻觉“资本生出钱就像一棵梨树长出梨子一样”。
    
    随着金融业信用市场不断膨胀及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市场中的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并与实体经济越来越疏远。
    
    虚拟经济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缺乏相应的管制措施,就会逐渐演变成无根之草般的投机经济和泡沫经济。
    
    运用虚拟经济“钱滚钱”快速发致富的生财之道显然越来越富于诱惑性。当证券市场不断创出天价,人人都可能在投机中迅速致富,普通人以为百万家财唾手可得,哈佛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大公司执行长(CEO)非进益千万和亿美元不足为荣耀之际,美国智商一流的聪明才俊趋之若鹜,纷纷投身金融业,以攀附华尔街为殊荣。美国一直引为骄傲的理工科技学科就此相形见拙、黯然失色,逐渐流变为二、三流选项。非但如此,世纪之交,新经济股市狂飙,无数心智健全之士,沉湎当日交易(Day Trading)、散户博弈,美国社会几乎陷于全民炒股之境。
    
    就社会整体而言,一些人赢,一些人输。钱本身不会变多或变少,它只不过是简单地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人手里。准确点说,投机炒股不仅是向庄家倾斜的零和,还制造“虚拟经济”泡沫,虚耗大量社会资源,是热力学上有损无益的“熵增”现象。可是一旦真迷恋上了无以自拔,就万事无心,寝食不安,什么都干不了了,牛顿怕也发明不成 三大定律啦。如果闹到全民炒股,长此以往,这样的社会不垮也没出息了,几十年来此起彼落的“美国衰落论”预言真要灵验了。
    
    科学家、发明家,本应享受最高级的尊崇和物质报酬,但荒谬的现实恰恰颠倒了过来。玩“钱滚钱”游戏的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绯闻艳照八卦充斥的娱乐圈“天王”辈出,收入天文数字;埋头苦干的科技实干家则越来越沦为没有出息的傻瓜了。
    
    经过本次危机,华尔街唯有浴火重生,改弦更张,非理性的“钱滚钱”风光不再。世界经济将会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国民收入会减少,金融及服务业的规模将大幅缩减,但一个世界金融新秩序将由此诞生。美国和发达国家将会重新考虑国家发展战略,增加产业结构中的实业成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例应当回归到合理的水平,重新靠科技和创新来发展经济,而不是金融产品。
    
    美国幸运的是,泡沫型财富效应的腐蚀作用尚未根本伤害科技创新机制。所以说,这场危机晚来不如早来,小来不如大来。金融风暴将引发资本重置,国民信贷消费规模受到合理制约,GDP会下滑(萎缩或衰退);但可期美国资本将牢牢占据科技制高点,在新起点上恢复发展传统产业,致力开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运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新能源等先进科技推动下一轮全球性技术革命。理工科将重拾昔日的荣光,生产率(Productivity)会有更好表现,股本回报率(Return On Equity,ROE)得以强势提升。
    
    与欧盟、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不同,美国的人口组成没有朝着严重的老龄化发展;美国新的移民政策,将加快吸收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人力资源),形成新的智力资本增值(无偿流入),更是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有利条件。
    
    据法新社10月6日报道,微软前执行长比尔·盖茨在接受CNN采访时,谈论了美国国会上周五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他说,由次级贷款引发的这场危机需要“某种形式的纠正”,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公司的投资意愿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瓦解”,“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些下滑,但是一点儿也不像出现了大的衰退或者萧条”。他认为,“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未来,将取决于世界各地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应变能力和创新精神。”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不再那么超强的大国”的文章,指出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是“负债”,这些债务透支了未来的资源,却没有为将来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但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可以帮助美国矫正经济,美国经济“正在朝着一个监管更加完善、仍旧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时代前进”,且可以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
    
    那么,美国人今天所承受的痛苦将变成灿烂辉煌的收获。
    
    美国闯下大祸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可能引导国际金融服务业回归融通资金,支持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本来意义;极大地有利于中国和整个世界促进科技创新,遵循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大方向,强化堪以支持人类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
    
    对中国来说,凭藉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拿来主义”蜜月期已近尾声,一个低成本时代的结束并不自动意味着实现了结构调整或产业升级,相反,迎接全球化分工变局的本土战略时期才刚开始。中国必须超越“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代之以自主创新能力优势,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中获得相当高的增长,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进步,自立于进步人类之林。
    
    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爵士在他的《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一书(1998年版)最後一章探讨世界未来之始,引用了孔子的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英文本上是这 样说的,The Master said:“Riches and rank are what every man craves; yet if the only way to obtain them goes against his principle, he should desist from such a pursuit”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4.5。温故知新。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箴言常青也。
    
    
    待续:金融危机前瞻(三)---关于在美国投资的若干选项
    
    
    200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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